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与地方国有企业并购＊潘红波 夏新平 余明桂 内容提要:本文以2001—2005年间发生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收购非上市公司的事件为样本,研究地方政府干预、政治关联对地方国有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
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干预对盈利样本公司的并购绩效有负面影响,而对亏损样本公司的并购绩效有正面影响。
这说明,出于自身的政策性负担或政治晋升目标,地方政府会损害或支持当地国有上市公司,这为政府“掠夺之手理论”和“支持之手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
我们还发现,盈利样本公司的并购绩效与政治关联正相关。
这表明,政治关联可以作为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来保护企业产权免受政府损害。
关键词:政府干预 掠夺之手 政治关联 地方国有企业 并购＊ 潘红波、余明桂,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430072,电子信箱:phb6442@yahoo .co m .cn ;夏新平,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邮政编码:430074。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7060201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特别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的修改意见,亦感谢香港科技大学Jie Gan 教授、圣克鲁斯加州大学Yin -Wong Cheung 教授、新南威尔士大学D onghui Li 老师、上海财经大学李增泉教授的建议和批评,同时感谢雷鸣、刘元瑞和马先文出色的助理研究工作,当然文责自负。
① 张新(2003)、李增泉等(2005)尽管研究了上市公司收购非上市公司时收购公司的绩效,但是他们仍然以国外上市公司收购上市公司的文献作为参照,而没有以上市公司收购非上市公司这类文献作为比较的基础。
一、引 言随着世界并购浪潮的持续进行,并购动机和绩效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在西方成熟市场,对于上市公司收购上市公司时收购公司的绩效,学者们还没有达成一致的研究结论(如Fuller et al ,2002),而对于上市公司收购非上市公司时收购公司的绩效,学者们的研究则一致发现,收购公司会获得显著的正的超额收益率(如Fuller et al ,2002;Moeller et al ,2004;Masulis et al ,2007)。
摘要]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频繁遭遇政治化问责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本文对政治化问责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对规避政治化问责的对策进行了探讨。
对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过程中有效规避东道国的政治化问责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跨国并购政治化问责预警机制公关游说近年来，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开始出现了一些如联想并购IBM PC、中石油并购PK公司这样的大型跨国并购，但总体上来说，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规模仍然较小。
除了中国企业自身国际化经验匮乏和竞争力不强的原因之外，东道国政府的反对和阻挠也是造成大型跨国并购难以达成的重要原因。
一、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频繁遭遇政治化问责中海油收购尤尼科由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阻挠而不得不退出、五矿收购诺兰达由于加拿大政府的反对而未能成功、华为收购马可尼遭遇英国保守势力的阻击而失利、中石油两次收购俄罗斯石油资源由于俄罗斯政府的反对均以失败告终、印度政府以安全原因搁置中兴增加在印子公司股本和进入印度电信设备批发市场的计划、德国政府告诫本国企业谨慎被中国企业并购……一系列的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受阻表明来自东道国政府的阻挠和反对绝非个案。
事实上，在跨国并购过程中遭遇东道国的政治阻挠是很多国家的企业都遇到过的事情，但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企业像中国企业这样受到如此多的阻挠。
为什么中国企业遭受到的政治化问责要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企业呢？本文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1.意识形态的差异。
由于社会形态、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差异，西方国家的一些政客、政党及一些社会团体仍然难以彻底摒弃冷战思维和固有偏见，在人权问题、军备问题等方面对中国存在很多误解，并且将这些误解和偏见带入经济领域，通过各种途径向本国政府施加压力，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不问青红皂白的一概持反对态度。
2.对中国企业及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敌视。
中国企业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和世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引起了一些国家的恐慌和敌视，如美国、印度等国家，这些国家总是想方设法阻止中国企业对本国市场的侵蚀，阻挠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并购中的政府监管与政策影响在并购活动中，政府监管和政策影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政府的干预可以为并购提供指导，确保市场秩序的稳定和公平。
本文将就并购中的政府监管和政策影响展开论述。
一、政府监管在并购中的重要性政府监管在并购中起到了监督、指导和规范的作用。
由于并购涉及到市场主体之间的资产和资源的重新配置，因此对于市场秩序的维护和监管显得尤为重要。
政府可以通过设立制度和规则，确保并购活动的公平公正，防止操纵市场行为的发生。
其次，政府监管还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健康运行。
并购活动的规模庞大且具有一定的风险，如果没有政府的监管和指导，可能会导致不稳定的市场情况。
政府可以通过相关措施对并购进行审查和管理，提高市场对并购的信心，推动经济的发展。
此外，政府监管还可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公共利益。
并购可能涉及到不同行业的企业之间的整合，而政府可以根据国家的整体利益来制定政策，保护相关行业的合法权益，防止垄断行为的发生，确保市场的公平竞争。
二、政策对并购的影响政策对并购活动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政府制定的政策可以直接影响到并购的成败和方式。
首先，政府政策可以促进并购活动的顺利进行。
政府可以对并购活动给予支持，通过鼓励优质资产的整合，推动行业的升级和转型。
政府的政策可以提供税收优惠、贷款支持等利好条件，鼓励企业进行并购活动。
其次，政府政策也可以限制并购活动的范围和方式。
政府可以对某些关键行业或重要企业设立限制，以保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考量。
政府还可以通过反垄断政策和竞争政策来规范并购行为，防止市场垄断的发生。
最后，政府政策还可以在并购活动中起到引导作用。
政府可以根据国家的战略需要，对某些行业或企业进行选择性的支持和引导。
政府的政策可以通过引导外资的流向，推动资本的有序流动和高质量的并购活动。
三、并购中政府监管和政策影响的挑战与对策政府监管和政策影响在并购中虽然具有重要作用，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
比如，政府干预过多可能会导致市场不稳定，政策制定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市场参与者的意愿等。
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与地方国有企业并购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与地方国有企业并购一直以来，地方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减少，但在某些行业中，国有企业占据着主导地位。
与此同时，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政府的干预和政治关联影响了地方国有企业的并购。
本文将从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以及地方国有企业并购三个方面分析影响地方国有企业并购的因素。
一、政府干预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于国有企业的并购始终保持高度关注。
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规范国有企业的并购，为国有企业的并购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此外，政府还通过政策引导、红利政策等手段，推动国有企业积极开展并购活动，提高国有企业的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
政府干预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审批流程的长短国有企业并购需要经过政府的批准，而政府批准的流程速度会直接影响着并购的顺利进行。
政府审批流程繁琐、时间较长，则对于国有企业的并购产生了不利影响。
2.政策引导政府针对不同行业和企业的并购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引导，这对于国有企业的并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政策引导不仅能够为国有企业并购提供资金支持，还能够缓解一些并购带来的风险。
3.政策变动政府的政策变动也会影响地方国有企业的并购。
如果政府私有化的政策得到了实施，国有企业的并购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二、政治关联政治关联是指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
政治关联取决于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多重利益关系，它对于地方国有企业的并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政治关联的优势政治关联可以为国有企业的并购提供有力的支持。
地方政府通过对自己所管辖的企业进行调查，确定这些企业是不是值得进行并购，以及如何进行并购，从而使并购活动得到更好的规划和实施。
政治关联可以为国有企业提供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支持，使并购更加顺利进行。
2.政治关联的劣势政治关联可能导致国有企业的并购流程更加复杂，并使得企业面临着更多的牵制。
政府干预与多元化并购特征、绩效--来自中央和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高燕燕;黄国良;张亮亮【摘要】文章以发生多元化并购的594家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不同层级政府干预下国有上市公司多元化并购特征和并购绩效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实证结果显示政府干预程度会显著影响国有上市公司多元化并购的行业特征、关联特征和区域特征，而中央和地方政府不同的职能目标和管制策略使得中央和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在特征表现上有所差异。
中央公司的多元化并购明显呈现出对控制行业、关联并购和跨地区的偏好，并未出现预期的“多元化折价”现象，证实中央国有上市公司在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
受地方政府目标多元性和寻租等问题影响，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多元化并购的关联交易特征和同区域特征更明显，成为“多元化折价”的根源。
%This paper takes 594 state-owned listed companies as samples which have the experience of diversified M&A,to empirically test if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central state-owned listed companies and local state-owned listed compani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versified M&A and performances. The empirical result shows that the degree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would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connected transaction characteristics,as well as region characteris⁃tics,which would show obvious differences due to the discrepancies between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al government. The central state-owned listed companies are inclined to controlled industries,connected transaction and cross-region,which have not leading to“diversification discount”as expected. It proves the central state-owned listed companies play a leading role in implementing the national macro-control policies. Because of the multiple goals and rent-seeking of local government ,the lo⁃cal state-owned listed companies are inclined to connected transaction and same region which result obviouslyin“diversifica⁃tion discount”.【期刊名称】《华东经济管理》【年(卷),期】2016(030)006【总页数】8页(P96-103)【关键词】政府干预;多元化并购;并购特征;并购绩效【作者】高燕燕;黄国良;张亮亮【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江苏徐州 221000;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江苏徐州 221000;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江苏徐州 221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271.4（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江苏徐州 221000）［DOI］10.3969/j.issn.1007-5097.2016.06.01620世纪50年代，西方战略学家围绕企业多元化展开热烈讨论，并在欧美跨国公司掀起多元化风潮。
政治关联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政治关联是指企业与政府相关部门或政府官员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和合作的关系。
政治关联对企业经营活动有着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政治关联对企业的政策影响。
政治关联企业经常能够通过政府渠道了解到政策的制定方向和具体内容，从而提前布局和调整经营策略。
政府可能会通过采购政策、准入标准、行业监管等手段对企业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干预和调控，政治关联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政府的支持和资源，降低政策风险，提高竞争力。
政治关联对企业的市场准入和市场份额有着重要影响。
政府在市场准入方面会依据政治关联的程度对企业进行区别对待。
政治关联企业通常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机会，比如更容易获得土地、税收优惠、融资支持等，从而获得市场竞争的先机。
政治关联还可以通过政府的行业监管、排他性许可等手段限制竞争对手的进入，巩固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
政治关联对企业的商业环境和风险管理有着影响。
政治关联可以提供与政府合作的机会，使企业能够更好地了解市场信息、获取商业机会和资源，降低商业风险。
政治关联还可以通过政府和政府官员的关系网络，帮助企业解决与政府部门的纠纷、行政审批的难题等问题，提高企业经营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政治关联对企业的社会形象和公众认可度也会产生影响。
政治关联企业往往会受到公众的关注和质疑，可能被认为是享有特权和不公平竞争的代表，从而影响企业的声誉和形象。
政治关联企业需要通过透明度、社会责任等方式来弥补公众的质疑，并与政府一同促进社会公正和可持续发展。
政治关联对企业的经营活动有着多方面的影响。
政治关联可以为企业提供政策支持、市场机会和资源支持，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但同时也可能导致不公平竞争、社会质疑等问题。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应当正确认识和处理政治关联，确保其对企业经营的积极影响，并坚持诚信经营、合规经营的原则，增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我国政府干预与并购/海外并购
我国的企业并购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其间不可避免地带有政府干预的影子：
第一阶段以1984年的“保定兼并”为起点，我国开始了企业并购的早期探索。
这一阶段企业并购数量较少，且大多发生在同一地区，行业或部门，其间政府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积极介入企业并购活动，从而使企业并购具有明显的强制性。
第二阶段始于1988年，终于1992年，其间《关于企业兼并的暂行办法》的颁布起了很大的作用，推动企业并购向全国范围扩展，迎来了中国企业并购的第一次高潮。
第三阶段始于1992年，终于1997年，其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举措的推出将以国有经济重组为背景的企业并购推向了高潮。
第四阶段始于1997年，一直持续至今，中国企业并购逐步融入全球并购潮流。
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与地方国有企业并购*潘红波 夏新平 余明桂内容提要:本文以2001 2005年间发生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收购非上市公司的事件为样本,研究地方政府干预、政治关联对地方国有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
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干预对盈利样本公司的并购绩效有负面影响,而对亏损样本公司的并购绩效有正面影响。
这说明,出于自身的政策性负担或政治晋升目标,地方政府会损害或支持当地国有上市公司,这为政府 掠夺之手理论 和 支持之手理论 提供了实证支持。
我们还发现,盈利样本公司的并购绩效与政治关联正相关。
这表明,政治关联可以作为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来保护企业产权免受政府损害。
关键词:政府干预 掠夺之手 政治关联 地方国有企业 并购* 潘红波、余明桂,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430072,电子信箱:phb6442@yahoo.co ;夏新平,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邮政编码:430074。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7060201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特别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的修改意见,亦感谢香港科技大学Jie Gan 教授、圣克鲁斯加州大学Yin Wong Cheung 教授、新南威尔士大学D onghui Li 老师、上海财经大学李增泉教授的建议和批评,同时感谢雷鸣、刘元瑞和马先文出色的助理研究工作,当然文责自负。
张新(2003)、李增泉等(2005)尽管研究了上市公司收购非上市公司时收购公司的绩效,但是他们仍然以国外上市公司收购上市公司的文献作为参照,而没有以上市公司收购非上市公司这类文献作为比较的基础。
一、引 言随着世界并购浪潮的持续进行,并购动机和绩效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在西方成熟市场,对于上市公司收购上市公司时收购公司的绩效,学者们还没有达成一致的研究结论(如Fuller et al,2002),而对于上市公司收购非上市公司时收购公司的绩效,学者们的研究则一致发现,收购公司会获得显著的正的超额收益率(如Fuller et al,2002;Moeller et al,2004;Masulis et al,2007)。
Fuller et al(2002)将这种正的超额收益主要解释为 流动性效应 ,即上市公司收购非上市公司以后,目标公司的流动性迅速增加,导致收购公司能够获得这种流动性的价值。
针对我国市场,国内学者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的收购活动并不能给收购公司带来显著的正的绩效(如陈信元、张田余,1999;李善民、李珩,2003)。
这些文献没有区分目标公司是否是上市公司,而这种区分对于并购动机和并购绩效有重要的影响。
本文以227个盈利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收购非上市公司的事件为样本,检验并购宣告时收购公司的市场反应,结果发现,并购宣告时,收购公司的超额收益率为负。
这个检验结果与西方学者的理论预期和经验证据恰好相反,即我国盈利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存在 并购绩效悖论 。
为什么在我国会存在这种 并购绩效悖论 ?我们认为,主要因为,在Fuller 等(2002)和Masulis 等(2007)的研究样本中,企业并购活动是并购双方基于市场化原则自由达成的契约,较少地受到政府的干预。
但是在我国,地方政府有动机和能力要求其控制的上市公司缓解当地的失业率问题或者实现其政治晋升目标,而并购活动既可以缓解当地的就业问题,又可以做大产业或者集团公司规模以实现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晋升目标。
所以,盈利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并购活动常常受到地方政府的负面干预,收购公司的收购决策常常是出于地方政府的政治目标(政策性负担或政治晋升目标),而不是基于企业效率最大化目标。
以上述227个事件为样本,以当地的失业率水平、财政赤字状况和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作为地方政府干预的代理变量,本文检验地方政府干预对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
结果表明,当地财政赤字越严重、失业率越高、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越强,收购公司的超额收益率越低。
由此,我们证明,地方政府有很强的动机干预地方国有企业的并购活动,以实现其政治目标,这为Shleifer and Vishny(1994,1998)提出的 政府掠夺之手理论 提供了实证支持,同时也解释了我国盈利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 并购绩效悖论 。
已有研究表明,政治关联可以保护企业的产权免受政府的损害(如Chen et al,2005;Bai et al, 2006)。
为此,本文进一步检验,当地方政府利用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并购活动达到其政治目标时,政治关联是否可以保护企业的产权免受政府的损害。
以227个并购事件为样本,本文研究发现,企业并购绩效与政治关联显著正相关。
这表明,当地方政府对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并购活动进行负面干预时,政治关联可以作为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保护企业的产权免受政府损害。
本文还研究了地方政府干预对亏损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的影响。
研究发现,这些亏损企业的并购绩效与地方政府干预正相关。
这表明,出于自身的政策性负担,地方政府会通过并购方式支持当地亏损企业,这为 政府支持之手理论 提供了实证支持(Shleifer and Vishny,1998)。
在稳健性检验中,我们分析了地方政府干预和政治关联对央企和民企(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的影响。
结果发现,并购活动发生之前,无论这些公司是盈利还是亏损,地方政府干预和政治关联对这些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均不显著。
这表明,由于地方政府与央企和民企不存在控制关系,地方政府不会或较少地干预这些公司的并购活动。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我们发现,我国盈利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存在 并购绩效悖论 ,并从我国各地区地方政府的干预动机和干预程度的差异着手,为其提供了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从而丰富和拓展了并购类文献;其次,本文同时为 政府掠夺之手理论 和 政府支持之手理论 提供了实证支持(如Shleifer and Vishny,1998),即在我国法律制度环境不完善的情况下,出于自身的政治目标,地方政府官员有动机和能力干涉地方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以掠夺或支持地方国有企业;最后,从地方国有企业并购的视角丰富了政治关联的相关研究,即在我国法律保护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下,政治关联可以作为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保护企业的产权免受政府掠夺。
本文第二部分在分析政府干预动机和政治关联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是实证检验的结果及分析;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一)政府干预与企业并购为什么地方政府会干预辖区内国有企业的并购决策?目前至少有两种理论用来解释这种干预动机,即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负担和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晋升目标。
1.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负担。
Shleifer(1998)指出,地方政府会利用政府所有权追求政治目标,这会导致国有企业的低绩效。
Lin等(1998)认为,转型经济中国有企业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其承担了政府的多重目标,如经济发展战略、就业、社会养老、社会稳定等等,由此导致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
曾庆生和陈信元(2006)选取1999 2002年健康运营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提供了国有控股公司的社李增泉等(2005)也尝试从政府干预的视角来研究我国企业的并购行为。
他们隐含地假定,我国各地区的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动机和干预程度是没有差异的,政府对企业并购活动的干预取决于并购企业的特征。
而我们的研究表明,出于政治目标的考虑,我国各地区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动机和干预程度的差异,是影响我国地方国有企业并购绩效的主要因素。
会性负担多于非国有控股公司的证据。
在我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权力配置经历了从集权到分权的过程,地方政府在此过程中获得了财政自主权、经济管理权等权力。
同时,诸如就业、社会养老、社会稳定等社会目标也落到地方政府肩上。
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民营企业的不断发展,许多中小企业,尤其是国有中小企业的经营举步维艰,濒临破产,这会危及到当地的就业、社会稳定等一系列问题。
一般来说,地方政府可以采取两种措施来改善这种局面:一是地方政府直接对这些企业进行补贴;二是地方政府利用当地盈利企业来收购这些企业。
因此,当地财政赤字越严重、失业率越高,地方政府干预当地企业并购活动的动机就越强。
2.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晋升目标。
Shleifer and Vishny(1994,1998)的研究表明,政治家除了利用政府所有权追求社会目标外,还会追求自身的政治目标,如利用国有企业向其政治支持者输送利益。
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地方官员的选拔和提升的标准由过去的纯政治指标变成经济绩效指标,尤其是当地GDP 增长率(Li and Zhou,2005)。
周黎安(2004)指出,不同地区的地方官员不仅在经济上为GDP 和利税进行竞争,而且同时也在 官场 上为晋升而竞争。
这就使得地方官员在考虑竞争利益时不仅需要计算经济收益,还要计算晋升博弈中的政治收益,作为政府官员,政治收益的计算也许更为重要。
政治晋升博弈会导致各种没有效率的重复建设问题,即各个地方竞相甚至过度进入同一行业或一拥而上从事每个国家重点项目(周黎安,2004)。
重复建设问题通常是针对一个产业或者一个较大的项目,这会导致一些地区形成一个以大型上市公司为核心的产业集群或集团公司,进而导致地方政府有迅速做大相关上市公司的动机,而将效率放在次要的位置。
由于并购重组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扩大公司的规模,地方政府常常会利用并购重组来达到这种目标。
所以,上市公司的并购活动还可能出于地方政府的政治晋升目标,这在地方政府干预较多的地区会更加突出。
以上分析表明,出于自身的政策性负担或政治晋升目标,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动机干预辖区内企业的并购活动,而且这种干预通常会损害企业的价值。
因此,当地企业一般不愿意实施这种没有效率的并购活动。
但是,作为地方国有企业的控股股东,地方政府最终掌握着这些企业总经理和董事长的任免权。
因此,地方政府有能力要求这些企业履行自身的政策性负担或实现其政治晋升目标。
而对于央企和民企,由于地方政府在这些企业中不具有控制地位,地方政府对这些企业经营决策的影响较弱,除非地方政府给予这些企业足够多的好处,以弥补这种无效率的并购给这些企业带来的损失(Shleifer and Vishny,1994)。
所以,地方政府会干涉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并购活动,进而影响其并购绩效,而对央企和民企的并购绩效影响较弱。
另外,对于盈利的地方国有企业和亏损的地方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的干预方向是不同的。
对于盈利的地方国有企业,地方政府会要求这些企业通过收购活动来实现其政治目标,形成地方政府对这些企业的掠夺效应;而对于亏损的地方国有企业,地方政府会通过并购活动向这些企业输送利益,形成地方政府对这些企业的支持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