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萨满文化研究

女真族萨满文化论张碧波在中华历史上，有很多北方民族建立过（区域性或全国性的）政权。

女真族所建立的金朝，女真——金代文化在中华文化史上可谓独树一帜。

它迅速崛起，灭辽灭北宋，占有中国半壁江山，在南北文化的交汇点上，在吸取北宋文化、吸收农业文明、儒家文化方面，远远超越了前代各北方民族，一举成为北中国的文化中心。

女真文化中所保留下来的萨满文化及其史料则十分稀少。

不过，即使如此，我们从这些遗留下来的萨满文化史料中仍可见到其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痕迹。

王者与萨满古代中国，王者多为“群巫之长”。

也就是说，古代的政治领袖同时也是宗教领袖。

在中华古史上，这种历史文化现象比比皆是。

女真族也是如此：王者兼萨满，王者与巫者集于一身。

金太祖阿骨打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金史》记阿骨打的出生：阿骨打，“世祖第二子也。

辽道宗时有五色云气屡出于东方，大若二千斛囷仓之状，司天孔致和窃谓人曰：‘其下当生异人，建非常之事。

天以象告，非人力所能为也。

’咸雍四年(1068年)戊申，七月一日，太祖生。

幼时与群儿戏，力兼数辈，举止端重，世祖(劾里钵)尤爱之…曰‘此儿长大，吾复何忧’。

十岁，好弓矢，甫成童，即善射。

一日，辽使坐府中，顾见太祖手持弓矢，使射群鸟，连三发皆中。

辽使矍然曰：‘奇男子也。

’……”1这是记金太祖阿骨打生而奇异，受到世祖劾里钵的喜爱与寄托。

《大金国志》有更生动的记述：“阿骨打生于辽咸雍四年戊申。

初在妊娠时，骨重异常儿。

将生，河水为沸，野兽尽嗥。

及生，若有光照其室，部落咸异之。

既长，臂垂过膝，身长八尺，状貌雄伟，沈毅寡言笑，而有大志，弓力过绝于人。

”2阿骨打的萨满身份是从其父世祖劾里钵处继承下来的，是得到劾里钵认可的。

世祖劾里钵预知生死：“师还，寝疾，遂笃。

元娶擎懒氏哭不止，世祖曰：‘汝勿哭，汝惟后我一岁耳。

’肃宗请后事，曰：‘汝惟后我三年’。

肃宗出，谓人曰：‘吾兄至此，亦不与我好言’。

乃叩地而哭。

俄呼穆宗谓曰：‘乌雅束柔善，若办，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

一、引言敦煌地处西北边陲，位于丝绸之路三道交汇的咽喉之处。

由于地理位置原因，广受西域、印度与中亚文化影响，同时因其海纳百川与兼容并蓄的文化环境，东部域外文化自然也会在此驻足，由此东西方文化在此往复融汇，促进了世界文化与艺术的繁荣。

在敦煌莫高窟这个瑰丽纷繁的艺术宝库中，赓续千年而浩繁无比的壁画里，囊括了地域、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俗等各类题材。

其中舞蹈形象，亦是丰富多彩，各有千秋，除了有南方舞（东南亚一带佛教国家的舞蹈）的风格与西域诸国舞蹈的风格之外，亦受到东部域外文化的影响[1]，呈现出高句丽乐舞的风格。

经笔者研究发现，在敦煌莫高窟晚唐第156窟主室北壁下部的《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以下简称《宋国夫人出行图》）中的四人对舞舞蹈形象，无论是舞姿动作、体态特征，还是服饰造型等方面，都呈现出古代高句丽乐舞的典型特点。

为论证此观点，本文将从时间脉络、动作特点、服饰型制三方面出发，并结合文物、文献等材料加以多元论证，从而对《宋国夫人出行图》中的四人对舞的舞蹈形象进行综合分析。

二、敦煌莫高窟156窟高句丽乐舞遗存图像考释（一）高句丽乐舞的文化背景据《汉书·地理志》载:“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濊貉、句骊蛮夷。

”其中所说的“句敦煌莫高窟156窟高句丽乐舞图像遗存与创造性转化研究李想李婷婷（西北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甘肃兰州730000）［摘要］本文从时间脉络、动作特点、服饰型制出发，运用图像研究、文献分析等多种方法，对敦煌莫高窟第156窟《宋国夫人出行图》中的高句丽乐舞图像遗存进行综合考释，剖析出高句丽乐舞的风格特征与美学特质。

而根据敦煌壁画、墓室壁画与古代诗词中的高句丽乐舞形象，运用舞蹈编导学空间理论进行实践转化，又可最终形成活态舞姿，突出敦煌壁画之实践价值，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传承。

［关键词］敦煌舞蹈；高丽乐；莫高窟；《宋国夫人出行图》［中图分类号］K87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23）01-0184-09［作者简介］李想（2000-），女，汉族，天津人，在读硕士。

“高句丽文化”研究评述董健，孙炜冉，李乐营摘要：目前的中国学界的“高句丽文化”研究呈现出新视角、新方法和新观点的研究态势，但是与韩国学界的相关研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是由双方不同的国家学术环境造成的，韩国将高句丽史视作“国史”予以研究，投入了极高的关注度和支持力度，而高句丽史在中国只是古代东北史中的一部分而已，因此才造成了双方重视程度的巨大差异。

日本对“高句丽文化”方面的研究多偏重于墓葬和城址的研究，而朝鲜也因国内高句丽遗迹丰富的优势多注重考古文化的研究，但是因其特殊的政治氛围，使其对传世文献的解读过于随意和偏激，与韩国多种观点林立的态势不同，虽然二者都受民族主义情绪影响，但朝鲜学界的高句丽文化研究呈现出偏执性和单一性特点。

关键词：高句丽文化；中国；日本；韩国；朝鲜中图分类号：K28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974（2018）03-0024-10DOI ：10.13877/22-1284.2018.05.005收稿日期：2018-03-0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高句丽、渤海问题”研究专项项目“高句丽文化研究”（17VGB009）；吉林省教育厅“十三五”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国家新型智库建设背景下高句丽研究成果的拓展、利用与转化”（吉教科文合字[2016]239）作者简介：董健，女，吉林通化人，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院、高句丽与东北民族研究中心讲师。

研究方向：高句丽、渤海史；孙炜冉，吉林集安人，历史学博士，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院院长助理、讲师。

研究方向：高句丽、渤海史；李乐营，吉林通化人，历史学博士，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院院长、高句丽与东北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研究方向：古代东北史。

（吉林通化134002）学文化“最通常的分法是三分：表层的物质文化，中层的制度文化，深层的精神文化。

如果简单一点，则为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两大范畴。

如果复杂一点又可在三层外加上心态文化一层”。

河南建材2018年第1期浅析高句丽与同时期东北亚佛教建筑布局比较研究王科奇王雪吉林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130000）摘要:高句丽是公元前37年至公元668年存在于我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民族和地方政权。

佛教在中原东晋时期传入高句丽，并受到王室的重视，后传入百济、新罗。

高句丽佛教建筑的发展进程与同时期中原、百济、新罗等息息相关。

高句丽和百济的佛教建筑具有两种不同的布局模式并对新罗佛教建筑布局模式产生了较大影响。

通过对高句丽和同时期东北亚佛教建筑布局的比较研究，可理清东北亚佛教建筑的渊源与传承脉络。

关键词:高句丽；佛教建筑；布局形式高句丽地处东北亚核心,它的发展进程与同时期中原、百济、新罗等息息相关。

佛教在中原东晋时期传入高句丽,并受到王室的重视。

在《旧唐书·高丽传》中记载:“(高句丽)其所居,必依山谷,皆以茅草葺舍。

唯佛寺、神庙及王宫、官府乃用瓦[1]。

”可见佛教建筑地位的高贵。

对高句丽的清岩里寺、定陵寺、上五里寺、土城里寺,中原的永宁寺、嵩岳寺、荆州河东寺、灵感寺,百济的军守里寺、定林寺、金刚寺、陵山里寺、弥勒寺、东南里寺以及新罗的皇龙寺、芬皇寺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上述佛教建筑的平面布局中塔与金堂的组合关系、位置关系,对于理清东北亚佛教建筑的渊源与传承脉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高句丽与同时期中原佛教建筑布局比较研究西汉末年,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后,逐渐向东北传播,很快就从内地传入到高句丽地区。

中原的佛教建筑对高句丽佛教建筑的发展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1.1塔与金堂的组合关系比较高句丽寺院与当时中原一致,采用堂塔并立的寺院型制,以八角形塔为中心,东、北、西三边将金堂排成倒“凹”字型,即“一塔三金堂”布局模式。

典型实例包括定陵寺址、清岩里寺址、土城里寺址、上五里寺址(图1-A、图1-B),因此可以推出“一塔三金堂”为高句丽佛教建筑的布局模式;从文献中得知荆州河东寺(图1-C)的时间早于高句丽的寺院,中原的佛教建筑对高句丽的佛教建筑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高句丽的“一塔三金堂”寺院布局可能沿袭于中原的荆州河东寺[2];由于同时期中原所挖掘出的寺院遗址只有永宁寺(图1-D),以塔为中心,前塔后殿的寺院布局,为“一塔一金堂”布局模式,基本上和百济的寺院布局一致;与永宁寺同时期的嵩岳寺(图1-E),是北魏宣武帝离宫改建二层,也是以塔为中心,左右后围绕塔布置金堂的“一塔三金堂”的布局模式。

【摘要】中、朝史书对高句丽五部的名称记载不同，但可以发现两种史料间的对应关系。

高句丽五部以夫余人为主，融合了秽貊及部分汉族。

各部的部长都不止一人，且地位不是平等的。

在高句丽建国之初，五部的部长拥有行政、军事、司法等方面的权力，既是领主，也是中央官。

随着对外扩张中高句丽国家机构的完善，五部的部长渐演变为地方官，形成五耨萨制，各方面权力受到制约。

五部也不再强调部族的意义，而是成为行政区划概念。

【关键词】高句丽；五部；秽；貊astudyofthefivebusofgaogouli高句丽以五部为基础建立自己民族的政权，随着政权性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五部进而与中原五方土观念相结合，形成“五褥萨”制。

后来渤海、辽、金实行的五京制，当出于对此制度的仿效与继承。

（一）最早记载高句丽五部的中国史书是《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本有五族，有涓（《后汉书·东夷传》作消）奴部、绝奴部、顺（《南史·高句丽传》作慎）奴部、灌奴部、桂娄部。

本涓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桂娄部代之。

”朝鲜史书《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东国史略》、《东国通鉴》等书中，除有一次出现消奴部的名称以外，竟无一提及，当是存在着译音用字上的不同。

《通典》谓五部“皆贵人之族”，故高句丽五部当在其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

考之《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高句丽国相有椽那部的明临答夫、沸流部的阴友、贯那部的弥儒、桓那部的於支留，可见，椽那部、贯那部、沸流部、桓那部都应在高句丽的五部之内。

朱蒙自夫余迁至卒本川，“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国号高句丽”，沸流国王“松让以国来降，以其地为多勿都，封松让为主”[1]，可见，沸流国王松让原是沸流水一带的统治者，在朱蒙迁徙至此地后降于朱蒙，其部改称多勿，琉璃明王“纳多勿侯松让之女为妃”，可以证明这一点。

多勿部当即《三国志》中“本涓奴部为王”的涓奴部，随朱蒙自夫余迁徙来的部众居沸流水上，就是后来的沸流部，即《三国志》中取代涓奴部的桂娄部。

集安高句丽音乐文化研究作者：王希丹来源：《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 2014年第1期王希丹[1][内容提要]高句丽是起源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古老少数民族。

据《汉书》可知，高句丽民族至迟在汉代就已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并接受汉朝的管辖。

其于公元前37年建立地方政权，号“高句丽”，至公元668年，为唐王朝和新罗国联合所灭，历705年。

集安是高句丽民族早期的重要活动地区之一，是高句丽王桂娄部的中心所在。

高句丽政权于公元3年自桓仁迁都至此，历425年，这一时期是高句丽政权的大发展时期。

之后虽迁都平壤，集安作为“别都”，仍位列高句丽“三京”之一，因此分布于集安的高句丽文化遗产最为集中、齐全与典型。

本文就高句丽乐舞、乐器和伎乐仙人图三个方面，对集安高句丽音乐文化遗产进行探讨，以期为未来的高句丽音乐全史研究做好准备。

[关键词]高句丽/乐舞图/伎乐仙人图/长川一号墓中图分类号： J62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736（2014）01-0197-5高句丽是起源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古老少数民族，至迟在汉代便已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并接受汉朝的管辖。

[2]其于公元前37年建立地方政权，号“高句丽”。

[3]至公元668年高句丽灭国，该民族也融入了其他民族的血液之中。

史载高句丽“其民喜歌舞，国中邑落，暮夜男女群聚，相就歌戏。

”[4]“其俗淫，皆洁净自熹，暮夜辄男女群聚为倡乐。

”[5]公元5世纪中期至7世纪末，高句丽音乐位列隋代七部伎、九部伎、唐代十部伎，为中原的音乐文化抹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随着高句丽政权的覆灭，“翩翩舞广袖，似鸟海东来”[6]的声色音容也逐渐淹没在历史的尘嚣中。

自19世纪末好太王碑发现以来，沉睡了一千多年的高句丽古墓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历经沧桑已显斑驳的壁画，唤起了人们对泛黄史籍的追忆。

文字中的“高丽伎”自此走出书本，以新的方式展现在人们面前。

据学者统计，截止2008年，中国和朝鲜境内已经发现并著录的高句丽壁画古墓有115座，其中中国境内38座，朝鲜境内77座。

作者： 范犁;秦升阳
出版物刊名：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页码： 30-32页
主题词： 高句丽 学术研讨会 好太王碑拓本 高句丽历史 高句丽民族 文化研究 高句丽研究守墓人 中华诗词 吉林省
摘要： 1998年6月26日至28日,全国首届高句丽学术研讨会在吉林省通化师范学院隆重召开。

来自北京、新疆、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文博系统、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50多人出席会议。

其中,既有多年从事高句丽历史与考古研究的老专家、老学者,也有刚刚进入这一领域的青年学者。

既有汉族学者,也有满族、回族、朝鲜族的学者。

会议由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高句丽研究中心和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所联合主办。

国家有关部委和吉林省委、省政府对此次会议极为关注,热情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