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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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一个隐忍的革命者
蔡锷的才略，与曹操一般，本也不必分治乱，皆可建功立业，平定天下，只是既然生在乱世，必须与世浮沉，于是韬光养晦，深谋远虑。
据侯毅《洪宪旧闻》，1915年11月，蔡锷设计逃出北京之后，袁世凯召财政部长周学熙训话，感慨道：“以彼（蔡锷）临行之谋虑深远断之，此人之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
今已远颺，必为吾患无疑。
吾生平识人未尝有误，乃卒为此子所蔽。
”袁世凯自身便以工于心计、老于谋算见长，幕僚王锡彤曾赞他“缜密、详审实大过人”，他说这番话，不啻是对蔡锷的谋略最高级别的认证。
谈蔡锷的谋略，须得从其沉毅的性情说起。
沉毅是褒义词，贬斥蔡锷的人，则称“其人阴鸷，善能掩饰”。
抛开褒贬，蔡锷为人，言语少，城府深，潜心默运，不露锋芒，乃是共识。
对此，可以长期追随蔡锷、与其同生共死的周钟岳（周氏曾两任蔡锷秘书长：蔡锷担任云南都督，他是都督府秘书长，蔡锷担任全国经界局督办，他是经界局秘书长；蔡锷从北京出逃，他是掩护者之一，为此而受监控）的观察为证：
蔡公恂恂如书生，而英迈不群之气溢于眉宇。
其性坚忍深沉，平居不轻自表襮，而遇当为之事则奋厉踔发，穷日夜不息，无论如何险阻，必期于成。
又断制力极强，每议一事，众论纷呶，公徐出一言，则当机立断。
自奉甚约，洁己奉公，不肯滥用一人，轻举一事。
故改革之初，百端待举，而财政尚属裕如。
唯褊急少容，是其短耳。
这是持平之论，有赞有弹，不为尊者讳。
顺道说一点。
蔡锷不是完人，其性格“褊急少容”，陶菊隐《政海轶闻》亦云“松坡所短，在襟怀褊狭，岸然不能容物”。
不过我读蔡锷，觉得他待人虽不够宽和，不符古人所讲究的“休休有容”，胸襟却绝不狭隘。
如果给人留下峻急、严苛、不能容物的印象，大概在其对部属的管束。
他“生性静默，与人谈论，辄扼要数言”，自律如此，律人亦然，1910年担任广西干部学堂总办期间，“诸生好辩者，常恶语怒斥之，甚或掴之以掌，其严烈如此”。
陶菊隐说：
蔡生平不好货财，整躬示范，部属皆不敢妄取一介。
其后吴佩孚亦不好货财，而吴部多贪婪，吴不之察，人喻为“粪夫”，意谓吴氏仅能洁己，前后皆为秽物也。
今之武人，求为粪夫又不可得矣。
蔡律部下严，触刑章，必治以应得之咎。
从蔡游者恒贫乏无以为生，稍失检，且陷法网焉。
人谓蔡之冷峭，有威可畏而无德可怀，然人民之讴思至今罔替，是又足以为训矣。
蔡锷的性情，与其职业、时代背景有关。
他是军人，治军从严，纪律至上，赏罚分明，可谓根本，故而养成了其冷峭的性格。
他所处的时代属于乱世，乱世需求的人才，迥异于治世。
许劭称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是《三国志》的说法，《后汉书》云：“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
”），实则曹操雄才大略，无论治世还是乱世，都是盖世英雄，奸雄云云，乃是历史演义的苦果。
不过许劭的说法，不无意义，他以治乱为界，把人才一分为二，有些人显然更适合治世，如蒋介石，有些人显然更适合乱世，如毛泽东。
袁世凯拿来与蔡锷对比的宋教仁，虽才气纵横，却锋芒太露，倘若生于治世，命运也许会好一些。
蔡锷的才略，与曹操一般，本也不必分治乱，皆可建功立业，平定天下，只是既然生在乱世，必须与世浮沉，于是韬光养晦，深谋远虑。
青年蔡锷，便有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深沉。
章士钊暮年忆旧，谈及留日往事，以蔡锷为例：“彼等志存颠覆，而迹求隐晦，平日谨言词，慎交游，常恐以意外之疏忽，而招来本事之损害，如杨笃生、蔡松坡皆其流亚也。
加以松坡习陆军，规久远，以攫取清廷兵权为第一步，不可使满族俊才如良弼等嫉妒陷害，故行动尤其矜谨。
”
杨笃生即杨毓麟，与杨度并称“湘中二杨”，其人思想缜密，长袖善舞，一面从事反清运动，
一面结交清廷大佬瞿鸿禨、端方等，企图内外夹击，推翻满清，不过论隐忍的功夫，他比蔡锷差远了。
辛亥年，当他在英国利物浦听闻黄花岗起义失败的噩耗，“精神痛苦，如火中烧”，愤而蹈海自尽，当然这是热血男儿之举，自有其价值所在。
所谓“谨言词，慎交游”，在1913-1915年蔡锷旅京期间，表现尤为显著。
检索《蔡锷集》，从1913年11月4日进京，到1915年8月15日赴天津与梁启超密商，决意反袁，将近两年，蔡锷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足见谨慎。
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云：蔡锷到京，所交游的朋友主要是杨度等人，“凡友朋中与国民党关系稍深即不与其酒食之会，其用心可谓苦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