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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北朝壁画汉式造像特征研究【作者】徐玉琼；【导师】费泳；【作者基本信息】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史论， 2010，硕士【摘要】本文着重于汉式佛教造像与汉式传统造像两方面,对莫高窟北朝壁画中出现的汉式造像的特征、演变、出处等予以分析研究。
为探求其造像特征的来源,纳入了印度、西域、汉地其他相关佛教造像及中原汉画中的传统造像等进行比较。
得出莫高窟北朝造像在北魏晚期至西魏以及北周时期发生了两次汉式造像风格的转变,其造像特征的来源呈现出复杂性,一是承袭汉魏古制;二是汲取受南朝文化艺术影响的中原风格;三是深受南朝、中原及河西一带的墓葬壁画及画像砖、石中造像题材、图像的影响。
同时进一步探索了莫高窟北朝壁画汉式造像特征的形成原因。
更多还原【关键词】莫高窟壁画；北朝；汉式造像；特征；【Key words】Mogao frescoes；Northern Dynasties；Han-style statues；characteristics；敦煌石窟唐五代官员画像之服饰研究【作者】邬文霞；【导师】冯培红；【作者基本信息】兰州大学，历史文献学， 2010，硕士【摘要】敦煌石窟以敦煌莫高窟为中心,它自公元366年始凿以来,后经十六国至元十几个朝代的开凿,形成了一座内容丰富、规模宏大的石窟群。
其中石窟壁画内容很丰富,有许多出资开窟的供养人形象,诸如敦煌历代大族、地方长官、僧界大德及平民百姓等,真实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面貌。
其中唐五代时期内容更加丰富与形象,壁画中人们所着服饰大都为当时所流行,是大唐繁盛经济的体现。
在古代,服饰制度与政治关系密切,对该时期官员所着服饰作以探究,将帮助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唐五代的政治文化内涵。
本文在第一章绪论部分对唐五代官员服饰研究史和存在的问题,以及敦煌石窟官员供养人服饰的学术价值做了详细分析,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做了归类整理,进而指出研究敦煌石窟官员供养人服饰的意义所在。
第二章将唐代官员的服饰制度作了详细解说,涉及服饰种类及服色制度两方面。
百科全书式的敦煌文献作者：杨秀清据统计,国内外收藏的敦煌文献约5万余件。
这些文献几乎包括了中国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且由于它全部出自当时人之手，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原始记录，没有经过后人加工改造，是最能客观反映当时社会实际的第一手资料，因而被称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
敦煌文献中，大约百分之九十是佛教文献。
现存敦煌佛经中最早的写卷是日本中村不折所藏《譬喻经》,经末题记云：“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斋丛中写讫"。
“甘露元年”即前秦甘露元年，公元359年，这也是藏经洞敦煌文献的最早记年。
佛教经典中,经、律、论三类经典应有尽有,数量最多的是《大般若波罗密多经》、《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妙法莲花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维摩诘所说经》等,而最有价值的则是禅宗经典和三阶教经典。
禅宗自北魏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僧侣的改造，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自唐代起分为南北两宗,由于南宗慧能成为正统,早期禅宗历史及禅宗北宗历史渐被淹没，敦煌文献中却发现了许多与此有关的资料，如《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顿悟无生般若颂》、《南天竺国菩提达摩禅师观门》、《观心论》、《楞伽师资记》等，其中《楞伽师资记》明确记载了神秀——玄赜——慧安——普寂等禅宗北宗的世系，《观心论》则被认为是北宗创始人神秀的著作。
敦煌文献中还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六祖坛经》，对了慧能禅宗思想的形成十分重要,与宋代以后的《坛经》多有不同。
《顿悟大乘正理诀》是公元792—794年间由敦煌赴拉萨的大禅师摩诃衍等三人与印度僧人辩论的记录，对研究西藏的佛教史、尤其是禅宗传入西藏的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三界教是北周末年僧人信行（541—594)创立的佛教教派，武则天执政时一度兴盛，开元十三年(725)政府下令取缔三阶教，到北宋初年，此教已烟消云散，其经典也荡然无存。
敦煌文献中也保存了不少三阶教经典，如《三阶佛法》、《三阶佛法密记》、《佛说示所犯者法镜经》、《三界佛法发愿法》等，它的发现,为佛教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敦煌医学文献medical manuscripts fromDunhuang以中国甘肃敦煌莫高窟所藏医学卷子本为主的一批出土的隋唐及其以前的医学文献。
1900年，在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4万余件手写本和少量的木刻本。
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了大量的整理研究，成果斐然，以至形成了新兴的国际显学——敦煌学。
医学文献只占敦煌文献的很小一部分。
自敦煌文献发现之后，又陆续在新疆、甘肃、青海、四川等地发现了许多古卷写本，其中也有少量医学文献。
现代学者一般将它们归入敦煌医学文献进行研究。
敦煌文献除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万余卷之外，其余都为当时英、法、俄、日等国探险者所获，收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立图书馆，以及德国、俄国、日本、美国、印度等国。
经调查研究，现存于国内外的敦煌医学卷子约有93种，其内容涉及医经、五脏、诊法、伤寒、医方、本草、针灸、养生等方面。
这些医学文献多撰成于六朝及其以前，也有部分系隋唐时期的医学文献。
这些文献中有许多长期失传的医药古籍，以及一些流传至今的古籍最早的传写本，最能反映早期医学文献原貌，因而对研究中国医药发展史、澄清医药文献的部分疑难问题，以及对校勘、补缺和探求宋以后的木刻本的源流，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20世纪，有关敦煌医学文献的研究日益增多并不断深化。
最初的研究集中在少数敦煌出土的医药专著。
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研究者们在原始资料的复制方面致力尤多。
随着世界敦煌学的发展和复制技术的进步，世界各国陆续影印出版敦煌出土文献，促进了敦煌文献的研究。
90年代以后，中国有关敦煌医学文献的系统研究蓬勃开展，出版了《敦煌古医籍考释》等多种学术专著。
敦煌医学文献的研究作为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向纵深发展。
敦煌文书的发现，与甲骨文、敦煌西域汉晋简牍、明清内府档案的发现一起被称作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
敦煌文献发现以后，引起世界上许多国家学者的瞩目，利用这批宏富的珍贵资料，中外学者从历史、考古、经济、政治、军事、地理、民族、民俗、语言、文字、文学、宗教、建筑、音乐、美术、舞蹈、体育等各个方面进行研究，逐渐形成了一门专门以敦煌遗书和敦煌艺术等为研究对象的学术领域——敦煌学。
敦煌学显然并非一门单一的学科，它实际上是一门包括许多学科的群体性学问，如果从学科本身所研究的客体上来看，敦煌学应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艺术、敦煌史地、敦煌简牍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群敦煌学研究的领域十分广泛，举凡古代的政治、军事、经济、历史、地理、社会、宗教、文化、民族、民俗、文学、语言文字、哲学、教育、科技、建筑、美术、音乐、舞蹈、书法、体育、保健等等，都可以利用敦煌资料，或填补空白，或创立新说，或纠正前人研究的疏漏。
因而敦煌资料被誉为我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敦煌学被称之为“学术的海洋”。
百科全书式的敦煌文献作者：杨秀清据统计，国内外收藏的敦煌文献约5万余件。
这些文献几乎包括了中国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且由于它全部出自当时人之手，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原始记录，没有经过后人加工改造，是最能客观反映当时社会实际的第一手资料，因而被称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
敦煌文献中，大约百分之九十是佛教文献。
现存敦煌佛经中最早的写卷是日本中村不折所藏《譬喻经》，经末题记云：“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斋丛中写讫”。
“甘露元年”即前秦甘露元年，公元359年，这也是藏经洞敦煌文献的最早记年。
佛教经典中，经、律、论三类经典应有尽有，数量最多的是《大般若波罗密多经》、《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妙法莲花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维摩诘所说经》等，而最有价值的则是禅宗经典和三阶教经典。
禅宗自北魏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僧侣的改造，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
20世纪法国学者敦煌文献研究述评目录一、内容描述 (2)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3)1.2 敦煌文献的概述 (3)1.3 法国学者在敦煌学研究中的贡献 (5)二、法国学者对敦煌文献的整理与释读 (6)2.1 《敦煌宝藏》的编辑与出版 (8)2.2 《法藏敦煌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9)2.3 其他重要文献的整理与释读 (10)三、法国学者对敦煌文献的内容研究 (12)3.1 敦煌文学的研究 (13)3.2 敦煌历史文献的研究 (14)3.3 敦煌宗教文献的研究 (15)3.4 敦煌科技文献的研究 (17)四、法国学者对敦煌文献的价值与影响分析 (18)4.1 对欧洲汉学和敦煌学的影响 (19)4.2 对法国本土学术界的影响 (20)4.3 对世界范围内敦煌学研究的贡献 (22)五、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23)5.1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24)5.2 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25)六、结论 (27)6.1 总结研究成果 (27)6.2 提出建议与展望 (29)一、内容描述本论文集收录了20世纪法国学者对敦煌文献的研究成果，涵盖了敦煌文献的整理、翻译、解读及文化价值等多个方面。
在整理方面，学者们对敦煌文献进行了细致的甄别和分类，为后续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翻译方面，他们借助先进的语言学工具，将晦涩难懂的敦煌文献翻译成法语，使得法国学者能够直接接触到原汁原味的敦煌文化遗产。
在解读方面，学者们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对敦煌文献的内容进行了深入剖析。
他们不仅关注文献的字面意义，还挖掘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为理解敦煌文化的多元性和丰富性提供了有力支持。
这些研究还涉及到了敦煌文献在法国乃至欧洲的传播和影响，揭示了敦煌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和作用。
在文化价值方面，敦煌文献作为人类文明的瑰宝，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通过对其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古时期的社会风貌、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情况，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敦煌文献概述一、敦煌石窟、莫高窟、藏经洞几个概念汉河西四郡，（河，特指黄河，一般的叫水）霍去病开的。
武威，旧为凉州，张掖旧叫甘州，酒泉旧叫肃州（甘肃名称就这么来的），安西即瓜州，敦煌沙州。
瓜沙二州离得不远。
安史之乱以后，被西藏吞并，吐蕃。
当时把边关的重要军事力量调回内地平息安史之乱，顾不上边关了，就被吐蕃包围了。
包围了十年之久，敦煌投降了。
所以敦煌里的西藏文物比较多。
晚唐，敦煌大族张议潮起义，把吐蕃赶走了。
派出使者到长安，说归顺唐中央。
行政单位叫归义军。
归义军时期很长，敦煌很多的文物如壁画都是这个阶段的。
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敦煌石窟：指敦煌地区的多处石窟，如西千佛洞，榆林窟（榆林河峡谷，安西县西南）等。
不光指莫高窟。
旅游的话到不了榆林窟，不开放。
莫高窟也只是开放有限的洞窟。
敦煌城南就是一座山，鸣沙山。
鸣沙山月牙泉，汉朝就有了。
鸣沙山往东有条河，把山冲断，出现了崖壁，朝东。
莫高窟就开在这些崖壁上。
河对岸就是三危山。
（台）苏莹辉《敦煌学概要》莫高窟740多个石窟，时间最早的是前秦，最晚的是，千年之久。
16号窟，有耳洞，编为十七号，藏经洞，长宽高各3米左右。
耳洞地面高一点，要上两三级台阶。
把经卷都搁里边，包袱皮包上，像是有计划似的。
放得满满，把洞口封上，抹平，画上壁画，谁能看出来这还有个洞啊。
就这样，静静的，五百余年后被发现。
研究洞窟里的壁画，塑像，经卷形成了敦煌学。
二、藏经洞的发现光绪二十六年（1900），甲子纪年是“庚子”。
八国联军进北京。
8月，慈禧携光绪逃到西安来了，西狩，来西安打猎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藏经洞发现了，肯定顾不上了。
道士，不是和尚，王圆禄发现的。
（敦煌是丝路的交汇。
出了敦煌，分两路。
南路到龟兹——于阗，翻过雪山——伊拉克叙利亚，过地中海，到欧洲了。
北路到吐鲁番——喀什——翻过大雪山即，葱岭（帕米尔高原）。
东西文化交汇三岔路口，壁画很有异域特色。
敦煌萧条是因为西夏的占领。
不让你往外运了。
宋以后的丝路就断了。
元明就更不行了，管都不管了，算外国了，控制不了就把边界把里收，到清朝，才往外开。
但也没开到唐朝的范围。
现在的疆域规模基本上是清朝奠定的。
）王道士，没什么文化，认几个字。
修缮洞窟，积功德，把老壁画泥上再画上新的，岂有此理，他不懂老的壁画有多值钱。
他还把很多个洞窟打通了。
我们现在去看是有云梯的。
开通通道破坏了很多壁画。
不是他一个人干，还有两个小喇嘛，你看，他们这小团队也是多元的。
（此处有笑声）。
（张大千去临摹。
国民政府按照于右任建议，设立敦煌研究院，但那会国内战事不断，没心思没钱关注这边。
敦煌学真正热起来是建国后。
这几十年的事。
）王道士怎么发现的？一共有三条原始材料：第一条：《王道士荐疏》1944年，在王道士用过的木柜中发现的。
可能找人写的，他本人不识字。
这封“催款函”是王圆箓留下的惟一一件文字材料，名叫《催养经款草丹》，有学者又称之为《王道士荐疏》，现存于敦煌研究院。
“道末湖北麻城县人，现敦煌千佛洞住持王圆箓敬叩天恩活佛宝台座下：敬禀者，兹有甘肃省敦煌古郡，迤郡东南方距城四十里，旧有千佛洞，古名皇庆寺。
其洞在石山之侧，内有石佛、石洞、泥塑佛像，俱有万万之像、惟先朝唐宋重修碑迹为证。
至本朝光绪皇帝年间，因贫道游方至敦，参拜佛宇，近视洞像破毁不堪，系先年贼匪烧损，贫道誓愿募化补修为念。
至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清晨，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烈一缝。
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佛洞一所，内有石碑一个，上刻大中五年国号，上载“大德悟真”名讳，系三教之尊大法师。
内藏古经数万卷，上注翻译经中印度经《莲花经》、《涅盘经》、《多心经》，其经名种颇多。
于三十三、四年，有法国游历学士贝大人讳希和、又有阴国教育大臣司大人讳代诺二公至敦煌，亲至千佛洞，请去佛经万卷。
冀日复蒙天恩赐赐银壹万两。
近闻其名而来得其款。
以将佛工不能成就，区区小县，屡年募化，至今剙修寺院以及补塑佛像、重修楼殿等项费用，过银贰万有余。
缘为经款，叩恳青天佛祖电鉴，特修草丹上达，肃此。
谨禀”道士，还自称主持，哈哈；天炮响震，哈哈，哪来的天炮；对伯希和怪尊敬的，哈哈，请去。
太愚昧；电鉴，王道士搞完这个东西后在佛祖面前念一遍，希望能像发电报一样发过去，哈哈。
目的是得款。
第二条材料：《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鄂省羽流圆禄……旋睹迤北佛洞寂寥，多为流沙所掩没，因设愿披沙开洞。
庚子孟夏，新开洞壁偏北，复掘得一洞，内藏释典充宇，铜佛盈座。
侧有碑云唐大中五年洪辩立”。
第三条材料：王道士的墓碑《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孔，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
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此光绪廿五年五月廿五日事也”藏经洞封闭的原因，两种说法，没有定论：一，废弃说，斯坦因提出来的，神圣的，不能乱处理。
方广锠，敦煌学者，进一步阐释废弃说。
传统的“敬惜字纸”，里边还出了很多废纸片，废画像。
二，避难说，敌人要来了。
异教徒要来了。
伯希和提出来的。
他说西夏1035年占领敦煌时。
支持这一观点是荣新江。
敦煌学者。
三、敦煌文献的流散敦煌知县汪中翰向叶昌炽有责任，时任甘肃学政。
向甘肃领导汇报，甘肃负责人考虑到路途遥远，今天大客车还得跑两天呢？通知汪中翰封起来。
叶昌炽是有责任的。
他本人就是金石学家，《语石》就是金石学的一部里程碑之作。
别人不重视也就罢了，你叶昌炽还是个专家。
王道士时不时拿出来送给重要人物。
是中国人最先发现的。
光绪33年（光绪26年发现），斯坦因来了。
是从商人那里得知的。
王道士初不相信斯坦，斯坦因中文也不行，请了一个中国师爷。
给马蹄银套近乎。
渐渐关系好了。
斯坦因骗他说是从印度来的，说这些经典都是从印度传来的。
渐渐拿出一些卷子看。
后来，让其自己挑。
斯坦因不懂中文，画拿得多。
斯坦因挑了文书24箱，艺术品5大箱，拿走了，给了一些银子。
里面有全世界有纪年的最早的印刷品，《金刚经》。
第二年，伯希和就来了。
也是跟着考察队。
精通汉语。
每天看一千卷。
担心哪天王道士不让看了。
数万卷的东西都翻了一遍。
伯希和有几个原则，要有年代、大藏经以外的、非汉文的，五百两银子，六千余卷东西。
宣统元年，去受命到北京采购图书，把在敦煌淘到的宝贝给北京的朋友看。
罗振玉董康都来了。
告诉罗，那里还有很多东西，赶紧去弄。
1910年，即宣统二年，学部委托新疆巡（何彦升）抚将藏经洞剩下的经卷运送北京。
一路又丢了不少送人不少。
到北京后，何彦升儿子，他的亲家李盛铎，又挑了。
这样，数量不是少了嘛，于是就把一卷撕成两卷。
1912年，日本探险队来了，从王道士手中买了四百多卷。
1914，斯坦因第三次来，又买了五百多卷。
1914至1915俄国人奥登堡来了。
弄走的一万二千余件。
俄国人拿走的是藏经洞里巴掌大的纸片。
量很大。
俄国人拿走的都这玩意。
长卷也有，但不值钱。
藏经洞里大部分是佛经，而这些佛经在大藏经里基本都有。
从学术上讲不值钱。
纸片大多数是文书，如契约。
这些是哪都没有的史料，最珍贵。
藏经洞出来的，有明确纪年的，最晚的那件东西是不是最重要啊，因为这牵扯到藏经洞是什么时候封存的。
最晚的那件就在俄国人的这批小纸片里。
1924美国人华尔纳来了，确实啥都没有了。
他可恶的地方是，他用胶布把敦煌壁画粘走了。
一小块一小块粘，编号，回去再复原。
还拿走了些塑像，花了七十两银子。
今人总结散布各地的敦煌遗书:英国最多,法国最精,俄国最杂,日本最隐最秘,中国最散最乱。
换种角度来看，如果不是这些人拿走，并很好的收藏，继续留在我国情况会怎样？藏于国图的敦煌遗书，陈垣曾编《敦煌劫余录》。
大史学家。
陈垣写书爱找陈寅恪写序。
陈寅恪不爱给他写，因为陈垣与中共合作了嘛。
陈寅恪跑到广州去，离中共越远越好。
没去台湾，也看不上国民党。
当年北京被共军包围，胡适陈寅恪都是被国民党飞机接出来的。
他曾说过“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藏经洞发现，流失就这么一个过程。
四、敦煌遗书研究下来就是研究了，第一部《敦煌劫余录》六册。
目录书。
国图藏。
刘铭恕《斯坦因劫经录》、王重（轻重的重）民《伯希和劫经录》、孟列夫《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
四大馆藏地都有了。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非文书，非佛经的部分的四部要籍部分。
汉学界最关心的部分。
《敦煌学大辞典》最好的工具书。
五、敦煌文献的内容与价值1、宗教学文献最多，90%以上都是佛经。
另一个特征就是：重复最多。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1800余件，《妙法莲华经》数百个写本。
《金光明最胜王经》《维摩诘所说经》《大乘无量寿经》重复最多。
历代大藏经都有，所以这些东西研究价值不高。
可贵的是，世间失传的部分，也就是大藏经以外的内容，192种。
这些是最重要的。
2、儒家经籍有周易王弼注，易陆德明释文，古文尚书、尚书陆德明释文，毛诗正义，毛诗诂训传，礼记，春秋经传集解，春秋谷梁传集解。
论语集解，论语疏，尔雅注。
《论语》梁皇侃疏，我国已经亡佚，日本有传本，《四库全书》收入，清鲍廷博刻入《知不足斋丛书》，流传遂广。
敦煌遗书中有《论语》皇侃单疏本（单疏即仅有疏文，正文不全。
解释哪段正文就录哪段。
）残卷，取校鲍本，颇有出入。
《八佾》有一句名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敦煌的皇侃疏与《论语》本义合。
敦煌的本子出来了，能解决一些问题。
3、史籍地志史书：史记，汉书，国语，晋书，三国志的残卷都有。
关于归义军的资料，方志：《沙州都督府图经》敦煌都督府地方志，我国最早的地方志。
被外国人拿走了。
还有《大唐西域记》残卷。
举例“王，窣利种也，有智略，性勇烈，威慑邻境，统十余国。
”这部书研究西域印度的历史，太重要了。
下面有个校勘记：校记：“原本窣利作刹利，今从敦甲本（即S2659残卷）、石本（日本石山寺藏古写本）、中本（日本松本初子所藏中尊寺金银泥经本）改。
向达云‘慧超《往五天竺传》罽宾国条云：此国土人是胡，王及兵马突厥，衣着言音饮食与吐火罗国大同少异。
’按罽宾即迦毕试，七世纪末始为突厥所灭，慧超云其国土人是胡，则《西域记》敦煌本及日本古本谓‘其王窣利种也’，作‘窣利’，不作‘刹利’，的有所本也。
按上文‘素叶城’条云‘自素叶城至羯霜那国，地名窣利，人亦谓焉’，此处作‘窣利’是。
若作‘刹利’，乃印度四族姓之一‘刹帝利’之旧译，与此不侔矣，今正。
《慈恩传》亦误作‘刹利’。
”4、子部的书有孔了家语，说苑，刘子新论，六韬，列子。
举《列子》一例：敦煌发现残卷多件。
斯坦因774号，保存了《杨朱》十八行。
《杨朱》是列子中最重要的篇章。
里边不避讳“民”字，应是唐前写本。
这十八行与传世版本不同者有8处，其中一处关系重大。
因为这一处，传世本掉了十四个字。
敦煌本却有这十四个字。
是不是重要。
我们看传世本原文：“有其物，有其身，是横私天下之身，横私天下之物，其唯圣人乎？”《列子》横私：任意据为私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