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执行官股票期权薪酬和股份制的激励结构:对公司风险的干扰效果
- 格式:docx
- 大小:360.43 KB
- 文档页数:36
高管股权激励、经营风险与企业绩效高管股权激励、经营风险与企业绩效导言在现代商业社会中,高管股权激励已经成为激发企业创新和提高绩效的一种重要手段。
然而,高管股权激励所带来的潜在经营风险也是不可忽视的。
本文将从高管股权激励的定义与机制入手,探讨这种激励方式与企业绩效和经营风险之间的关系,以期为企业实践和决策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高管股权激励的定义与机制高管股权激励是指企业通过向高管人员提供股权或与股权挂钩的激励方式,以激发高管的积极性、创新能力和工作动力。
高管股权激励机制一般包括股票期权、股票激励计划、股票奖励等多种形式。
通过将高管人员与企业利益相捆绑,通过与股价或业绩挂钩的方式,使高管承担更多的风险与责任,同时也分享企业价值的增长,从而激励高管积极努力工作,提升企业绩效。
二、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双向的。
一方面,高管股权激励能够激励高管积极工作,推动企业创新和发展,从而提高企业绩效。
通过与股权挂钩的激励机制,高管能够体验到企业经营状况和股价的波动,积极寻求改善经营绩效的方法,为企业带来更好的经营结果。
同时,高管股权激励还可以帮助企业吸引和留住优秀的管理人才,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另一方面,高管股权激励也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
首先,在高管股权激励下,高管可能会过度追求短期的股价和业绩表现,而忽视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他们可能会采取一些获得短期收益的方式,如削减研发投资、裁员等,以达到短期业绩目标,而忽视了公司未来的发展。
其次,高管股权激励也存在激励不对称的问题。
一方面,高管人员在激励计划中享受到了股权收益,而股东却承担了高风险。
另一方面,高管人员在激励计划实施过程中可能暗中操纵股价或资产负债表,获取非正当利益。
三、高管股权激励与经营风险的关系高管股权激励与经营风险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一方面,高管股权激励可以激励高管承担更多的风险与责任,提高他们的经营决策能力和风险意识。
高管薪酬、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高管薪酬、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1. 引言企业绩效是衡量企业经营能力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而高管薪酬和股权集中度被认为是影响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
高管薪酬的水平和构成方式直接关系到高管的激励程度,而股权集中度则影响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决策的效率。
本文旨在探讨高管薪酬、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分析其对企业经营和发展的影响。
2. 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理论基础2.1 绩效激励理论绩效激励理论认为,高薪酬能够激励高管更加努力地工作,从而提高企业的绩效。
高水平的薪酬可以增强高管的责任感和归属感,促使其更加专注于企业发展,同时也能够吸引和留住具有高素质的高管人才。
因此,高薪酬对于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和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2.2 薪酬结构与绩效关系薪酬结构对于绩效激励的效果起着重要作用。
通常情况下,薪酬构成包括固定薪酬、激励性薪酬和股权激励等。
固定薪酬可以满足高管的基本生活需求,但无法激发高管的工作动力。
激励性薪酬能够将高管的个人利益与企业绩效紧密联系起来,使其在工作中表现更加积极。
而股权激励则将高管的个人财富与公司价值的增长相挂钩,从而提高其对企业的忠诚度和专注度。
3. 高管薪酬、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3.1 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过去的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正向的关系。
高薪酬能够激励高管更加努力地工作,从而提高企业的绩效水平。
然而,薪酬水平过高可能会导致高管的道德风险和道德风险,因此需要合理设定薪酬水平和构成方式。
3.2 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股权集中度是指公司股权分布的集中程度。
研究发现,较高的股权集中度有利于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决策效率,进而促进企业的绩效提升。
集中的股权结构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提高企业的稳定性和决策效率。
4. 高管薪酬、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案例分析以某上市公司为例,公司采用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挂钩的激励机制,高薪酬水平吸引了一批优秀的高管人才,企业的收入和利润也在增长。
高管股权激励的效果与影响因素:争议及未来研究重点高管股权激励是指公司通过向高管发放股权,激励高管为公司创造价值、提高股东财富的管理行为。
近年来,高管股权激励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了公司绩效。
高管股权激励也存在一些争议,比如激励效果的不确定性、激励竞争的副作用等。
本文将介绍高管股权激励的效果和影响因素,并指出未来研究的重点。
高管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高管股权激励可以提高公司的经营绩效。
研究发现,经过股权激励的高管更加关注公司业绩,更加重视长期价值的创造而非短期利益的追求。
高管股权激励可以提高公司的创新能力。
因为高管持有股权后,存在股权回报和企业绩效之间的一致性,这就使得高管更愿意承担风险,进而推动企业进行创新。
高管股权激励还可以增强公司的治理效果。
高管持有股权后,会更关注公司的长期发展,对公司的决策更加谨慎和负责,有助于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
高管股权激励的效果也存在争议。
一方面,股权激励可能导致高管追求短期利益而忽视长期发展,进而破坏了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股权激励可能引发高管间的竞争,导致公司内部决策的分裂和利益的冲突。
高管股权激励还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的问题,例如高管可能通过内幕信息获取更大利益,从而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
高管股权激励的效果受多个因素的影响。
公司绩效是影响股权激励效果的重要因素。
如果公司的绩效较好,股权激励对高管的激励作用更为明显,反之则可能产生逆向激励效应。
高管的个人特征也会影响股权激励的效果。
研究发现,高管的风险偏好和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公司治理结构和股权激励机制之间的适配性也是影响激励效果的重要因素。
如果公司治理结构较为松散,容易出现股权激励失灵的情况。
未来的研究重点应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
需要进一步研究高管股权激励的长期效应。
高管股权激励的效果在短期内可能比较明显,但在长期内是否能够持续,以及影响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都需要进一步探讨。
股票期权激励与高管风险承担的关系——考虑媒体关注的调节作用屠立鹤;孙世敏;陈怡秀;代玺玲【摘要】依据行权条件和行权有效期将股票期权激励方案分为“高标准型”和“低标准型”,利用2006-2013年中国沪深两市实施股票期权激励的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考察了两类样本组中股票期权激励与高管风险承担的关系,以及媒体关注对两者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标准型”股票期权激励与高管风险承担之间存在呈倒U形关系;“低标准型”股票期权激励与高管风险承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媒体关注度越高,“高标准型”组中两者倒U关系的拐点越滞后,同时“低标准型”组中两者的负相关关系越弱.【期刊名称】《技术经济》【年(卷),期】2016(035)007【总页数】11页(P112-122)【关键词】股票期权;期权激励;媒体关注;风险承担【作者】屠立鹤;孙世敏;陈怡秀;代玺玲【作者单位】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沈阳110167;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沈阳110167;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沈阳110167;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沈阳110167【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271.5激励机制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重要机制。
自2006年1月1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来,股票期权逐渐成为中国上市公司进行股权激励的重要方式之一。
目前已有较多文献针对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高管)的股票期权激励与企业业绩的关系进行了研究[1],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与高管风险承担的研究相对较少且结论不一。
传统代理理论(traditional agency theory)[2]认为代理人只看重股票期权行权后带来的财富增加,却忽视了期权本身的价值,股票期权具有下方风险为零、上方收益无限的理论特征[3],能激励高管提升风险承担水平[4]。
行为代理理论(behavioral agency theory)[5]将行为理论的风险观引入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下的代理关系中,认为期权本身对高管来说具有价值,下方风险并不为零,股票期权的授予反而会使高管更加规避风险、降低其风险承担水平[6-7]。
财务会计·167·一、引言股权激励制度在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正式兴起。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我国A 股上市公司中公布股权激励方案的已达444家,占全部上市公司数量的17.80%。
可见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实行股权激励制度。
股权激励对高管起激励起作用的同时也会对公司财务行为产生影响,而公司财务行为的变化会直接影响股东的利益。
因此,研究股权激励制度对公司财务行为的影响有其重要性与必要性。
与此同时,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作为现今最主流的两种股权激励方式,其对公司财务行为的影响是否存在较大差异,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本研究选择对公司影响业绩最大,且容易观测的两种财务行为,即投资行为、融资行为作为对象,分别研究股权激励对其的影响。
其中,投资行为用投资规模表示,融资行为通过负债水平表现。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一)高管股权激励对投资行为的影响对于投资规模而言,辛清泉等(2007)通过研究得出经理薪酬过低会导致投资过度的结论,陈晓明和周伟贤(2008)也认为高管持股比例与投资负相关。
与之相反的是,罗富碧等(2008)、周绍妮(2009)、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对投资规模有显著的正影响。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当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时,高管往往会不顾公司整体利益而产生过度投资行为。
实施高管股权激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使投资规模降低。
若高管持有限制性股票,其权利与义务对称,具有惩罚性。
因此,实施限制性股票方案公司的高管会更加努力提高公司业绩,对投资规模的影响也越大。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H1:公司实施高管股权激励后,投资规模下降H2: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相比,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对投资规模下降的影响更明显(二)高管股权激励对融资行为的影响融资行为方面近几年来研究并不多,主要侧重于高官持股比例与公司资本结构的关系,如于富生等(2008)发现高管持股与资产负债率显著负相关,而吴晓求和应展宇(2006)认为管理层持股与资本结构无关。
股票期权激励与风险承担——基于管理层行为决策角度阮青松;黄颖;王瑶;吕大永【摘要】本文以2007-2014年实施股票期权激励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并通过引入公司高管财富值与股价敏感度(Delta)及其与股价收益率波动性的敏感度(Vega),实证研究了上市公司高管股票期权激励与公司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在控制公司风险政策的反馈效应情形下,Vega越大的高管倾向于选择更高的经营杠杆、更高的业务集中度、更低的固定资产投资.这表明,股票期权激励使得公司高管倾向于通过增加股价波动性敏感度(Vega)进而增加个人财富,从而使公司高管会选择更高风险的公司政策.【期刊名称】《上海管理科学》【年(卷),期】2016(038)001【总页数】5页(P67-71)【关键词】股票期权激励;风险承担;高管薪酬【作者】阮青松;黄颖;王瑶;吕大永【作者单位】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200092;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200092;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200092;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20003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8321.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的研究样本为2007年12月3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沪深两市实施了股票期权激励的上市公司并剔除两类样本:1)财务数据、股价数据、股权激励计划数据不完全的上市公司;2)剔除金融类、ST类上市公司。
最终得到130家实施了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共422个样本观测值)。
研究使用的财务数据、市场数据和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均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和同花顺iFinD数据库。
1.2 变量定义1.2.1 股票期权激励代理变量本文借鉴Guay和Core(2002)等研究基于期权定价Black-Scholes-Merton模型计算出股票期权价值相对于股票价格波动以及股票价格的敏感值Vega和Delta。
Vega值等于股票收益率波动性(年化标准差)变动0.01时期权价值的变动值Delta值等于股票价格变动1%时期权价值的变动值。
高管股票期权激励、社会责任与企业风险高管股票期权激励、社会责任与企业风险引言:高管股票期权激励是一种经济手段,它通过为高管提供公司股票期权的方式,鼓励他们为企业利益最大化而努力工作,从而增加企业价值和股东利益。
然而,在实施高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时,企业也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本文将探讨高管股票期权激励对企业风险的影响,并分析如何通过社会责任的履行来降低这些风险。
第一部分:高管股票期权激励的意义与影响高管股票期权激励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手段,对企业有着诸多意义与影响。
首先,它能够激励高管持续提高工作绩效,以期实现更好的业绩和利润。
通过给予高管一定数量的股票期权,在企业发展取得成功时,他们能够分享利润,并从中获得较高的回报。
其次,高管股票期权激励也能够提高高管的积极性和责任感,使他们更加担负起管理和决策的责任,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最后,高管股票期权激励也能够吸引优秀的人才进入企业,并留住优秀的管理人才,提升企业的整体素质。
然而,高管股票期权激励也面临一定的风险。
一方面,高管股票期权激励可能会导致高管过度追求短期利益,忽视了企业的长远发展和可持续性。
他们可能会采取短期行为,以提高企业业绩,从而获得更多的回报,但这可能会损害企业的声誉和利益。
另一方面,高管股票期权激励也可能引发高管的利益冲突,导致他们利用内幕信息进行操纵,或者违反道德、法律来获取更高的回报,从而引发诸多风险。
第二部分:社会责任对降低企业风险的作用为了降低高管股票期权激励带来的风险,企业可以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加以控制和调节。
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应当承担的经济、法律、道德和环境等方面的责任,旨在平衡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实现可持续发展。
社会责任对降低企业风险有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社会责任可以帮助企业构建良好的企业形象和信誉,从而增加企业的社会声誉资本。
在股票期权激励时,高管如果能够充分考虑到企业的社会责任,并将其融入到决策过程中,有利于推动企业发展与社会进步相协调,减少因高管个人行为带来的声誉风险。
高管股权激励、经营风险与企业绩效
高管股权激励是一种管理层与股东共享风险与收益的制度安排。
它的实施方式为,公司核定一定量的股东共享计划,管理层获得薪酬不仅包括现金工资,还包括股权,
使他们对公司的发展更加关注和忠诚,以此提高企业绩效。
然而,高管股权激励在实
施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经营风险。
首先,高管股权激励会带来股权及公司风险的转移。
由于高管获得了一部分股权,他们的风险意识也比常规员工更强,而常规员工并不拥有股权,因此高管在决策和经
营过程中更可能出于自身利益而忽略公司利益,从而带来了一定经营风险。
其次,高管股权激励会增加高管的心理压力和负担。
获得股权的管理层更加需要持续稳定的股价以实现自身财富的增值,高管对股价波动的压力、对市场预期的需求
等因素也会提高,从而带来了更大的经营压力和挑战,也可能导致高管在工作过程中
更注重股价而忽略其他公司运营关键因素。
最后,高管股权激励会带来不同程度的组织不和谐风险。
由于高管股权激励涉及到薪酬和高管评估等问题,不同高管的股权分配差异和评价标准不一致,很容易导致
高管之间的协作和协调出现问题,从而影响到公司的整体绩效。
针对以上风险,企业应该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提高高管的风险意识和责任感,增加对高管股权激励措施的科学评价,促进管理层与员工的沟通合作以提高公司绩效。
高管薪酬激励、股权制衡与企业绩效高管薪酬激励、股权制衡与企业绩效导论:高管薪酬激励是企业治理与绩效管理中的重要环节,对企业运营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而股权制衡则是为了保护股东权益,避免高管滥用职权而设立的一种制度安排。
两者密切相关,相互影响。
本文将从高管薪酬激励、股权制衡和企业绩效的关系角度,探讨这一话题。
一、高管薪酬激励的作用高管薪酬激励是通过提供合理的薪酬体系和绩效考核机制,激励和激发高管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以提高企业绩效和竞争力。
高管薪酬激励体系通常包括固定薪酬、年度奖金、长期激励计划等多个方面。
其中,固定薪酬是高管的基本工资,年度奖金则根据高管的绩效表现进行确定,长期激励计划包括股权激励、期权激励等,旨在激励高管为企业长期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高管薪酬激励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激发高管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适当的薪酬激励可以使高管更加热衷于工作,创造更多的价值。
2. 吸引和留住优秀的管理人才:高薪酬可以吸引优秀的管理人才投身于企业,同时也能够留住企业内的优秀人才,确保企业人才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3. 公司业绩提高:高管的工作表现与绩效是紧密相关的,当高管的绩效得到合理的激励和奖励时,他们将更加积极主动地推动企业发展,从而带动公司整体业绩提升。
二、股权制衡的作用股权制衡是一种企业治理机制,旨在防止高管滥用职权,保护股东权益,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股权制衡主要通过股权结构、董事会构成、独立董事制度等方式来实现。
股权制衡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保护股东权益:股权制衡可以确保公司的高级管理层不会滥用职权,保护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2. 提高公司治理水平:通过建立独立的董事会、设立独立董事等机制,股权制衡将有助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透明度,减少腐败和违法行为的发生。
3. 促进公司长期发展:股权制衡有助于减少高管过度追求短期利润的行为,引导高管着眼于公司长期发展和股东长远利益。
三、高管薪酬激励与股权制衡的关系高管薪酬激励与股权制衡密切相关,并相互影响。
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管理层决策风险的影响股权激励是一种以股权为基础的管理层激励机制,旨在通过给予管理层一定比例的公司股权,激励他们为提高公司绩效和股东利益而努力工作。
股权激励不仅能够激发管理层的积极性,还可以对管理层决策风险产生积极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管理层决策风险的影响,并分析其中的原因和机制。
一、股权激励对管理层决策风险的降低1. 提高管理层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股权激励通过将一定比例的股权分配给管理层,使其成为公司的股东之一,从而增强了管理层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管理层往往更加关注公司的长期经营和发展,因为他们分享了公司的发展成果。
这种情感上的认同和责任感,使得管理层倾向于做出更加谨慎和明智的决策,降低了公司面临的决策风险。
2. 提高公司内部信息的透明度和披露水平股权激励要求公司对内部信息进行披露,如股权激励计划的细节、实施情况以及管理层的股权持有情况等。
这种信息披露行为提高了公司内部信息的透明度,使得管理层的决策更加客观和透明。
相应地,这也减少了潜在的内幕交易行为,提高了公司的决策风险防范能力。
3. 加强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一致性通过股权激励,管理层成为公司股东的一员,与其他股东利益产生共鸣。
管理层的决策会更多地考虑到股东利益,从而减少了短期行为和利益冲突可能带来的决策风险。
同时,股权激励还可以分散公司的股权结构,降低了控股股东或大股东的单方面行为对公司的决策产生的不利影响,进一步降低了决策风险。
二、股权激励对管理层决策风险的挑战1. 激励机制的有效性需要良好的设计与执行股权激励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其有效性需要良好的设计与执行。
如果股权激励计划设计不合理,例如激励目标设定过高或过低,激励方式不当等,可能导致激励失效,无法激发管理层的积极性,反而增加了决策风险。
因此,公司需要谨慎制定股权激励计划,并在激励执行过程中进行监督和评估,确保其能够真正激励管理层为公司长期利益而努力。
2. 股权激励可能带来的道德风险和利益冲突股权激励可能引发管理层的道德风险和利益冲突。
附录原文:Incentive Structure of CEO Stock Option Pay and Stock Ownership: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Firm Riskby Wm. Gerard Sanders, Marriott School of Business,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Abstract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ncentive effects of CEO stock ownership compared to those of stock option pay. It is argued that although both reward executives for increasing shareholder wealth, options fail to penalize executives when stock prices drop after the date of option grant. Moreover, due to these risk asymmetries, effects of these two forms of financial incentives likely diverge at high levels of firm risk. These hypotheses are tested with a sample of 250 large firms studied during the 1990s. Results indicate that at high levels firm risk stock ownership had positive effects on firm performance but stock option pay had negative effects.1. IntroductionAt least since the writings of Berle and Means (1932), scholars have expressed concern over the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and how it can lead to conflicts of interests between executives and shareholders (Jensen &Meckling, 1976). The executive compensation contract can potentially solve such conflicts. Indeed, few topics in the history of business research have garnered the attention from as many academic disciplines as has the topic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 (Murphy, 1999). Scholars from disciplines as various as accounting, finance, economics, strategy, management, and law have produced voluminous research on the topic. The prescription that compensation schemes such as stock options can substitute for executive stock ownership is widespread in much of that literature. As summarized by Jensen and Murphy: “compensation and stock ownership remain the most effective tools for aligning executive and sha reholder interests” and that “until directors adopt compensation systems that truly link pay and performance large companies and theirshareholders will continue to suffer from poor performance” (1990:149). Murphy (1999) further noted that “pay-performance sensitivities are driven primarily by stock options and stock ownership, and not through other forms of compensation” (p. 34).Despite considerable effort to disentangle the complex web of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 there appears to be much we still do not understand (Baker, Jensen, & Murphy, 1988; Murphy, 1999; Finkelstein & Hambrick, 1996). Advances in our understanding are likely to be at the intersections of several academic disciplines where cross-fertilization of ideas can expand our understanding (Baker, Jensen, & Murphy, 1988). One important issue in executive compensation that is particularly well suited for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s whether stock option pay is a substitute for executive stock ownership. Because options tie executive wealth to subsequent firm performance, many have assumed that options align executive incentives in ways similar to actual stock ownership (Jensen &Murphy, 1990; Mehran, 1995; Murphy, 1999).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ve effects of these two incentive alignment mechanisms; specifically the effect of firm risk in moderating the incentive effects of options and stock ownership is studied. Learning from agency theory is integrated with current research in behavioral decision theory to develop hypotheses regarding the effects of option pay and stock ownership on firm performance. Moreover, while research examining risk and compensation has traditionally been cross-sectional in nature (Beatty&Zajac, 1994; Eaton&Rosen, 1983; Mehran, 1995; Zajac &Westphal, 1994), this study extends that research by examining the effect of ownership and stock option pay on firm performance in subsequent periods.2. Options as a Substitute for Stock OwnershipHaving executives own significant amounts of firm stock is perhaps the most direct way to link the financial wealth of executives to that of shareholders (Jensen & Murphy, 1990); however, many top executives own rather modest amounts of their firm’s equity. Therefore, many scholars, practitioners, and executives alike have argued that stock option pay serves as a reasonable substitute for stock ownership (Jensen & Murphy, 1990; Lublin, 1998; Towers Perrin, 1997). Option pay can be used to establish an ex ante contract that guarantees that future levels of compensation will b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firm performance. Given the intuitive appeal of an ex ante pay-for-performance contract, it islittle wonder that option pay has skyrocketed in recent years (Jarrell, 1993; Lublin, 1998; Yermack, 1995). Nevertheless, there is little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option pay has the same incentive effects as stock ownership. An important question that needs to be addressed is whether option pay induces executives to act in the sameway that stock ownership does and whether both produce similar long-term effects on firm performance. How risk is transferred to executives may be critical in determining executives’ response to ownership and option pay (Beatty & Zajac, 1994; Holmstrom, 1987; Marcus, 1981). Normative agency theory suggests that if too much risk is transferred to executives,incentives could have the opposite effect of that desired; they may make executives more risk averse rather than motivate them to take additional risk. Behavioral decision theory, on the other hand, suggests that the important issue may be risk symmetry; how agents respond to incentives may be dependent on the mix of potential downside risk and upside reward imposed by said incentives (Shapira, 1995; Wiseman & Gomez-Mejia, 1998). Moreover, given the importance of risk in decision making (Shapira, 1995), the level of firm risk is likely to moderate the effects of incentives given to executives, and an inappropriate combination of incentives and firm risk could lead to undesirable outcomes (Beatty & Zajac,1994).There is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prescription that ownership and option pay can align executives’ incentives with the interests of shareholders. Most common are studies of executive stock ownership, which generally find positive associations between executive stock ownership and firm performance (Jensen&Murphy, 1990; Mehran,1995; McConnell&Servaes, 1990; Morck, Shleifer,&Vishny, 1988). Other studies examine specific events to determine the effects of incentives. For example, for firmsmaking acquisitions, stock ownership and stock option pay appear to b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abnormal returns (Agrawal & Mandelker, 1987). However, in many of these studies, executive stock ownership and stock option pay are aggregated into a single measure of stock-based incentives. Thus it is difficult to infer with confidence that the two forms of incentives have similar effects. Notwithstanding this empirical evidence, it has yet to be firmly established that incentives in one period lead to higher levels of performance in later periods. Yet, this is the causal link that is clearly established in the prescriptive incentive alignment hypothesis. Murphy (1999) explains that one reason research has yet to document such a link is the theoretical orientationof many scholars; faith in the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leads many scholars to examine the issue using event study methodology and other contemporaneous cross sectional methods. However, if we relax the efficiency assumption, the question still remains: will requiring higher levels of executive stock ownership or using more stock option pay result in higher levels of subsequent firm performance? The logic of the incentive alignment literature certainly implies that it will. Stated formally, that logic is expressed in the following two hypotheses: H1a: CEO stock ownership will b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subsequent firm performance.H1b: CEO stock option pay will b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subsequent firm performance.3. Asymmetric Risk ProfileAlthough options and ownership have congruent effects on executive wealth when the firm’s share price increases, they diverge when the share price declines. Options reward executives for increasing shareholder wealth, but they protect executives from declines in shareholder wealth (Tufano, 1996). When a firm’s share price falls below the option price, there is no direct reduction in executive wealth. In effect, options limit executive losses to zero, even when shareholders lose substantially. Such is not the case with stock ownership; stock price declines result in immediate and real reductions in executive wealth for those who own stock. Moreover, options tend to be layered on-top-of base levels of executive pay as opposed to being used to restructure p ay to make it “riskier” (Yermack, 1995). Thus option pay does not penalize executives for poor firm performance in the same way that stock ownership does. Therefore, ownership and option pay may not always have congruent motivational properties. Options motivate more risk taking than stock ownership (Murphy, 1999). For example, Tufano (1996) found that among gold mining firms, executives who owned stock were more likely to hedge gold prices than were those paid in stock options. He argued that while the value of an ownership position can be maximized through hedging, refusing to hedge maximizes option value. In addition, Lambert, Lanen, and Larcker (1989) found that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stock option plans, executives reduced dividends in their firms. They argued that such action may have been motivated by a desire to use such proceeds in investments that could potentially increase firm variance, and thus the value of their options.To the extent that options motivate executives to increase total risk, “managers who hold implicit options might be tempted to undertake high-variance projects which equity holders would reject on the basis of net present value and systematic risk criteria” (Marcus, 1981:376).Behavioral decision theory (Kahneman&Tversky, 1979; Shapira, 1995; Sitkin&Pablo,1992) complements the speculation of normative principal-agent scholars(Holmstrom,1987; Marcus, 1981) who suggest that the different risk characteristics inherent in ownership and option pay will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decision making. The literature on risky decision-making suggests that when decision-makers have no personal downside risk they tend to focus on upside opportunities and ignore shareholders’ downside risk (Kahneman&Tversky, 1979; Shapira, 1995). Consequently, decision-makers lacking personal downside risk tend to make riskier decisions than those who are exposed to such risk do. Moreover, when decision-makers are compensated with incentives that offer upside rewards but impose no downside risk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take large risks. When executives have financial incentives with asymmetric upside potential (i.e., lacking downside)they focus their attention myopically on potential rewards and are thus less likely to exhibit rational calculation of downside probabilities (Kahneman & Tversky, 1979; Shapira,1995). As a consequence, their decision making may be biased. Alternatively, when executives have financial incentives with both upside potential and downside risk, it engenders consideration of both in the decision-maker’s calculus of projected returns.Give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xecutive stock ownership and option pay, firm risk is a particularly important contextual factor that can affect how well these incentives perform their intended function. When firm risk rises, the range of possible outcomes from investment choices increases. Thus firm risk will increase the chance that any executive will inadvertently select a “false positive” project (i.e., projects believed a priori to have a positive net present value but which prove to be negative ex post). However, executives who are biased toward the taking of more risk than an objective calculus would suggest is warranted are much more likely to choose an investment option that proves to be a false positive. Incentives that provide only upside and no downside risk result in decision-makers who are “risk seekers.” Under normal situations, risk seeking may be in shareholders’ best interest. However, in situations where the firm’s investment opportunity set instillssignificant risk and ex ante decision calculus is by definition more uncertain, risk seeking propensity can be counter productive because it increases the odds that poor investment projects will be selected (Shapira, 1995). Conversely, incentives that provide both upside incentive and downside exposure provide motivation to not only take risks, but to exercise caution about downside probabilities. Therefore, executives who have incentives with symmetric risk structure are more likely to use unbiased decision-making criteria. In summary, it is argued that stock ownership should be a better incentive mechanism when firm risk is high. In high-risk contexts, decision-makers need the balance provided by upside opportunity and downside risk inherent in stock ownership. Stock option pay, however, should be better suited for firmswith low to average levels of risk. In those situations, options likely provide the incentive to take prudent risks and help managers overcome natural risk aversion tendencies. However, at higher levels of firm risk,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stock option pay should diminish as it motivates executives to take excessive risks. This logic leads to the following hypotheses: H2a: Firm risk will positively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ecutive stock ownership and subsequent firm performance.H2b: Firm risk will negatively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ecutive stock option pay and subsequent firm performance.4. Research Method4.1 DataThe sample for this study includes 250 firms randomly selected from the 1994 S&P 500.Data for three years of firm performance (1994-1996) were collected. Missing data for 10 observations resulted in a total of 740 firm years of data. Compensation, tenure, and ownershipwere collected from proxy statements. Data regarding board structure were collectedfrom Dun & Bradstreet’s Million Dollar Directory. Data from Compustat were used for firm financial performance, risk, and size measures. Because subsequent firm performance is being predicted, financial incentives were measured two years prior to the performance period being measured. This lag is discussed in more detail below.4.2 MeasuresSubsequent firm performance was measured as total shareholder returns, defined as the sum of stock price gains plus dividends distributed during the year. As indicated earlier, most previous studies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 and stock ownership on firm performance have used a contemporaneous cross-sectional design. However, we are specifically interested in whether an executive’s incentive structu re affects subsequent firm performance. The model specification is similar to that of Larcker (1983) who assessed the impact of long-term accounting based incentive plans on subsequent capital expenditures. Thus the model predicts that incentive structure will affect subsequent firm performance after the period in which incentives are in place. A one-year lag seems too short for the causal process implied in the incentive alignment literature. For example, incentives theoretically alter an executive’s risk preferences, which in turn affect the executive’s investment selections, and finally these choices affect subsequent firm performance. Nevertheless, we experimented with lags of one to three years. The models with a two-year lag are presented. Results for the one-year and three-year lags we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reported here, but were not always 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CEO stock ownership was measured as the value of stock owned by the CEO. Stock option pay was measured as the proportion of total compensation granted in stock options as follows: (stock option grants)/ (total compensation). This measure is similar to that used by several scholars (Eaton & Rosen, 1983; Mehran, 1995; Zajac &Westphal, 1994). The measure accounts for the likelihood that the effects of options on firm performance are a function not only of the size of the option grant, but how the grant relates to the total pay package given the CEO (Mehran, 1995). Options were valued using the SEC present value method, one of two methods approved by the SEC for financial reporting (the other being based on the Black-Scholes option pricing model). The SEC method was used by 70 percent of the firms in this sample in their reporting to the SEC, so the values of option pay for firms that used the alternative method in their reporting were converted to this method. The method is a simplistic present value formula based on a common discount rate for all firms. For our sample, values derived using this method are highly correlated with values derived using the Black-Scholes (r > .90). Results did not change when all options were valued with the Black-Scholes method.With respect to firm risk, we are interested in aspects of risk that are likely to be salient to decision-makers. Several distinct empirical risk factors exist and appear to be stable over time (Miller&Bromiley, 1990). Therefore, firm risk wasmeasured three ways. A simplified version of Miller and Bromiley’s (1990) categorization of risk along the dimensions of stock return, income stream, and strategic was used. The measure of stock return risk was beta. For income stream risk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ROA (over the 3 previous years), a commonmeasure of risk employed in the strategic management literature (Bowman, 1980; Fiegenbaum & Thomas, 1986; Miller & Bromiley, 1990) was used. For strategic risk, the firm’s debt-to-equity ratio was used. A standard measure of corporate financial leverage,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debt, the greater the firm’s risk of bankruptcy and less margin for error the firm has in strategic decisions (Shapiro & Titman, 1986). Miller and Bromiley(1990) validated all three of these measures as gauging different types of firm risk. As decision-makers are confronted with all types of risk, and it is not known a priori how each affects specific decision contexts, all three measures were included in our analyses.Prior firm performance was controlled for two reasons. First, prior performance is likely related to the proportion of pay that is granted in the form of stock options (Mehran,1995; Yermack, 1995). Second, controlling for prior performance helps rule out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such as inertial performance levels, regression to the mean, and other exogenousdeterminants of firm performance. The inclusion of this control variable has implicationsfor estimation methods; these implications are discussed below.Firm size wasmeasured as the log of firm sales. It was included as a control because it is generally related to the size of compensation packages (Finkelstein & Hambrick, 1996), and probably to the amount of option pay included in a CEO’s contract. In addition, firm size is likely related to subsequent firm performance levels. Zajac and Westphal (1994) and Rediker and Seth (1995) found that monitoring mechanisms may substitute for performance contingent compensation and stock ownership. Therefore, it is possible that firms with vigilant boards achieve similar levels of performance as firms with incentive alignment mechanisms. For those reasons, we controlled for the monitoring of vigilant boards by including the measure of the proportion of board outsiders, measured as the percentage of board members who are not officers of the firm.A CEO’s risk taking profile may change over the tenure of career (MacCrimmon & Wehrung, 1990). For example, CEO’s who are early in their tenure are more willing to take risks than those close to retirement are. Such differences in risk posture may, therefore, affect firm investment activity and firm performance (Tufano, 1996). CEOtenure was measured as the number of years the executive held the title of CEO in the current firm of employment.4.3. Estimation IssuesOrdinary least-squares regression (OLS) was used to estimate our models. However, thereare two issues that needed to be addressed: a lagged dependent variable and pooled, crosssectional data. Including a control for prior firm performance results in estimating a lagged dependent variable. The presence of lagged values for the dependent variable can result in inconsistent parameter estimates because the error terms are autocorrelated. Consequently, we followed procedures outlined by Ostrom (1978) and Greene (1990) and utilized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technique. This was done by regressing the lagged dependent variable on current and lagged independent variables as follows:Y t=α1X t+α2X t-1The lagged values for the predictions of Y are then substituted into the estimation model as the estimate for prior firm performance, which then yields consistent estimates of the errors.Because the sample contained pooled, cross-sectional data (i.e., panel), we also had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non-independent observations. In order to correct for the bias of nonindependence, a fixed-effects model was estimated. This approach assumes that specifying a different intercept coefficient for each firm can adequately capture differences among firms. Because they model only within-firm variation over time and eliminate across-firmvariation, fixed effects models offer a very conservative test of the hypotheses and are equivalent to pooled, within-firm regressions (Judge et al., 1988). A fixed effects model was implemented by subtracting the mean value of each variable (firm specific means) form its raw score and then suppressing the intercept. Data for the ith firm were then transformed in the following way:Y it Yit– YavgiX it Xit– XavgiThis approach preserves degrees of freedom by eliminating the needto include large numbers of dummy variables in the regression equations (Judge et al., 1988). Finally, Durbin-Watson tests indicated that autocorrelation was not a problem after making the above noted transformations.5. ResultsTable 1 reports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s for all variables used in the study. Subsequent firm performance exhibited significant variance across firms, with average performance of 17.56 percent. CEO stock ownership averaged $4.96 million, but also varied significantly across firms. In line with what others have reported, stock option pay averaged 26 percent of total compensation, and ranged from 0 to 94 percent. There was also significant variance in our three measures of firm risk. For all regressions reported below, variable inflation factors (VIF) scores were examined. These did not indicate any serious problems ofmulticollinearity, except when multiple interactions involving a common variable were included in the model. Consequently, each interaction is reported in a separate model, which increases the chance of Type I error. Nevertheless, results for a fully specified model that included all interactions simultaneously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results reported below.Table 2 reports the results of the OLS regressions. Model 1 reports the results for the control variables, while model 2 adds the main effects, and models 3-8 add interactions that assess the moderated relations hypothesized above. With respect to the control variable model, beta and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priorROAwe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subsequent firm performance. Prior performance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subsequent firm performance. Recall that we predicted thatCEOstock ownership and stock option pay would b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subsequent firm performance (H1a & H1b). As reported in model 2, our results we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hypotheses, as both were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The complementary theoretical lenses of normative agency theory and behavioral decision theory were used to suggest that firm risk alters how stock ownership and stock option pay affect subsequent firm performance. These hypotheses were analyzed by estimating the regressions with multiplicative interaction terms. We predicted that firm level risk would positively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ecutive stock ownership and subsequent firm performance (H2a). As shown inmodels 3-5, two of thethree interactions were significant (beta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ROA). Hypothesis H2b predicted that firm level risk would negatively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ock option pay and subsequent firm performance. Models 6-8 report that interactions using two of thethree measures of risk (standard deviation of ROA and debt-to-equity) were negative andsignificant.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moderated relationships, significant interactions were decomposed into their simple effects. This allowed us to consider the effects of ownership and option pay at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moderating variables. We followed the procedures outlined by Jaccard, Turrisi, and Wan (1990: 27-28). With respect to stock ownership, we found that the slope remained positive over the entire range of firm risk, however, the slope became more positive (p <.01, adjusted Bonferoni procedure) as themoderators passed their mean values. In contrast, decomposition revealed that the slope of stock option pay was non-monotonic with respect to firm risk. Specifically, while the coefficient for stock option pay was initially positive (e.g., at low to moderate levels of firm risk), it became negative as the moderators passed their mean values (p<.01 adjusted Bonferoni procedure).6. DiscussionThe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were twofold. First, we set out to examine whether stock option pay had incentive effects congruent with those of stock ownership. Second, we aime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asymmetric riskproperties of options, compared to the symmetric risk of stock ownership, would result in different effects when firm risk varied. There were three principle findings. First, we found that both executive stock ownership and stock option pay we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subsequent firm performance. Second, the effects of ownership were robust across all levels of firm risk, but became significantly more positive in firms with high levels of risk. Third, option pay resulted in higher levels of subsequent firm performance for firms with low levels of risk, but it resulted in lower levels of subsequent performance in firms with high levels of risk. These findings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academic and applied work on executive compensation and firm governance6.1 ImplicationsThe findings have a number of implications that should be of interest to those who study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ose responsible for implementing governance mechanisms. Although there has been a literal rush to implement stock option plans and to use them heavily in CEO pay package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y are not a panacea for all governance concerns. We only studied three types of firm risk, but even for these the results suggest options may be more beneficial in firms that have rather stable earnings and ample slack resources. This may be because options give executives economic incentive to experiment with new strategies and products. When firms have stable operating histories and slack resources they can absorb the misfires that undoubtedly accompany such proactive strategic changes. However, when such slack is missing, firms may suffer severe consequences for such risk taking (Singh, 1986). Thus when risk factors are high, boards may be better served to use alternative governance and incentive devices that offer not only upside potential but downside risk, as well. For example, grants of restricted stock may be a superior alternative when firm risk is high and CEOs do not otherwise ownmuch stock in the firm.This study sheds some light on the seemingly paradoxical views of incentives articulated by positivist and normative agency theorists (cf. Beatty & Zajac, 1994; Eisenhardt,1989; Murphy, 1999). The positivists prescribe pay-for-performance and other wealth alignment mechanisms because they are assumed beneficial to shareholders (Eaton & Rosen,1983; Jensen & Murphy, 1990; Mehran, 1995; Schleifer & Vishny, 1997). Alternatively, normative principal-agent scholars have cautioned t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