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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作者：慧楠来源：《月读》2017年第02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纂的《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
这部书对我国后世文学的发展繁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正如唐代学者李善在《上文选注表》中所说：《文选》成书以后，“后进英髦，咸资准的”，成了士人的必读之书。
据说李白早年曾三次拟作《文选》中的诗文，杜甫更明确地告诫他的儿子要“熟精《文选》理”。
到了宋代，还出现了“《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可见其盛行的情况。
时至今日，“《文选》学”与“红学”一样，成为了少数以书命名的专门之学。
《文选》的编纂背景萧统（501—531）是南朝梁武帝萧衍的长子，天监元年（502）十一月，被立为太子，本是继承大统的不二人选。
然而，天妒英才，萧统未及即位便英年早逝，谥号“昭明”，故后世称其为“昭明太子”，他主持编纂的《文选》，也称《昭明文选》。
《文选》的编纂，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这与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社会风气，以及萧统本人的學识素养有很大关系。
自建安以来，文学作品急剧增多的势头到晋、宋以后愈加明显，至齐梁间达到高潮。
据统计，从东晋初年到萧梁天监四年（505）的不到两百年时间里，皇家藏书增加了76倍。
这些图书典籍当然包括了各方面的著作，但其中占相当大比例的乃是文学作品。
此时的中国文学在自我独立的进程中取得了重大进步，改变了其依附儒学的状况。
文学作品数量众多，对它们进行品鉴别裁、芟繁剪芜，就成为广大阅读者的需要，选录优秀作品的文学总集便应运而生了。
据记载，我国最早的文学总集是西晋挚虞编撰的《文章流别集》，《隋书·经籍志》说：“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
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
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
”可惜，这部书没有流传到现在，我们无缘得览其面貌。
历代《文选》类总集的编纂体例与选文范围——中国古代总集分体(一) 一、总集的生成及其编纂体例所谓总集，指的是按照一定的体例收录不同作者诗文作品的图书文献。
在中国古代图书文献中，春秋时代编纂成书的《诗三百》应是第一部诗歌总集。
但早在西汉，人们就把《诗三百》视为儒家经典，称为《诗经》；从东汉刘向（前77-前6）父子的《七略》开始，历代书目都将《诗经》列入“经部”，而不把它当作总集①]。
刘向辑录的《楚辞》，收录屈原（约前339-约前278）、宋玉（生卒年未详）等人的诗歌作品，原本也应属于诗歌总集。
《四库全书总目》卷148《楚辞章句》提要即云：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宋玉《九辨》、《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贾谊（前200-前168）《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前154-前93）《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及向所作《九叹》，共为《楚辞》十六篇，是为总集之祖。
②]但在历代书目中，又一直以“楚辞”别为一门，与集部的“总集”、“别集”并立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148“楚辞类序”称：《隋志》集部以“楚辞”别为一门，历代因之。
盖汉魏以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作此体者，他集不与楚辞类，楚辞亦不与他集类，体例既异，理不得不分着也。
④]按《隋书》卷35《经籍四·集志》分集部为三类：楚辞类、总集类和别集类。
其“楚辞类序”云：《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
……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前53-18），嘉其文彩，拟之而作。
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
然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
⑤]既然后世文人在楚辞写作的体例与风格两方面都难以为继，那么就只能将楚辞单列一类，与后世的总集判然而别。
正因为如此，《四库全书总目》卷186“总集类序”说：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
……《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裒，又仅《楚辞》一家，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
一、文选编纂背景文笔辨析（渊源观念产生，发展）二、分类37 四部丛刊38骆鸿凯39台湾学者三、文论（应用文）四、编辑体例1、傅刚论文上的2、诗赋骚赋不收乐府选赋要求一、文选编纂背景（一）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1）刘师培《中国古文学史讲义》第三课说：“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
汉魏之际，文家承其体式，故辨别文体，其说不淆”文体辨析是在汉末以后开始的，其学术渊源，却可以追溯至刘向《别录》、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
向、歆父子整理图书，奏其《别录》《七略》，开中国目录学之先，然其工作的意义却并不仅在目录一门。
《宋书》卷十一《律历志序》说：“汉兴，接秦坑儒之后，典坟残缺，耆生硕老，常以亡逸为虑，刘歆《七略》、固之《艺文》，盖为此也。
”汉朝立国，天下图书颇有散亡，故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至成帝时，“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
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
”(《汉书·艺文志序》)就是说这一工作的本来目的是整理图书，但刘向“条其篇目，撮其指意”的工作方法却对后世的学术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章学诚《校雠通义·叙》说：“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这说明刘向父子所作的是学术史的工作，“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八字是对这一工作的概括。
辨章学术是因为秦火之后，典籍残缺，且师传亦断绝，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说：“秦焚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此遂灭”。
《新唐书·艺文志序》说：“自六经焚于秦而复出于汉，其师传之道中绝，而简编脱乱讹缺，学者莫得其本真，于是诸儒章句之学兴焉”，这便是“辨章学术”的背景。
刘向、刘歆父子作《别录》、《七略》，以艺文为对象，剖析条流，使各有其部，总百家之绪，推本溯源，这便是“考镜源流”。
《汉书·楚元王传》中的刘向传、刘歆传说到：“《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有意其推本之也。
《文选》次文类作家编序研究【内容提要】本文对研究《文选》次文类编序规则有重要价值的十九种次文类进行了认真分析，认为《文选》次文类编序的混乱主要是存有乱序与以生年先后编序。
《文选》次文类中的乱序均出现于建安、曹魏、西晋三个时期，刘宋时期惟有谢惠连与谢灵运、范晔与谢灵运出现了两组乱序，齐梁作家在《文选》次文类中无一组乱序，且全部以卒年先后排列。
含有以生年编序的四组八位作家亦全部是魏晋作家。
因此，《文选》次文类编序的混乱是萧统编纂《文选》时所依赖的前贤匆忙编辑成书的总集与《文选》编纂时仅依据前贤总集而未能认真整理的疏忽共同造成的。
关于《文选》次文类的编序，《文选序》明确指出：“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
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
类分之中，各以时代为序。
”但是，对于“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的具体内涵，《文选序》并未明言。
细而析之，《文选》次文类“各以时代相次”，可以分为在作家层面上“以时代相次”与在作品层面上“以时代相次”两个层次。
在作家层面上的“各以时代相次”有三种可能:一是以作者卒年先后为序，二是以作者生年先后为序，三是同时以作者生年、卒年先后为序。
至r《文选》次文类在作品层面上“各以时代相次”，是指同一次文类收录一位作家多篇作品的编序，本文对此暂不讨论。
李善在指出曹植《公宴诗》、左思《招隐诗》、曹植《七哀诗》、潘岳《河阳县作》、何劭《杂诗》、枚乘《上书谏吴王》六篇作品编序的错误时，采用了两种方法:一是对两位作家（如曹植与王粲、左思与陆机、潘岳与陆机、何劭与陆机）在《文选》不同次文类中两种不同的编序提出质疑，二是指出枚乘与司马相如在“上书”体中的位次有误。
值得注意的是，李善在指出枚乘与司马相如编序有误时，明确指出：“然乘之卒在相如之前，而今在后，误也。
”因此，李善判断的依据是《文选》次文类以作者卒年先后编序。
但是，《文选》次文类未遵从以作者卒年先后编序的作品远远不止此一篇，且有大量作家的排列是既不依作家生年先后又不依作家卒年先后的乱序。
历代《文选》类总集的分体归类——中国古代总集分体编纂体例考论分门别类，这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一种最基本的方法。
概言之，分类就是根据事物属性的异同，亦即根据事物之间的相似与差异，将事物区分为不同种类的一种思维方法，是人们认识事物、区分事物、组织事物的一种逻辑方法。
历代《文选》类总集对文体的分体归类，也体现了总集编纂者的思维方法。
要而言之，文体是体现出某些共同的、惯例化的文体特征的一定数量作品的集合体。
我在仔细研究了范晔《后汉书》列传着录文体的情况之后，曾指出：“中国古代文体归类主要采用了因文立体的路数。
也就是说，不是先有文类的设定，后有单篇文章的创作和归类；而是相反，先有单篇文章的创作，后有多篇文章因其文体相似性而合并归类，并为之命名。
”[①]那么，古人编纂总集时，在对多篇文章进行分体归类的具体操作中，是怎样认定其文体相似性，又是怎样区别其文体相异性的？在认定了文体相似性之后，又是怎样为合并归类的文体命名的？命名之后的文体，又是如何发生分合变迁的？这是本文所要解答的主要问题。
一、分体归类的基本类型参照后世的《文选》类总集，我将《文选》编纂时经过分体归类后所得的39类文体，区别为6种基本类型：第一，古有定名、历代相承不变的文体；第二，古有定名、后世衍生繁滋的文体；第三，古有定名、历代分合有异的文体；第四，古有定名、后世未再列类的文体；第五，始立其名、后世并入他类的文体；第六，始立其名、后世未再列类的文体。
以下依次对上述6种基本类型做一番简略的考述。
古有定名、历代相承不变的文体，《文选》有赋[②]、表、笺、书、移、檄[③]、序[④]、颂、赞、论[⑤]、连珠、箴、铭[⑥]、行状等[⑦]，共14类。
其中称名稍有变化的，有“书”与“移”二类。
《文选》卷41-43为“书”类。
按《文章辨体序说》云：“昔臣僚敷奏，朋旧往复，皆总曰书。
近世臣僚上言，名为表奏；惟朋旧之间，则曰书而已。
”[⑧]而《文体明辨》则总名为“书记”，又另立“书”一类，收录唐李翱《复性书》等文。
第一部文选之《昭明文选》介绍第一部文选之《昭明文选》介绍《文选》的编纂背景萧统(501—531)是南朝梁武帝萧衍的长子，天监元年(502)十一月，被立为太子，本是继承大统的不二人选。
不过，天妒英才，萧统未及即位便英年早逝，谥号“昭明”，故后世称其为“昭明太子”，他主持编纂的《文选》，也称《昭明文选》。
《文选》的编纂，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这与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社会风气，以及萧统本人的学识素养有很大关系。
自建安以来，文学作品急剧增多的势头到晋、宋以后愈加明显，至齐梁间达到高潮。
据统计，从东晋初年到萧梁天监四年(505)的不到两百年时间里，皇家藏书增加了76倍。
这些图书典籍当然包括了各方面的著作，但其中占相当大比例的乃是文学作品。
此时的中国文学在自我独立的进程中取得了重大进步,改变了其依附儒学的状况。
文学作品数量众多，对它们实行品鉴别裁、芟繁剪芜，就成为广大阅读者的需要，选录优秀作品的文学总集便应运而生了。
据记载，我国最早的文学总集是西晋挚虞编撰的《文章流别集》，《隋书·经籍志》说：“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
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
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
”可惜，这部书没有流传到现在，我们无缘得览其面貌。
但能够肯定的是，萧统编纂《文选》，与挚虞编撰《文章流别集》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作品日繁，览者劳倦，且萧统时代这个问题较之挚虞时代更加严重，编辑新的文学选本已经刻不容缓。
促成《文选》问世的另一个背景是，自建安以来学者对于文体分类的研究越来越深入。
对于文体分类，曹丕在《典论·论文》中首先提出了所谓四科八目，讲得比较概括;到陆机《文赋》便分作十种，此前排在最末的诗赋被提到了前列，各体的规范讲得较为细致;挚虞更联系所选之文来畅论文体问题。
《文选》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它将“文”分为三十八个体类(有研究者认为是三十七类，也有的认为是三十九类，大体上是依据不同的版本所作的统计不同)，意在为读者提供一部精品范本。
《文选》分类现存最早也最重要的大型诗文选集《文选》出于梁昭明太子萧统（501—531）之手，他手下的文人如刘孝绰（481—539）等人对此也有所贡献。
《隋书·经籍志》说：“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
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以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
是后又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
”作家作品的日益增多早就在呼唤具有选集性质之总集（一书之中包括多位作者）的出现。
关于文学选本，鲁迅先生发表过一个著名的意见，他说：“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不在于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
萧统的本意是要通过《文选》来提倡“典”而“丽”的文风，而其意义和影响之大则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
萧统具有从事选本编纂的最佳工作条件。
这位太子文化修养极高，有条件利用皇家所藏典籍。
他本人藏书近三万卷；手下文士甚多，不仅帮他工作，又可以凭此人脉关系广泛利用各路藏书。
建安以来，文学界对于文体分类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出现了大量成果，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逐步积累起丰富的学术资源，而刘勰的《文心雕龙》更将文体和文学批评的研究推向空前完备而深入的阶段，到萧统编《文选》时已有很好的条件予以总结。
编选文章有两种办法，或分类或编年，“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文选》继承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的传统，按文体分类选文。
萧统将选文分成三十八个体类，其中的赋与诗，因为入选的作品比较多，又按题材分为若干小类。
《文选·序》扼要地论述了各种文体的古今变化，然后写道：“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
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
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
第一部文选之《昭明文选》介绍第一部文选之《昭明文选》介绍《文选》的编纂背景萧统(501—531)是南朝梁武帝萧衍的长子，天监元年(502)十一月，被立为太子，本是继承大统的不二人选。
不过，天妒英才，萧统未及即位便英年早逝，谥号“昭明”，故后世称其为“昭明太子”，他主持编纂的《文选》，也称《昭明文选》。
《文选》的编纂，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这与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社会风气，以及萧统本人的学识素养有很大关系。
自建安以来，文学作品急剧增多的势头到晋、宋以后愈加明显，至齐梁间达到高潮。
据统计，从东晋初年到萧梁天监四年(505)的不到两百年时间里，皇家藏书增加了76倍。
这些图书典籍当然包括了各方面的著作，但其中占相当大比例的乃是文学作品。
此时的中国文学在自我独立的进程中取得了重大进步,改变了其依附儒学的状况。
文学作品数量众多，对它们实行品鉴别裁、芟繁剪芜，就成为广大阅读者的需要，选录优秀作品的文学总集便应运而生了。
据记载，我国最早的文学总集是西晋挚虞编撰的《文章流别集》，《隋书·经籍志》说：“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
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
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
”可惜，这部书没有流传到现在，我们无缘得览其面貌。
但能够肯定的是，萧统编纂《文选》，与挚虞编撰《文章流别集》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作品日繁，览者劳倦，且萧统时代这个问题较之挚虞时代更加严重，编辑新的文学选本已经刻不容缓。
促成《文选》问世的另一个背景是，自建安以来学者对于文体分类的研究越来越深入。
对于文体分类，曹丕在《典论·论文》中首先提出了所谓四科八目，讲得比较概括;到陆机《文赋》便分作十种，此前排在最末的诗赋被提到了前列，各体的规范讲得较为细致;挚虞更联系所选之文来畅论文体问题。
《文选》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它将“文”分为三十八个体类(有研究者认为是三十七类，也有的认为是三十九类，大体上是依据不同的版本所作的统计不同)，意在为读者提供一部精品范本。
《文选》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
南朝梁萧统编著。
萧统(501～531),字德施。
梁武帝萧衍长子。
天监元年(502)立为皇太子，未及即位而卒。
谥号昭明。
故后人也习称《文选》为《昭明文选》。
文化背景和编选过程由魏、晋到齐、梁，是中国文学史上各种文学形式发展并趋于定型成熟的时期，作家和作品数量之多远远超过前代。
与之相适应的是文艺理论中对文学概念的探讨和文学体制的辨析日益精密。
宋文帝刘义隆立儒、玄、文、史四馆，宋明帝刘□分儒、道、文、史、阴阳五科，都可以标志文学已经取得了正式的独立地位。
文学作品的数量众多，对它们进行品鉴别裁、芟繁剪芜，就成为广大阅读者的需要，选录优秀作品的文学总集乃应运而生。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晋代以迄陈、隋，总集共有249部，5224卷，其中著名的有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李充的《翰林论》、宋代刘义庆的《集林》，但都已亡佚。
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也是影响最大的总集，就是《文选》。
南朝的统治阶级上层，大多爱好文学，并以此作为门第和身份的一种标志,因而奖励提倡,颇多建树。
萧统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
据《梁书·昭明太子传》记载，他的门下有许多文人，经常和他们在一起讨论篇籍，商榷古今,并从事文章著述。
当时东宫有书近3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
"所著文集20卷，又撰古今典诰文言为《正序》10卷，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华》20卷，《文选》30卷"。
《隋书·经籍志》于《文选》30卷、《古今诗苑英华》19卷之外，在谢灵运《诗英》下注："又有《文章英华》30卷，梁昭明太子撰，亡。
"由于《隋书》的编撰者并未见到原书，所以也可能是《文选》或《英华集》的异名。
根据封建社会的一般情况，达官贵人主编的书籍多出于门下文人之手或至少有门下文人的参预。
萧统以太子之尊，引纳文士，当时负有重名的刘孝绰、王筠、殷芸、陆□、到洽以及《《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都曾做过东宫的属官或为萧统所赏接，这些文士中极可能有人参加过《文选》的编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