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谭嗣同的哲学思想

谭嗣同简介谭嗣同（1865一1898）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

湖南浏阳人。

少时博览群书,并致力于自然科学的探讨，鄙视科举，喜好今文经学。

后为新疆巡抚刘锦堂幕僚，曾往来于直隶、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数省，察视风土，结交名士，有“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的感慨。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异常不满，即努力提倡新学，呼号变法，并在家乡组织算学社，集同志讲求钻研，同时在南台书院设立史学、掌故、舆地等新式课程,开湖南全省维新风气之先。

1896年2月入京,结交梁启超、翁同龢等人。

旋奉父命, 入赀为江苏候补知府,供职南京。

曾游历天津、湖南、湖北等地。

同年底重抵南京,闭户养心读书, 成《仁学》2卷。

（①认为世界是由物质的原质所构成,其本体是“仁”, 世界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于“仁”的作用，故称其哲学为“仁学”。

“仁”是万物之源,它“以通为第一义”。

②而“以太”则是沟通世界成为一个整体的桥梁。

由于“以太”“不生不灭”，所以就肯定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不是静止的、停顿的，而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批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顽固思想，从变易中论证其改革社会制度的政治理想。

③并且认为封建“名教”是维护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柱，号召人们冲决君主、伦常、利禄、俗学、天命、佛法等封建网罗。

对秦汉以来封建专制制度的抨击尤为猛烈，认为君主专制是一切罪恶的渊薮,提出“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

④在批判专制制度的同时，还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以及变法等主张。

）1897年,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人设立时务学堂,筹办内河轮船、开矿、修筑铁路等新政。

1898 年，创建南学会,主办《湘报》，积极宣传变法，成为维新运动的激进派。

同年4月，得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推荐，被征入京，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林旭、杨锐等人参与新政，时号“军机四卿”。

当宫中后党密谋政变，光绪帝传密诏康有为等设法相救时，即“拔刀以救上自任”。

谭嗣同维新思想的哲学特质作者：魏义霞来源：《理论探索》2016年第02期〔摘要〕谭嗣同的哲学尽管前后差异巨大，但日新宗旨始终一以贯之。

维新派通常主张自上而下的改良，但谭嗣同具有革命精神，赞同法国大革命和“杀尽天下君主”的口号，并且为变法维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尽管是最激进的戊戌启蒙思想家，谭嗣同的哲学从理论来源和内容构成上看则处于早期阶段。

这主要表现在：他的思想建构与康有为一样以中学为主，在对平等的推进中陷入绝对平均的世界主义。

这些都有别于严复和梁启超以西学为主，将拯救中国的希望寄托于自由。

谭嗣同在戊戌启蒙思想大家中的位置较为特殊，与康有为、梁启超和严复之间构成了微妙而复杂的关系：与康有为思想的相似度最高，与严复是民主启蒙的同调，与梁启超的关系则最为密切。

〔关键词〕谭嗣同，维新思想，哲学特质，日新宗旨，革命精神，民主启蒙〔中图分类号〕B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6）02-0028-06特殊的年代造就了近代哲学的特殊性，新旧交替、中西交汇使中国近代哲学无论是理论来源、内容构成还是概念范畴、体系建构都变得异常斑驳、多变和复杂。

这一点在谭嗣同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和突出。

如何界定、把握谭嗣同维新思想的哲学特质，进而客观、合理地界定其地位成为谭嗣同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

由于各种原因，近年来学术界对谭嗣同维新思想的研究相对于严复、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始终处于薄弱环节。

与此同时，对于谭嗣同哲学的诸多基本问题一直争议不断。

本文旨在对谭嗣同维新思想的哲学问题予以探究，在还原谭嗣同维新思想哲学特征的基础上对有关争议予以厘清和辨明。

一、日新宗旨一以贯之对于近代哲学的特点，梁启超概括为“不中不西即中即西” 〔1 〕3104。

之所以有如此评价，是因为他认为近代（梁启超将从明清之际到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代统称为“近代”）思想界具有肤浅、庞杂之病症，并且从不同角度剖析其中的原因。

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承认自己对于这种状况负有责任。

论谭嗣同批判荀子的成因抢牛品官网/[摘要]甲午中日战争后，在维新派中出现了一股批判荀子的思潮。

其中谭嗣同的批判论调最为激烈。

他这样做的原因有三：一，受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的强烈刺激，他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从一名中国传统士人转变为一名积极学习西方的维新志士，开始清算造成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君主专制体制，谭嗣同批判荀子正是出于反对君主专制主义的需要。

二，受康有为维新思想的影响，谭嗣同把孔子孟子的思想作为中国民主平等思想的来源，他要在孔孟之后的儒家体系中寻找篡改孔孟思想、尊崇君主专制的元凶。

三，荀子思想本身存在缺陷，其儒学思想是以君主专制主义为取向，推崇礼治。

这成为谭嗣同批判荀子的学理依据。

[关键词]谭嗣同；荀子；君主专制主义在成书于甲午中日战争后不久的《仁学》中，刚刚经过思想巨变的维新志士谭嗣同对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而这种批判又是和批判荀子的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荀子是君主专制主义理论上的始作俑者。

本文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谭嗣同批判荀子的成因。

一、甲午中日战争的影响1895年，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给中国传统士人以前所未有的巨大震撼。

他们中的一批人开始彻底扭转思想，真正反思现实并走出中国传统的束缚，坚定地踏上了学习西方的不归路，中国近代思想的转折由此开始。

正如梁启超所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

”（1）在这个转折中，一批中国士人彻底丧失了对中国传统君主专制体制的信心，并开始清算和批判这个造成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罪魁祸首。

因此，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追究谁对君主专制主义负理论上的责任便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前，中国思想界在西方入侵和内部民变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影响下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其中也萌发了一些批判现实、要求变革政治、学习西方民主政治的思想，但是这些思想只是极少数人的个别想法，根本没有构成一种足以影响社会、波及政治的思潮。

文史研究试析谭嗣同仁学思想研究杜莹莹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摘要：“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开始”。

这是谭嗣同留给后人的奉献精神，在他34年的生命里，让后人值得缅怀的不仅是他慷慨赴死，还有他的思想。

谭嗣同生命虽短，但他身处在中西相冲突相交时代，他的思想涉及范围又广又杂，杂糅各家学派创立了“仁学”，一直影响后世。

关键词：谭嗣同；思想；仁学“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

有之，请自谭嗣同始。

”[1]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牺牲也预示着改良运动失败。

虽说他生命短暂，但他的思想广而杂，所以研究他的学者分别从思想的构成，理论特征，思想渊源，思想史，历史背景，地域背景，历史地位，现代价值等进行专题研究。

关于谭嗣同思想研究，大部分从他的奉献、佛教、狭义精神，其中“仁学”研究为重中之重，通过全方位，多维度的讨论，学者们力求更详细，更全面地呈现谭四同的想法。

本文通过他的经历来探讨关于他的仁学思想。

一、谭嗣同人生经历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

谭嗣同父继洵，官做到湖北巡抚，在他童年时期他的姐姐、大哥、母亲因患白喉症，先后病逝。

他出身于官僚地主阶级，是江苏候补知府，他的思想具有局限性。

34年短暂的生命里，正是资产阶级革命酝酿时期，在这样的时代的刺激下，他提倡新学，同时，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又给予他若干影响，又加上王船山、黄梨洲诸人的思想给予的熏陶，尤其是王船山的“道器论思想”影响特别大，其中欧阳中鹤、涂启先、刘人熙三位老师对他的影响深远。

这三位老师对于谭嗣同前期思想构成具有重要影响，为后期仁学思想观点产生奠定基础。

谭嗣同不仅仅是口头说，他还通过做来实现自己理想抱负，他的一生里，创建过报刊、学校、组织工会等，通过实业来救国。

谭嗣同与老师欧阳中鹤集绅士建学会，兴算学格致馆，形成学习之风，养成栋梁之才。

他与希望变法的湖南巡抚陈空箴、黄遵宪等官员一起，进行湖南新政。

论谭嗣同的”仁学“思想仁学对于谭嗣同的哲学至关重要，既是其后期哲学的主体内容，也是其哲学的最终归宿。

仁学凝聚了谭嗣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既是救亡之路，又是启蒙之方。

作为谭嗣同后期哲学基本形态和主体内容的仁学，无论内涵还是文本都有广狭之分：从内涵上看，狭义的仁学指以仁为世界万物本原的本体哲学，广义的仁学则指以仁为本原的本体哲学以及由仁引申出来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宗教等诸多领域的思想；从文本上看，狭义的仁学指谭嗣同的代表作——《仁学》中表达的思想，广义的仁学除了《仁学》还包括《》等经过“三十之变”的其他论作，甚至包括记录“北游访学”的《北游访学记》（又名《上欧阳中鹄十》）。

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谭嗣同的仁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仁学》中，书中的“仁学界说”（““界说”，英文写作definition，现通译为定义）作为对仁学的定义，对于理解他所讲的仁、仁学和他的仁学观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

《仁学》汇集了谭嗣同的哲学、宗教、文化、历史、政治、经济和法律思想，是研究谭嗣同本体哲学、认识哲学、启蒙哲学和历史哲学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

第一节“仁为天地万物之源”谭嗣同对仁的推崇无以复加，故而将自己的代表作命名为《仁学》。

《仁学》集中展示了他对仁的界定和诠释，将他对仁的顶礼膜拜推向了极致。

在开头的“仁学界说”中，他开宗明义地声称：“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

”这是谭嗣同对仁之地位和内涵的基本界定，凝聚了他的仁学观。

一、对仁的推崇和论证谭嗣同声称仁是世界万物的本原，从形上高度彰显了仁的至高无上性和权威性。

在此基础上，他明确将仁界定为心、识，从而大致框定了仁学的基本视域和逻辑进路。

首先，从仁之身份、地位来看，谭嗣同明确宣称仁是天地万物的本原，这是古代哲学所没有的。

诚然，仁是极富中国哲学韵味的范畴，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可谓是由来已久，源远流长。

尽管如此，儒家以及古代哲学家所讲的仁侧重伦理、道德领域，更何况古代哲学家从来就没有宣布仁是世界万物的本原。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Nov. 2016 / No. 6康有为、谭嗣同大同思想的近代形态及其现实意义魏义霞*［摘　要］ 大同是中国人的千年梦想，不同时代的人拥有不同的大同之梦。

如果说古代大同理想是外王的一部分，寄予着平天下的雄心和抱负的话，那么近代大同则迫于救亡图存的社会现实，是政治需要和生存竞争使然。

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立言宗旨决定了近代大同拥有迥异于古代的新意蕴、新视野和新诉求。

康有为、谭嗣同的大同理念与古代大同迥异其趣，带有近代特有的时代烙印和鲜明特征。

作为大同的近代形态，两人的大同思想具有前所未有的意义和价值，这些通过大同思想形成的历史语境和背景、大同思想的核心内容和特征以及大同思想的历史价值和启示集中体现出来。

［关键词］ 康有为；谭嗣同；大同思想；近代形态不同时代的大同梦承载着不同的内容和诉求，近代大同的提出不仅面对不同于古代的历史语境和时代背景，而且基于不同的立言宗旨和理论初衷。

一言以蔽之，古代大同理想是外王的一部分，寄予着平天下的雄心和抱负；近代大同则迫于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是政治需要和生存竞争使然。

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立言宗旨决定了近代哲学家的大同建构拥有迥异于古代的新意蕴、新视野和新诉求。

康有为、谭嗣同的大同理念与古代大同迥异其趣，带有中国近代特有的时代烙印和鲜明特征。

作为大同的近代形态，两人的大同思想具有前所未有的意义和价值，这些通过大同思想形成的历史语境和背景、大同思想的核心内容和特征以及大同思想的历史价值和启示集中体现出来。

一、 康有为、谭嗣同大同思想形成的历史语境和时代背景中国近代是人心思变、救亡图存的时代，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是近代哲学的最终目标；中国近代是文化创新、思想启蒙的时代，借鉴西学推动中国本土文化的内容转换和现代化是近代哲学家的历史使命。

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政治需要催生了近代的大同理念，也使近代大同思想成为对中国近代社会几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现实回应。

康有为、谭嗣同的大同思想便属于大同的近代形态，故而与古代大同判若云泥。

戊戌六君子的共同点和而不同的戊戌六君子其实有不少的共同点，大家知道的都有哪些呢？为此店铺为大家推荐了一些戊戌六君子的共同点，欢迎大家参阅。

戊戌六君子的共同点：殊途同归若说戊戌六君子的共同点，那就是救国的理念。

这6人中，康广仁是跟随其兄康有为一直救国的，而谭嗣同、杨深秀、刘光第、杨锐、林旭5人，均是在中日甲午之战后，在清政府丧权辱国之后，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杨锐慨言“二十年卧薪尝胆”，刘光第上《甲午条陈》，谭嗣同愤而著《仁学》，杨深秀思“甲午之耻”，林旭有诗云“分明家国千行泪”，救国图存，雪甲午耻，成了这群观念并不相同的知识分子的共识。

在民族大义之外，这6人的另一个共同点则让他们同赴一死，那就是对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相似态度。

维新变法的一个主要矛盾就是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权力之争，而这6人出于不同考虑，都站在光绪皇帝一边，这才是慈禧太后痛下杀手的关键。

杨深秀本来没事，却在戊戌政变后质问慈禧为何拘禁光绪;刘光第在戊戌政变前就上书要慈禧把权力还给光绪;谭嗣同、林旭直接参与了康有为、梁启超最后救援光绪的活动;杨锐对甲午之战中慈禧的作为公开批评。

这些举动本就是慈禧的大忌，在戊戌政变的你死我活中，更成了慈禧举起屠刀的动机。

历史上，维新志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变法之前宣扬的君主立宪、开议会、定宪法等关键政治主张，即使是在百日维新最顺利的时候，也没有被光绪皇帝提起过一次。

光绪皇帝下令执行的维新政策，也无非是发展工商业、废除八股文考试等一般政策。

光绪皇帝对变法维新的兴趣和从慈禧太后那里争回权力的兴趣，究竟哪个更大一些呢?答案恐怕只有光绪皇帝自己知道。

戊戌六君子的主要特点最年轻的林旭，在早年与康有为并不熟悉，戊戌变法前一年，他还在刻意避免与康有为接触。

此后他的观点受康有为影响，逐渐开始认可维新之论，甚至以康有为弟子自居，在入选军机处之后，林旭的行为也较为激进。

尽管如此，军机大臣廖寿恒在戊戌政变之后求情时仍不认为林旭与康有为是一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