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

马可·波罗与河间的盐政
赵景春
据马可·波罗的回忆，他在元代在中国时，由于出色地完成出使云南的任务并向大汗作了详细报告，受到特殊的器重。

此后，他就不停地受大汗派遣“奉使各地”（to go missions hither and thither），有时也获准私自出行。

从他叙述的旅程看，他所到过的地方基本上限于大都（北京）—扬州—杭州—福州—泉州这一线驿道上，只有两处稍稍超出这个范围，并路过河间。

元至元十九年三、四月，波罗正在大都。

他从云南归来到此时不足一年，不大可能作长距离旅行。

他命驾南行，并在扬州任职连续居住三年，应在至元十九年夏以后。

他叙述的旅程从北向南，所历各地基本上都在元代大都通江浙省的驿路上。

只是从涿州到河间府（ cacanfu）后，下一个地点是产盐之地Cianglu，相距三日程；又行五日程至Ciangli。

Cianglu ，前人早已指出即长芦镇（今沧州一带），Ciangli，伯希和以为应作cianglin，为“将陵”的译音，即元代陵州（今德州）。

这无疑是正确的。

然而按元代驿站路线，系从河间直趋陵州，仅四日程，而长芦则在驿路之东的水路（御河=卫河）交通线上。

虽然从长芦乘船南行亦至陵州（至元十三年末三宫被押送大都就是从相反方向走这条水路），但按元代使臣乘驿规定，一般不允许像这样中途绕道而行，除非有特殊需要。

伯希和说，马可·波罗曾不止一次地在大都至扬州驿路上往返旅行，例如先是到扬州任职，后来又出使印度，其中至少有一次是走涿州至河间，直趋陵州、东平……的陆路驿路，而另一次则可能走东路即御河水路，所以能经过长芦。

这种推测不无道理，但若此段水路，需先经过通州（今通县）、扬村（今武清）等地至长芦，而马可·波罗书中却从未提到通州等地，因此我们推测，很可能是他到河间后，为了某项任务（可能是了解盐政）而绕道去长芦，然后从长芦乘船到陵州，回到原行陆路上。

盐政在元代十分重要，而元代中国北方的盐政又主要在河间府。

金元时代，河间为大都至南方的重要交通要道，在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尤其是从金正大七年（1230年）十一月“于河间立税课所（盐），置盐场”后，其盐政逐渐重要，元至元太宗十一年（1239年）“蒙古立河间提举盐榷场，岁办盐34700袋”。

而到至元七年（1270年）“蒙古河间盐始定，例岁煎盐10万引（每引400斤，下同），为课盐1万锭。

次年增盐课20万引”。

至元十二年（1275年）“将河间税课达鲁花赤清沧盐使所改为都运使司，掌场灶榷为盐货，以资国用。

下设盐场22所”。

至元十六年（1279年）“二月，元令大都、河间、山东管盐运司并兼管酒、醋”。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十月，改河间盐运司为都转运使司”。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八月，以河间等路盐运司兼管顺德、广平、綦阳三铁冶”。

大德七年（1303年）“二月，并大都（北京）盐运司入河间运司”。

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河间盐岁办增至45万引，为该处历来最大引数”。

河间已成为元代北方盐业管理中心。

所以，曾向大汗力荐盐政管理而增收巨额课税的马可·波罗就很有可能奉命而行，而北方的盐业中心在河间，故波罗来河间的目的和行程是可信的。

附：马可·波罗旅行中国路线略图
附：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生于1254年，卒于1324年，中世纪意大利著名旅行家，威尼斯商人，尼柯罗·波罗之子。

马可·波罗出生后不久，尼柯罗与其弟马菲奥启程往东方经商，至钦察汗国都萨莱（俄罗斯阿斯特拉罕附近）。

回国途中，逢钦察汗别儿哥与伊利汗旭烈兀发生战争，因路不安宁，折向东行，至不花剌（今乌兹别克布哈拉），留居约三年，遇旭烈兀派往忽必烈处的使臣路过，又随同东来，约于1265年抵上都。

忽必烈接见了他们，详细询问欧洲情况，并决定派他们出使罗马教廷。

1269年，尼柯罗兄弟到达地中海东岸阿克拉城，适逢教皇死，新的教皇未立，遂回威尼斯。

此时马可已15岁。

1271年夏，尼柯罗兄弟携马可同来元廷复命，他们到阿克拉见新任教皇格雷戈里十世，教皇派两名教士随同他们东行，途中，二教士畏难不前，将教皇至忽必烈的书信和出使特许状委托给尼柯罗等。

于是，尼柯罗和马可等三人取道伊利汗国境，经都城桃里寺（今伊朗阿塞拜疆大不里士），至波斯湾港口忽里模子，原似走海道，后决定仍走陆路，沿着古代丝绸之路，越过马达哈伤高原和帕米尔高原，进入元朝辖境可失哈耳（新疆喀什）。

然后由南道继续东行，经斡端（新疆和田）、罗布泊等地，至沙州（甘肃敦煌西），又经肃州（甘肃酒泉）、甘州（甘肃张掖）、凉州（甘肃武威）、宁夏(宁夏银川)、天德军(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白塔)等地，于1275年到达上都。

从此，他们侨居元朝17年。

据马可自述，因他聪明谦慎，擅长辞令，并学会了蒙古语言和骑射，受到忽必烈的喜爱，故得以留仕元朝，多次奉命出使各地。

借此，他游历了中国许多地方，他在《行记》中对大都、上都、京兆（陕西西安）、成都、昆明、大理、济南、扬州、杭州、福州、泉州等数十个中国名城作了记述。

他对当时元朝重大政治事件、典章制度以各地自然和社会面貌的描述，基本上符合实际情况，所述海都、乃颜之乱，阿合马被杀事件，元朝的两都制度，宫
廷宴飨，大都、上都、镇江、杭州、泉州等地的情况，都可以在汉中史料中得到证明，但也有夸大失实之处和千篇一律的倾向，这说明一些内容只是得自传闻。

他称曾奉大汗之命治理扬州三年，这一点目前还得不到可靠的印证。

但其所述考察盐政等一些事情确有据可查。

马哥及其父、叔父久居中国后怀念故土，请示回国。

1289年，伊利汗阿鲁浑因元妃伯岳吾氏去世，派使者兀鲁**、阿必失呵、火者三人来元朝讲求续娶其亡妻本部女子，忽必烈命原使者护送选定的伯岳吾氏贵族之女阔阔真去伊利汗国，马可等三人获准随行还家。

当时正值西北诸王叛乱，陆路不安全，他们由海路西行，约于1291年实从泉州启程，在海上航行两年零两月，备历艰险，始到达忽里模子。

时阿鲁浑已死，其弟乞合都在位。

1293年夏，使者奉乞合都之命，将阔阔真送到阿八哈耳，与阿鲁浑子合赞成婚，马可等人从桃里寺动身回国，于1295年返回威尼斯。

1296年，马可在参加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海战中被俘，他在狱中讲述游历东方见闻，引起热那亚人极大兴趣，当局也因此给予优待，同狱中小说家比萨人鲁恩梯切诺（Rusticiano)将他口述内容笔录成旅行记一本，于1298年完成，同年夏，威尼斯与热那亚议和，马可获释回家。

这时，他已因游历东方而声名大震，并成为大富翁。

他于1324年去世，遗体葬于圣劳伦作教堂。

马可·波罗旅行记的原稿是用中、古、法、意混合语写成，后经不断传抄，并在传抄过程中被译成拉丁语、意大利语各种方言和其他欧洲语言，原稿已佚。

现存各种文字抄本约140余种，其中以西班牙托莱多教会图书馆所存塞拉达（zelada)、拉丁文抄本最早，最完备，以巴黎国立图书馆所存B·N·Fｒ·1116抄本的文字最接近原稿，1477年在纽伦堡出版的德文译本是此书最早的刊本。

到20世纪70年代末，已有各种文字的刊本120种以上。

1938年出版的摩勒和伯希和校订英译本被认为是最好的本子。

此书之名摩勒、伯希和本从塞拉达抄本原题作《寰宇记》（Description of the world)，他本或作《威尼斯市民马可·波罗的生活》、《威尼斯人马可·波罗阁下关于东方各国奇事之书》、《百万》等，通常只称《马可·波罗行记》，中国先后出过四种汉文全译本，以冯承钧译本《马可·波罗行记》，192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流通最广。

马可·波罗的书在许多世纪中一直是欧洲人了解亚洲和中国的主要依据之一。

1375年编绘的喀塔兰大地图，其中亚和东亚部分都取材于此书。

从15世纪起，欧洲的航海家和探险家普遍受到他的影响，例如哥伦布即曾熟读此书，向东寻找日本国，就是促成他决心出航的一大因素。

但也有不少人怀疑其真实性，甚至视为异端邪说。

19世纪以来，经过各国学术界日益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人们公认此书在中世纪亚洲的地理、民族、风俗、物产、经验、政治、宗教和文化等方面，都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1941年，中国学者杨志玖从《经世大典·站赤》中找到了有关阿鲁浑所遣三使臣回国的记载，人名、时间都和马可·波罗所述相符。

同时法国学者伯希和也从《史集》中找到了三使臣护送阔阔真伊利汗国的记载。

于是马可·波罗来华及其记述的真实性又得到进一步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