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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汉诗集以日本人文化修养的传统为中心——日本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接受史井波律子（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怀风藻》与《万叶集》从奈良平安时代到江户时代，日本文学文化的历史与其对中国文学文化的接受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
日本最早的汉诗集是《怀风藻》，收录其中的汉诗反映了那些极力模仿当时发达的中国文学、并想将之转化为具有日本特色的文学的先驱者们的艰苦努力。
《怀风藻》编定于天平胜宝三年（751年）。
那时相当于唐玄宗天宝十年，正是李白杜甫等大诗人辈出的“盛唐”时期。
但是，正如吉川幸次郎所论，《怀风藻》中的汉诗“与当时中国诗坛上的潮流相比晚了五十年到一百年”。
《怀风藻》中的汉诗大多是模仿盛唐之前的初唐时期，甚至再往前的六朝时代的诗歌。
这种时间上的错位，应该是由于与当时同时代的作品相比，《文选》和《玉台新咏》等六朝文学中已有定评的一些文集很早就传入日本并被接受所致吧。
六朝文学的理想就像《文选》的编者、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所述的那样，“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也就是说表现的内容和方式应该追求完美和谐。
但实际上，创作者往往偏重于表现方式，从而容易导致对辞采的过分重视。
而以六朝诗歌为圭臬的《怀风藻》继承了这种倾向，诗的内容暂且不论，那些一味追求华丽表达的诗就占据了主流。
《怀风藻》中的汉诗里，宴会诗和应诏诗等以宫廷为舞台、在公共场合创作的诗很多。
《怀风藻》中的诗人们就是在这样的场合下来展示自己掌握的异文化精髓以及比拼作汉诗的才华吧。
因为那时训读理论尚未确立，所以在这些诗人的汉诗中是看不到他们努力将六朝和初唐诗歌改造成日式诗歌的态度的。
反倒是他们运用学习来的表现技法，拼命模仿六朝和初唐的诗风的态度十分显眼。
因此，虽然“和习”较少，但被吟咏的场面和情景却由于“假想”法则的运用而呈现出中国风。
例如，收录在《怀风藻》中的大津皇子的五言诗《春苑言宴》如此写道——开衿临灵沼，游目步金苑。
澄彻苔水深，晻暧霞峰远。
惊波共弦响，哢鸟与风闻。
日本版的《静夜思》李白表达望月思乡之情的《静夜思》在中日两国共同流传甚广。
2008年5月，胡锦涛在日本访问，就给学生讲解《静夜思》。
一位在日本留学的华裔初中生发现李白的《静夜思》在日本的版本与中国不同，经过仔细研究发现，日本是原文，中国则是明朝以后为普及诗词而改写的山寨版。
日本版本是，“牀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
与中国除去“牀”字通“床”字外，“看月光”在中国是“明月光”，“望山月”则是“望明月”。
李白是盛唐浪漫主义诗人，经常羁旅天涯，望月怀乡，《静夜思》便是首千古传诵的名篇。
笔触清新朴素，语言简洁明白，音韵流利自然。
从“疑”到“望”到“思”，形象地揭示了诗人的内心活动，生动地表现出游子的思乡之情，鲜明地勾勒出一幅月夜思乡图。
中国明代在流传的过程中，用自己的生活体验和语言习惯进行改造、整理与删补，以便适合自己的口味，竟然以假乱真了六百多年，《静夜思》在中国就成为至今的版本。
改动版中，短短20个字中两次出现“明月”，显得繁琐。
原作中的“山月”，突出了作者所在荒凉偏僻，更容易烘托出诗人孤独寂寥的心情。
读者仿佛回到1300多年前的唐代，和李白一起彻夜难眠，一起看山月，一同思乡。
改动了的《静夜思》更不尽如人意，无疑于败笔。
明胡应麟说：“太白诸绝句，信口而成，所谓无意于工而无不工者”。
1984年，中国李白研究会会长、新疆师范大学教授薛天纬就研究认为，《静夜思》在中国被改动过，但是他的分析解释未必尽如人意。
而25年前由于传播手段的单一，薛天纬的文章不太为人所知，山寨版的《《静夜思》在山寨文化盛行的中国于是得以传播至今，并视为理所当然，无疑是一种悲哀。
民间甚至把《静夜思》庸俗化为“一对狗男女，地上鞋两双”，不仅破坏了古典诗歌的优美意境，更是对诗人李白的大不敬。
日本一直学习古代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虽然现在一些日本人有些看轻甚至蔑视当代中国人，但是对古代中国的向往和敬仰犹存，对古代中国文化的热爱、熟悉不亚于海内外的炎黄子孙。
论唐代中日往来诗歌交流正说明，彼时有日本诗人专门写作汉诗。
唐代伊始，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往来频繁，日本遣唐使制度先后延续了二百多年，也让许多倾心汉学，特别是诗歌的日本学者得到了滋养。
这其中，既有在唐代学习多年之人，亦有反对遣唐使制度的人。
但从他们的诗作中，却能看到同一轮明月之下的人类共情。
李白的恸哭李白送别过很多人，在黄鹤楼、在赤壁、在荆门。
其中既包括同为诗人的孟浩然，也包括一位叫魏万的王屋山人。
送别魏万时，李白写下了《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一诗，其中有一句“身着日本裘”却引出了另一则故事。
诗人写诗，有时候会在诗句之后写几笔注释以作说明，在这句“身着日本裘”之后，李白特意自注说明道：“裘则朝卿所赠，日本布为之。
”这位朝卿想来与李白关系不错，赠送的贵重衣物李白经常穿，走路都能生出风来。
这份在送别他人时候的“三心二意”某种程度上显示李白与此人关系颇好，好到当李白听闻“朝卿”罹难海上之后，便声泪俱下地写了一首《哭晁卿衡》（朝通晁，晁卿即朝衡），诗曰：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好友朝衡即将回国，哪知明月却没能将他送回故乡，反而船沉碧海，一时间，苍凉的心绪充满了李白的内心。
一位老留学生要回乡了朝衡就是阿部仲麻吕，在大唐的五十年，几乎就是他的一生。
公元630年，日本派出第一批遣唐使。
从此，由日本而来的学生、僧侣在大唐学习知识、佛法，与当时唐朝的文人、名僧多有交往。
日本留学生若是学有所成，还可以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以此入仕。
开元初年（713），阿部仲麻吕作为副使来唐。
之后进入国子监学习。
开元十四年，阿部仲麻吕参加唐科举考试，进士及第。
《旧唐书》载：“其偏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仕历左补阙、仪王友。
衡留京师五十年，好书籍，放归乡，逗留不去。
”《新唐书》中记载得更为详细一些，将他在唐朝的五十年分为两段，先是“慕华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历左补阙，仪王友，多所该识，久乃还”。
20首最美日本汉诗，在东瀛三岛遇见古中国之美《中国诗词大会》热播似乎掀起了中国古诗词的热潮，大家开始重新认识中国诗词之美。
其实，中国的汉诗在日本一直都是备受推崇的，像是《诗经》、唐诗宋词等被日本统称为‘汉诗’的文字不仅是中小学教材的一部分，更是日本文艺界的热门。
日本作为一个国土面积还不足中国云南省大的国家，这决定了他们的文学不会有什么“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景象，却在幽静的生活中，以最细腻的眼光寻找到了最精致的美。
日本汉诗就体现这种特性。
（日本诗人阿倍仲麻吕）日本汉诗最早可以可追溯到天智天皇（626——672）时期。
此时的太政大臣大友皇子，是可考的最早的汉诗诗人。
自圣德太子改革和大化维新，日本向中国大量派遣遣隋使、遣唐使，彼时中国亦处于诗歌兴盛之时，可说是汉诗传入日本的一个重要契机。
日本汉诗起始几乎与我国诗歌极盛期的唐诗同时，千年积淀，不乏名家名作，比如与李白、王维交情深厚、最终埋骨长安的日本诗人阿倍仲麻吕（晁衡）；比如我们熟知的日本国民作家夏目漱石就曾写过很多汉诗；而短小精美的俳句也是受汉诗影响而来的产物。
●●●本文配图来自日本画家东山魁夷藤原肃山居青山高耸白云边，仄听樵歌忘世缘。
意足不求丝竹乐，幽禽睡熟碧岩前。
长啸子灵山亭看花戏赋君是护花花护君，有花此地久留君。
入门先问花无恙，莫道先花更后君。
林忠夜渡乘名扁舟乘霁即收篷，一夜乘名七里风。
天色相连波色上，人声犹唱橹声中。
众星闪闪如吹烛，孤月微微似挽弓。
渐到尾阳眠忽觉，卧看朝日早生东。
石川凹富士山仙客来游云外巅，神龙栖老洞中渊。
雪如纨素烟如柄，白扇倒悬东海天。
骤雨冥色分高汉，雷声过远山。
晚凉残雨外，月洁断云间。
白牡丹不是姚家不魏家，玉杯承露发光华。
谁将天上十分月，化作人间第一花。
溪行高岩浅水边，回眺弄吟鞭。
野径菅茅露，田村篁竹烟。
溪空莺韵缓，山尽马蹄前。
懒性与云出，又应先雨还。
题樱叶再为花寒林秀色夺红霞，片片随风飘水涯。
唐诗选本的日本化阐释及其对中晚期日本汉诗创作的影响吴雨平内容提要《三体唐诗》、《唐宋千家联珠诗格》和《唐诗选》等中国的唐诗选本传入日本后，日本的知识阶层和出版界人士根据日本人学习汉诗以及商业的需要，对它们进行了日本化的种种阐释和重新建构，使日本汉诗演变成为一种既符合中国诗歌的既定规范，又与日本人审美情趣逐渐接近的特殊文体，为汉诗的普及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唐诗选本日本化阐释日本汉诗文体文学的发展命运往往是由历史决定的。
每一种文体都在写作的实践中流转，呈现出某种演进的节律，生长出年轮似的肌质。
日本汉诗亦是如此。
由于它的相对于中国诗歌的继发性，它的风尚流转往往不是诗人各自为阵的探索的“竞合”，而是通过选本的集结和提倡，进而群起模仿的蜜蜂效应来实现的。
中国的文学选本传入日本、跟日本的文学传统结合后，对日本汉诗创作形成的影响，就是对这种文学规律的极好开示。
中晚期的日本汉诗坛对《三体唐诗》、《唐诗选》等唐诗选本的接纳、阐释和重新建构，体现了外来影响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资源的存在，并且反映了日本汉文学对中国诗风的追随和抵抗，以及日本文学主体意识的逐步崛起。
一、《三体唐诗》、《唐宋千家联珠诗格》和《唐诗选》日本汉诗发展到五山时期，寺院的禅僧取代皇族及宫廷文人成为汉文化在日本传承和传播的主导力量，这必然导致诗风的改变——汉诗创作开始追求一种新的范式，效仿的对象从白居易一人扩展到杜甫、李白、刘禹锡、中晚唐诗人和宋代诗人以及多种风格的诗，其中宋代的苏轼和黄庭坚受到了特别的尊崇，因为他们不仅是当时的一流诗人，而且还与佛教特别是禅宗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二人都跟当时的名僧交游甚广。
因此，作为早期日本汉诗模仿对象的《文选》和《白氏文集》的地位必然要被新的诗文选本取代，《三体唐诗》和《古文真宝》以及先后出现的《诗人玉屑》、《瀛奎律髓》、《唐宋千家联珠诗格》等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其中尤以《三体唐诗》和《唐宋千家联珠诗格》最为流行。
《三体唐诗》（约成书于1250年）原名《唐贤三体诗法》，又称《三体诗》，由南宋周弼选编，选167位唐代诗人的七言绝句173首、七言律诗150首、五言律诗201首，每体各成一卷，共三卷。
关于日本汉诗中的谚语的感想有很多日语汉诗中的谚语源自汉语，甚至是汉语直接翻译而成的，其中的含义也是和汉语一致的，中国人一看就懂。
谚语是蕴含文化价值最丰富的语言单位，是民族语言长期发展产物，它负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折射了精彩的人文世界。
如果说，语言是文化的一面镜子，那中日谚语更加集中凝结着各自民族文化信息的载体，在语言表达上也极具特色。
在中国，谚语有若悠久的历史，谚语这种语言形式其实产生于文字形成之前。
而在日本，汉诗谚语这种语言形式也是来自民间，可以说是一种“庶民文学”。
人们将自己的生活与身边的一草一木相结合，可能会用大自然中的任何一项事物去形象地、简练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这些充满智慧的表达方法最初也不是被文字记录下来的，更多的是人们的口口相传。
中国和日本在文化各方面相互影响，因此谚语也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
但由于两国所处环境、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生活习惯以及思维方式的不同，造成了两国谚语在相似的基瑞上又有着各自不同。
在日本对于这种文学形式，学界有若一个专门的定义一一口承文学。
而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还在使用中的谚语，那都是经历了时代的洗礼，所流传下来的人们智慧的结晶。
它们或形象、或简练、或具有教育意义、或充满人生哲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日本汉诗文化中的谚语是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的。
因为两国风土人情等的不同，两国谚语有了不同的民族特色。
作为日语学习研究者，我们不能仅将学习重心放在日本汉诗语言自身，而是以其为媒介，来了解日本的历史和文化。
本文从中日两国谚语的来源、内容、意象三方面做了一个简单的比对和分析，使大家能够对两国谚语文化有所触及，今后更要不惰学习，继续研究日本的汉诗中的谚语文化。
古代日本的唐诗传播公元285年前后，中华文化、主要是农耕和织布技术以及汉语文字，经过朝鲜传到日本。
当时日本以汉字为律令等法定语文，宫廷贵族也热衷于写作汉诗。
至今日文中仍有常用汉字3482字，姓名也用汉字书写。
一、遣唐留学生传播唐诗公元618年唐朝建国后，鼓励周边各国派遣留学生来唐学习，人数最多时达8000余人。
学习期限为10年，毕业后可以留唐任职，也可带文凭回国做官。
日本曾先后13次派遣“遣唐使”包括留学生和留学僧来唐，人数最多时达600余人。
其中最有名的是奈良时代的文学家阿倍仲麻吕（698~770），汉名晁衡。
他和吉备真备、玄昉等人于公元717年来唐留学。
晁衡在唐朝留学、做官长达54年，曾任左散骑常侍和镇南都护等高级官员，与李白、王维、储光羲等著名诗人广泛交往。
李白写有《哭晁卿衡》、王维写有《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储光羲写有《洛中贻朝校书衡》等怀念他的诗。
晁衡也曾送给李白一件日本裘。
吉备真备（693~755）在唐朝留学19年，把大量中国经典文化传入日本。
以后再次出使唐朝二年，回国后为孝谦女皇的顾问。
其最重要的历史功绩之一是根据部分汉字偏旁部首创造了日语片假名共50个表音“母字”，从此日本有了自己的文字。
后来，空海又利用汉字行书体创造日本的行书假名“平假名”（草写的字母）。
遣唐使空海（774~835）通称弘法大师，法号遍照金刚，于公元804年来唐留学。
两年后归国，于817年创立日本佛教真言宗，并著有汉诗文评论集《文镜秘府论》6卷（823年），着重介绍中国诗歌的声律、词藻、典故、对偶等形式技巧和创作理论。
书中多次引用王昌龄的《诗格》、崔融的《唐朝新定诗格》、皎然的《诗议》和元兢的《诗髓脑》来说明灵感和文学创作的关系。
此书对平安时代初期的日本“和歌”理论颇有影响。
空海后来又归纳此书的要点，编写了《文笔眼心抄》一书。
另著有汉诗集《性灵集》和散文集《三教指归》。
二、借鉴唐诗创作汉文诗词由于中国六朝文学和唐诗的影响，从奈良朝后期（8世纪中叶）至平安朝前期（9世纪中叶），日本的贵族和文人纷纷做起汉诗来，汉诗成了贵族社会的官方文学。
王维《竹里馆》古诗鉴赏详解《竹里馆》古诗赏析《竹里馆》由王维创作，被选入《唐诗三百首》。
这是一首写隐者的闲适生活情趣的诗。
诗的用字造语、写景，写人都极平淡无奇。
然而它的妙处也就在于以自然平淡的笔调，描绘出清新诱人的月夜幽林的意境，融情景为一体，蕴含着一种特殊的美的艺术魅力，使其成为千古佳品。
《竹里馆》作者：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竹里馆》【注解】1.幽篁(huáng)：幽是深的意思，篁是竹林。
幽深的竹林。
2.啸(xiào)：长声呼啸。
魏晋名士称吹口哨为啸。
嘬口发出长而清脆的声音, 类似于打口哨。
3.深林：指“幽篁”。
4.相照：与“独坐”相应，意思是说，独坐幽篁，无人相伴，唯有明月似解人意，偏来相照。
5.选自《王右丞集笺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卷十三。
这是《辋川集》20首中的第17首。
竹里馆，辋川别墅的胜景之一，房屋周围有竹林，故名。
《竹里馆》【韵译】月夜，独坐幽静的竹林子里，间或弹弹琴，间或吹吹口哨。
竹林里僻静幽深，无人知晓，却有明月陪伴，殷勤来相照。
《竹里馆》【评析】这是一首写隐者的闲适生活情趣的诗。
这首小诗总共四句。
拆开来看，既无动人的景语，也无动人的情语;既找不到哪个字是诗眼，也很难说哪一句是警策。
且诗的用字造语、写景(幽篁、深林、明月)，写人(独坐、弹琴、长啸)都极平淡无奇。
然而它的妙处也就在于以自然平淡的笔调，描绘出清新诱人的月夜幽林的意境，夜静人寂融情景为一体，蕴含着一种特殊的美的艺术魅力，使其成为千古佳品。
以弹琴长啸，反衬月夜竹林的幽静，以明月的光影，反衬深林的昏暗，表面看来平平淡淡，似乎信手拈来，随意写去其实却是匠心独运，妙手回天的大手笔。
这首诗同样表现了一种清静安详的境界。
前两句写诗人独自一人坐在幽深茂密的竹林之中，一边弹着琴弦，一边又发出长长的啸声。
其实，不论“弹琴”还是“长啸”，都体现出诗人高雅闲淡、超拔脱俗的气质，而这却是不容易引起别人共鸣的。
浅谈古代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在亚洲大陆的最东边，有一串大大小小的岛屿，人们称它为“八大洲岛”，岛上居住着一个身材矮小的民族，他们自豪的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早迎接太阳的人，于是将他们脚下的土地命名为“日之国”，又称“大和国”。
公元654年，大和国孝德天皇完成了日本的统一大业，定国名为“日本”。
然而这时，一水之隔的华夏民族早已历尽数千年风云变幻，经历了辉煌的汉代文化，又正在享受着盛唐的繁荣，并将非凡的影响力辐射到整个亚洲东部和东南部地区，新生的日本天皇对此艳羡不已。
此后，各朝天皇先后十几次派遣唐使、留学生、僧侣前往中原学习。
下面我按时间顺序历数一下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中国与日本的正式联系首先应该追溯到徐福东渡。
中国学者卫挺生博士，确实证明了神武天皇就是徐福。
当时日本文化的程度，停留在绳文文化时代，并没有任何冲击，能使日本忽然飞跃到青铜的弥生文化，必然是外来文化的冲击；卫博士肯定地说，神武必然是徐福。
徐福到了日本之后，为了避免秦始皇的追踪，甚至于讨伐，他利用了语言的隔阂来保持他的秘密。
那时其手下还有几千名由齐楚各地征调而来的童男女，他不授以中国文化，反而让他们倭化。
大局已平定的时候，他这批青年战友，一个个也已长大成人，便让他们和当地土著男女婚配，创立家业，断绝他们思乡的念头。
他为了示范，娶了原始居民木族中的贺茂氏的女儿──媛蹈鞴五十铃媛为正妃，翌年并立她为皇后。
他自己在辛酉年即位于橿原宫，称帝了。
以上是卫博士根据《神武纪》，同时考证了我国各书类中有关徐福的记载而推断的，合情合理。
我们都知道盛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很是频繁，但是我查资料时才发现，早在公元前二三世纪，航海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中国文化已经开始传入日本。
日本史学家认为中国早期文化曾以原始的交通工具通过日本海自然航路传入日本。
日本学者推断，在公元3世纪，中国的《论语》和《千字文》等已传入日本，人们开始学习书写汉字，阅读中国古代典籍。
到了7世纪，写作汉诗的风气开始盛行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