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院教育

中国古代的书院教育

书院教育的产生和发展

封建社会的教育，除了国家办的官学之外，还有私人办的私学。在私学的各种办学方式中，书院是其中一种具有一定规模，办学制度严密的教育组织，可以称得上是封建社会中后期私学的代表。书院这种教育组织，荫芽于唐朝末年，兴盛于宋代，历元、明、清三代一千余年，直到清末转型为近代新式学堂，成为封建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讲我们就来考察书院这种教育机构的产生和发展情况。

一、书院产生的原因

根据文献记载，唐朝时就出现了书院这个名称〖详见教材P204〗，当时有两种场所被称为书院:一是由中央政府设立的主要用作收藏、校勘和整理图书的机构，一是由民间设立的主要供个人读书治学的地方。到了唐朝末期，在私人设立的书院中，出现了授徒讲学的活动，虽然没有在整个社会形成制度，规模也不大，但可以看成是书院作为教育组织的萌芽。之所以在唐朝末年萌芽，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官学衰落、士人失学

经过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后，唐朝就不断地陷入军阀割据的境地，各节度使拥兵自重，不断地进行战争，使得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走向困顿，社会秩序紊乱，官学日趋衰弱，士人大量失学，不得不另找求学的途径。

2、书籍的积累与传播

自从雕版印刷术在唐朝发明后，书籍的成本大幅度降低，民间印刷作坊林立，书籍传播迅速。[比如元稹在给白居易的诗集——《白氏长庆集》写的序文中就说：当时人们把白居易的诗“缮写模勒”，在街上贩卖，到处都是这样。从前人们把刻石称为“模勒”，到了唐代，也就把雕版称为”模勒“了。这里的“模勒”两字就是雕版印刷的意思。] 这就给书院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基础。

3、私人讲学的传统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私学就是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虽然在秦朝曾短暂采取了禁私学的文教政策，但到了汉朝私学马上得以恢复和发展，以书馆、经馆的形式遍设于全国城乡各地。魏晋南北朝时期又以家学的方式维系文化传承（象著名的《颜氏家训》就出现在这个时期）。可以说，每当社会发生动乱，官学无法维持时，私学往往能以顽强的生命力生存下来，成为维系教育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4、佛教禅林的影响

在第五讲我们曾了解到，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到了唐朝佛教已经非常兴盛了，佛教中的禅宗尤其具有社会影响力。禅宗教徒往往选择风景优美的山林僻静之处禅定修炼、讲经说法，形成了一套很有特点的教育方式。这对后来书院的办学方式很有影响。

二、宋初六大书院

北宋建立后，统治者为了在短期内建立文官治理的政治格局，宋初80余年一直不设官学培养人才，而只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这种情况无法满足士人求学的愿望，于是，儒生们就自行组织起来，在山林旷野择地而建专门的讲学场所，规模不断扩大，并且开始建立一定的学规教条。作为一种教育组织的书院在北宋初期正式形成，并出现了几所著名的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江苏江宁的茅山书院。〖结合教材P206－207的介绍，观摩图片〗

三、北宋以后书院的发展

（一）朱熹与南宋书院的发达

书院经过北宋初年的兴盛一时，不久书院即相继衰落，沉寂了一百多年，其直接原因就是上一讲提到过的三次兴学运动，政府均致力于发展官学，对书院很少过问。有人作过统计：宋代共建书院173所，其中北宋时建立的仅37所（也有说40所），占总数的21.39％。

宋室南渡后，军事政治格局的变化使得政府又走向衰弱，官学作用下降。为了维系文化教育的发展，朱熹等著名学者努力重振书院。

朱熹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他对南宋时期的官学衰落，科举腐败深为不满，由此想以书院来补救官学的不足。公元1179年三月，朱熹任南康军知府。同年10月就下令修复白鹿洞书院。书院于次年3月修复后，朱熹亲自掌教，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即书院学规或教条）〖详见教材P208〗。明确规定了白鹿洞书院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及教学步骤。这是中国书院发展史上的第一个纲领性学规，不仅对于当时及以后的书院教育，而且对以后的官学教育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1194年，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又对岳麓书院进行了修复和扩建，置田五十顷，还把白鹿洞书院的学规作为岳麓书院的教规，也亲自讲学，学生达千余人。

从此以后，各地争相效法，相继建立书院，延聘名儒讲学，几乎有取代官学之。据统计，南宋时建书院136所，占宋代书院总数的78.61％。

（二）元代书院的官学化

元朝统一江南后，汉族的儒家学者不愿在元政府中做官，也不愿到元政府的官学中去任教，而是退到书院中自行讲学。元朝政府对此采取因势利导的方针，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书院的控制，使书院进一步走向官学化。具体而言，元朝政府采取了以下三方面措施来加强对书院的控制，使书院官学化： 1、由政府任命书院教师。2、控制书院的招生，考试及毕业后的去向。3、设置书院学田以控制书院经济命脉。

通过元朝政府的保护、倡导和控制，元朝前后不到百年，书院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宋代。另外，元朝政府制定的书院政策，也缓和了汉族知识分子的反抗情绪，争取和团结了一批知识分子为元朝服务，元朝政府也通过书院培养了一批统治人才。

（三）明代中期书院的复兴

明朝立国后的130余年间，由于统治者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兴办官学和提倡科举方面，对书院未加重视，所以书院一直处于沉寂状态。直到正德年间（1506－1521年），书院才渐渐兴起，到嘉靖年大盛（1522－1566年），这与王守仁，湛若水的讲学有密切联系。

1、 王守仁、湛若水的讲学

王守仁，明朝中叶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继承陆九渊的学说，创立“心学”与占统治地位的“理学”对抗，为了使读书人摆脱程朱理学的束缚，必须另辟讲学之所，所以王守仁一生十分重视创书院和讲学活动：1508年，在贵州龙场驿创办了龙冈书院；1509年，在贵阳的书院讲学；1518年，在江西修建濂溪书院讲学；1524年，在会稽书院讲学。王守仁死后，他的学生也纷纷建立书院，一方面纪念其师，一方面传授王守仁的学说。王门弟子分布在江西、福建、浙江、湖南、广东、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他们的讲学活动也主要在嘉靖年间，从而使这些地区的书院大都比前代增多。

湛若水，是著名儒学大师陈献章的学生。陈献章字白沙，《明儒学案·甘泉学案一》记载：湛若水“平生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从游者殆遍天下”。湛若水从四十岁开始在北京讲学，五十岁以后在家乡广东增城讲学，六十岁以后在南京讲学，七十岁到94岁逝世前，周游各郡讲学。可以说，五十五年间无日不讲学，无日不授徒。

2、明中叶以后四毁书院与东林书院的学风

明代嘉请以后曾有四次封闭全国书院的行动。〖详见教材P240〗

第四次所要禁毁的东林书院，是明朝后期最著名的书院。东林书院之所以著名，有两个主要原因：（1）完备的讲会制度使之成为文化学术中心。（2）密切关注社会政治，将讲学活动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

（四）清代书院的类型分化

清代统治者鉴于明末东林党人的教训，为了防止书院聚生徒，讽议朝政，对书院采取抑制的政策，规定不许“别创书院”，所以自顺治元年（1644年）至雍正十一年（1733年），书院一直没有发展，除了白鹿洞书院等著名书院还能保持外，其它书院大多荒废了。后来清政府在巩固了统治之后，进入康乾盛世，清政府也改变了对书院的消极政策，采取积极兴办，加强控制的政策。〖见教材P261〗

1、清政府对书院控制的措施

（1）控制书院的设立。

（2）控制书院的师长的选聘权

（3）控制书院的招生和对生徒的考核。

清代三百余年间，学术思想和学风发生过几次大的变化，书院也深受影响，形成了几种类型：〖见教材P261－262〗

2、清代书院的类型分化

（1）以讲求理学为主的书院。

（2）以学习制艺（八股文）为主的书院。

（3）以学习“经世致用”之学为主，反对学习理学和制艺的书院。

（4）以博习经史词章为主的书院。阮元创办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是第四类书院的典型代表，在清朝影响极大，也转变了一代学风。〖课后自学教材P262－263〗

（五）清末改书院为学堂

19世纪中期以来，随着西方资本市场的全球扩张，中国越来越深地卷入到近代化的潮流之中。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改革书院的教学内容，把西方近代的科学知识、政治理论和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结合起来，希望造就新型人才。这个趋势发展到20世纪初就形成了一股要求建立近代系统学制的潮流。为此，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清政府下诏利用已有的书院教育资源，将各省所有书院，在省城的均改为大学堂，各府厅及直隶州的改为中学堂，各州县的改为小学堂。由此各省先后改书院为学堂。〖比如浙江省，将杭州的求是书院，改为求是大学堂；养正书院改为杭州府中学堂，崇文、紫阳二书院分别改为钱塘、仁和两县小学堂。〗至此，延续了千余年的中国古代书院的办学性质发生了质的改变，并以新的形式继续发挥着兴学育才的作用。

三、书院教学的特点

书院在近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情况十分复杂。但作为一种不同于官学教育的独特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还是逐步形成了鲜明的特点。

1、教学与研究相结合

书院既是一个教育机构，又是学术研究基地，同时，许多书院还有一定规模的图书馆和有影响的印刷出版机关。早期的书院均不以参加科举考试为目的，而以研究传播学问和道德践行相标榜。书院的创建者，主持人大多是一方有名的学者，他们担任主讲时，一般都是讲自己的学术心得，不少研究成果也是在讲学的过程中完成并取得社会承认的。

清代以前的书院活动主要是讲学、供祀、藏书三方面，到了清代以的后，书院对藏书和刊印书籍尤为重视。〖比如：阮元在杭州孤山创办的诂经精舍，刊有《诂经精舍文集》八集，在广州创办的学海堂印书最多，如《学海堂经解》，包括清代经师注疏180种共1400卷，《学海堂文集》四集共90卷，收集了500人的著作。〗

有的书院还把师生的读书心得，记在日记册上，然后汇编刊印成书。教学、研究和出版之结合，对推动书院教学水平的提高和学术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现在很多著名大学都有出版社，对推动本校学术水平的提高很有帮助，也说明了书院这种做法仍是有现实生命力的。

2、盛行“讲会”制度、提倡百家争鸣

“讲会”是书院讲学的重要组织形式，在官学教育体制中是没有的。开讲会风气之先的是南宋的朱熹和陆九渊。历史上著名的信州鹅湖之会就是在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当时吕祖谦邀请朱、陆两人在江西上饶附近的鹅湖寺讨论，想调和两派的分歧。朱陆两人相互批判，也澄清了各自的基本观点。这种不同学派的宗师一起辨论讲学开了“讲会”风气的先河。此后，许多南宋时期的著名学者经常登门论战，使得江南地区又一次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到了明朝中叶之后，随着东林书院《东林会约》的制定，讲会之风大盛。书院通过“讲会”，把书院的讲学活动扩展为地区性的学术活动。在“讲会”时，各书院的主持都先标出自己的“话头”（观点），然后开讲。讲会有规定的日期，隆重的仪式和周密的规约。许多学派的著名学者往往不远千里，准时赴会。在会上，或发挥本学派学说的精义以扩大影响，或辨析不同学派主张的异同以取长补短，这就促进了学术的交流，推动了学术的发展。

3、教学上实行门户开放

书院教学不受地域和学派的限制，允许不同书院，不同学派的师生互相讲学，互相听课，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比如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陆九渊的讲题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朱熹深为赞赏，他把陆九渊的讲话写成讲义，刻在石碑上，并认真写了跋语。所以陆象山年谱上说：“先生与晦翁门徒俱盛，亦各往来问学”。又如明代的湛若水和王守仁，虽然彼此学术观点不同，但是交情很深，彼此以讲学相唱和，正是由于王、湛二人及其门人弟子的讲学，推动了明朝中叶书院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