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院藏书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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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藏书家论读书

作者：邓银鹏

来源：《学理论·下》2013年第07期

摘 要：阐述了我国古代著名藏书家关于“藏书”“读书”“治学”的思想，重点辑录了他们的读书心得和体会。中国古代藏书家大都酷嗜读书，怀有深深的读书情结，他们把读书看作是人们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读书是一种精神享受，是人生最大的乐趣，并认为书籍是永不枯竭的知识财富，藏书的目的是为了研读，读书应善于思考，学以致用。

关键词：藏书家；藏书；读书；中国；古代

中图分类号：G25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1-0209-02

中国古代的藏书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具有较渊博的知识和学问，不少人甚至是一代有影响的大学问家、大文学家。关于“藏书”“读书”和“治学”等，他们都曾身体践行并有不少精辟的论述。他们在藏书和读书过程中闪现出的思想火花，对我们今天的读书治学仍然是大有裨益的。

一、读书是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是一种精神享受

古代藏书家大都酷嗜读书，怀有深深的读书情结。宋代大藏书家杨万里云：“绝甘屏荤，而以诗礼为膏粱；捐绮■缟，而以文史为襟带；去丝远竹，而以简编为笙镛。”宋黄庭坚云：“士大夫三日不读书，自觉语言无味，对镜亦面目可憎。”《增修复古编二卷》中有这样一枚藏书印：“寒可无衣，饥可无食，至于书不可一日无。此昔人诒厥之名言……”。这里“昔人”是指宋代著名藏书家尤袤。他曾对朋友杨万里说：“吾所抄书今若干卷，将汇而目之。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清人叶昌炽曾写诗感叹尤袤的爱书精神：“饥当肉兮寒当裘，足消孤寂遣幽忧”。无独有偶，明代著名藏书家胡应麟谈起读书时也有同感。他说：“我一生于他无所嗜，所嗜独书。饥当以食，渴当以饮。诵之可以当韶■，览之可以当夷施。忧藉以释，忿藉以平，病藉以起。”

中国古代藏书家论读书

阐述了我国古代著名藏书家关于“藏书”“读书”“治学”的思想，重点辑录了他们的读书心得和体会。中国古代藏书家大都酷嗜读书，怀有深深的读书情结，他们把读书看作是人们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读书是一种精神享受，是人生最大的乐趣，并认为书籍是永不枯竭的知识财富，藏书的目的是为了研读，读书应善于思考，学以致用。

标签：藏书家；藏书；读书；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的藏书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具有较渊博的知识和学问，不少人甚至是一代有影响的大学问家、大文学家。关于“藏书”“读书”和“治学”等，他们都曾身体践行并有不少精辟的论述。他们在藏书和读书过程中闪现出的思想火花，对我们今天的读书治学仍然是大有裨益的。

一、读书是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是一种精神享受

古代藏书家大都酷嗜读书，怀有深深的读书情结。宋代大藏书家杨万里云：“绝甘屏荤，而以诗礼为膏粱；捐绮■缟，而以文史为襟带；去丝远竹，而以简编为笙镛。”宋黄庭坚云：“士大夫三日不读书，自觉语言无味，对镜亦面目可憎。”《增修复古编二卷》中有这样一枚藏书印：“寒可无衣，饥可无食，至于书不可一日无。此昔人诒厥之名言……”。这里“昔人”是指宋代著名藏书家尤袤。他曾对朋友杨万里说：“吾所抄书今若干卷，将汇而目之。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清人叶昌炽曾写诗感叹尤袤的爱书精神：“饥当肉兮寒当裘，足消孤寂遣幽忧”。无独有偶，明代著名藏书家胡应麟谈起读书时也有同感。他说：“我一生于他无所嗜，所嗜独书。饥当以食，渴当以饮。诵之可以当韶■，览之可以当夷施。忧藉以释，忿藉以平，病藉以起。”

明代藏书家祁承非常喜欢书，爱读书，甚至达到了典衣废食的地步。他也说，人欲求见多识广而不肯读书，那就好比“求饱而懒营馔，取暖而懒裁衣。”“个人好久不读书，便有尘俗生于胸，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乏味。”又说：“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在他看来，读书是何等重要的事！

法制沙龙zhigong falv tiandi

-129-职工法律天地 2017 年第 8 期摘　要：纵观中国古代司法体制，在酷刑背后，又不乏体现慎刑思想的制度，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辉，为中国古代的法制带来一丝温情与宽容。对中国古代各种酷刑现象进行反思，并分析慎刑主义思想，探索罪刑相适应的中国特色，对现代社会的发展仍有着重要意义。关键词：酷刑；刑罚思想；慎刑主义刑罚的实施有其正当性和合理性，可当其程度和方式超越了人能承受的限度使人在肉体和精神上都遭受极大的痛苦时，便丧失其原有的正当合理性而成为酷刑。刑罚思想作为刑法制度的思想基础对酷刑现象在传统中国社会长期、广泛地存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某种意义上，酷刑史亦是一部法律思想史。一、酷刑与慎刑主义思想自远古时期开始，战争频发导致各部落之间相互残杀，被打败的部落在遭受攻击或侵害之后产生报复的欲望。原始社会由于没有国家机器，更没有法律，当一个人或一个部落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只能用残酷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同态复仇方式解决，在这种“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的自私狭隘的复仇观念基础上衍生出的以暴易暴的暴力处罚方式即是酷刑的雏形。所以可以说早期阶级社会中各种令人惊骇的极刑是复仇这种思想恶习的反映和延续。从酷刑起源的特点和文化背景可以看出，“刑起于兵”，氏族部落间的征战孕育了酷刑，使其自产生便带有浓重的血腥味，历代统治者也均将其作为统治工具加以运用。而不容忽视的是，在上古时期酷刑肆虐地蔓延滋长的同时，慎刑主义思想悄然登上历史舞台，构筑起人性尊严的大坝，与酷刑这股野蛮残暴的激流相抗衡。《尚书·大禹谟》中有言：“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恰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尚书·舜典》中记载：“惟刑之恤哉！”这些主张的基本含义是量刑时要慎刑恤刑，使刑罚轻重适中，不可滥用，宁可漏杀有罪，也绝不错杀无辜，其中所反映的慎刑观可以认为是中国古代慎刑思想的渊源。二、酷刑下的慎刑主义溯源我国古代慎刑思想的发展轨迹可以大致勾勒为发轫于西周，形成于春秋，系统于汉代，成熟于唐代，之后被历代王朝所承袭推崇并不断将其法典化，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一）西周时期“明德慎罚”思想慎刑思想最早可追溯于西周时期，著名政治家周公在总结夏商一千多年的统治经验和灭亡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修正神权法的思想，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治国方略。《尚书·立政》中记载有周公对周成王的诰词，其中“庶狱庶慎”屡次出现周公认为，德的核心是“保民”，仅仅靠宣扬天命神权已经难以满足维护统治的需要，民心向背也是影响政权稳固的重要因素。此即为古代慎刑思想的发端。“明德”就是崇尚德治，提倡德教，通过道德教化民众，从而使天下臣服，进而巩固统治。“慎刑”即主张立法、执法、量刑时应该审慎、适当，刑罚宽严适中，防止冤滥错杀。“明德慎罚”实质上是把德与刑结合起来，主张德刑并用，通过教化与刑罚使臣民顺服，国家安定，侧重点在于“慎罚”，反对滥杀无辜。（二）春秋战国时期“慎刑中和”思想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相互征伐战乱不断，社会动荡不安，政治经济文化都处于极度变革之中，与此相生的是思想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各个学派皆提出自己“慎刑”的观点，其中较为体系化的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孔子秉承西周的“明德慎罚”思想，从中庸哲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德主刑辅”的核心是“刑中”，即断狱公正，刑罚轻重得宜，定罪量刑准确适当。他指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但是，儒家虽然提倡以刑辅德，以德去刑，却并不完全反对酷刑，其外儒内法的风格在本质上仍固守着重刑的威慑力，此时酷刑的使用依然较为普遍。（三）汉代的“疑狱谳报”思想在历经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洗礼后，统治阶层意识到一味依赖严刑峻法并非治国之上策，故而开始转变统治思想以及对法律与刑罚的认识。汉初推崇黄老之学，“约法省刑”，“与民休息”，实行“疑狱谳报”制度，凸显慎刑的思想。据记载，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全国案件积压严重，疑狱久滞不清。汉高祖下令推行定谳疑狱制度，制诏御史，规定疑难复杂案件的上报程序，即凡审判官员不易定罪者，向上级奏报直至中央，并比附律令，体现了对定罪量刑的审慎。文帝、景帝时期，统治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酷刑的弊端，进行废肉刑改革，刑罚趋向宽简。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倡春秋决狱，反对酷刑滥罚。汉朝历代君主皆重教化，轻刑罚，直至东汉时期，慎刑已成为指导法律实践的基本原则。在此思想影响下，肉刑受到摒弃，刑罚的残酷性也大为下降，但并未完全销声匿迹，而是以法外刑的形式保存下来，后又有所恢复，可见其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四）隋唐的“慎刑恤杀”思想自汉代以后，儒家思想日益受到统治集团的重视而成为封建法律思想的核心部分，两晋及南朝时期，统治者们承续儒家传统，将其作为法制的指导思想。隋文帝杨坚主张慎狱刑，废除前朝部分酷刑，强调死刑判决必须慎重，“三奏而后行刑”，即执行死刑前必须向其奏报。然而从隋文帝晚年即隋中后期开始，法制已遭到严重破坏，到隋炀帝实行暴政酷法直至隋朝灭亡，酷刑大行其道从未间断。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制定新律，将容隐制度发展至“同居相隐不为罪”，扩充了怜老恤幼的范围，对妇女、残疾人等弱势群体予以特殊的宽宥，并力排众议，废除“断趾”之法，将连坐皆死改为配役和流放，“比古之死刑，殆废其半”。他首创中国古代法律史上的“九卿议刑”制度，又将死刑复核程序由“三复奏”改为“五复奏”，即死刑执行前必须五次上奏皇帝方可执行。另外，针对重大疑难的复杂案件，采取“三司推事”的制度，即由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寺卿组成中央最高临时法庭，在京进行死刑会审。唐朝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甚为深远，统治者“慎刑恤杀”的态度确实使死刑的执行大大降低，但是也正因其重视礼制教化，在司法实践中对违反封建礼制的犯罪毫不手软，不惜采用酷烈刑杀来维护封建统治，武后时期更是重用酷吏，滥施刑罚。可以见得唐朝的刑罚理念虽先进，但究其本质则是为了加强封建慎刑视域下中国古代酷刑考论吴　静（400020 重庆社会科学院 重庆）法制沙龙zhigong falv tiandi

论中国古代藏书的管理制度与方法

1、中国古代藏书管理制度与方法的起源

中华民族在人类发展的最早的时期，人们只能依靠一定的肢体语言来传递信息，一开始人们只是通过语言的形式将历史文化信息传递下去，但是，后来代表文字的一些特殊符号的出现，就代表了文字出现的萌芽，人们才开始意识到文化记录与收集的重要性，在造纸术还没有被发明之前，最早出现的文字形式就是甲骨文和金文等的文字记载形式。大约在十九世纪末，清代光绪年间在河南安阳发现的甲骨是公元前约十三世纪殷商时期的遗物。甲骨上刻的大部分是那个时期奴隶主的占卜记录。管理这些甲骨文献的是当时的巫师和史官。上面记载着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我们可以认定这些甲骨上的文字是我国原始书的最早雏形，据专家考证，这些甲骨文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我们一般认为这是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萌芽。

2、中国古代藏书管理制度与方法的发展与完善

在华夏文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一个完整的管理制度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是一个十分漫长而艰难地过程，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样的经历了历史长河淘炼的制度是一个得到广泛认可的制度。自从文字记载形式的出现开始，就出现了藏书管理制度的萌芽，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从甲骨文的出现开始，人们就有了一套对其收集管理的方法，所以其经历了千年仍然会被我们挖掘出来并且发现，解读其中的含义，那么文字传播文化的职能便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所以，从甲骨文的时代开始，藏书的管理制度就已经开始出现，并且在历史舞台上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角色，它担负着传播中国古代璀璨文化的巨大历史重任，它担负着将华夏民族灿烂历史文化一代代传承的重任。直到后来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发明，文化传播的载体终于有了一个质与量的飞跃，再也不用繁冗复杂的竹简或锦帛等记录书籍内容的形式，终于可以使用较为轻巧方便的纸张，这是一个藏书管理制度的一个革命。从此，各类的藏书书院、藏书楼和藏书阁等相继出现，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藏书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古代藏书的管理制度也在不断地进步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