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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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无哀乐论的美学思想《声无哀乐论》的美学思想就要提到魏晋朝的作者嵇康。
魏晋朝以来,随着玄学的诞生和佛教的传播,两汉历来传承的“独尊儒术”这一巩固的儒家思想遭受了强有力的撞击。
就在这时,号称“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他所作的《声无哀乐论》在音乐思想上引起了极大轰动。
他的论著内容通过“秦客”与“东野主人”这两个身份,采用八个回合的辩论形式,其中涉及到音乐的本质、音乐的审美感受、音乐的社会功能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都对中国音乐美学领域的研究极富有意义。
一、《声无哀乐论》的背景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一个动荡不安、战争频发的时期。
这一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玄学的兴起,思想领域继先秦之后出现了又一个活跃时期。
这极大地冲击了以儒家传统为思想的汉民族音乐文化,儒家正统思想的主导地位开始逐渐松动瓦解。
同时,由于百姓们深受战争的折磨、政治的压迫,许多名士纷纷将才情寄情于山水之间,从而创造出了许多优秀之作。
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就是中国音乐漫长历史上一部拥有绝对划时代意义的音乐美学论著。
二、嵇康简介嵇康,字叔夜,三国时谯郡銍县(今安徽宿县)人,魏晋时著名的琴家、思想家、文学家、音乐家。
他与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戌、刘伶等隐居竹林,被人称之为“竹林七贤”。
三、《声无哀乐论》的观点《声无哀乐论》内容总共有八个部分,文章采用“秦客”首先发问,“主人”则逐一来进行解答问题的这种形式,反复论述了嵇康“声无哀乐”的观点,同时也涉及到了音乐的本质、音乐的审美感受、音乐的社会功能等音乐美学中这一系列重要问题。
“声无哀乐”阐明了音乐的本位是“和”,是一切美丑、高低、单复、善恶的总和。
嵇康反对先秦儒家过分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以及重视音乐对人的精神教化作用等思想,嵇康认为: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即“自律性”。
同时,他还强调音乐的艺术性,注重音乐感性给自己带来的艺术美感。
四、《声无哀乐论》主要的音乐美学思想嵇康作为音乐家,他格外重视音乐的本质及其内在规律,他的《声无哀乐论》有着明显的思辨性色彩。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艺术与文化氛围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艺术和文化氛围是该时期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将会关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艺术和文化氛围,并发掘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亮点。
首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艺术具有独特的特点。
音乐在古代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更是一种能够表达人心和情感的语言。
南北朝时期的音乐与前代不同,它更加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理念。
南北朝时期的乐曲特点突出舞曲,它融合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音乐风格,且旋律明快,节奏鲜明,具有富有节奏感和独特的音乐风格。
其次,南北朝时期的音乐艺术是院体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完美结合体。
在这个时期,华丽华贵的宫廷音乐和朴素民间音乐并存。
南北朝时期,宫廷音乐有了很大的发展,人们开始强调音乐的壮丽和华贵。
与此同时,民间音乐也仍旧保留着自身的特色,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仍然会通过民间音乐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宫廷音乐和民间音乐互相补充,相互影响,使得南北朝时期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第三,南北朝时期的音乐艺术也与其他艺术形式相互渗透,其中最突出的便是与文学的交互影响。
以《琵琶行》为例,它不仅是一篇文学佳作,更是南北朝时期音乐艺术的代表作之一。
这首诗歌描绘了一个女子弹奏琵琶的情景,通过音乐将女子内心所感所受表达出来。
这样的艺术形式既有文学的艺术魅力,也有音乐的表现力,更充分地表现了当时文学与音乐之间的交互影响。
最后,南北朝时期的音乐艺术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
在这个时期,音乐不仅在宫廷中被广泛使用,还是各种社会活动和仪式的必备品。
比如,在南北朝时期孝文帝即位时,就有一个盛大的仪式,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宫廷音乐的表演。
此外,南北朝时期的民间音乐和众多娱乐活动也密切相关,南北朝时期,通过各种民间音乐活动的举办,人们得以在忙碌的生活中进行放松和娱乐。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艺术与文化氛围是该时期最令人瞩目的方面之一。
[音乐毕业论文]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美学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美学,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美学的繁荣不是偶然的,而是音乐美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在时代文化的大背景下,受政治格局、社会思潮(其中包括哲学思潮、美学思想等思想领域的变革)以及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时也是在音乐实践土壤中共同孕育的花朵。
我们在研究这一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时如果不把它置之于时代背景下,是无法深入理解其思想实质的。
第一节时政与音乐美学音乐美学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就如特定的人总是处在特定的时代,人头脑中产生的所有观念、思想又总是与这个时代发生关系。
而一个时代的时局形势、政策方针关系着世人的生计要害,命运遭际。
时政作为时代的风向标对音乐美学观念的影响是首当其冲的。
战乱是魏晋南北朝时代最大的形势特点,它从汉末延续下来贯穿于魏晋南北朝整个时代,造成政权分立、礼崩乐坏的政治局面,它也轻而易举地撕毁了汉代封建神学精心编织的伦理道德罗网,因而带来了人的觉醒,由群体德行转向个体才能的价值体系已然在社会中普遍得以确立。
在动荡的时局,恶劣的政治气候之下,生存遭遇威胁,人们在冰与火的历练中迸发出生命的激情,唱响了生命的赞歌,音乐成为人们精神的家园,灵魂的守候者。
音乐之于人的生命意义日益凸显,从而改变了与此相关的音乐观念。
关键词:音乐美学;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音乐美学的繁荣;音乐毕业论文一、才与性的交锋汉末,曹操颁布“求才三令”对时代的道德观念、审美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
求才三令颁布的时间分别在建安十五年、十九年和二十二年。
《三国志·武帝纪》求才三令认为,一个人身上往往是才能与性行相互背离的,有德者未必有刁…,而有才者未必是德行的楷模。
关于三令的意义,陈寅悟先生说: “三令的颁布是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的一次大变革。
可视为曹魏皇室大政方针的宣言。
”D同时选拔官吏倡导“唯刁…是举”的大政方针,改变了汉代注重德行的观念,儒家道德伦理观念已然破灭。
魏晋南北朝音乐美学思想分析作者:张诗杰来源:《北方音乐》2015年第11期【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一方面国家破碎面临外敌入侵,礼乐崩坏百姓生活困苦、流离所失;另一方面,以书法、诗歌和音乐为代表的艺术形式又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表现出史无前例的灿烂与辉煌。
本文作者结合魏晋南北朝音乐所固有的音乐历史,从音乐的文化本源出发,对魏晋南北朝音乐美学思想进行了分析与探索,希望能够展现那段时期音乐的独特魅力。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音乐;美学思想;意境前言魏晋南北朝又称为三国两晋南北朝,从公元220年曹丕立国到公元589年杨广灭陈历经三百七十多年的风雨。
在长达三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中原大地仅有短短的37年的大一统。
尽管山河破碎,战乱频繁,但是这个时期由于各种思想文化竞相碰撞,迸发出的耀眼光芒,照亮了整个中华大地,使得中华文化散发着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与美学特征。
其中,音乐作为当时文人墨客抒发自身情感的主要工具,更是被融入诸多文化内涵,与历朝历代相比,都显示出独具一格的艺术魅力。
一、魏晋南北朝音乐美学产生的背景魏晋南北朝音乐的发展,离不开历史的推动。
下面,笔者将分析该时期音乐美学特点鲜明的历史原因。
(一)政治背景分裂与统一交织的政治形势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所有文化产生的共同的背景,音乐也不例外。
在经年不断的动荡中,人们不仅面临着官府吏治的压榨,还要承受着五胡乱华的残酷。
在冰与火、血与泪的交织中,人们对生命的敬畏重新激发了对音乐的无尽的探索。
人们企图用音乐来表达对未来的期盼,对和平的向往。
对那时候的中原士子来讲,音乐不仅是一种艺术,还代表了传承时代特征的文化。
(二)文学背景魏晋南北朝音乐中美学特征与当时玄学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玄学源于《周易》《老子》《庄子》这些道家经典,是文化阶层企图拯救时弊而提出的一中特殊文学,力求通过对理论的辨析来探索符合天道的政治秩序。
所以,在当时特殊的形势下,玄学的发展,为音乐的发展提供了思维逻辑的基础。
魏晋南北朝音乐美学思想研究
魏晋南北朝音乐美学思想,作为中外历史音乐发展中极具代表性的一段时期,
深刻影响着不同文明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一系列贴近审美实践的流派,并拓宽了中国音乐的表现形式和现代体验的可能性,成为中国文化的宝贵财富。
首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涉及到如法则、洗练、仪式、抒发等方
面的审美实践,通过更加细致的艺术创作实践,实现音乐美学思想的落地化。
风雅中崇尚“缓、静、清、淡”,以抒发性情精神为主,营造出淡雅恬适、抒情柔婉的审美空间;象声中追求“虚实有气”,以肃穆庄重、雄浑淋漓为主,营造出雄浑深沉、充满威严气息的审美氛围。
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坚持比较分析的审美实践形态,通过
不断的实践与创新,发展出以《起售郎文》《観苑春秋》《羲之乐学》和《封禅乐学》为代表的音乐美学学术体系。
各种乐器的演奏技巧也不断丰富,于浅显之中追求自然、细腻之精神,从而实现了理想中的音乐审美。
总之,魏晋南北朝音乐美学思想,是一场盛大的艺术盛宴,以更加深邃的思维,引领着内容丰富多彩的诠释,为中国及世界历史性的文化财富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魏晋南北朝音乐的发展引言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变革与创新的时代。
这一时期的音乐文化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丰富的音乐内涵。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
一、相和歌的演变与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和歌成为了一种重要的音乐形式。
最初的相和歌基本上是一种来自民间的“街陌谣讴”歌曲,其最简单的形式被称为“徒歌”,没有任何的伴唱和伴奏,这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见的原生态民歌。
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和歌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有丝竹伴奏,唱者执节而歌的更为复杂的艺术形式。
这种艺术形式不仅丰富了歌曲的表现力,还使得歌曲更加深入人心。
相和歌的进一步发展,逐渐与舞蹈相结合,演变成为一种有器乐、歌唱与舞蹈相配合的多段体大型歌舞,即相和大曲,也称作燕乐大曲。
这种大型歌舞结构复杂,典型的曲式结构包括“艳”“趋”“乱”3部分,各部分之间互相呼应,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
相和歌常用的调式有瑟调、清调、平调,有时也使用楚调、侧调等,这些调式的运用为相和歌增添了丰富的色彩和层次。
二、清商乐的兴起与影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清商乐作为一种新兴的音乐形式,逐渐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清商乐亦名清商曲,它继承了汉魏时期相和大曲的传统,并不断吸收当时的南方民间音乐元素,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音乐风格。
清商乐以其清新脱俗的旋律和悠扬的曲调,深受当时人们的喜爱,成为当时音乐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清商乐的发展不仅推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文化的繁荣,还为后世音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清商乐的影响下,后来的音乐创作逐渐形成了更加注重旋律优美、情感表达细腻的风格,为中国音乐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宫廷音乐与民间音乐的互动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宫廷音乐与民间音乐之间的互动频繁,共同推动了音乐艺术的发展。
宫廷音乐作为一种表现皇家尊严的音乐形式,其演奏技巧和音乐风格都达到了当时的顶峰。
宫廷乐师们通过不断地创作和演奏,为宫廷音乐注入了新的内涵和活力。
魏晋时期音乐美学作品之人文精神一、魏晋时期音乐美学作品及其代表人物阮籍的《乐论》表现了他对音乐美学的一些思想。
在阮籍看来,世界上有一种最美好的音乐就是平和的声音,这种声音能够让人平心静气、衰而不竭。
与此同时,阮籍最反对的就是声音就是衰音音乐,他认为这种声音会导致人们情绪的较大波动,诱导人们产生不良情绪和行为,让人们的内心充满压抑和恐惧感,阻碍人们内心压抑心情的释放和发泄。
音乐所指就是人们能够将自己的情感充分地释放出来,释放的同时人们的情感也得到了一定的,满足。
阮籍看来,音乐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越来越大的改变,不过不管它如何改变,始终离不开最终它存在的主旨。
《乐论》中有多处都反复提到平和,这被阮籍视为音乐之本,他提倡的主要思想是要遏制人们对音乐思想的强烈欲望,这从客观上来说实质上就是阻碍了人们自发的激情,同时这也侧漏除了阮籍对儒家思想的理性精神的崇尚。
面对这样的想想,我们可以从根本上出发来分析原因,就是由于当时年代恶略的政治环境所引起的,了另外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这是那个时期的文学者对世俗的不满情绪十分高涨。
同时期末的琴家、音乐学家嵇康的作品《声无哀乐论》中,嵇康所描述的主要是琴曲方面的内容,他指出琴曲可以通过很多方式表现出来,并且他还在著作中提出了一些琴曲的历史价值和发展价值。
嵇康对儒家的音乐思想从始至终都是持反对的态度。
在他眼中,音乐的概念并不是很清晰,只是一种客观存在的音响罢了,而哀乐则是当人们的感情被触动之后所产生的另一种情感,它们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
另外,他提出,音乐的本体是将音乐的形式和表现手段将美想结合。
与此同时,他还认为音乐本身的变化是美还是不美,完全取决于音乐作品本身的质量,而与人们的感情毫无关联。
不过,他还指出,有些音乐虽然好听,但是却不能够称其能够起到移风易俗的特殊功效。
他的这种观点就显然与孔子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嵇康更多的是从音乐的本质问题出发,在他看来,音乐作为一种自然赋予的产物,它的存在并不是由人心而生。
魏晋南北朝的音乐与文化影响探寻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历史时期,而音乐则是这个时期最为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
在这个时期,音乐的发展历程与文化的演变息息相关。
下面,本文将从多个方面来探寻魏晋南北朝的音乐与文化影响。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音乐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的音乐特点在于吸收了汉朝和魏晋之前的音乐特点,以及少量胡乐的音乐特点,因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音乐风格。
1.乐曲类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乐曲类型主要有宫商角徵羽五声,以及诸多不同的套曲。
同时,不同的机构,如乐队和宫廷办事处互相竞争和合作,也对音乐形成了巨大的影响。
2.音乐表现手法与唐代不同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强调“以情动人”的表现手法,曲调更为柔和、缓慢,而文人雅士对音乐的理解和表现也更为重视。
3.音乐流行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流行于宫廷、士族和寺庙,并且也在农民、手工业者之间广泛流传。
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对隋唐时期、宋元明清时期的音乐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时期。
在这个时期,许多重要的文化人物活跃在这个时期,如曹操、诸葛亮、王羲之、费孝通等等。
1.诗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在文化艺术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王羲之、陆机、陶渊明等文学巨匠都是很有影响力的诗人。
2.书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理论有了重大进展,开创了中国书法史上独特的一页,成为了一种独立的工艺及艺术,且至今仍然受到广大书法爱好者的喜爱。
3.哲学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思想也有很大程度的影响。
诸如王充、王弼、陆机、玄奘、罗敷等思想家的思想,都推动了当时的科学哲学思想的发展。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文化产生的影响1.传承音乐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在历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它不仅推动了当时音乐艺术形式和风格的发展,而且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音乐文化符号,对后来的音乐批评和评论家们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音乐美学思想研究二、概述魏晋南北朝时期(220年58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战乱频繁、政权更迭频繁的时期,也是文化、艺术、美学思想大发展的时期。
这一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既继承了先秦两汉以来的传统,又吸收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呈现出丰富多样、兼容并蓄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与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密切相关。
由于长期的战乱和社会动荡,人们对于音乐的审美需求发生了变化,更加注重音乐的情感表达和个体体验。
同时,这一时期的政权更迭和文化交流也为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土壤。
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美学思想的丰富多样体现在多个方面。
在音乐本体论方面,出现了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和阮籍的乐论等重要理论,对音乐的本质和功能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音乐审美方面,提出了得意忘言、以情动人等审美观念,强调音乐的情感表达和意境营造。
在音乐创作方面,主张师心独见、缘情而发,鼓励音乐家表达个人的情感和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美学思想的兼容并蓄特点表现在对外来音乐文化的吸收和融合上。
随着佛教、道教等宗教的传入,西域音乐、天竺音乐等外来音乐形式也传入中原地区,并与汉族传统音乐相融合,形成了新的音乐风格和审美趣味。
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不仅丰富了中国音乐美学的理论体系,而且对后世的音乐创作和审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使用了网络搜索的信息)三、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通过搜集、整理和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文献,包括史书、乐论、文学作品等,从中提取有关音乐美学思想的论述和观点。
这将有助于全面了解该时期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和主要内容。
比较研究法:将魏晋南北朝音乐美学思想与前代(如秦汉)和后代(如隋唐)的音乐美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以揭示其独特性和历史地位。
同时,还将与同期的文学、绘画、书法等艺术领域的美学思想进行跨学科比较,以探讨音乐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共同规律。
文化人类学方法: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政治、宗教等文化背景对音乐美学思想的影响。
中国古乐文化之魏晋南北朝音乐中国古乐文化之魏晋南北朝音乐这是一个动荡的时期。
由于民族的迁徙杂居,文化的频繁交流,中国音乐正酝酿着巨大的发展变化,但这个时期由于没有强大的统一政权对民间音乐进行搜集整理工作,所以流传下来的资料很少。
汉代的鼓吹曲和相和歌,有很多流传到魏晋以后。
相和歌所用的乐律,主要是“平调、清调、瑟调”,“汉世谓之三调”。
到魏晋时期,在相和歌的基础上,又有新音乐发展起来,称为“清商三调”或“清商乐”。
“三调”表示继承了相和歌的乐律,“瑟调以角为主,清调以商为主,平调以宫为主。
”举清商以代表三调,所以称为清商三调。
魏晋两代,朝廷都设置了掌管音乐的机构“清商署”。
清商署虽因清商三调而得名,但所演奏的音乐不会只限于清商三调,也必然继承了其他传统乐曲,吸收了当时流行的民歌,这些民歌大部分出于北方各地区。
西晋末年,北方少数民族鲜卑、匈奴、羯、氐、羌等族,已陆续进入黄河流域,各政治集团割据一方,建立政权。
西晋灭亡后,东晋即被迫迁都建康(今南京),偏安江南,北方人大批南迁,把北方音乐也传到江南,对当地音乐一定会有影响。
南朝各代不断地涌现新声,而记载下来的主要是“江南吴歌”和“荆楚西曲”。
吴歌产生的中心是建康(今南京),即今江苏一带的民歌。
西曲歌出于荆(今湖北江陵)、郢(今武昌一带)、樊(今湖北襄樊一带)、邓(今河南邓县)之间。
从歌词中出现的地名考虑,西曲分布在今湖北、江西、四川东部和河南一带。
吴歌和西曲产生的地域大致相当于汉代相和歌中《吴楚、汝南歌诗》产生的地域。
再往上推,都和楚辞、楚声有些渊源关系。
南朝的清商乐也流传到北方。
北魏统一北方后,把相和歌、清商三调以及吴歌、西曲等,统称为清商乐。
北魏及其以后的北齐的音乐机构,除搜集整理一些民间乐歌之外,也都保存了一部分清商乐。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西晋王朝取得短暂的统一局面外,中国处于分裂状态中,到处是动乱的现象,政治黑暗,烽火连天,人民饱经忧患。
当时的歌词对这种社会现实,都有所反映。
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1.简述魏晋文人音乐家特点•有很高的音乐天赋,不以音乐为职业;•多擅长弹琴;•有的兼及音乐创作和理论著述;•往往是音乐世家,有家学渊源;(5)具有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操。
2.名词解释:阮籍(210~262)•琴曲《酒狂》,载于《神奇秘谱》•音乐思想:《乐论》•表面上看:继承儒家音乐观点,夸大音乐对自然界、社会和人的精神作用。
•实质:否定“郑卫之音”,以此去鞭挞司马氏家族的骄奢淫逸。
3.名解:阮咸•魏晋时期的文人音乐家•善于弹阮,因此以他的名字命名乐器“阮”。
4.名解:嵇康(223~263)•世称“嵇中散”,“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和刘伶)之一。
•嵇氏四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善弹《广陵散》•论著:《琴赋》《声无哀乐论》例题:嵇康的《嵇氏四弄》与蔡邕的《蔡氏五弄》合称为()。
(“九弄”)嵇康的音乐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之中。
(《声无哀乐论》)5.论述题:《声无哀乐论》的音乐思想(2)概述:嵇康的音乐思想集中体现在《声无哀乐论》之中,全文约7000多字,它通过“秦客”和“东野主人”一问一答的八次辩论,讨论了“声”到底有没有“哀乐”这样一个中心论点。
其论述步步深入地阐明了作者音乐思想的核心——“声无哀乐”(2)音乐思想①音乐是客观的存在。
人的哀乐是主观的存在,两者之间并无因果关系。
②音乐的本质是“和”,它是音乐形式、内容与表现手段的内在统一。
③音乐具有审美作用,但其美与不美,与人的感情哀乐毫无关系。
④音乐对人的哀乐情感的产生,只起到诱发与媒介的作用。
⑤音乐具有移风易俗的作用。
(3)意义①《声无哀乐论》的出现,是对司马氏将音乐作为维护其统治的重要工具的大胆挑战。
②《声无哀乐论》注重音乐的形式,音乐的美感、娱乐及养生作用,将音乐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来看待,标志着人们开始着眼于音乐的特殊性,深入到音乐的内部加以探究,具有进步意义。
③《声无哀乐论》中,带有自律论色彩,与西方十九世纪著名音乐学家爱德华·汉斯立克(1825—1904)的音乐美学论著《论音乐的美》有不少论点非常相似,在世界音乐美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魏晋南北朝音乐美学思想研究【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美学思想的整体特征有二:一是独立,它从社会伦理道德的领域中独立出来,侧重从音乐自身出发去探讨音乐的审美规律;二是突破,它以道家思想、玄学人本精神和佛学主体心性哲学为依托,实现了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主流音乐美学思想的超越。
本文拟从中国音乐美学本身固有的范畴出发来深入透析其美学思想的精髓。
“源起篇”追根溯源,探寻魏晋南北朝音乐美学思想突破前代获得独立的思想根源;其余四篇“和声”、“乐象”、“雅俗”、“乐教”形成一个有机的体系,全面而深入地揭示魏晋南北朝时代音乐美学思想的特质。
“源起篇”立足于时代的政治局势、社会思潮和音乐艺术自身,揭示这一时期音乐美学繁荣的深层原因。
时政作为时代风气发生变化的风向标对音乐美学思想的影响是首当其冲的;玄学和佛学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对音乐美学思想具有增强逻辑思辨力和提供理论支持的作用;音乐实践是音乐美学的基础。
它们共同促成了魏晋南北朝音乐美学思想的独立和突破。
魏晋南北朝时代和声问题已经基本形成体系,自然之和、音声之和与主体之和是音乐和谐论中必不可少的三部分。
“自然之和”与玄学核心范畴“自然”紧密相关,理论家们认为音乐来自自然之和,体现了宇宙万物和谐的自然属性,是人们师法自然的产物。
阮籍以自然之和来区分雅乐和俗乐,转换了雅俗纷争背后的教化根基;嵇康以音乐的自然属性为依据澄清了附会在音乐上的伦理观念。
“音声之和”探讨音乐创作规律。
阮籍的“比其文”;嵇康的“和比”和刘勰提倡的“声文”都重视乐之文,开启了后代重视音乐形式美法则的先河。
“主体之和”探讨音乐对主体和谐所起到的作用。
阮籍的《乐论》充分展现了玄学“以人为本”的精神实质。
嵇康以“平和”为音乐的根本,提倡无哀无乐,平和淡泊的音乐,肯定超越情感的主体生命之和谐状态。
乐象是中国音乐美学的固有范畴,它有两个基本构成要素:心与声。
在玄佛思想影响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乐象论立足音乐自身,反对以德心驾驭音声,主张在音声与心的和谐共振中去领略音乐的美;强调音乐欣赏中主体“心”的重要作用,心驰骋万象,妙在象外,形成了有时代特色的审美理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和舞蹈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也是文化艺术繁荣的一个时期。
在这个时期,音乐和舞蹈都非常的盛行,成为人们娱乐生活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音乐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非常高的发展,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和外在表现形式。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这个时期的音乐在艺术上更加注重个性和独创性,注重通过音乐表达个人的情感和思想,而不是机械的复制和模仿。
在音乐创作方面,也有了更多的新的元素和不同的视角,例如更加注重旋律和节奏的表达,探索更加复杂的和声关系和音乐结构等等。
从这些方面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可以说是非常先进和创新的。
在音乐形式方面,这个时期也有了非常多样化的表现方式。
除了传统的雅乐和民间音乐外,还有更加现代化的音乐形式,例如歌曲、合唱、器乐组曲等等。
这些新的音乐形式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也为后来的音乐发展奠定了基础。
当然,音乐的发展也伴随着舞蹈的繁荣。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舞蹈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与音乐一样,舞蹈的发展也是非常多元化和创新的。
舞蹈通过表现人物形态和动作来反映社会和人的情感体验,更加注重形式和内涵的结合。
在这个时期,舞蹈的表现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不但有传统的舞蹈形式,如墓葬舞蹈、民间舞蹈等,还有更加现代化的表现形式,如吉祥舞、宫廷舞等。
这些新的舞蹈形式与传统的舞蹈形式相辅相成,呈现出非常独特的艺术魅力。
除了音乐和舞蹈之外,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许多其他的文化艺术形式,如书法、绘画、雕塑等。
这些艺术形式都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并且相互交融交流,形成了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风景。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和舞蹈是中国文化艺术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个时期的音乐和舞蹈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们不仅是人们娱乐生活的一部分,更是文化交流和表达的重要途径。
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和舞蹈的研究和探索,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欣赏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魅力,也能够为我们当今的文化艺术创作提供更加深刻的思考和启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部分时间处于分裂状态,除西晋的短暂统一以外,在近四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先后存在过三十多个政权。
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民族矛盾尖锐、礼乐制度废坏,自然给社会生产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然而在这一时期,秦汉以来的天下统一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合二为一的固定模式打破,政治文化中心开始南移,边疆地区和周边的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已有长足的发展。
少数民族大量内迁和建立政权,在与汉族的接触交往中,逐渐接受了汉族传统文化而开始进行汉化进程,汉民族也大量吸收了个少数民族和域外传入的各种文化因素。
即以音乐而言,“天竺乐”、“龟兹乐”“康国乐”“安国乐”“疏勒乐”等西域胡乐几乎畅通无阻的涌向了中原,风靡南北,不仅带来了“胡乐荐臻”状态下的音乐文化的大融合,也为隋唐宫廷燕乐得形成奠定的基础。
同时,佛教音乐也开始流行。
魏晋南北朝时代打破了经学一统之局,进入文学自觉之时代,再次出现文化多元走向并相互吸收、借鉴、融合,成为中国历史由秦汉一统向隋唐盛世之过渡阶段。
魏晋南北朝的美学在扬弃先秦两汉伦理实用美学传统的基础上,构建了倡表现、偏心理、重主体的情感愉悦型的新的美学体系。
中国古典美学偏于抒情和表现的总体特征,正是在此时期获得了基本确立。
而对美学发展演变起决定作用的是玄学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提出。
以王弼、何晏为代表的士人们以《老子》、《庄子》、《周易》为谈资,掀起了一场谈玄风尚。
而在文艺上的三曹、嵇康、阮籍,书法上的钟、卫等人都是在意识形态各部门内开创真善美新时期的显赫代表。
在没有过多的统治束缚、没有皇家钦定的标准下,文化思想领域比较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
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与歌功颂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和一种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
这二者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
魏晋人的生活与人格具有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的特征,“任自然”的审美意识,本质地表现为自然主义与个性主义的有机统一,因而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审美意识的主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的学后感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有感: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此时人们对音乐的追求,开始面向一些新的领域,将注意力转到认识音乐自身的艺术特征及其表现方式上来,对某些理论问题的再认识,促成了音乐朝着与过去不完全相同的方向发展。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阮籍。
以他们各自的论着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本文由魏晋南北朝时期美学产生的背景开始,论述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他们的主要理论以及对后世产生的影响。
阮籍的音乐美学思想,集中表现在他的《乐论》中。
阮籍从他的中心论点出发,认为最好的音乐就是“平和之声”,反对哀音淫声认为音乐的功用可以“使人精神平和,衰气不入,天地交泰,远物来集。
”他之所以斥责哀音,因为哀音使人情绪波动变化,使人内心的压抑得到某种认同与宣泄。
所谓的淫声,就是对人的情感意绪的自然放纵,也即依据人的感性需要,从而满足这一需要。
阮籍也认为音乐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变得只是形式,至于“乐声”要达到的审美的人的心灵趋于宁静,这样不悲不喜,灵魂哪儿来大起大落的震荡?阮籍这篇短短的《乐论》,多次提到的“平和”,并把它树为音乐之本,“平和之声”也是要扼制人的欲望,减弱人的创造激情与活力。
阮氏的音乐思想,客观上是捆缚阻碍人的激情与生命活力的,是儒家音乐思想的忠诚继承者。
其中透出的儒家文化的理性精神,愈来愈走向了文明的反面,变为窒息人扼杀人的音乐创造力的精神桎梏,更可忧虑的是这一桎梏隐形地深埋渗透在我们的血脉中,使它化为一种深层意识而暗暗地规定制约着我们的现在。
虽然《乐论》所表达的观点基本上同儒家传统乐论一脉相承,但并不是儒家乐论的转述,而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对儒家乐论的阐释发挥,因而其审关观念在思维方式及总体特征上呈现出新的面貌。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部分时间处于分裂状态,除西晋的短暂统一以外,在近四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先后存在过三十多个政权。
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民族矛盾尖锐、礼乐制度废坏,自然给社会生产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然而在这一时期,秦汉以来的天下统一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合二为一的固定模式打破,政治文化中心开始南移,边疆地区和周边的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已有长足的发展。
少数民族大量内迁和建立政权,在与汉族的接触交往中,逐渐接受了汉族传统文化而开始进行汉化进程,汉民族也大量吸收了个少数民族和域外传入的各种文化因素。
即以音乐而言,“天竺乐”、“龟兹乐”“康国乐”“安国乐”“疏勒乐”等西域胡乐几乎畅通无阻的涌向了中原,风靡南北,不仅带来了“胡乐荐臻”状态下的音乐文化的大融合,也为隋唐宫廷燕乐得形成奠定的基础。
同时,佛教音乐也开始流行。
魏晋南北朝时代打破了经学一统之局,进入文学自觉之时代,再次出现文化多元走向并相互吸收、借鉴、融合,成为中国历史由秦汉一统向隋唐盛世之过渡阶段。
魏晋南北朝的美学在扬弃先秦两汉伦理实用美学传统的基础上,构建了倡表现、偏心理、重主体的情感愉悦型的新的美学体系。
中国古典美学偏于抒情和表现的总体特征,正是在此时期获得了基本确立。
而对美学发展演变起决定作用的是玄学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提出。
以王弼、何晏为代表的士人们以《老子》、《庄子》、《周易》为谈资,掀起
了一场谈玄风尚。
而在文艺上的三曹、嵇康、阮籍,书法上的钟、卫等人都是在意识形态各部门内开创真善美新时期的显赫代表。
在没有过多的统治束缚、没有皇家钦定的标准下,文化思想领域比较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
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与歌功颂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和一种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
这二者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
魏晋人的生活与人格具有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的特征,“任自然”的审美意识,本质地表现为自然主义与个性主义的有机统一,因而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审美意识的主流。
“任自然”的审美意识,与先秦时期形成的“自然说”美学思想有渊源关系。
这种意识直接影响到魏晋南北朝的山水画、山水诗的艺术创作,同时对其时的瓷器、园林、名士生活方式的审美设计,产生了重要影响,促成了追慕“清秀”的审美设计倾向。
下面从一些具体的音乐或文学作品中看一下体现出的一些音乐美学思想:
n 王弼《论语释疑》所推崇的“大成之乐”。
n 阮籍《乐论》以“和”、“乐”为美的审美意识
n 《列子-汤问》所载音乐轶事中反映的音乐审美观:
n 《宋书》中的音乐美学思想
n 《文心雕龙》的音乐审美思想
1、王弼《论语释疑》所推崇的“大成之乐”:
王弼,魏晋玄学奠基人。
其著述主要以《老》解《易》调和儒道,尤其对有无、本末、体用的阐发是一大贡献,丰富了中国哲学的范畴理论。
大成之乐,无声不分”。
此源自《老子》的“大音希声”。
《老子》的“大音希声”与“道”同一,是“无”和“无为”,这与《老子》全书以自然否定人为,以无为否定有为是一致的,在音乐问题上也就是以“大音”(无声之乐)否定“五音”(人为之乐) 。
而王弼在对待“大音希声”这一问题上,与《老子》既有同也有异。
所同,二者均以崇“无”为本,如王弼在注《老子·四十一章》“大音希声”句时所说:“听之不闻名曰希, (大音, )不可得闻之音也,有声则有分,有分
则不宫而不商。
分则不能统众,故有声者非大音也”。
“分”即部分,“众”即混沦之整体。
故“大音”“听之不可得而闻”。
“有分”则不宫不商,须犹如“道”混沦之存在,是不可分的,是意会之蕴,故能统众。
所异,《老子》只讲同不讲异,就是要取消比较,抹去差异;王弼则不同,既讲同又取异。
在推崇无声之“大音”的同时,更肯定“五音”的实在作用,即“五音不声则大音无以至”,“五音声而心无所适焉,则大音至矣”,此说系承《淮南子·原道训》:“无音者, 声之大宗也。
⋯⋯无声而五音鸣焉”之意,是以“无”为本,以“有”为末的本体论在音乐中的体现。
推崇无声之“大音”的同时,更肯定“五音”的实在作用
阮籍《乐论》以“和”、“乐”为美的审美意识:
阮籍(210-263)作为“竹林七贤”人物,历史上与嵇康齐名。
哲学思想上受老庄影响。
在当时思想界“名教”与“自然”的问题上,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
其音乐美学思想主要反映在其《乐论》中。
在《乐论》中,一方面以“和”作为乐的顺乎自然的本质属性,视“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作为行乐的目的,要求以协和阴阳的音声律吕去适应万物之“情气”;另一方面,又在当时的音乐生活中,仍然继承着儒家乐教思想,视“各歌其所好,各咏其所为”的郑卫之音为
淫放之乐,要求“立调适之音,建平和之声”,制礼作乐,,“使天下之为乐者,莫不仪焉”,强调音乐的教化作用。
阮籍根据儒家音乐思想中的关于“乐者乐也”的审美准则和要求,批评了以悲为乐的审美态度和倾向,从理论上要求音乐审美必须以愉悦快乐的情感体验为其特征,竭力排斥音乐活动中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
阮籍音乐思想的核心,一是为求得音乐与天地自然乃至人心的谐和,主张以“和”为美,再是要求音乐审美中必须求得快乐的情感体验,以“乐”为情,反对“以悲为美”。
其音乐思想既非超过伦理教化的自然美学观,也并非具什么纯粹美学的倾向,而是援道入儒,将传统的儒家音乐思想染上了一层道家的色彩,其目的仍是为礼乐教化服务的。
《列子-汤问》所载音乐轶事中反映的音乐审美观:
《列子》一书,相传为战国列御寇撰,又有以出于晋张湛伪托等说法。
书中所载的音乐传闻轶事,反映有一定的音乐审美意识与观念。
书中所述诗文从师襄学琴,以弹琴不仅仅在于由弦得声,而要先得于心,而后外应于器,说明琴乐演奏必须存志于音声,才能达到乐感天人的效果和审美境界。
所述秦青、韩娥唱歌事,不仅透漏时人以悲为美的审美风尚,其中“响遏行云””余音绕梁”的描写,是对音乐审美心理的形象化描述。
所述伯牙鼓琴、钟子期善听事,涉及到音乐审美活动中的想象、联想等心理现象,以及音乐的表现力与审美接受、理解的问题。
《宋书》中的音乐美学思想:
南朝沈约(441-513)修撰的《宋书-律历志上》中,谈到构成“乐”的完整存在的不同方面。
称“乐夫有器有文,有情有官”。
对于“器”、“文”“情”“官”,文中解释为,“钟鼓干戚,乐之器也”,也包括了乐器以及乐舞的舞具,反映“乐”的综合艺术特征;“屈伸舒疾,乐之文也”,这是以乐舞的表演为其“文”,,其中应当暗含着乐舞表演中的音乐演奏;“伦伦无患,乐之情也”,这里的“情”,当指“乐”的内容,具伦理道德的属性;“欣喜欢爱,乐之官也”,是指乐的职份与功能,就是为了引起人的“欣喜欢爱”的情感体验。
是雅乐审美观的一种认识。
《宋书-乐志》还讲到当时“家竞新哇,人尚谣俗”的音乐风尚,并总结出音乐风尚改变的原因,就在于音乐活动的主体、即人的社会情感的变化,所谓“情变听改”。
这是从音乐与人情感的内在联系,由历史发展的角度来概括音乐审美趣识发生变化的原因。
《文心雕龙》的音乐审美思想:
南朝刘勰(466-538)撰著的《文心雕龙》,是古典文学理论著作。
该书融史、论、评为一体,是文学批评史上重要典籍。
因其书主要是从文学着眼,故其中有关于音乐的论述,亦注重与歌诗的关系。
书中《乐府》一章中谈到,“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体在声,瞽师务调其器;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
”这是以诗表达的思想情感为乐府诗歌的内容,而以歌诗的器乐伴奏或者歌唱,视为外在的东西。
这里反映的是作者对诗乐的存在的认识,即观念的存在(思想内容)与乐音形态的存在(声)。
在这两者的关系中,作为诗乐活动的参与者,首先要注意的是诗的内容(君子宜正其文)。
这一认识同诗乐活动的行为方式是以“君子”为主体,而“瞽师”作为艺人已处于辅助地位有关。
这是与音乐的社会分工相关的音乐观念。
另外,在音乐与诗歌的关系中,刘勰就汉中乐府创作中的诗与音乐的关系,他以“古之佩玉,左宫右徵,以节其步,声不失序” 为比喻,说明在乐府诗歌创作中,应是“音以律文”。
此表明,虽然从思想内容的表达上来讲,在“诗为乐心,声为乐体”的关系上,诗是主要的,但是在两者的配合中,音乐的地位并不低于诗,就像“音以律文”的表述,是互存互补、互为节制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教育的发展状况:
1、一方面保持着秦汉时期音乐教育的基本特点,即音乐教育从管学中分离出去,主要存在于官设音乐机构和社会娱乐圈内的音乐教育行为中
2、另一方面又具有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特有的文化特征,如少数民族政权在北方的建立及大量人口的迁徙,导致外族外域的音乐对中原音乐产生深刻的影响以及相应的音乐传教的内容的改变。
小结:
从魏晋开始,中国的音乐美学思想明显地出现了一个转折。
人们已不满足于就音乐的起源、本质、特征、功能等问题进行一般性考察,而是转入了对音乐自身的规律和各个具体部门(古琴、声乐、戏曲等)的特殊规律进行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