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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痕文学:是本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文坛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学现象。
它得名于卢新华以“文革”中知青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伤痕》。
十年文革期间，无数知识青年被卷入了上山下乡运动中。
“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上山下乡，它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
主要内容：'伤痕文学'涉及的内容很多，但大都是以真实、质朴甚至粗糙的形式，无所顾忌地揭开文革给人们造成的伤疤，从而宣泄十年来积郁心头的大痛大恨，这恰恰契合了文学最原始的功能：'宣泄'。
以上提到的两篇作品，只是在题材上对于'伤痕文学'具有开创性意义，然而在艺术上它们却都是十分稚嫩的。
相比之下，另几篇也被视为'伤痕文学'代表作的作品，虽然并无拓荒价值，但艺术上却显然更为成熟，如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宗璞的《弦上的梦》、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郑义的《枫》等。
历史意义：伤痕文学的问世标志着新时期文学的开端。
它是觉醒了的一代人对刚刚逝去的噩梦般的反常的苦难年代的强烈控诉。
伤痕文学的作者们以清醒、真诚的态度关注、思考生活的真实，直面惨痛的历史，在他们的作品中呈现了一幅幅十年浩劫时期的生活图景。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这就是伤痕文学的精神实质。
代表作品：《班主任》/刘心武《伤痕》/卢新华《灵与肉》/张贤亮《爬满青藤的木屋》/古华《思念你，桦林！》袭巧明《飘逝的花头巾》/陈建功《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弦《本次列车终点》/王安忆《我是谁》/宗璞《啊!》/冯骥才《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将军吟》莫应丰《芙蓉镇》古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走出迷惘》辛北反思文学：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作家从政治、社会层面上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并追溯到此前的历史，从一般地揭示社会谬误上升到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上，和伤痕文学相比，其目光更为深邃、清醒，主题更为深刻，带有更强的理性色彩,被称为“反思小说”。
伤痕文学《伤痕文学》题材芜杂，内容丰富，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角落，但它的却将矛头尖锐的指向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即揭露“文革”十年的黑暗现实给党和国家造成的伤害，给人民心灵造成的创伤；这种创伤既有身体上的的疼痛，流血甚至残疾死亡，更灵魂上的麻痹、扭曲以至于破粹。
伤痕小说始终笼罩着一股浓郁的悲剧气息。
毫无疑问，造成了无数人间悲剧；这里既有与时代基调不相符而被无情的碾压的历史悲剧，也有受政治诱导而狂热恣肆的人为悲剧，而更多的在历史无形之手的掌控下的迷失自我理性甚至善良本性所演绎而成的令人无尽叹惋的命运悲剧。
《伤痕》这篇小说讲述一个家庭在文革期间的悲惨遭遇，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一个信奉革命真理的女孩王晓华，在母亲被造反派揭露出是革命的“叛徒”之后，立即断绝关系，没有毕业就报名上山下乡，拒收寄自妈妈的任何物品，但由此也承担着母亲的政治过错给她造成的后果，在政治上无法进步，与相爱的男友也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她只好放弃美好的期望，独自啜饮母亲给她到来的所有痛楚，一个人孤苦伶仃，痛苦的生活下去。
当妈妈恢复名誉和工作，晓华急切的想和妈妈团聚，然而，当她找到妈妈时妈妈已死医院的病床了。
小说写出了父辈对党的忠诚，却惨遭四人帮的迫害不公，以及青年一代所经历的蒙骗及付出的代价。
小说虽还显幼稚，但也十分的简洁细致，人物的悲剧命运可以在一些细节的刻画中真切地呈现出来，比如女儿王晓华在太平间看到死去的母亲:她的瘦削，青紫的脸裹在花白的头发里，额头上深深的皱纹中隐映着一条条伤痕，而眼睛却一丝还一动不动地安然半睁着，仿佛在等待这什么。
小说令人震撼地提出，伤痕不仅仅印在父辈的身上，也铭刻在青年一代的心灵上。
政治的严酷迫使青年背弃家庭伦理，伤痕印记在母亲的额头上也刻在母亲的生命年轮上。
但这篇关于青年一代的心灵伤痕的小说却写的很暧昧，因为王晓华背判了母亲，这个背弃行为是作为历史的罪恶来体现的，仿佛只是历史（政治单方面）给予的创伤，个人没有责任，甚至个人只是创伤的承受者。
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出现的第一个全新的文学思潮。
新时期伊始，中国人民在政治上解放了，但由于两个“凡是”未被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依然流行，文学理论与创造仍受到严重束缚。
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当代中国才真正出现转机，文学才走上康庄大道。
这种社会情势正是伤痕文学出现的时代背景。
新时期文学首先必须面对的是文化大革命，所以伤痕文学自然而然地以文化大革命作为了重要的内容。
当时的文学作品或以悲欢离合的故事，或以鲜血淋淋的场景，对长达十年的大动乱对中国人民造成的精神创伤予以了“字字血、声声泪”的强烈控诉，对肆虐横行的极左路线予以了强烈的谴责。
这便是伤痕文学的核心思想内涵。
伤痕文学以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为代表，以及王亚平的《神圣
的使命》、张洁的《从森里里来的孩子》、郑义的《枫》、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
伤痕文学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悲剧高潮。
在思想上，它对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艺术上，它第一次给当代文坛带来悲剧意识。
这一意识可以说是新时期文学的“原色”之一，其整个文学时期的悲凉格调也由此而出。
这便是伤痕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所在。
伤痕文学伤痕文学是一种主题广泛而深刻的文学流派，它通过描写和探讨人类身体或心灵上的创伤和痛苦来表达作家的情感和理念。
这种文学形式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认可，它不仅是一种文学表达方式，更是一种借助文字揭示人类内心世界的艺术形式。
伤痕文学的主题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例如战争、暴力、虐待、失去亲人或爱人等等。
它通常通过描述和探讨这些创伤性事件对个人身心所造成的影响来传达作者内心的痛苦和矛盾。
这种文学形式能够让读者深切地感受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同时也能够引发读者的共鸣和反思。
伤痕文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期，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经历着战争和动荡的时期。
在这个背景下，许多作家开始探索如何以文学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战争和人类苦难的认识和反思。
例如，欧洲的犹太作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创伤，他们通过书写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表达对人类罪恶和苦难的深刻认识，这就是伤痕文学的典型之一。
伤痕文学的特点是真实和深刻。
它通常是基于作者或他人的亲身经历，通过真实的故事和事件来揭示人类痛苦和创伤的本质。
它不追求平淡的叙事，而是用真实而强烈的语言来表达情感和思想。
这种文学形式常常需要作者投入大量的情感和能量，去描述甚至面对自己内心深处的痛苦和恐惧。
伤痕文学的意义在于给予读者对人类痛苦和创伤的认识和反思。
通过阅读这些作品，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关心那些经历过痛苦和创伤的人们。
同时，伤痕文学也鼓励读者反思人类的暴力和苦难，并寻求改善和解决的方法。
它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上仍然存在着许多困扰人类的问题，激励我们为一个更公正、和平和幸福的世界做出努力。
在伤痕文学的创作和阅读过程中，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些问题。
首先，伤痕文学需要平衡真实和审美之间的关系。
尽管真实是伤痕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但过于直接和刺耳的描写可能会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
因此，作者需要在表达真实的同时注重语言和结构的美感。
其次，伤痕文学并不是为了满足读者的好奇心或娱乐需求而存在的。
伤痕文学涵义概说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
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有的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与当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
发展源流然而“伤痕文学”的名称，则源自卢新华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
它也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
随后，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影响较大的有《神圣的使命》、《高洁的青松》、《灵魂的搏斗》、《献身》、《姻缘》等知青创作，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大墙文学，以及冯骥才早期在“伤痕文学”中艺术成就相对较高的《铺花的歧路》、《啊！》、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农村“伤痕文学”等。
"伤痕"一词在学术界被用来概括文学思潮，最早可见于旅美华裔学者许芥昱的《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州立大学中共文学讨论会的讲话》一文。
许芥昱认为，中国大陆自1976年10月后，短篇小说最为活跃，并说："最引大众注目的内容，我称之为'Hurts Generations'，即'伤痕文学'，因为卢新华有篇小说叫做《伤痕》，很出风头。
"有人曾对这个概括性的词汇提出过异议，认为不如使用"暴露文学"切合这个阶段的文学实质，但由于此词已于是被学术界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因此在这里我们延用之。
举例较早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的“伤痕文学”是北京作家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
1977年10月，《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了短篇小说创作问题座谈会，会上对沉闷的创作现状进行了分析，表示了要突破公式化、概念化的强烈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