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中央特科的谍战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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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特科”风云作者:谢芳黄玲来源:《时代邮刊·上半月》2018年第02期在危难时刻诞生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得到迅速发展,党员从最初的50人发展到近5.8万人。
工农运动风起云涌,革命浪潮席卷全国。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
可就在这时,蒋介石决定公开反共,上海形势骤变。
1927年4月11日深夜,周恩来突然接到国民党第二师师长斯烈送来的急信,请他去商谈“重要问题”。
周恩来毅然前往。
国民党把周恩来软禁在宝山路的天主教堂里。
蒋介石发出“已光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
4月12日凌晨,上海高昌庙的军舰上空突然升起了信号,数百名待命在租界里伪装成工人的青帮流氓打手和军警特务对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
到4月15日,上海共产党和革命群众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
这就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遭受惨痛失败的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深刻反思,意识到隐蔽工作没有做好。
周恩来深感必须建立严密有效的情报保卫部门,才能保障上海党中央的生存安全。
他建议在上海建立专业情报保卫机构,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由此诞生。
中央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顾顺章任特科负责人,陈赓协助负责特科日常工作。
中央特科的成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情报保卫工作确定了组织基础、工作纪律,并且集聚和培养了一大批情报保卫工作的骨干。
藏龙卧虎的“特种部队”天蟾逸夫舞台是上海历史最为长久、最具规模的戏剧演出场所。
中央特科就藏身于天蟾舞台剧院旁边的楼房之中。
这个楼房与天蟾舞台相连接,从戏院的楼梯可以直达房屋。
中央特科有一支超小型的精锐“特种部队”。
早在1928年4月成立之初,中央特科就组织了几期训练班,专门培训学员从事秘密工作的技术。
绝大部分特科人员都参加了培训,有的成员后来成为共和国的副总理、部长以及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大将等,可谓藏龙卧虎。
中央特科主要设有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和交通科4个科。
威震敌穴虎胆喋血打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构的“龙潭三杰”编辑:王幼华上世纪20年代末期,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作为中共中央特科卓越的情报员,打进国民党的最高特务机构——中央党部党务调查科。
冒着生命危险,深入龙潭虎穴,传递出大量敌人的机密情报。
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紧要关头,他们三人曾发挥极重要的作用,周恩来赞誉他们为“龙潭三杰”。
1931年4月24日,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机要秘书的钱壮飞接到一份绝密电报,内容如下: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并已投降,如能迅速转到南京,三日内可将中共机关全部肃清。
顾顺章供称中统内部核心里有共党分子埋伏。
钱壮飞大惊失色,知道事情是严重,因为顾顺章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知道党的核心机密太多了。
钱壮飞焦急万分,立即吩咐交通员以十万火急的速度去上海,将情报送到李克农手中。
李克农将情报连夜通知了领导人陈赓、周恩来。
根据这一情报,党中央断然采取措施,废除了顾顺章知道的全部暗号和接头方法,中央机关全部转移,避免了一场后果严重的大破坏。
惊险瞬间终成历史,由于“龙潭三杰”情报及时,这次幸免于难的中共要人的名字: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邓颖超、邓小平、陈云、陈赓、聂荣臻……建国后,周恩来曾经多次谈到,“如果没有龙潭三杰,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存在了。
”了解中共党史的人,都关心“三杰”的命运,“三杰”中唯有李克农看到革命的胜利,而钱壮飞、胡底都牺牲在了30年代。
一、钱壮飞钱壮飞钱壮飞的传奇经历广为流传,特别是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叛变,钱壮飞在紧急关头将情报迅速报告中央,在最短的时间使中央安全转移。
钱壮飞暴露后,按照中央指示安全转移到苏区,在中央苏区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侦察部长。
但是,红军长征后,他的失踪和牺牲一直是个迷,多数资料对他的结局叙述不详,一说是空袭遇难,二说是行军掉队遭反动民团杀害,地点在金沙和息烽两地。
二、李克农李克农李克农的资料在党史上多有披露,他一直战斗在党的秘密战线,为中国革命建立了特殊功勋。
老照片:深入虎穴!中共史上最神秘10大特工(组图)龙潭三杰之钱壮飞“龙潭三杰”指的是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他们三人一个在南京担任要职,一个留守上海主持工作,一个去天津担任“长城通讯社”社长,从而形成遥相呼应的铁三角。
在关键时刻,因为有了“铁三角”的努力下,中共中央得以保全。
周恩来曾感慨地说到:他们三个人深入龙潭虎穴,可以说是龙潭三杰。
如果没有龙潭三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将被改写。
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和特务机关连续向蒋介石、徐恩曾发出顾顺章叛变的电报,但均被钱壮飞截获。
钱壮飞立即派人赶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警。
周恩来、陈云等领导采取紧急措施,才使得中共中央领导人、中共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在沪机关全部迅速地安全转移,使党组织避免了一场特大灾难,对保卫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
身着上将礼服的李克农龙潭三杰之李克农1931年4月25日深夜,李克农收到钱壮飞派人从南京送来的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投敌的密信后,急忙与党中央取得联系。
可这天不是与陈赓接头的日子。
于是,在夜幕下,李克农行色匆匆,找了一处又一处,最后终于找到了陈赓。
接着,两人又一起找到了周恩来,迅即对有关人员进行了转移。
此后不久,李克农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
后曾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红军工作部部长等职。
长征到陕北后,曾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中央社会部部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
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
年轻时代的李克农李克农这位我党情报、保卫战线上的卓越领导人,虽然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却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李克农:“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大特务。
”1955年,这位从没带兵打过仗的开国功臣,被授予上将军衔。
1962年2月9日病逝于北京。
龙潭三杰之胡底南京、天津方面每有紧急情报,钱壮飞和胡底就立即报告给在上海的李克农,由李克农通过陈赓及时转报中共中央。
历史上真实的“风筝”与“红蔷薇”“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从左向右)继李克农、钱壮飞、胡底“龙潭三杰”之后,又有熊向晖、申健、陈忠经成为“龙潭三杰”后三杰。
他们深潜在胡宗南部,在全民族抗战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今天的我们,对于他们的光辉经历已经耳熟能详。
然而除了他们,还有许多隐蔽战线上的同志书写了光荣的传奇。
在担任冯玉祥的助手后,在敌营高层当过八任秘书的谢和赓,经历足以骄人。
谢和赓担任过吉鸿昌的秘书、国民党军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秘书、蒋介石大本营国防会议秘书、国民党中央军委秘书、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秘书等,这其中尤以他对白崇禧做的工作最见成效。
进入桂系后,通过将自己的书稿与白氏内弟联名出版的方式,谢和赓初获白崇禧的好感。
同时,他针对白氏好读书的儒将特点,每周精心选书,供其阅读,深得赞赏。
有一次,白崇1981年,郭汝瑰在重庆的家中1948年,沈安娜在南京国民党中央救中国。
所以,从那时起,我就要求入党。
以后,在郭汝栋部又参加了共产党,经常开小组会。
抗战以来,共产党真正打敌人,在敌后发展游击队,根据地日渐扩大。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英勇杀敌,拖住了大量日军……”潜伏在敌人心脏地带,没有不持有强大理想信念的。
然而,基于对生存环境的厌恶,潜伏者总是希望尽早回到自己人的阵营里去。
不仅郭汝瑰这样要求过,沈安娜也这样要求过。
博古没有同意,再向董必武提出,遭到斩钉截铁的拒绝,沈安娜正沮丧时,周恩来主动找她沟通。
“你已经有了很好的工作条件,也获得了重要情报。
你有速记专长,别人无法像你这样打入国民党核心机关。
你在国民党中央核心机关,能参加各种重要会议,接触许多机密文件,搜集党所需要的情报。
这项秘密工作非常重要,你要从革命大局着想,以大局为重。
党很需要你坚持在这个重要岗位上继续努力。
”一席精辟的话语,说得沈安娜茅塞顿开。
但她转而提出到延安学习1年再返渝做情报工作,周恩来爽朗大笑:“去一天也不行。
你去了延安,就不能再回国民党中央党部了!”接着,他进一步开导沈安娜坚持学习、善于学习。
解放初冀南国民党特务潜伏电台侦破记
葛占菊
【期刊名称】《档案天地》
【年(卷),期】2011(000)002
【摘要】@@ 1948年夏,冀南大部分地区虽然已解放,但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及潜伏下来的特务活动猖撅,他们接二连三地搞破坏活动,在较短的时间内,在冀南地区就制造了峰峰煤矿高车爆炸案,邯郸县七里桥爆炸案等大案.
【总页数】3页(P40-41,45)
【作者】葛占菊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敌特潜伏电台侦破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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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民党保密局北平潜伏电台破获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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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科后人忆1930年代上海地下工作:叛徒很多也常告密周惠年(1911.3-1997.6),曾被陈云同志称誉为“我党保卫工作的第一位女同志”。
1911年3月出生,河南信阳谭家河镇人。
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秋调上海中央交通局,1930年顾顺章叛变后调至中央特科工作。
1931年上海成立中央分局,周惠年调到分局搞交通工作,1934年曾两次被捕,直至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才经党营救出狱。
此后她在南京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后赴延安,先后在中央社会部、延安保安处、中央办公厅工作。
1951年调中央编译局工作。
讲述者:李钊,周惠年之子(原中国民航局副局长)。
假扮夫妻建立交通联络点我妈妈从鸡公山逃出来,到了上海以后的第一个领导就是吴德峰,开始在吴的领导下做交通员,那时候她大概十七八岁吧。
在那之前,她原是在河南信阳家乡上小学,原来家境还算过得去,我外祖父过世后就比较困难,她就辍学了。
1926年北伐军到了这里,办了一个文化补习班,她这个失学的孩子就在补习班上接触了初步的革命思想,后来她也为地下党完成一些印送传单、送信的任务。
1928年她发传单的时候被捕了,北伐军的那个宪兵连长田池生是黄埔一期学员,思想还是比较进步的,大概也看她年纪比较小,没有太难为她。
软禁三个月后,我妈妈被释放。
这段历史后来在“文革”时成为攻击她是“叛徒”的利器。
直至专案组调查时,看到田池生临辞世前写下的自传,里面谈到他当宪兵连长时,曾解救过两名女共产党员。
这是后话了。
后来地方的红枪会很厉害,专抓参加共产党、剪短发的,我妈妈也剪了辫子,头发一时长不起来,就到处躲藏。
她先跑到鸡公山躲了一段时间,下山时又正赶上红枪会抓人,她跑到信阳车站,正好火车司机是我们党的人,就让她上了火车。
到了上海后,担当驻机关的女交通员,做中央交通局和河南之间的交通联络工作。
我妈妈说做驻机关的交通员很苦。
那时候为了掩护,单身男女都要假扮成夫妻租房,建立机关或秘密交通联络点。
中央特科谍战往事作者:谢芳黄玲来源:《党员文摘》2018年第05期谍战剧《风筝》的热播,让中央特科这一神秘组织走进了大众的视线。
尤其是片尾致敬的11位情报人员,基本上都出自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神秘组织?在危难时刻诞生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得到迅速发展,党员从最初的50多人发展到近5.8万人。
工农运动风起云涌,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
可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此后共产党员人数减少到只有1万多人。
为什么会遭受如此惨痛的失败?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意识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隐蔽工作没有做好。
目睹了敌人的猖狂捕杀以及叛徒内奸对党的事业造成的重大危害,周恩来深感必须建立严密有效的情报保卫部门,才能保障党中央的生存安全。
于是,他建议在上海建立专业情报保卫机构。
1927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由此诞生。
中央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主要设有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和交通科四个科。
总务科为特一科,主要负责筹集经费、布置联络点、安排会场,此外,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出面营救被捕同志。
可以说,日常大小杂务全部由总务科总揽。
情报科为特二科,主要负责打探敌情,保障领导人的安全,以及向蘇区通报军事情报。
行动科为特三科,这个队有很多别称,诸如“红队”“打狗队”等。
顾名思义,这个科的主要职能就是惩治叛徒、震慑敌人。
这个科的成员几乎都是神枪手,为了练就百发百中的枪法,他们常常坐船出海,到吴淞口外的海面练习打靶。
交通科为特四科,最初负责秘密的交通联络,以及护送党的领导人进入苏区。
1928年之后,交通科还担负起建立和管理秘密无线电台的任务,负责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以及和苏区之间的通讯联络。
藏龙卧虎的“特种部队”在危险重重的上海,中央特科如何隐蔽安身呢?人们第一时间可能会想到租界,这样,即便被国民党情报机构发现,也有缓冲的余地。
但是,中央特科的地址最终定在了天蟾逸夫舞台。
90年前中央特科的谍战风云
作者:刘怡
来源:《百姓生活》2019年第01期
90年前,中央特科在白色恐怖非常环境下的斗争,是中共早期党史上辉煌壮烈的一页。
在严酷环境中坚持下来的李克农、陈赓、李强等特科早期负责人,日后成为新中国国家安全机关的第一代缔造者。
周恩来领衔新特科
1925年12月,中央军事部正式成立,确定了“军事部的技術部门分组织、情报两部分”。
由于缺少专业人才,1926年9月,党中央派上海市总工会会员顾顺章、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陈赓和陆留(身份不详)前往苏联,向“格别乌”(苏联政治警察和情报机构)总局学习特工技能。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党中央临时由上海迁往武汉。
当年5月底,周恩来以中央军委书记的身份下令组建特务工作科,由顾顺章兼任科长,下辖情报、保卫、特务、匪运(土匪武装运动)4个股。
7月15日,汪精卫以及武汉政府开始“分共”。
9月1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将核心机关和人员撤往上海。
两天后,老特科宣布撤销,主要成员在李维汉、顾顺章等人指挥下,秘密掩护中央主要领导分批向上海转移。
当年11月初,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压缩核心领导机构,改由直属于常委会的组织局负责日常工作。
组织局由罗亦农、周恩来、李维汉3人组成,下设宣传、组织、军事、特务、交通各科,其中的特务科即“新特科”。
1928年11月,新特科升格为中央特别委员会(特委),3名负责人分别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和中央委员顾顺章,可见其级别之高。
随着中央机构在上海逐步站稳脚跟,特科的部门构成也日渐正规化、完善化。
到1928年年底,形成四大科的基本格局:总务科(一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建立联络点,首任科长洪扬生;情报科(二科)负责刺探敌情、发展线人、合法营救被捕同志,首任科长陈赓;行动科(三科)由原红队成员和老特科武装人员组成,负责制裁叛徒、内奸、国民党特务人员,保卫中央机关领导人和劫囚,由顾顺章兼任科长;通讯科(四科)负责维持与江西苏区以及莫斯科之间的无线电联络,首任科长李强。
特科锄奸标准和方式
为降低风险,大部分特科成员在平时皆有合法职业作为掩护;即使是精通枪械、爆破的三科行动队员,日常也须从事工人、小商贩等行当,以免招人注意。
重要负责人除去必要的出行
和参加会议外,往往深居简出。
周恩来等知名度较高的人物,每次出行都须经过精密的路线安排,以免暴露在公开场合、为密探或旧友所认出。
新特科成立之后,周恩来为其制定了严格的原则和纪律,明确规定:不许乱打叛徒,危害大的才打;不准打公开的特务;不准搞绑票。
而特科在实际行动中,也严格遵守了这三项纪律。
对被捕同志的营救,优先考虑通过线人和外围关系进行联络,以合法方式进行保释,万不得已之时再策划劫囚。
“拉出来”“打进去”获取绝密情报
全权掌控情报搜集的二科,从事的是更危险、更有技术含量的工作。
二科的工作模式大体分为3种:一是“拉出来”,即设法接触国民党军警机关、租界巡捕房的中低层负责人,乃至社会关系复杂的流氓帮派人员,通过生意往来、交换情报、建立私人友谊等方式打探消息;二是“打进去”,即直接派遣身份未暴露的共产党人打进国民党警政机关内部,以在第一时间获知情报;三是发展外围关系,接触同情共产主义的各界人士,为营救被捕同志、安置烈士遗孀提供帮助。
二科取得的最重大成果之一,是发展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驻沪特派员杨登瀛作为情报关系,并派出女地下党员安娥(田汉夫人)担任其秘书。
借助这条暗线,特科不仅得以提前掌握“中统”获知的若干中共机密情报,提前进行机关转移和锄奸行动,还成功搭救了被捕的中央委员任弼时和关向应。
遵循“拉出来”“打进去”两条线并行的方针,二科成员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在1928年考入中统开办的无线电训练班,直接进入国民党党务系统特务机关的核心部门。
通过这3位二科精英,特科得以尽数获悉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重要活动,包括借由中统渠道接触到国民党当局的核心军事和政治情报。
他们3人被周恩来称为“龙潭三杰”。
顾顺章叛变令特科损失巨大
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后叛变。
虽然经过补救,但带来的破坏依然惊人。
此前被捕入狱但身份尚未暴露的中共上海沪东区委书记恽代英随即被验明正身,于4月29日就义。
特委负责人之一、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于6月22日在法租界被捕,一天后叛变,24日被国民党当局处决。
特科安插在国民党当局内部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宋启荣等同志和杨登瀛等情报线人,或者被迫放弃当时的工作,或者因身份暴露而遭到羁押,整个情报网络几乎被一扫而空。
鉴于上海的环境已不适合再领导全国革命,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特科成员的保护下转移到江西瑞金。
留在上海的特科工作人员,改为隶属上海中央局,继续从事地下活动。
随着上海中央局和中共江苏省委在1934年连续遭到6次严重破坏,1935年1月,红队功勋、特科三科前期著名锄奸队员龚昌荣(邝惠安)、王德明、欧志光在龙华英勇就义。
同年
11月,特科上海办事处负责人丘吉夫被捕,上海的特科活动随之结束,直至抗战爆发后在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领导下东山再起。
(据《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