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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伤痕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文坛。
它以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和冲突为主题，通过对人物命运的深刻剖析，表达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对人性的反思。
作为一名读者，我在阅读伤痕文学的过程中，深感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魅力，以下是我对伤痕文学的一些心得体会和感悟。
一、伤痕文学的现实意义伤痕文学的产生，源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矛盾的激化。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人们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伤痛，伤痕文学正是对这些苦难和伤痛的反映。
它不仅记录了那个时代的真实面貌，也揭示了社会矛盾的根源，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1. 反映社会现实。
伤痕文学通过对人物命运的刻画，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状况，揭示了社会矛盾和问题。
这种反映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使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
2. 批判社会现象。
伤痕文学通过对社会现象的揭示和批判，促使人们反思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进步。
它以真实、生动的故事情节，让读者在感动和震撼中认识到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从而引起人们对社会现象的关注和思考。
3. 塑造人物形象。
伤痕文学中的人物形象丰富多彩，既有正面的英雄形象，也有负面的丑恶形象。
这些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社会特征，反映了社会各个阶层的精神风貌。
通过这些人物形象，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社会现实。
二、伤痕文学的艺术价值伤痕文学在艺术上具有很高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情感真挚。
伤痕文学以真挚的情感为纽带，将读者带入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让读者在感动中体会生活的酸甜苦辣。
这种真挚的情感，使伤痕文学具有很高的艺术感染力。
2. 结构紧凑。
伤痕文学的结构紧凑，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作者巧妙地运用各种手法，使故事情节更加生动有趣，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3. 语言优美。
伤痕文学的语言优美，富有诗意。
作者在描写人物、景物、情感等方面，运用丰富的词汇和修辞手法，使作品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4. 思想深刻。
汪曾祺受戒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不同【实用版3篇】目录（篇1）一、汪曾祺的《受戒》1.背景介绍：《受戒》是汪曾祺的一部小说，创作于1980年。
2.故事梗概：讲述了一个小和尚明海与农家女小英之间纯真的爱情故事。
3.主题分析：小说以明海与小英的爱情为主线，揭示了人性中的美好与善良。
4.对比与参照：与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相比，《受戒》展现了一种不同的文学风格。
二、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1.背景介绍：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个重要阶段。
2.故事梗概：伤痕文学主要关注社会创伤和个人痛苦，反思文学则强调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入反思。
3.主题分析：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主题多样，包括人性、道德、社会问题等。
4.对比与参照：与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相比，《受戒》展现了一种独特的审美观和人生态度。
正文（篇1）汪曾祺的《受戒》是一部独特的作品，展现了一种不同于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文学风格。
小说以明海与小英的爱情为主线，通过明海这个角色，汪曾祺揭示了人性中的美好与善良。
在小说中，明海是一个善良、纯真、有担当的小和尚，他与小英之间的爱情故事不仅没有世俗的欲望和功利，反而展现了一种超脱世俗的纯真爱情。
这种爱情没有受到任何外界的干扰和压力，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美好情感。
相比之下，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更加关注社会创伤和个人痛苦，强调人性的丑恶和道德的沦丧。
在这些作品中，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主要焦点，人性的美好被贬低或忽略。
而汪曾祺的作品则更注重人性的美好和善良，他通过描绘人性中的真善美来展现一种超脱世俗的审美观和人生态度。
虽然《受戒》与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在主题和风格上有所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没有联系。
事实上，这三者都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反映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和变迁。
目录（篇2）一、汪曾祺《受戒》1.背景介绍：《受戒》是汪曾祺的一部小说，通过描述小和尚明海与农家女小英子之间的感情故事，展现了乡村生活的美好。
《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教后感小说《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写于“文革”之后的1982年，讲述的是主人公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两个普通人的爱情悲剧，属于“伤痕文学”。
按照单元目标要求，笔者把小说的人物与环境要素进行糅合，避开简单意义上的“文革”这一特殊的环境影响人物及人物对环境具有一定的反作用，深入探究人物、人性的变化，对文本的问题探究向纵深处挖掘，体现出教学者对文本的研读分析及感悟。
一、坚贞爱情之挽歌小说叙述了团结大楼中一对高妻矮夫的悲剧，自始至终我们看到的是这对夫妇的坚贞爱情：“他俩还总在一起，形影不离”，“尤其是下雨天气，他俩出门，总是那高女人打伞”。
面对别人的嘲笑挖苦，他俩闻如未闻，从不发火，也不搭理；“文革”中挨批斗，妻子没有离开丈夫并一直等他回来；妻子生病了，丈夫认真照顾她；妻子死后，丈夫没有续弦，还保持着原来打伞的习惯。
特别是对两个细节的描述，更是让人既难以忘却又十分感动。
一是丈夫平反回来，夫妻俩的反常举动：“两人相互看一会儿，一个跑进屋半天没出来，一个蹲在地上拾起斧头劈木材，直把两大筐木块劈成细木条。
”二是高女人生病后丈夫用麻绳帮她抬脚康复锻炼。
所有这些情节，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他们的爱情绝非简单的“朝朝暮暮”，而是“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是心心相印的理解、默默的坚守与扶持。
文中的那把伞是他们夫妻坚贞爱情的见证，伞下的温情弥补了两人身高的不和谐。
这对外表上极不协调，而感情上却极为和谐。
他们爱得真挚，爱得坚贞，爱得执著，真诚的爱情平衡了两人的身高差距，坎坷的命运升华了他们的精神和人格。
而他们在“文革”前对众人的评价是宽容，在“文革”时面对众人的赤裸裸的质疑，他们无力改变，只有选择沉默应对。
贫贱夫妻百事哀，为什么天不遂人愿，让这对夫妻遭遇如此的命运坎坷？我们不得不回到“文革”的时代背景。
“团结大楼”中的人物之所以会有那样的表现，因为他们处在一个荒唐的岁月，一个变异的年代。
“团结大楼”取名本身就极具讽刺意义，它是当时社会的缩影。
狂欢年代的“荒山之恋”——王安忆小说“三恋”的叙述经验文章来源：文章作者：程光炜发布时间：2008-01-13 字体：[大中小]一谈论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作家高潮迭起的“文学探索”,王安忆和她的三个中篇《荒山之恋》(1980年3月一稿, 1986年4月二稿)、《小城之恋》(1986年5月)和《锦绣谷之恋》(1986年9月)是不应藐视的重要案例。
单就对小说艺术的理解和表现能力而言,王安忆的叙述过程虽然稍为冗长、絮叨和缠绕,令人发急,然与同时期莫言、贾平凹、余华等诸公相比却大有巾帼不让须眉、每每有一比高低的气势与底气。
自80年代初发表“雯雯系列”小说登上文坛,到2005年长篇小说《遍地枭雄》戛然落地, 20余年间突变无常且摧枯拉朽的文坛台风,始终未能把王安忆这棵“常青树”扳倒。
她的小说与生命纠结勾连,与社会情势巧成犄角,曲折婉转,枝叶纷繁,又气象沉浮,自有其动人心曲之处。
而在80年代,她对生命欲望、两性身体和社会转型的经验书写,尤其是研究者观察性与社会时的奇佳例证。
本文欲以“三恋”为题,讨论性与80年代文学恩恩怨怨的有趣关系。
在文学狂欢的那个年代,此作不满“伤痕”、“反思”小说过于功利的社会政治企图,显然也想与有颇重“遗老”气的“寻根”诸家拉开距离(尽管她也奉献过《小鲍庄》、《大刘庄》两篇同类作品)。
①王安忆表现“性”题材的努力,当时并不为人们看好,反招来某些严厉批评,但批评的结果,反而映衬彰显出小说内容的曲折和复杂性,颇值得留意。
《荒山之恋》叙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江苏北部某座小城②四个男女之间的爱恋故事。
一个敏感、体弱和拉大提琴的男人为两个女人(原女知青和金谷巷的女儿)所爱,又被狂热地争夺,通过第一个女人,“他”得到了家庭,而第二个女人则使他终于爱情猛醒。
这种大胆、热烈的婚外情,自然不为小城闭塞传统的道德习俗所容,两人郊外殉死结局的恸天惊地,着实令人扼腕。
《小城之恋》则与前者唱了反调,由“爱”退回到“无爱”的愚昧状态。
痛苦的理想主义者《爱是不能忘记的》是当代女作家张洁的代表作之一，整篇小说以姗姗的爱情为引导，其母亲的感情为主导，充斥着温暖的母女情和伤感的爱情。
小说中讲述了身为作家的母亲钟雨与一名老干部之间的爱情。
小说也通过母亲之笔谈了谈姗姗自己的爱情观。
其中“痛苦的理想主义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记得第一次读《爱是不能忘记的》是在高一，那时候被这篇文章感动的一塌糊涂，对于一个没有一点感情经历的女孩儿来讲很是奇怪，而那时对爱情总是充满了美好的幻想。
一方面为里面的爱情感到可惜，另一方面很认同里面姗姗及她母亲钟雨对爱情的态度，爱情要经得起等待，那个和你相互欣赏和吸引的人早晚都会出现，你不能因为其它种种与之错过，否则生活对你而言简直就如一潭死水。
我想女孩儿思想大多是早熟的吧。
而那个时候的纯真是不参一点杂质的。
所以当读到姗姗和乔林之间的对话时，当时只是觉得乔林傻，不善于表达自己的爱，而读到钟雨的爱情，深深的被打动了，契科夫的作品选谜底的揭晓，日记本中记录的点滴，似乎他们每次的见面都能让我心跳加快。
一、想突破而有不能突破的爱情，各自活在想象中虽说是两个不在年轻的人，而那情感却像是在初恋，那么热烈而内敛。
为了见彼此一面，那样急切而又秘密的心理，被张洁刻画的细致入微，而钟雨和那个不知名的老干部之间的爱情也仿佛就像一场梦，他们两个人都在做着的梦，活在各自的期望里。
两人见面都是自己在营造一种氛围，一种充满着忐忑和甜蜜的相遇，而若是真正的遇到了，则显得有些别扭了，共同在一个机关里上班却常常躲着。
也许两人的爱情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折磨中愈加的深刻。
在佛语中有八苦，其中第六苦为求不得苦“佛说，人的欲望不能与欲望的对象聚合为一体，欲望就像拉长的橡皮筋找不到挂靠的地方就会弹回来打中自己，痛苦。
追求着，痛苦着，同时也在失去着。
”而他俩不就是对方的求不得么，他们是各自的欲望，却由于现实种种而求不得，生活在这种痛苦中而又追逐着这种痛苦，享受着这种痛苦。
一放在文学史上看，我以为《小团圆》至少有三层意义。
一是确立了张爱玲的晚期风格。
以前张爱玲研究，通常只看到她上海时期《传奇》的典型张氏风格和到香港后获得美新处资助写作《秧歌》、《赤地之恋》的文风转变——由流动华丽转向平淡含蓄，从都市情欲到乡村苦难。
到美国以后张爱玲英文创作并不顺心（英文小说The Fall of Pagoda，The Book of Change一直找不到出版社，《金锁记》双语改写多次，影响仍不如上海初版）。
电影《色，戒》使这个晚年的短篇重新引起关注，加上涉及同性恋的中篇小说《同学少年都不贱》以及更重要的《小团圆》，张爱玲的晚年风格及其与早期传奇的比较，便成为很有文学和学术意义的话题。
还是一贯的琐碎细节，但文字华丽有了节制，瘦劲枯涩，人文俱老。
五十多岁的女人回忆二十多岁的初恋及床戏，“物化苍凉”的意象仍是她的招牌。
还是有局限的第三人称，常常省略主语，故意混淆叙述者的视角和人物的观点，叙述方法则从顺时序变为意识流。
最重要的是故事，由“爱情战争”到乡村悲剧再到纯粹个人往事，这种转化轨迹，也是我想说的第二层意义：《小团圆》为中国文学的自传体小说增加了新的一章。
仅在现代文学的时段里，自传体文学至少有三类。
一是极端主张“一切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体”的郁达夫。
郁达夫有意在《沉沦》、《茑萝行》等作品中坦露自己，又在《日记九种》或《我的自传》中从事无意识的创作。
他的自叙体既是私人心理的忏悔，同时又具有社会时代意义——“公”、“私”两者孰更重要，郁达夫自己以及五四文学读者群的看法，不仅有犹疑，也有改变。
在初版的《〈沉沦〉自序》里，郁达夫说《沉沦》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hondria）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可是到1932年的《忏余独白》，在民族危机上升、文坛潮流也渐趋左倾的背景下，他又评论《沉沦》是“眼看到的故国的陆沉，身受到的异乡的屈辱”，使他失望之极，于是，他“象初丧了夫主的少妇一般，发出了毫无气力，毫无勇毅，哀哀切切的悲鸣”。
曾经沧海难为水——论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两个人没有牵过手，他们这一辈子接触过的时间累计起来计算，也不会超过甘四小时，唯一的物质上的交换就是他给她送过一套的契诃夫的书。
这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散步”，还是“默默地走着，彼此离得很远。
”这两个人，谁能想到是在恋爱呢？一个嫁错了男人的寡妇和一个跟自己的妻子只有道义上的责任的男人之间的精神恋爱。
无疑这样的恋爱是痛苦的，只有死后才能相会。
“倘若真有所谓天国，……我就要到那里去和你相会，我们将永远在一起，再也不会分离。
”这“镂骨铭心”的爱简直就是一种“疾痛”。
所以张洁将它视为一场“大悲剧”。
明知道两个人是不能在一起的，却还在在心里默默地爱着对方，“曾经相约：让我们互相忘记。
”却“同样没有忘记”。
他死了，“似乎灵性里的一部分也随他而去了”。
一套契诃夫的文集成了她命根，谁都不让碰，“爱那套书爱得简直象得了魔症一般”，而那本《爱，是不能忘记的》笔记本就成了她对他倾诉的唯一渠道。
，那“是一颗灼人的、充满了爱情和痛苦的心，那颗心怎样在这爱情和痛苦里挣扎、熬煎。
”这是一个多么凄美的爱情故事。
哀伤，隐忍，抑郁却又有一股淡淡的清新的味道。
很古典，很美丽。
张洁用一种感性的语言叙述了这样一个爱情故事，留给人们的是心里的忧伤，还有一串的反思。
我认为，故事的悲剧性在于两个人的爱情没有办法的到社会的认可。
而他们也没有办法超越这种认可而在一起。
这种认可的依据则是张洁所说的“法律和道义”。
“法律和道义”，这似乎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词组，作为一个人理所应当所遵循的准则，但对于一对无爱的夫妻来说，那却是一个天大的网，将人们紧紧地困在其中，要想逃脱，势必要受到伤害。
当然，还有可能就是网破，但这个希望几乎是渺茫的。
法律规定了人的忠诚，所以一对无爱的夫妻也总是默默忍受无爱的婚姻，然后装做很恩爱的样子，扮演着模范夫妻的角色。
但是法律能规定行为上的不出轨，却不能约束精神上的出轨。
于是他们俩义无反顾地相爱了。
尊重个人，给个人以尊严、自由，也即是一次人性解放的运动。
人道主义思想形成的第二次高峰是在十七、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时期。
以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为杰出代表，一些先驱者提出下列主张，卢梭的“天赋人权”学说，狄德罗等人主张人生而平等，拥有尊严、享有自由的权利等。
至此，人道主义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尊严、民主”等的核心理念已明确提出。
这两次较大的人道主义思想繁盛过后，十九世纪在西方传播，二十世纪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人道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是在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对中国的文学与社会等各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应注意的一点是我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传统的人道主义思想，例如《社会问题辞典》认为：“以人格平等，人类继往开来为前提，增高人类全体的幸福，维持确实的和平，弃去个人的自我与欲望，并且脱离既成宗教的教权及其他一切束缚因袭等。
以平等的眼光看一切人们之意，即人道主义。
”①这种对人道主义的理解以近代思想为出发点，与西方的人道主义的内涵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
“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人道主义思想在中国涌起并经历曲折发展的序幕。
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等“五四” 运动时期的悍将，毅然决然的举起人道主义大旗，积极传播西方的人道主义，倡导人的平等、自由、个性的解放。
在文学领域，1918年1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杂志五卷六号上发表了《人的文学》一文，他在文章中开门见山的指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
”他认为当务之急，是把西方的人道主义引进来，在中国辟人荒，重新发现人，新文学从创作态度到作品内容，都要贯彻人道主义精神。
“人的文学”这一命题的提出，将“人道主义”这种现代性观念与“文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中国的人道主义文学思想由此诞生。
②从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乃至50年代人道主义思想得以不断地发展，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社团组织的成立，鲁迅、巴金等作家的实践创作都促进了人道主义思想向纵深发展。
我在哪儿错过了你？张辛欣又是一个星期六的傍晚。
电车依然沿着熟悉、热闹的大街一站站驶过。
她照旧忙活着卖票、检票，照旧在乘客中挤来挤去。
如果不是时时能听到她在用售票员那几乎没有区别的、职业化的腔调掩去女性圆润悦耳的声音吆喝着报站，光凭她穿着那件没有腰身的驼绒领蓝布短大衣，准会被淹没在一片灰蓝色的人堆里，很难分辨。
她在车门旁跳上跳下，蹬一双高腰猪皮靴，靴面上溅满了泥浆。
她不客气地紧催着上下车的人，或者干脆动手去推。
当她无意中犯着一些男孩子，他们照例立刻嚷嚷：“嗬，这主儿，够鲁的！”“哎哟！姑奶奶，挤着我后腰啦！……”象被踩着尾巴的小狗，有些男孩子很难错过表现神经敏感的机会。
等话出口，他们才发现：是她！不饶人着呢！惹急了会有不下流却十分尖刻的话甩出来，比那些什么话都骂得出口的小妞儿还难对付！然而，这回她倒象一律没听见似的，走到一边去了……“？！……”没工夫琢磨她！谁也不会注意到，忙碌中短暂的歇息，她在向车窗外默默眺望……什么都跟往常一样，只多了一场一边细细扬撒、一边悄悄融化的雪。
但在她的眼睛里，仿佛一切都有些异样……。
“别蹭着！放这儿！”上来个熟人。
当工人的黄云叫丈夫把几条大个的冰冻黄鱼甩在售票台上，四周立刻飘起新鲜的海腥气。
“哟！你还在这儿？！……”“是你写了个话剧吧？那回我在西单菜市场旁边的墙上瞧见海报啦。
我们厂好些青年看了，还跟我打听你呢！叫什么名儿来着？……喂，你自个儿的事究竟怎么样了？挑多了眼晕！李克太老实了点儿？行啦！上北大、师范？学四年？够熬的！……明儿又不得闲，请客！我们那房又接出了一片，修建队的几个朋友给弄的……办这些事儿我也不灵，全指着他！……哟！！”黄云突然吓着了似的，戛然而止。
她立刻收回神，惊异地望着黄云。
“丢什么啦？你！老是呆呆的，简直变了个人儿！”“我留神着站呢。
”她淡淡一笑，心里却不由地希望。
“住会儿嘴吧！我求你！”她，眼睛交替注视着车内的乘客和车外的动静，手里仍旧不时忙着，耳朵边一刻不停地响着黄云又快又脆的声音；她的心，却沿着另一条不为人所知的小路，不可解脱地、固执地寻找着什么……你如今在哪儿呢？即便我把心里一切真实的念头都告诉你，也晚了！……我给我心中另一个世界的人们安排相遇的机缘，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自己却很难找到。
试论伤痕文学中的爱情‚文革‛如一场梦魇，醒来之后依然无法抹去记忆中的伤痛，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末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曾那样地震憾过中国乃至世界，无数热血青年卷进了这场本身就交织着正确与错误，庄严与荒谬，美好与丑恶的运动中，并在肉体和心灵上亲历了人情冷暖，亲历了严酷与温馨交混，希望与绝望相杂。
生与死擦肩而过，笑与泪顺颊而溢。
‚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这一场许多中国人无法回避的事件，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
作为一个时代的‚证言‛，‚伤痕文学‛无疑真实记录了那一时代的血泪。
随着时代的反思，也许文学将进一步升华。
‚文革‛题材在很大程度上给了作家挖掘人性、内心的空间。
一个时代的代价不可能是单维度的，它在一个方面使我们失去了许多，也许会在另外的地方给我们补偿。
这些作品均以反映特定历史阶段源于政治谬误导致的个人的不幸遭遇、以及表现个人内心的情感创伤为主要内容,表现荒谬的‚文革‛政治对国民精神的愚弄、理性被放逐的现实,表现个人的追求、理想被极端的政治所吞噬,表现最基本的人伦情感——爱情、亲情被荒谬的政治扭曲的痛苦的情绪记忆。
这样的作品,显然与之前的当代文学写作在主题、内容、人物形象上有了明显的不同。
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文学创作中人道主义思想的表现,理性的复苏,使伤痕文学有了不同于建国后文学的新的特质。
伤痕文学中的爱情是一中悲剧而凄美的爱情，它能够反映现实生活的某些方面。
‚文革‛造就了一个悲情的时代，一段段悲剧式的爱情，他们承载的是幸福的苦水，是历史的灾难，同样也是无人能够企及的真情故事。
下面就结合具体文本，就‚伤痕文学‛中的爱情的几种特点做出初步描述:(一)缺失的人性在‚文革‛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对人性的扭曲理解变本加厉。
在阶级斗争纲领君临一切的思想意识里，在公开的话语环境里，人性成了作家们最忌讳的话题，失落于优美的文学家园。
人性淡出了政治话语环境，成为文学创作中的‚雷区‛，受到教条主义化的待遇，当时几乎所有的‚文革文学‛作品都不再正面描写人性。
直接表现‚文革‛中的人性的作品，存在严重‚缺席‛状况。
如一度风靡全国、独领风骚近十年的革命样板戏，几乎都没有涉及真实人性的内容。
人们谈‚人性‛色变，视人性为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及，惹火烧身，而没有认识到人性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题中应有之意。
人性完全处于被践踏遭毁灭的境地，成为禁语，陷入‚文革‛的空前灾难中。
既然人性等被扭曲成为可怕的妖魔鬼怪，不能得到健康发展，那么，也就只剩下‚阶级性‛的生存发展空间了。
漠视人性，压抑人性，唯政治是从也就是合情合理的了。
特别是‚四人帮‛制定的‚三突出原则‛创作模式成为当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重要原则后，人性更是被完全从文学题材中排斥出去，被湮没于阶级话语情境中，遭遇坎坷。
一切禁忌似乎要把人人变成不食人间烟火、六亲不认、没有七情六欲的圣人仙人，抑或同时睁着孙悟空似的火眼金睛，把一切隐藏的人性揪出批斗，类同万恶不赦的特务、‚封资修‛等阶级敌人。
即使是亲生爹妈，也要大义灭亲，而要服从于‚阶级爹妈‛。
在《爬满青藤的木屋》中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本文亦属于伤痕文学那个大时代背景，通过多平民百姓的‚文革‛中生活遭际的描述，深刻地揭露了‚文革‛对普通百姓的毒害及对知识分子肉体的折磨和摧残。
小说主人公‚盘青青‛，‚她在山里长大，招郎成亲，连林场部这样远的地方也只来过一次‛，这样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在李幸福来到绿毛坑前，她只知道，相夫教子，操持家务，对现实生活感到满足，但当李幸福来后，在接受了外来知识及新事物的熏陶后，她开始慢慢地转变了。
无论是精神上，还是感情上，经过一翻斗争，她决定反抗，要李幸福帮她买收音机，买圆镜等。
在最后她的丈夫怀疑她，背弃她后，她才决定要与李幸福一起。
她对新生活充满新奇，但又恐惧外来事物，反而用阿Q精神来安慰自己，正是造成了她悲剧人生的原因，但最终她又能反抗她所惧怕的一切，这有点是值得庆幸的。
而李幸福这个被文化大革命毒害的知识青年，在处到绿毛坑时，就用自己的影响带动了盘青青及她的两个孩子的变化，让绿毛坑充满了生机。
但当王木通出面制止后，他又变的怯懦了，大气也不敢出一声，他这正是典型的吃软怕硬的知识分子形象，也表现出了他的一种无奈。
而他到场部提意见被否定，则更深一层地揭示了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来说不仅是肉体上的折磨，更是精神上的摧残。
而王木通，盘青青的丈夫，一个目不识丁的粗人，对于李幸福所提出的放火意见，也因自己的私心而不予采纳，无理地反对一切正确的意见，在发现自己的妻子、孩子在改变时，只想粗暴地压制下来。
主观地认定他们是他的，是会用武力解决问题，让好不容易活跃起来的绿毛坑又回归里寂静。
后来又愚笨的想用血书来表达自己要求入党的意志，这是一种野蛮、粗俗的做法，但在那时却被认为是真心。
最后，死到临头，丢弃了盘青青，编造谎言，取得领导信任，到一个新的地方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亦是一个讽刺。
情感取向、价值判断标准也似乎合情合理。
(二)愚昧、任性、自私、冷酷、势利、盲从、迷失、缺乏自我认识和判断的人性‚文革‛中的人性是自私、冷酷、恶劣、势利，血缘亲情的分量是微不足道的！‚文革‛是罪恶的，给党和国家、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个人生活、给社会发展等各方面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但是，把一切问题一切苦难都归咎于‚文革‛是不全面的，是推卸责任，掩盖个体生命的自我人性缺陷，有一刀切、大而化之之嫌，应客观地历史地来看。
如果人们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认识，认识到人的尊严，有着优美健康健全独立的人性，或许，‚文革‛不会持续那么久，灾难不会那么严重。
作为‚文革‛大时代背景下弱小的生命个体，普通个人固然无法扭转和决定时代发展方向。
但毕竟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可以在其中作出自己的选择，不应该随波逐流如浮萍。
‚文革‛是一个政治灾难，然而，残缺不健全的人性又使得人们有意无意地参与了这场政治灾难，给这场灾难推波助澜。
与其说是‚文革‛给她留下‚心上的伤痕‛，还不如说是良心的谴责在折磨她。
这正反映了‚文革‛中人性真实的一面：愚昧、任性、自私、冷酷、恶劣、势利、盲从、缺乏自我认识和判断。
礼平的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带有无可否认的宗教反思色彩，不过，从‚伤痕文学‛角度去读解也有一定合理性：李淮平、南珊、楚轩吾、李参谋长等人物无一不带着‚文革‛年代烙下的累累伤痕，这种伤痕是如此深重以致他们的生活都长久地笼罩在其阴影中。
几乎像保尔•柯察金与冬妮娅那样一见钟情，却又还没来得及互吐衷肠的李淮平和南珊，很快被卷入‚文革‛的抄家风潮中，彼此成为敌人，从此恋情被恨海阻隔和消溶，直到十五年后才有机会第一次握手并明白表达‚爱情‛，但由于饱经伤痛的南珊已经被浓厚的宗教情怀所制约，这第一次就不可挽回地演变成为最后一次了。
此时，小说所表达的人生主导价值观就不在于现在感知和未来想象，而在于对过去的回忆。
南珊这样冷峻地开导热切地表白爱情的李淮平：‚淮平，鲜花失去了，果实比它更好，爱情凋谢了，怀念却更鼓舞人。
你说呢？‛正像南珊希望李淮平生活在‚怀念‛中那样，小说把人生价值取向投寄到过去。
由于如此，小说中最动人的景观不是代表现在和未来的壮丽的日出和朝霞，而是与辉煌的过去相连的沉落的夕阳和晚霞：‚我们一言不发地注视着那火红的光轮在下沉，下沉，沉向波涛汹涌的云海之中"我从来没有见过落日像今天这样巨大，浑圆，清晰。
它平稳地，缓慢地，然而却是雷霆万钧地在西方碧青色的天边旋转着，把它伟大的身躯懒洋洋地躺倒下去，沉向宇宙的另一边，这光轮在进入云涛之前，骄傲地放射出它的全部光辉，把整个天空映得光彩夺目，使云海与岱顶全都被镀上了一层金色。
‛落日形象在这里成功地成为回忆的象喻。
相当一部分‚伤痕小说‛，特别是以知青为主题的‚伤痕小说‛都反映了‚文革‛中的这类人性。
他们或是控诉，或是反省自身在狂热理念的煽动下，看不到他人生命价值，践踏他人的生命和尊严。
竹林《生活的路》，更注意到了女主人公谭娟娟个人纤弱虽性格的人性因素，深刻地揭示了谭娟娟从单纯到复杂以致最后不能自拔的整个演变过程。
另外，老鬼的《血色黄昏》也深入到人性深处。
至于苏童在其‚香椿树街系列‛小说中所塑造的‚香椿树街少年‛系列，更是邪恶人性的展现，几乎看不到人性的一点亮色。
(三)迷茫黯淡的人性‚文革‛中这类人性的表现，主要是反映在王晓华的妈妈身上。
这是‚文革‛中最典型的例子。
由于时代局限性，也由于认识不到个体生命的价值，虽然‚革命多年‛，当冤屈来临时，也不敢捍卫自己做人的权利，不敢与人沟通，因此有冤无处伸，也不敢伸，只得小心翼翼做人。
甚至在自己辛辛苦苦抚养起来的女儿面前，也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
仅仅因为女儿发现了自己的问题交代，而‚脸上忽然一阵惊慌，忙去掩桌上的纸头‛，还掩饰‚没，没写什么。
‛这是令人辛酸的人性悲剧。
这类悲剧的罪魁祸首才是不折不扣的‚文革‛。
由于‚文革‛期间的高压政治环境，存在于个人身上的黯淡人性发不出民主、独立的光辉，战战兢兢做人，失去了蓬勃强健独立自主的人性意识，是当时的一种普遍状态，如冯骥才《啊！》。
《啊！》这篇小说在反映史无前例的大动乱时，就另避蹊径，没有大写特写漫延全国各地的激烈的‚清队‛运动，也没有一一罗列人们所遭受的种种苦难，而是把笔伸入到人物的心灵世界，通过接信——回信——丢信——挨斗——得信这一条戏剧性的情节线，一步一步展现出吴仲义的心理活动和变化过程，恐惧，矛盾，绝望，愧疚，但然，自欺欺人……将吴仲义隐蔽、变化的心灵世界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眼前，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
‚凡是读过这部作品的人，都不能不被作者对他笔下的主人公内心活动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所折服。
冯骥才手中的那支笔恰如一架心电图测试器上的指示针，作品中性格软弱的吴仲义那隐蔽的、瞬间的、变化的心理活动，及至每一阵轻微的情绪颤抖，都莫不被转换成一幅幅清晰的图像。
这篇作品的不同凡响之处，也就是它区别于同类题材作品特定的突出特点，是写足写透了一个怯懦、善良的知识分子在那特定年代和身不由己的环境中的恐怖心理，也就是说真实而典型地写出了人物的‘心理现实’，发掘了人物行为在心理上的原因，记录了人物的内心生活史。
故事情节虽然是虚构的，但从时代气氛、人物情绪、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感觉上，都是极其真实的，也是独特的，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
‚（马威语）作品通过对吴仲义心理活动的描写，深刻地揭示出在非正常的社会环境中人物心灵的扭曲和畸形。
最突出的表现在吴仲义被迫揭发哥哥之后，‚心里边曾拥满深深的内疚和悔恨。
他想到，他的出卖会使兄嫂重新蒙受苦难时，甚至想自杀……而现在，贾大真说，哥哥也写了大量揭发他的材料。
他反而引以为安慰。
虽然他从贾大真的讯问他的话里，听不出有多少哥哥揭发他的内容。
他却极力想哥哥这样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