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的绘卷——读《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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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史与中国研究《街头文化》的史学启示作者:岳丽来源:《丝绸之路》2016年第08期[摘要]王笛的《街头文化减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1870-1930)》以1870年至1930年成都的街头文化为中心,重点研究了经历改革、革命和军阀混战后,发生巨变的城市中公共空间的重构和人民大众公共生活的变化。
首先,作者将研究视角从以往史学家所重视的宏观转向微观;其次,研究过程中也不仅仅局限于对地方志、档案资料的运用,而是运用了大量的文学资料、口述资料以及视觉资料;最后,作者由以往的写作手法由宏观叙事转向日常取向。
该研究为今后的史学研究提供了范例。
[关键词]王笛:街头文化;微观史[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8-0027-02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1870—1930》(后文简称《街头文化》)以1870-1930年成都的“街头文化”为中心,重点研究了经历改革、革命和军阀混战后,发生巨变的城市中公共空间的重构和人民大众公共生活的变化,在研究中作者十分关注街头文化的连续性及其与精英文化的相互作用。
以往,西方史学界关于中国的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精英活动和精英思想对政治的影响,忽略了大众文化和地方政治之间的关系,本书将焦点放在精英和大众、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抗上。
《街头文化》的研究填补了这一方面研究的缺失,为以后的史学研究提供了范例。
一、视角:由宏观到微观《街头文化》不同于以往的史学研究著作以宏观角度来进行研究,而是用微观史角度集中探讨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
1870-1930年,在经历了改良、革命和军阀混战之后,中国城市发生了巨变,包括“城市公共空间的重建,人们公共角色的重塑,民众、精英和国家关系的重新定义等”,而“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是地方文化的最好展示”,并且“在城市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作者将考察的空间变为一个个具体的微观世界,如茶馆、戏院、公园等,并对这些公共空间进行了具体刻画。
国外新书评介王笛著 成都街头文化:城市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 1930Di Wang,S treet Culture in Chengdu:Public Sp ace,Ur ban Com moners,and Local Politics, 1870 1930.Stanford:Stanford U niversity Press,2003,355pp.张 信王笛所著 成都街头文化:城市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 1930 (以下简称 成都街头文化 ),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
该书以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的成都为研究对象。
全书共八章,第一章为 导言 ,第八章为 结论 ,其余第二章至第七章分为三大部分。
这三大部分基本反映了民众与公共空间、社会改良者以及地方政治三方面的主要关系。
王笛认为这些关系在1870年至1930年间不断地发生着变化,相互制约和影响,因此这三者也经常重叠。
虽然这三个部分并未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展开,但每一部分都有其侧重,第一部分主要在19世纪下半叶,第二部分着重在20世纪初改良时期,第三部分则把重心放在辛亥革命时期及民国初年。
第一部分考察民众与公共空间的关系,主要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街头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场所,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 公共空间 。
在这个空间里,他们消遣、娱乐、编织私人关系网、组织社会团体等,从而形成了成都独特的街头文化,并成为城市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中第二章集中考察各种不同的公共空间:商业空间、日常生活空间以及庆典空间。
这一章还对十分重要的日常生活空间茶馆进行了研究。
另外,还讨论了邻里组织及其影响。
作者在这里主要试图证明的是,在成都这个传统的城市社会中,市民在街头生活中享受着相当大的自主权,他们组织自己的公共生活,官方对市民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很少直接干涉。
第三章把主题从空间转移到民众,考察了由各种社会集团 特别是下层民众 组织的各种社会活动,指出,普通民众比其他阶层更多地利用公共空间作为谋生和娱乐场所,并创造了表达地方传统的街头文化。
课时限时训练(时间:45分钟分值:85分)一、选择题(本大题共12小题,每小题4分,共48分)1.下表是民国初年私人开办的部分女子学校,据此可知()学校地点特色中心女校北京设有六个班级,分为工艺组、纺织组等神州女校上海设国文、国画等专修科,毕业生大多致力于政教的进展女子法政学堂上海以培育妇女参政人才、储他日议院之选为学宗旨A.辛亥革命后民主观念渐渐深化人心B.社会转型过程中守旧势力照旧强大C.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普遍提高D.妇女得以从传统文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A[依据材料中“毕业生大多致力于政教的进展”“以培育妇女参政人才、储他日议院之选为学宗旨”体现出辛亥革命后妇女参政的可能性,故A项正确;由材料信息可知,女子学校的专业设置并未提及守旧势力的问题,故B项错误;仅依据部分女子学校的个例就说明妇女社会地位的普遍提高,这是不精确的,故C项错误;妇女得以从传统文化的束缚解放并未体现,故D项错误。
]2.民国三十六年结婚证上证词:“喜今日嘉礼初成,良缘遂缔。
诗咏关雎,雅歌麟趾。
瑞叶五世其昌,祥开二南之化。
同心同德,宜室宜家。
相敬如宾,永谐鱼水之欢。
互助精减,共盟鸳鸯之誓。
此证!”下列对这张西安政府机关刊印的结婚证评论正确的是() A.用语明显受白话文运动的影响B.体现了中国婚姻制度的进步性C.语言文静遭到日军敌视和查禁D.由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颁发B[民国三十六年即为1947年,此为解放战斗后期,白话文运动发生在1917-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时期,时间不符,故A项错误;中国传统婚姻为包办婚姻,是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结婚仪式为三拜九叩,未有结婚证和婚姻自由,此结婚证即体现了中国婚姻制度的进步,故B 项正确;此时,中国抗日战斗已经成功,故C项错误;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还未被推翻,故D 项错误。
]3.自女子放足后,适合三寸金莲的弓鞋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而代之以布鞋、胶鞋、皮鞋,其中洋式皮鞋尤为京津女子所宠爱。
女鞋需求的增多催生出了特地卖女鞋的坤鞋店,1930年月以后渐渐与男鞋合卖,“只以鞋履论,到此男女始真公平”。
文化时空农家科技 73读《成都街头文化》有感史学理论之争——兼谈美国史学界对中国史学界“公共领域”讨论的回应阎丽珍(太原理工大学 山西太原 030024)摘 要:《成都街头文化》选择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中国的城市社会,即从公共空间的形成、运作和发展的角度,于是找出了城市文化变更之关键:城市文化是由各阶层特别是市民百姓所创造和促成的,而街头文化正是城市文化之最重要一部分。
这一颇具开拓性著作将更加激励城市史研究者在探讨近代城市化进程时,多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城市下层群体。
关键词:成都街头文化;公共领域近日拜读了王笛先生所著《成都街头文化:城市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以下简称《成都街头文化》)感觉对自己作为一个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初步研究者颇有一些指引和触动作用。
《成都街头文化》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
该书以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的成都为研究对象。
全书共八章,第一章为“导言”,第八章为“结论”,其余第二章至第七章分为三大部分。
这三大部分基本反映了民众与公共空间、社会改良者以及地方政治三方面的主要关系。
王笛认为这些关系在1870年至1930年但每一部分都有其侧重点,第一部分主要在19世纪下半叶,第二部分着重在20世纪初新政改良时期,第三部分则把重心放在辛亥革命时期及民国初年。
第一部分考察民众与公共空间的关系,主要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街头不仅是人们丑常生活的主要场所,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公共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他们消遣、娱乐、编织私人关系网、组织社会团体等,从而形成了成都独特的街头文化,并成为城市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中第二章集中考察各种不同的公共空间:商业空间、日常生活空间以及庆典空间。
这一章还对十分重要的丑常生活空间茶馆进行了研究。
另外,还讨论了邻里组织及其影响。
作者在这里主要试图证明的是,在成都这个传统的城市社会中,市民在街头生活中享受着相当大的自主权,他们组织自己的公共生活,官方对市民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很少直接于涉。
L99aI Syst em A n d Soci et y 筮筮覆露雹鏊。
竺竺!!望坐f叁型圭垒金再现古老成都街头生活的韵昧评王笛著《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张淑贤庞琳摘要《街头文化》是一部关于下层民众的历史。
作者拔开层层覆盖的历史尘埃,重现古老成都社会精英与下层民众为争夺生存空间而上演的斗争,重构了昔日街头生活场景,再现了成都韵味。
关键词街头文化城市文化史都城文化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0)11.-244.0l文化是传承文明的载体,而城市文化是一个城市得以继承发展、魅力四射的源泉。
马敏教授在《让城市文化史研究更富活力》中阐述认为“治城市文化史颇有点类似于拍电影,只有沉潜下去,深入进去,能闻其味、听其声、观其形、摄其魂,简言之,找到感觉了,才能真正将城市文化史写活。
城市是有味的,这种昧,既是一种气味,更是一种韵味。
”。
王笛新著《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问、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便是一部城市文化史的代表作,是在现古老成都生活韵味的一部力作。
本书主要是描写中国传统城市成都,以生活的一个侧面来重构已然消失的传统成都的文化韵味。
成都这~承载几千年古老文化的都市名城,从古代的天府之国,到如今的现代化都市,几经风雨的洗涮,沉浸了数载的文化韵味虽然正在渐渐的逝去,但是依稀寻着丝缕的历史印记,仍然可以闻到昨日薛涛井飘出的淡淡茶香味,踏着苔痕迹迹的青石板路,可以悠然聆听到那韵昧十足的二胡声,悠扬的琴声划过时空,记录下古老都城文化传承的灿烂与辉煌。
街头文化,顾名思义,是以街头作为生活的场景,建构文化的内涵,街头是社会的缩影,也是城市最活跃的部分。
《街头文化》的时间跨度经历了清王朝的崩溃,民国的建立、军阀割据的混乱到国民党完成形式上的统一,半个多世纪的政治变迁和社会改革。
在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时,而作为腹地城市的成都也很难避免其影响。
都已经成为历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大陆史学界还远未成型。
如何研究和理解占人口一半的女性在构建文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所起作用,是大众文化研究中必须正视的课题。
最后,是史料的问题。
随着研究方法、角度、目的的变化,史料也会相应的改变,会随着理论方法和研究对象的变化而变化。
对传统制度史、思想史、政治史所注重的历史文献要有所突破。
不是说不要再使用历史文献了,我在这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历史文献一定还是非常重要。
但是,其他的史料也要变成合理、合法的历史学的史料,比如说,口述史。
口述史可以是一种辅助性的史料,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口述史得来的史料有它的独立性,我觉得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
还有,比如说印刷文化,印刷文化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在做制度史研究的时候,就是把它当作一种死的文字材料来用,看它是记载了一种什么东西。
但是在新的框架之下,我们要看它产生一种什么东西。
它并不只有记录的功能,还有一个产生知识的功能。
再比如表演的材料,我自己就做戏曲的研究。
因为直到1980年代以前,戏曲一直是中国老百姓最重要的娱乐形式。
不研究戏曲表演,怎么能了解近现代中国的文化史?所以表演要变成一种史料,包括电影、视觉和声音,我觉得都应该是合理合法的史料。
当然,具体应该怎么用?那是我们应该一起去探索的问题。
收稿日期 2007—12—30作者姜进,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历史系教授。
中国城市的微观世界———从成都茶馆个案看都市大众文化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王 笛(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城77843) 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是地方文化的强烈表达,在中国城市生活中扮演了一个中心角色,为市民参与社会和政治提供了舞台。
欧美城市史学者对公共聚集场所,诸如咖啡馆、酒馆、酒吧间等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那些地方陌生的人们聚集,交流信息,进行家庭和朋友之外的公共生活。
虽然公共空间是观察社会关系的极好场所,在这些地方,各种人们,特别是下层,从事日常生活活动。
2017级高一历史期中考前训练(三)一、单项选择题1. 下列农作物的原产地在中国的是①玉米②水稻③小麦④粟A. ①②B. ②③C. ①③D. ②④2. 下列关于明清时期农业发展状况的表述,正确的是A.水稻的种植南北比较普遍 B.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的引进C.粮食产量减少,经济作物增多 D.耕地面积日益减少3. 2011年9月26日《新疆日报》一文认为:“新疆是古丝绸之路的通道,是东西文明的交汇点,出土的各时代文物众多。
”在一汉墓中不可能出土的文物有A.纸张B.粟米C.青花瓷D.丝绸4. 2007年12月,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南宋古沉船“南海一号”中打捞出部分青瓷和白瓷。
出水时瓷器釉色清亮,仿佛新出窑一般。
据此形成的以下认识,符合历史事实的是A.中国的制瓷技术始于南宋期B.南宋时期的青瓷和白瓷都是从海外进口的C.青瓷和白瓷是中国著名的传统瓷器D.南宋的青瓷和白瓷全部产于景德镇5. 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宋朝时期发生了一场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意义的商业革命”,下列史实最能佐证这一观点的是①平民毕升创造了活字印刷术②“市”突破了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③制瓷业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④商业活动不再受到官吏的直接监管A. ②④B. ②③C. ③④D. ①②6. 诸暨的草塔镇以集市而命名。
据文献记载,明末草塔一带兴市,人们习惯于搭草棚经营商业,俗叫草搭市。
后人将“搭”改为“塔”,称为“草塔”。
结合所学知识推断草塔镇在当时A.是政府专门设置的“市”B.政府不对其进行行政管理C.是相对集中的地方商业中心D.是明末诸暨县的行政中心7. 有学者认为,直到康乾盛世,中国的小农经济历经千年发展,已到了辉煌的极致。
中国的GDP在晚清甚至达到了当时世界的三分之一,然而这却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
这说明此时中国A.经济总量与劳动生产率在增长 B.经济总量在世界处于落后地位C.经济增长以传统的方式实现 D.经济类型和总量实现新的突破8.《新唐书》载:“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顷,其八十亩为口分,二十亩为永业;……寡妻妾三十亩,……工商者,宽乡(地广人稀的地方)减半,狭乡不给。
评王笛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于丁坤【摘要】王笛先生所著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一书,通过考察民众与公共空间的关系、城市改革运动对下层民众的影响和街头政治化等方面,展示了以街头为舞台的成都街头文化在各种政治、社会力量冲击和在利益矛盾冲突下的发展、变迁及转化过程.该书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主要在于史料的选录与解读、自下而上的创新视角和崭新的"叙事"写作手法.作者在以上三点为后人开启了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值得我们探讨与深思.【期刊名称】《沧州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7(033)003【总页数】4页(P67-70)【关键词】王笛;街头文化;大众文化【作者】于丁坤【作者单位】河北大学历史学院 ,河北保定 07100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C912.81王笛先生所著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下文简称《街头文化》),是一部生动描述成都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历史画卷。
作者采用微观史学的方法,自下而上地对清末民初成都下层民众与社会精英以及地方政治力量三方,在街头这一公共空间所进行的博弈进行了细致的描写,用富有文学性的话语描绘了整个街头的日常生活、大众文化的特征和魅力,刻画出一副副鲜活的历史面孔。
《街头文化》一书展示了以街头为舞台的成都街头文化在各种政治、社会力量冲击和在利益矛盾冲突下的发展、变迁及转化过程,尤其是国家力量、社会精英、下层民众三者之间在大众文化上的合作、斗争和反抗的关系,从而揭示大众文化在20世纪初存在、发展和变化的状况。
正如罗朝晖、王先明所说的:“从街头文化和下层民众的公共生活中揭示出充满各种诉求的利益阶层与地方政治之间互动的复杂性与不可预期性。
”[1](P424)《街头文化》共八章,作者将其分为“下层民众与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社会改良”“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三部分。
从《街头文化》看公共空间性质的转变闫婧在《街头文化》这本书中,作者通过对晚清民国时期成都地区街头文化的考察,透视出当时中国下层民众与公共空间的联系,从有别于传统精英文化的平民视角去窥视时代的大环境。
全书主要分三个部分阐述了城市民众,也是普通市民对公共空间的使用,公共空间对于他们的意义以及随历史发展而产生的变化。
但由于作者在叙述时加入了大量对当时社会环境的事实性描述,而显得驳杂,所以我在这里想用图表的形式加以抽象概括,以便较清晰地展示公共空间性质转变的全过程。
缺乏正式的市政管理机构地方精英在管理公共空间方面作用有限从晚清到民国,社会底层民众对街头这样的公共空间的支配权是逐渐减少的。
由于政府和社会改良精英不断地向公共生活空间渗透他们的权力和意志,使得原本自由的空间无可避免地带上了政治色彩。
社会精英和政府的利益既有一致性又有矛盾冲突,社会精英或者成为政府政策的支持者,帮助其实现目的,或者成为政府的反对者,以团结下层群众来与政府形成对抗。
底层民众的公共空间就在这样的改造中从原本带有的商业、娱乐性质,转变为政治活动的舞台。
像街头这样的公共空间以多种形式将民众组织起来形成了一个紧密的社会共同体,虽然他们之间没有规章制度的约束,但由于经济生活和文化习俗的广泛联系,使城市民众无法摆脱这种群体性和关联性而独立存在。
到20世纪初警察的出现,削弱了地方组织的权力,改变了以往社区自行管理的模式,限制了民众从公共空间中的获利,使公共空间变得有秩序但不自由,民众在自己对公共空间的固有理解、行为习惯和规章制度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这时公共空间中的冲突也加剧了,民众对官方日益加强的对公共空间的限制实行反抗。
辛亥革命爆发以后,改良精英阶级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出发,把民众作为与国家权力进行斗争的一种工具。
那时精英阶级不满于政府的许多措施,认为其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因而转为投靠大众。
通过利用民众强烈的群体认同感来制造政治事件,街头被用于政治目的,而普通民众则笼罩在无情的权利斗争的阴影里。
文化的另一种书写——读《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马友平【期刊名称】《中国图书评论》【年(卷),期】2007(000)004【摘要】王笛先生所著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下称《街头文化》)是一部关于下层民众生活的历史画卷。
作者取精用宏,运用社会学、历史学和人类学诸方法,对成都下层民众与公共空间、社会改良者以及地方政治三方面以街头为舞台的关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用文学性的话语生动地描绘了街头的日常生活、大众文化的特质和魅力,勾勒出了一幅幅鲜活的历史画面,展示了以街头为主的“公共空间”中的成都文化在各种政治、社会力量冲击和在自身各种利益矛盾作用下的发展、变迁及转化过程,尤其是国家、精英、下层民众三者之间在大众文化问题上的合作、斗争和反抗即互动关系。
从而揭示了社会文化主要是大众文化存在、发展和变化的另一种面相。
由于研究视觉新颖、方法精湛、论证的力度和学术上的原创性,以及对城市史研究领域的重大贡献,本书因而荣获2005年“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最佳著作奖”。
【总页数】3页(P115-117)【作者】马友平【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G171.2【相关文献】1.史识是治史的眼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读后 [J], 郝正春2.评王笛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J], 于丁坤3.公共空间下的地方政治秩序——兼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 [J], 李育全;马雁4.漫步在历史的街头——关于《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评述 [J], 王青山5.重返老成都街头: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 [J], 林罗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课时作业17 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时间:45分钟总分值:100分)一、选择题(本大题共12小题,每题4分,共48分)1.(2021·黄石高三阶段性检测)1890年代,?申报?刊文:“一衣服也,绸缎续罗非不华美,而偏欲以重价购洋绸。
一饮撰也,山珍海味非不鲜肥,而必欲以番菜为适口。
甚且衣袜、眼镜、手巾、胰脂,大凡来自外洋者,无不以为珍贵。
〞这说明当时( ) A.中西习俗融合成为社会时尚B.群众传媒支持社会时尚进步C.西方生活方式成为都市主流D.时尚性消费中洋货风气盛行解析:根据材料中的“衣袜、眼镜、手巾、胰脂,大凡来自外洋者,无不以为珍贵〞,说明当时时尚性消费中洋货风气盛行。
故答案为D项。
材料没有反映“中西习俗融合〞,排除A项;材料没有反映群众传媒的作用,排除B项;“成为都市主流〞说法夸大,不符合史实,排除C项。
答案:D2.(2021·吉林高三期中)1916年,北京中国银行最先使用女子司账,一时被称为“银行界之破天荒,妇女界之新事业〞。
1918年4月,上海曹某的理发店首次雇佣了二三十名女理发师。
进入20世纪20年代,一些大城市的医疗、银行、商店、文艺、电讯等部门均有女职员出现。
导致上述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 )A.近代中国经济的开展B.政府提倡妇女解放C.资产阶级政治运动推动D.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解析:依据题干材料,结合所学可知,近代妇女职业、地位的变化主要原因是近代经济的开展,故A项正确;B、C、D三项均不是主要原因,应排除。
答案:A3.(2021·石家庄高三期末)中华民国建立时,孙中山曾通电全国使用公历。
但在整个民国时期,改换公历因与民众的传统文化习惯相悖,引起民间诸多反对。
由此可见( ) A.政府构建政治权威的努力受挫B.全盘西化在中国是行不通的C.传统文化因素制约新制度的构建D.民主共和观念缺乏群众根底解析:改换公历受到民众反对,主要是新的历法与民众传统的习惯不符,说明新制度建立受到传统文化阻碍,故C正确;A中政治权威不符合材料主旨;公历并不是全盘西化表现,故B错误;材料中表达的是习俗,不是思想,故D错误。
成都街头推荐书缘分是一件很难言语的东西,它冥冥之中会建立起某物与你的联系。
就像今天再次听到梁捷对城市书目的推荐:《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
城市与文化这个关键词就像是网络议程设置的关系一般,当你提及城市,你就会想到文化这个关键词。
我想你也听过那句“爱上一个人,爱上一座城。
”的俗套情话,不就是将情感投射到一座城市上了吗?也有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发明的一个术语“米姆”(迷因)所谓米姆就是文化基因,它也可以不断复制和传播。
一个城市特有的文化会传播,会延续,不断地复制,就像写在基因里一样。
茶馆就是写在成都公共空间基因的一部分。
公共空间是一个很难用话语界定的概念,那我就套用王笛老师的导师美国历史学家罗威廉的概念界定,他曾经研究过这个词在中国的意义。
他认为,如果我们把“公”定义为“私人”与“官府”之间空间的话,那么“公”这个社会领域在中国也具有很长的历史,扮演重要角色,“公”为精英参与地方治理和控制提供了广阔的转圜空间。
公共空间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它看着很玄乎,但实际上与我们密切相连。
想想跟楼下保安的招呼,跟快递小哥的熟络,跟楼下小饭店老板娘日常的寒暄,这都是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集合。
这本书讲了什么是城市的公共空间、成都的茶馆是什么样子的和它拥有什么社会职能等话题。
我对其中“吃讲茶”颇感兴趣,所谓吃讲茶就是市民之间发生小的民事纠纷,如吵架、债务、生意、财产争执等,一般不会到官府去解决,而是去茶馆选择德高望重的长辈进行调解。
其实从这个角度看,茶馆扮演了“半民事法庭”的角色,它是一种帮助社会润滑、减少暴力的重要机制。
不过,现如今的大城市都在轰轰烈烈开展大拆大建的运动,很多茶馆这类公共空间就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被轻易抹掉了。
如果要说思考的话,我和人会认为在茶馆这些公共空间消失的过程中,我们失去了一种和人好好沟通的能力,失去了闲下来仔细聆听意见的空间,活在自己编织的回音壁中。
就跟上学期读到克特尔的《重拾交谈》种观点一样,我们不会再同人共情,只会坐在自己的驾驶舱内自说自话。
平民的绘卷
——读《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
林斯娴
行人、轿子、推车将不甚宽敞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各色人等,不一而足,喧闹之声不绝于耳。
拥挤的人群中还不时穿梭着小孩、鸡禽和猪豚,猛窜出来,吓得路人一怔。
女人们有的踮着小脚跨篮购物;也有的花枝招展,跺着高跟鞋,引来身后一片闲人的目光。
男人们则大多背着手,或提着鸟笼,不断穿梭于各大茶馆。
茶馆穿插在满街的酒肆、店铺、货摊、旅店之间,每间里都塞满了人,人们或喝茶、或谈天、还有站着给人扇风的乞丐和拉着胡琴吟唱的艺人……
还未来得及放下手中《街头文化》一书,一副描绘着成都街头日常生活的画卷便已在眼前展开。
长这么大,我还从未见过哪本书能像《街头文化》这样,对某一事物的描述能做到如此详尽而又不失主次。
无论是街头之景还是街头之人,相信凡是曾出现在成都街头的,在此书中必都有详尽的记载。
论景,从城墙到街道,从店铺到地摊,其结构、布局、景观、特点,无不介绍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令我这个从未到过成都的人都能在胸中描画出这个城市的布局;论人,从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贩到把舞台摆上街头的民间艺人,从搔首弄姿的妓女到出卖力气的工匠苦力,不同的人,不同的处境,不同的思想,却能从这同一本书中深刻体会。
街头,在我眼中它曾经是如此普通,从未想到那年代久远的石板路,那熙熙攘攘的人群,那挤满了道路两侧的凉棚、幌子、旗子、招牌之间竟能藏得下那么多深刻的真实。
就在这些街道上,走过大清王朝的老秀才,走过举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大旗的革命者,走过要打倒孔家店的年青学生,还走过端着枪杆四处趁火打劫的逃兵。
另一方面,文字作为一种抽象符号,绝难如同形象艺术那样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而《街头文化》一书,与其说是一本学术著作,我更愿意将它看作一副如同《清明上河图》般的长长绘卷,描绘了成都街头的老百姓们,各操各业,乱世之中努力活着,捍卫着属于他们的一方乐土。
1870-1930,记载着这个时代的文献多不胜数,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覆盖着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
然而几乎每本书都是高高在上,从一个个下层民众伸手却不可及的角度来评述这个时代。
其中真正放下了社会精英的架子,拨开重重历史的尘埃,探入社会最底层,真实记录下层民众生活的著述又有多少?即使有那么少量几本,却又有几分是未经扭曲而完全真实的?如书中所说,“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关于下层民众和大众文化的描述,基本上都不
是由民众自己来叙述的,而是由精英来记录的,也就是经过了精英的过滤。
1”而“毫无疑问精英对下层民众是存在偏见的2”。
如此一来,究竟下层民众能否发出自己的声音?王笛说,“我认为他们是可以讲话的,他们是有声音的,但这取决于从怎样一个角度去使用者写记录下来的资料。
3”他这么说了,也实际去做了。
我能想象得到,要将那些已经完全渗透了文献资料的精英意识从中剥离出来是多么困难而繁琐。
书中的叙述,每一句想必都经过复杂的分析和谨慎的推敲。
除此之外,文中还大量引用相对更能体现大众思想的竹枝词,有趣而现实。
如描述成都人爱花时,引用道:“青羊小市卖花天,何惜缠腰十万钱。
”“一夜闺中嘱夫婿,明朝多买并头莲。
4”再比如描述新风盛行时,妇女缠脚陋习的改变:“大方天足行飞快,反觉金莲步步羞。
5”另一方面,相较于文字,无疑图片更能直观体现真实。
全书113幅照片和插图,每一张都配有详尽的说明和出处且极具代表性,有着一种“让资料自己说话”的效果,一图便足能代替千言万语。
作者自序中便记叙了他为了其中几幅插图的版权而大海捞针般辗转寻找作者的经历。
之所以这样做,美国的版权保护非常严格是其中一个原因,但也能体现出王笛作为一个学者的严谨与负责。
而绝不像现在某些书,从网上下载些模糊不清的图片,有时甚至还有错误。
“街头文化”——Street Culture,此词源于作者自创,由于现有词汇如“Popular Culture”或“Mass Culture”之类都不能准确地表达全书内涵,而Street Culture一词则体现了一个新视角,即从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来观察城市的面貌和发展。
何谓街头文化?街头文化是茶馆里摆出的龙门阵,是月市时鳞次栉比的货摊,是算命先生手中燃烧的符纸,是女人头上新潮的发髻。
可是我却觉得,书中写的是不仅仅是文化,更写的是人。
乞丐、小贩、妓女、郎中、工匠、苦力……一个个普通人,在这乱世之中努力求生。
而街头则是他们每一个人生命轨迹相交汇之处,也是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与街头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创造并生活在这种街头文化之中。
然而当改良者试图对街头的使用进行控制时,便引起了下层民众为其生存空间的斗争,随后在革命运动中,民众又以街头作为政治反抗的舞台。
书中提到的民众捍卫赌博的故事就是一个反抗改良的典型例子:“方圆茶馆随处可见人们赌得热火朝天,桌子上、椅子上甚至地上,到处都在进行。
无论警察怎样搜查,赌徒们都能与之周旋,躲过难关,难怪傅崇矩感叹道:‘赌窟中人,皆有绝大本领、绝大神通’。
6”在民国初
1《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第6页
2《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第9页
3《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第6页
4《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第43页
5《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第130页
年的政治动荡中,民众和精英为共同利益而合作,组织自卫活动捍卫他们的生存,同时也是维护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
譬如1911年夏,发生在湖南、湖北、广东以及四川的保路运动。
“改良者与下层民众首次加入同一政治性组织——四川同志保路会,这一时期阶级的鸿沟得到暂时的弥合。
同志会以街道、职业、社会集团为基础建立了许多分会,如太平街分会、妇女分会、学生分会、丝帮分会甚至乞丐分会。
7”这应该就是书中最有意思的部分了:文化在各种政治、社会力量冲击和在自身各种利益矛盾作用下不断地发展、变迁及转化,以及国家、精英、下层民众三者之间在大众文化问题上的合作、斗争和反抗。
曾经我们在评价中国近代的革命运动时,大多着眼于国家政治的演变,讨论历史的进步与倒退,却很少想到这种剧烈的政治变革怎样影响到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
《街头文化》一书正是填补了这一空白,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件事实:尽管许多社会进步人士相信社会和政治的现代化最终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可事实却是人民基本没有从这些政治剧变中得到任何实惠。
“社会转型极大地扩展了政治空间,但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却相对缩小了。
经常打着为民众利益而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和运动,造成了社会动乱并使人民处于动荡不安甚至水深火热中。
8”我还认为此书可贵在于,总结议论性的话语仅见诸于末尾,全书以一种叙事性的方式书就,将成都下层民众生活百态一一描绘。
对于发生在此期间的一系列社会历史变革,虽只一笔带过,但却能将其带来的影响藉由老百姓生存状况的变化展现得真实清晰。
在我眼中,《街头文化》已不是一本书,而是一幅平民的绘卷。
这绘卷中虽然满满的都是老百姓的身影,可它却描绘的是政治,是战争,是人性,是成都街头那几乎永已消逝的文化。
藉由此卷,我从地底望到了天空。
7《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第3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