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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利茨及其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1943)是当代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和新凯恩斯主义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他对许多重要的经济理论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涉及不完全信息、风险、公司财务结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委托-代理、激励结构、信息甄别、市场效率、效率工资、信贷配合、组织结构、新古典增长和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等诸多领域。
为了分析的简洁和清晰，本文拟将斯蒂格利茨对上述诸多领域的学术贡献，归结为分析工具(论风险)、理论应用(论委托代理、道德风险、信息甄别和不完全市场)、特定市场(保险、金融和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理论(微观基础与基本特征)四个层次，分别予以简要的评述。
一、论风险问题斯蒂格利茨对风险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与罗斯柴尔德(M.Rothschild)在70年代早期合作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之中。
斯蒂格利茨在与罗斯柴尔德合作的论文《递增风险：定义》(1970)中，首先对风险的传统定义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新的定义方法。
他们认为，人们通常用四种定义来说明一个随机变量(Y)较另一个随机变量(X)具有更大的风险(假定二者均值相同)，即：(1)随机变量Y等于随机变量X加干扰项Z(均值为零的噪音)；(2)每一个风险规避者更偏好X，即对一个凹效用函数而言，EU(X)≥EU(Y)；(3)与随机变量X相比，随机变量Y的概率密度函数在其尾部具有更大的权数；(4)随机变量Y的方差大于X。
通过对随机变量的偏序进行检验，他们指出前三种定义是等价的，而第四种定义则与之不同。
为了更准确地把握风险的含义，他们还对“更高的风险”给出了一个正规的定义，即如果一个随机变量的密度函数是另一个随机变量的密度函数加上一个“保持均值不变的差”(Mean Preserving S preads),则该随机变量具有更高的风险。
其中，“保持均值不变的差”是一个均值为零的分段函数。
斯蒂格利茨与罗斯柴尔德的这一定义，成为大多数论述风险问题文献的分析基础。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主要观点及评析作为宏观经济学的一种前沿理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在当前同样也仍然存在着诸多的争议，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主要观点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借鉴。
一、引言作为当前经济理论重要的前沿课题之一，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无疑已使得西方宏观经济学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改变了理论界和实践层对于宏观经济的思考方式、研究范式和实践方法，但作为宏观经济学的一种前沿理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在当前同样也仍然存在着诸多的争议。
笔者认为，究其原因，不外乎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理论本身存在着某些缺陷，成为学术界长期攻击的对象;另一方面，在近30年的世界经济实践中，该经济理论中某些引人关注的重要理论预测并未成为现实，导致缺少事实经验的有力支撑。
但无论如何，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从形成之日起就对宏观经济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且其影响程度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愈加深入而广泛。
因此，在这样的理论与现实背景下，同时伴随着当前西方经济思潮涌动和各种前沿理论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有必要对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剖析，基于此，本文在对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进行梳理、总结基础上，透过宏观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新发展，通过代表模型的分析对该经济理论进行较全面的评析，由此来展望该理论的发展方向。
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形成的背景、基本假设及主要观点评析(一)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形成的背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节节攀升，西方国家试图采用“斟酌使用”或“微调”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同时保证经济不会陷入衰退，其结果是经济衰退得以减缓但通胀却越来越严重，到了70年代中期后，西方国家大多出现了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涨”现象。
按照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不可能同时出现，两者之间应该呈“此消彼长”的菲利普斯曲线关系，而现实却使得该理论从解释上陷入了困境，其提出的政策建议自然也难以解决“滞涨”现象，从而遭受到各方的猛烈攻击。
了解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是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也是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核心考虑因素之一。
了解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对于我们理解经济发展规律、指导经济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介绍几种经济增长理论，帮助读者深入理解经济增长的本质。
一、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是由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经济学家提出的。
亚当·斯密认为，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通过劳动分工，市场能够高效组织资源配置，从而提高生产效率。
大卫·李嘉图的贡献是提出了劳动与土地边际产出递减的理论，即土地的边际产出递减决定了经济增长的停止。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主要由罗伯特·索洛经济学家提出。
索洛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也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
他通过建立动态优化模型，研究了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并提出了“索洛增长模型”。
三、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增长理论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增长理论主要由保罗·罗默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经济学家提出。
他们认为，技术进步和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政府在提供公共品和调整市场失灵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罗默提出了“人力资本模型”，斯蒂格利茨提出了“多边市场模型”，这些模型都对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解释。
四、新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新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主要由罗伯托·巴鲁和托马斯·皮凯提等经济学家提出。
他们强调创新、企业和制度的重要性，认为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十分重要。
他们的研究为理解现代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视角。
综上所述，经济增长是一个多元化的研究领域，不同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种经济增长理论。
古典经济学关注资源配置和生产效率，新古典经济学注重技术进步和投入要素，新凯恩斯主义强调创新和政府的作用，新新古典经济学重视企业和制度。
1、比较新凯恩斯主义与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并着重分析他们对经济波动的看法?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继承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失业、市场不出清是经济的常态”的说法，认为货币是非中性的，货币在经济体系中是重要的，认为古典二分法（注）失效，重视短期分析；强调市场的不完全性（不完全竞争）；赞成政府干预经济活动。
新凯恩斯坚持了凯恩斯主义的工资、价格黏性（刚性），市场不出清、斟酌使用经济政策的观点。
但同时也吸收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和微观基础，例如个人利益最大化等。
关于经济波动整个宏观经济问题被归结为两个问题：总需求是否等于总供给，如果不相等会引起经济波动；用什么经济政策对付经济波动。
不同的经济学派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根据萨伊定律，图中的投资口和储蓄口总是连在一起的，投资恒等与储蓄，总供给总是等于总需求，不需要国家对宏观经济进行干预。
凯恩斯主义认为，由于工资和价格刚性或其他原因，投资口和储蓄口之间没有管道相连，投资未必等于充分就业状态的储蓄，总供给未必等于总需求，所以管道中流动的国民收入会因此而上下波动。
为稳定宏观经济，国家必须干预。
新古典综合的观点也是如此。
随着新古典综合的衰落，以货币主义为先驱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出现。
货币主义认为，凯恩斯主义的错误在于忽视了货币发行过多的消极作用，凯恩斯主义认为增发货币可以解决就业问题，没有顾及通货膨胀的后果。
在凯恩斯主义影响下，西方国家通过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投资。
货币主义认为，这不过是用政府投资替代了私人投资。
政府投资往往用于非生产投资，而私人投资的用途总是生产性。
生产性投资减少，企业雇工人数减少，部分地造成失业；生产性投资减少，社会生产量减少，部分地导致通胀。
可以说，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都认为经济运行的问题出现在需求方面。
凯恩斯主义强调财政政策，而货币主义则反对财政政策，主张着重货币政策。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理论，用企业的不完全信息来解释宏观经济学中波动问题。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经济思想给我们的启示——斯蒂格利茨在贵州演讲解读2007年3月10日，著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于应邀在贵阳大剧院进行了一场精彩的演讲。
聆听了大师的演讲后，我同许多听众一样感慨良多。
老实说，对于斯蒂格利茨的经济思想和理论我们并不熟悉，十年前，他还是一个对中国经济学界来说，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学者，即便是当时中国比较权威的《西方经济学文库》介绍了众多的西方经济学界学者，其中也还没有见到对他的介绍。
斯蒂格利茨于2001年，因“对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的分析”，同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和斯彭斯（A Michael Spence）分享当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后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人们才注意到他是一个天才的经济学家，他的研究领域跨越信息经济学、金融市场、宏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收入分配、公共财政等诸多领域。
他冷静、客观、睿智的经济理论思想，强烈地冲击着我们现有的经济发展的思想和观念。
曾几何时，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犹如山洪暴发、雨后春笋般在出现在中国学术书架上，强烈地冲击着中国学术青年，一时间从亚当·斯密到后凯恩斯主义，各种西方经济学流派，你方下台我登场。
对于西方经济学理论“生吞活剥”者有之，“囫囵吞枣”者有之。
即便是今日，对于一些西方经济学的“古董”还有许多学者和专家还在脸红耳赤地争吵着如何“刻舟以求剑”。
在演讲中，斯蒂格利茨先生反复强调这一点。
在听了斯蒂格利茨的讲演后，大有茅塞顿开之感。
过去，对于一些舶来的观点，我们虽然有过疑问，但毕竟只是我们小人物自己的管见，是否具有“话语权”我们往往自己也没有把握。
大师演讲中的一些观点时时激起笔者的共鸣。
重读他1991年出版《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的著作中，许多观点、观念也给我们以极大的冲击。
他虽然是西方经济学家，但是许多观点与观念常常与我们那些拉大旗作虎皮，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的学者的看法大相径庭，反而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观点相近。
浅析凯恩斯主义及其新的发展摘要：凯恩斯主义是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一个主要流派，产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19 世纪30 年代，资本主义世界为应付频繁的经济危机，一种以政府干预经济生活为主要特征的理论—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并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要的经济理论之一。
但自70年代以后，由于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经济滞胀,，凯恩斯主义陷入困境，走向衰落。
本文试图论述凯恩斯主义对传统经济学的重大突破及其贡献，并指出了凯恩斯主义自身的理论缺陷，阐述了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前提及其特征，最后分析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主要特点。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理论缺陷，经济危机，新的发展一、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及其贡献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之后, 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日益遭到严峻的挑战，此时凯恩斯主义开始兴起，并逐渐成为各国政府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
凯恩斯主义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有了新的观点和新的见解：一是承认经济危机确实存在。
而传统经济学根据萨伊定律：供给恒等于需求，从根本上否认普遍意义上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
二是确认经济危机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调节而恢复均衡, 因而主张采取强有力的政府干预, 对危机进行紧急救治。
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只会出现局部失衡, 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具有很高的完善性和协调性, 可以自动调节使经济运行重新恢复正常, 因此主张自由放任, 反对政府干预。
三是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是有效需求不足。
这一观点改变了资产阶段经济学家从经济外部寻找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原因的一贯传统。
他从考察生产、就业和收入的决定因素入手, 分析了有效需求原理以及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偏好三个基本心理规律, 进而分析了消费与投资两方面有效需求不足的内在结构。
二、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核心凯恩斯主义理论的核心是就业理论,而就业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有效需求理论。
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西方资本主义未实现充分就业的主要原因。
N改革探索ORTHERN ECONOMY AND TRADE42009年第 4 期文摘编号:1005-913X(2009)04-0004-CA摘要: 再一次面临经济危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救市”措施。
对于这一系列举措，有的学者说它将意味着美国当前的主流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也有的学者说它将意味着新凯恩斯主义的崛起。
关键词: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新凯恩斯主义中图分类号:F091.34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09)04-0004-02收稿日期：2009-02-27作者简介：朱丽娟（1984-），女，安徽金寨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经济学。
新凯恩斯主义的崛起新自由主义的终结朱丽娟（安徽大学 经济学院，合肥 230039）一、经济危机根源说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爆发后，凯恩斯说：“如果在暴风雨的季节，他们只能告诉我们，暴风雨在长期中就会过去，海洋必将回复平静，那么，经济学家给自己的任务就太过容易而无用了。
”今天，暴风雨又来了，这让我们又一次想起了凯恩斯。
凯恩斯在1936年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指出：“投资市场的本性是……当幻想破灭的情绪降临到一个过度乐观、被过度买入的市场时，它就会以一种突兀的、甚至灾难性的力量打击在市场上”， “疑虑一旦出现，就会迅速蔓延”。
“今天的最高明的投资的私人目标却是被美国人表达得很恰当的‘起跑在枪响之前’，“一边在都知中胜过群众，从而把坏的和被磨损了的钱币脱手给他人”。
“信心和信用状态二者中的任何一个的低迷不振便足以导致股票价格的崩溃……造成经济崩溃。
”这些话极好的描述了我们最近所面临的情况：全球金融剧烈动荡，全球投资人由于恐慌心理，大量抛售手中金融资产，各国股票大幅下跌，贸易减少,失业增加……在《通论》中，凯恩斯以有效需求不足为逻辑起点，侧重从经济行为主体的心理角度分析经济危机的原因。
他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是有效需求不足。
斯蒂格利茨及其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1943)是当代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和新凯恩斯主义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他对许多重要的经济理论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涉及不完全信息、风险、公司财务结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委托-代理、激励结构、信息甄别、市场效率、效率工资、信贷配合、组织结构、新古典增长和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等诸多领域。
为了分析的简洁和清晰，本文拟将斯蒂格利茨对上述诸多领域的学术贡献，归结为分析工具(论风险)、理论应用(论委托代理、道德风险、信息甄别和不完全市场)、特定市场(保险、金融和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理论(微观基础与基本特征)四个层次，分别予以简要的评述。
一、论风险问题斯蒂格利茨对风险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与罗斯柴尔德(M.Rothschild)在70年代早期合作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之中。
斯蒂格利茨在与罗斯柴尔德合作的论文《递增风险：定义》(1970)中，首先对风险的传统定义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新的定义方法。
他们认为，人们通常用四种定义来说明一个随机变量(Y)较另一个随机变量(X)具有更大的风险(假定二者均值相同)，即：(1)随机变量Y等于随机变量X加干扰项Z(均值为零的噪音)；(2)每一个风险规避者更偏好X，即对一个凹效用函数而言，EU(X)≥EU(Y)；(3)与随机变量X相比，随机变量Y的概率密度函数在其尾部具有更大的权数；(4)随机变量Y的方差大于X。
通过对随机变量的偏序进行检验，他们指出前三种定义是等价的，而第四种定义则与之不同。
为了更准确地把握风险的含义，他们还对“更高的风险”给出了一个正规的定义，即如果一个随机变量的密度函数是另一个随机变量的密度函数加上一个“保持均值不变的差”(Mean Preserving S preads),则该随机变量具有更高的风险。
其中，“保持均值不变的差”是一个均值为零的分段函数。
斯蒂格利茨与罗斯柴尔德的这一定义，成为大多数论述风险问题文献的分析基础。
斯蒂格利茨在与罗斯柴尔德合作的《递增风险：经济影响》(1971)论文中，进一步对递增风险的经济影响及其具体应用进行了论述，分别就不确定性对储蓄收益率的影响、资产组合选择问题、厂商的生产问题和厂商多期计划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考察，其主要结论包括：(1)均方差分析方法一般会导致错误的结论、相关函数的凹行或凸性条件可以用阿罗-普拉特的相对和绝对风险规避概念进行表述；(2)厂商在不确定条件下的产出总是低于确定性条件下的产出，厂商对递增风险的最优反应是削减产量而非价格(这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石之一)。
这些发表于70年代早期的论文，奠定了斯蒂格利茨的学术地位、并部分地奠定他的研究方向和风格。
有人曾经形象地指出：斯蒂格利茨的学术生涯，就是他关于风险和不完全信息的基本思想在整个经济学领域不断传播的过程。
二、委托-代理和道德风险、信息甄别、不完全竞争等理论斯蒂格利茨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研究，直接导致了他对委托-代理及道德风险、信息甄别、不完全竞争等问题的研究。
这些研究既是它对前述分析工具和基本思想的理论应用，又构成了他对各种具体经济问题进行分析的立足点。
1.委托-代理和道德风险。
斯蒂格利茨利用不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对委托-代理及道德风险问题进行了研究。
主要成果反映在其与阿诺特合著的《对道德风险的基本分析》(1998)、《道德风险与非市场制度》(1991)等论文之中。
斯蒂格利茨等认为，不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的存在会引起委托-代理和道德风险问题。
由于代理人和委托人的利益和行为动机可能不一致、且存在非对称信息，因此，代理人的行为可能不符合委托人的利益。
他们指出，即使发生这种情况(对委托人而言，代理人的行动并非最优秀的)，委托人可能仍然偏好代理人参与其中的结果、而非没代理人参与时的情形。
例如在刑事审讯中，杀人嫌疑犯可能更偏爱雇用一个代理人(律师)所产生的结果(定罪为过失杀人)、而不是没有代理人时的结果(判处死刑)。
当然，最符合委托人利益的结果(无罪释放)可能通过代理人的其它行动(例如向法官行贿、做伪证等)取得。
由于委托人不能根据可观测到的信息完全推断代理人的真实行为，因而他对代理人的能力、代理人根据委托人的利益采取行动的程度等无法获得准确的了解。
因此，斯蒂格利茨等将委托-代理关系的特征描述为：委托人由于部分非对称信息的存在而具有的风险的情形。
将努力函数引入分析模型，使得双方签订的合约对双方的偏好集和机会集产生了间接的影响、并使得市场活动更趋复杂。
据此，阿诺特和斯蒂格利茨(1988)针对意外保险指出：“即使预期效用函数、努力程度与发生意外事故的概率的关系等基本函数是相当良好的，无差异曲线和可行集却也未必：无差异曲线不必是凸的、可行集必定不是凸的；价格-消费线和收入-消费线可能是不连续的；努力程度一般不是保险政策或商品价格等参数的单调函数或连续函数”。
显然，不连续性将削弱人们对市场机制的自信。
此外，他们认为非市场因素会使得道德风险问题进一步加剧。
为此，阿诺特和斯蒂格利茨(1991)所得出的结论是：“当发生明显的市场失灵时，非市场因素至少部分具有克服市场缺陷的强烈动机”。
2.信息甄别模型。
阿克洛夫的“旧车市场模型”和斯彭斯-的“劳动力市场模型”，分别对逆向选择的机理和信号传递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斯蒂格利茨则提出了信息甄别模型和保险市场模型，大大拓展了经济学界对逆向选择和信号理论的研究。
斯蒂格利茨在其所发表的《“信息甄别”理论、教育与收入分配》(1975)论文中，以“受教育水平”作为市场信号，对信息甄别的内在机制进行了研究。
而在《质量依赖于价格的原因和后果》(1987)论文中，则考察了价格水平充当市场信号、并具有信息甄别作用的情形，尤其是对信息甄别问题给出了更一般的分析。
斯蒂格利茨认为，价格水平除了传统经济理论通常所描述的作用外、还具有充当市场信号的功能-它传递信息并影响市场参与者的行为。
在存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价格的变化具有两方面的效应：在信息不变的条件下沿着需求曲线的移动以及信息的变化引起的需求曲线本身的移动。
例如，在保险市场上，愿意支付较高价格的投保者，往往具有更大的发生意外的可能性；保险公司可根据他们愿意支付的价格，将投保人甄别开来、并使不同类型的投保人选择不同的保险合同。
斯蒂格利茨的这类模型，具有四个突出的特点：(1)许多结论依赖于规模收益递增的假定；(2)所有模型均包含某种信息不对称；(3)当存在信息甄别时，某一市场价格上的供给和需求可能不会相等；(4)即使对于完全相同的商品，也会出现多种市场价格，即市场价格是一个分布、而非单一值。
在信息甄别模型中，不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可能使得市场失灵，使得市场均衡偏离最优水平。
它们在劳动市场、信贷市场和保险市场上的应用，则为新凯恩斯主义对自由放任的质疑态度提供了微观基础。
3.不完全竞争。
对不完全竞争的分析是斯蒂格利茨的另一项重要学术贡献。
他在一系列相关论文中均将厂商模型化为面对风险(产出依赖于随机变量)、市场结构(行业中的厂商数量)内生地决定及采用博弈论思想(进入战略和退出战略等)的生产单位。
斯蒂格利茨在其与迪克西特合著的《垄断竞争与最优产品多样性》(1977)论文中指出，外部效应、规模经济和分配公正，是导致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的主要原因。
为此，他们提出了一个针对规模经济的垄断竞争模型，对不同假设条件下的市场均衡与社会最优的关系进行了对比。
他们首先将规模经济问题巧妙地转换为产品种类和产品数量的关系问题。
他们认为，在存在规模经济的条件下，通过减少产品种类、增加每种产品的产出数量，能够降低企业成本、节省社会经济资源；与此同时，产品种类的减少将使得消费者产品消费种类的减少，从而引起社会福利损失(消费者更偏爱消费的多样性)。
由此，他们将规模经济问题变为产品种类和产品数量问题，且其社会福利性质依赖于消费者效用函数的形式(因为效用函数反映了消费者对产品种类多样化的偏好状况)。
为了反映产品种类的多样化在消费者效用函数中的作用，并体现产品替代对消费者效用、从而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构造了著名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效用函数”(后被人们引申为D-S生产函数，在现代内生增长理论、尤其是品种增加型或质量改进型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分别对固定替代弹性、可变替代弹性和非对称情形下的效用函数及其市场均衡同社会最优的对比进行了讨论。
他们的研究表明：在固定替代弹性的情形下，垄断竞争市场的市场均衡和约束最优完全一致，即具有相同的企业数目、同样多的产品种类和产量；无约束最优拥有比市场均衡和约束最优更多的企业和更多的产品种类，但仍没有企业达到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
因此，社会最优并不是将产出扩大到穷尽全部规模经济的情形。
此外，他们还在固定替代弹性情形下，第一次严密地推导出了人们熟悉的张伯伦dd曲线和DD曲线。
三、保险市场、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将上述研究成果运用于保险、金融和劳动力等特定市场分析之中，是斯蒂格利茨对经济理论的另一项重要贡献。
在斯蒂格利茨的研究中，这些市场均具有下述显著的特点：(1)每种市场的产出均具有一定的随机性，至少一方的市场交易者面临风险问题；(2)市场面临非对称信息；(3)每种市场均充满了委托-代理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因此这些市场一般不会出清，其产出往往偏离最优水平。
1.保险市场。
在与罗斯柴尔德合作的《竞争性保险市场的均衡》(1976)等论文中，斯蒂格利茨等人对非对称信息和不完全竞争下的保险市场进行了研究。
在这类保险模型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非对称信息。
保险合同是在非对称信息下签订的，如果双方都知道合同后果，那么至少有一方将拒绝该合同。
斯蒂格利茨将意外保险的消费者分为两类：高风险的消费者和低风险的消费者。
市场双方对消费者的类型存在非对称信息：消费者了解自己的类型、保险公司则不知道消费者属于哪一类。
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不仅要进行价格和数量决策，而且还必须就它提供的保险合同进行决策。
斯蒂格利茨和罗斯柴尔德(1976)指出，在竞争性的保险市场上，市场均衡是这样一组保险合同：“当消费者为最大化其预期效用而选择合同时：(1)在均衡集合中，不存在获得负预期利润的合同；(2)在均衡集合之外，不存在如果提供将获得负利润的合同。
”由于高风险和低风险的消费者不会购买同样的保险合同，因此，不论市场是否是完全竞争的两类消费者不会联合起来。
不过在不完全竞争的保险市场上，保险公司能够通过消费者的需求数量对消费者进行甄别。
此外，由于消费者能够通过一定的措施、控制其发生意外的可能，因而保险市场上充满了道德风险。
阿诺特和斯蒂格利茨在《道德风险的基本分析》(1988)论文中表明，保险市场中的非市场因素(例如家庭或社会对事故受害人的援助或捐助)能够抑制消费者对避免意外的措施的采取，从而导致一个更差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