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三人关系不当得利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

不当得利证明责任的分配——河南安阳中院再审韩某与董某不当得利纠纷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裁判要旨在不当得利纠纷审判中，不能机械地要求原告对自己的诉讼请求完全举证，也不能笼统地要求被告予以举证。

如原告所提供的证据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足以使法官相信被告的得利系不当，此时应要求被告提供相应的反证，否则，即可支持原告之诉请。

案情2006年7月，韩某、董某各出资8万元合伙购买一辆雷沃－160汽车经营运输业务。

2007年元月，因合伙发生纠纷，双方决定散伙并以约定方式决定该车权属，经中间人李某、管某主持，韩某以130500元取得该车所有权。

经合伙清算，韩某需向董某支付73710元，其实际向董某支付117760元。

对于其中的差额44050元，双方说法不一：韩某主张其合伙购车时借董某岳父管某5万元，约定月息1.5%，2006年10月从合伙利润中支取1万元还了管某并变更了借款手续，至分车算账时该笔借款本息共计44050元支付给了董某，但借据未收回；董某主张合伙购车时韩某借其5万元，未打借款手续，分车算账时将5万元本金及利息扣除，利息本应是4500元，因其在山西挨打花费了450元，所以除去450元，利息还剩4050元。

2007年4月，管某向法院起诉，要求韩某偿还本金及利息44050元。

韩某提出其已将借款还给了董某，但管某拒不承认从董某处得到该款，且持有被告韩某所打借据。

经法院主持达成调解协议，韩某向管某支付本金40000元及利息4050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1660元，并同意另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董某。

2007年8月16日，韩某以董某将本应给管某的40000元借款和利息4050元据为己有构成不当得利为由，起诉至安阳县人民法院，要求判令董某返还44050元不当得利款，并赔偿1660元损失。

浅议三人关系的不当得利作者：张振予来源：《职工法律天地·下半月》2017年第11期摘要：当前我国的民事立法体系虽己大体完备，但对不当得利的研究仍非常薄弱。

本文通过对受损人受损失、受益人获利益、因果关系、无法律上原因等一般的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构成要件的分析结合德国等外国不当得利制度，重点研究三人关系中的不当得利关系。

关键词：不当得利；不当得利受益人；三人关系不当得利一、不当得利法构成要件《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

”该条文只规定了一般的不当得利原则，而对不当得利的取得方法、多人不当得利情形等均未加规定。

对于不当得利的具体内容，尚有待于学说和司法实践的进一步补充。

依据对《民法通则》的权威解释，《民法通则》中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1）一方取得利益；（2）一方受到损失，包括财产的直接减少和应取得财产而未取得两种情形；（3）取得利益和受到损失之间有直接因果关系。

直接因果关系是指一方取得利益的事实与对方受损失的事实的同一性，而不是指行为与结果的关联性，一方取得利益对方未受损失，或受到损失的不是对方；一方虽受损失，对方未取得利益或取得利益的不是对方，均不构成不当得利。

（4）没有合法根据。

包括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和取得利益时有合法根据（如合同）但其后该合法根据不存在的（如合同被撤销）的情况。

构成不当得利必须具备上述四个要件。

（一）一方取得利益不当得利的首要条件是一方取得利益。

若无人获利益，即无得利可言，更无所谓不当得利。

不当得利中一方受利益是不当得利与侵权法区别的所在。

德国民法第812条将此要件规定为“有所得（etwas）”，其涵义包括了所获得的物或其价值。

（二）一方受有损失不当得利中的损失可有不同的分类方法。

利益包括以下情形：财产减少或责任增加；提供劳务或完成工作；财产被他人使用。

（三）损失与获利益的因果关系不当得利制度旨在解决不公平的财产价值的移转。

不当得利举证责任分配研究在法律的广袤领域中，不当得利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旨在调整无合法依据而获取利益并使他人受损的不当行为。

然而，在不当得利纠纷的处理中，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往往成为案件的关键焦点，直接影响着案件的裁判结果。

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通常包括一方取得利益、另一方受到损失、取得利益没有合法依据以及取得利益与受到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要确定举证责任的分配，首先需要明确这些构成要件的性质和特点。

对于“一方取得利益”和“另一方受到损失”这两个要件，由于其通常较为直观和容易证明，一般来说，主张不当得利的一方应当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

比如，在金钱给付的不当得利案件中，原告需要提供证据证明款项已经支付给了被告。

而“取得利益没有合法依据”这一要件，则相对较为复杂和难以证明。

在实践中，对于这一要件的举证责任分配存在不同的观点和做法。

一种观点认为，应当由主张不当得利的一方承担“没有合法依据”的举证责任。

其理由在于，主张权利存在的一方应当对权利的成立要件承担举证责任。

如果原告无法证明被告取得利益没有合法依据，那么其主张就难以成立。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当由被告承担“取得利益存在合法依据”的举证责任。

这种观点的出发点在于，通常情况下，被告更清楚自己取得利益的原因和依据，如果将举证责任分配给被告，更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

在具体的案件中，法院往往会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来确定举证责任的分配。

例如，双方的举证能力、证据的距离远近、待证事实的难易程度等。

如果原告能够提供初步证据证明被告取得利益的可能性较大，且被告无法对其取得利益的合法性作出合理说明或提供相应证据，那么法院可能会倾向于要求被告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

反之，如果原告的初步证据较为薄弱，而被告能够提供一定的证据证明其取得利益存在合法依据，那么原告可能需要进一步加强其举证。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并非一成不变，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可能会随着证据的出示和案件事实的逐渐明晰而发生变化。

遇到债权债务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该由谁来承担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该怎么承担呢？如果遇到不当得利该怎么处理呢？不当得利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或许还有很多人想要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吧，接下来赢了网小编就为您收集了这方面的知识，希望对您有帮助。

一、案情介绍骆某在某银行存款79万余元(凭密码取款)。

2000年10月30日，周某从该账户中取款2次，合计9.5万元。

之后，骆某又在该账户存、取款数次。

周某取款时，在取款凭条的印鉴一栏中，同时签名为骆某、周某，并在凭条上注明了存折密码。

骆某在一审庭审中，对于存折如何会在周某手中表示“不清楚”，并称曾多次向被告催讨，但被告拒不归还，要求被告返还9.5万元。

被告辩称，当时是原告把存折和密码交给他，才从原告存折账户中取出9.5万元，且该款是原告用于偿付所欠借款。

二、审判结果一审法院认为，该款的所有权应属原告。

被告占有该款应当具有合法依据，其主张取款系原告偿付欠款，未提供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因此，被告占有该款构成不当得利，应返还原告骆某9.5万元。

二审法院认为，从取款凭条上注明存折密码及取款过程可以推断出，被告从原告的存折中取款是经过原告同意的，是原告交付了存折并告知了密码。

因此，事实上存在原告给付被告款项的行为。

但鉴于被告主张原告的交付存折和密码的行为是归还先前所欠借款，即给付目的在于消灭原债务，而非产生新的债权，故原告应当就给付义务不存在或给付错误之事实负举证责任，原告未能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结果。

因此，本案并不构成不当得利。

遂判决：撤销原判，驳回骆某的诉讼请求。

三、法理评析本案是一个利用证明责任法进行裁决的典型案例。

那么，谁负有本案的证明责任，谁应当承担不利的诉讼结果?(一)不当得利案件的要件事实和证明对象不当得利为债的发生原因之一，也是审判实务中常见的案件类型。

我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

不当得利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分配王吉康（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81）【摘要】对于不当得利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分配，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判决，理论上也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集中于受益人获利“无法律上原因”这一构成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

在不当得利诉讼中，首先，其他三个构成要件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基本原则来分配证明责任，即应由提起诉讼的原告承担证明责任。

其次，对于“无法律上原因”这一构成要件，要根据不当得利的具体类型划分不同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以求符合法理并兼顾公平原则。

【关键词】不当得利;证明责任;无法律上原因【中图分类号】D91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36（2019）02-0108-04一、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民法总则》第122条对不当得利做出了规定，据此，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四个，一方获利，一方受损，获利与受损之间有因果关系，获利无法律上的原因，即获利没有法律根据。

其中，获利无法律上的原因，指构成不当得利需要获利没有法律上的根据。

在诉讼中，关于证明责任分配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该项构成要件上，前三个构成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没有分歧，均按照《民事诉讼法》第64条由主张之人承担证明责任，在不当得利诉讼中，也即是主张对方不当得利的原告承担证明责任。

而关于获利“无法律上原因”的证明责任的分配，到底应该由请求人即原告证明,还是应该由被告证明诉讼实践中均有不同的做法，而不同的分配方式则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裁判结果。

二、给付型不当得利证明责任分配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在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主张，需要提供证据。

主张是指当事人提出的具有实体或程序意义的法律事实，而不仅仅只是一种主观的态度或意见，所以并不是当事人提出的任何意见都可以被称为主张，这里的主张是一种事实主张，不包括法律主张。

[1]另外，一般来说，单纯的否认，不构成新的主张，当事人对此不承担证明责任，积极的抗辩，则构成新的主张，当事人对此应当承担证明责任。

不当得利纠纷中事实真伪不明时的举证责任分配在日常生活中，不当得利纠纷时有发生，对于该类纠纷，事实真伪不明非常常见。

当事人在解决此类争议时，需要考虑到如何分配举证责任，以便能够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法律上，当事人在不当得利纠纷中的举证责任分配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当事人证明自己的权益不受侵犯，另一种是当事人需要证明对方的不当得利行为。

一、当事人证明自己的权益不受侵犯当发生不当得利纠纷时，当事人如果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存在不当得利行为，那么法院是不会认定其权益受到了侵犯的。

因此，此时当事人需要举证证明自己的权益没有受到侵犯。

举证的方式可以是通过提供现实证据或者证人证言等方式。

例如，当甲和乙之间发生不当得利争议时，甲认为乙所得到的利益是不当得利，而乙则认为其所得到的利益是合法的。

那么在此情况下，甲需要证明自己的权益没有被侵犯，例如提供相关的合同、凭证等证据，或者请证人出庭作证等。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当事人举证目的在于证明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一般来说，举证责任应该由甲来承担，因为是甲需要证明自己的权益没有受到侵犯。

二、当事人需要证明对方的不当得利行为当发生不当得利纠纷时，如果当事人可以证明对方存在不当得利行为，那么法院有可能对对方进行追究不当得利行为的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需要举证证明对方存在不当得利行为。

举证的方式可以是通过提供现实证据或者证人证言等方式。

例如，当甲和乙之间发生不当得利争议时，甲认为乙所得到的利益是不当得利，而乙则认为其所得到的利益是合法的。

那么在此情况下，甲需要证明乙所得到的利益是不当得利的，例如提供相关的合同、凭证等证据，或者请证人出庭作证等。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当事人举证目的在于证明对方存在不当得利行为，因此一般来说，举证责任应该由甲来承担，因为是甲需要证明乙所得到的利益是不当得利的。

综上所述，当事人在不当得利纠纷中的举证责任分配，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如果当事人需要证明自己的权益没有被侵犯，则需要由当事人来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当事人需要证明对方存在不当得利行为，则需要由当事人来承担举证责任。

最高院VS省高院：不当得利纠纷的举证责任究竟如何分配？作者：俞永鑫“不当得利”，在《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至第九百八十八条有相关规定。

根据《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的规定。

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4个：①一方获得利益；②他方受到损失；③一方获利和他方受损具有因果关系；④得利方获利没有法律根据。

其中，前三个构成要件的举证责任分配在司法实践中并无争议，但是“获利没有法律依据”的举证责任分配在不同地区、不同层级的法院存在较大的分歧，这种分歧直接导致截然相反的诉讼结果。

一、当前司法实践的观点当前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三种观点：1. “没有法律依据”属于消极事实，权力主张人对于消极事实的证明非常困难，通常无法举证，如果把举证责任分配给权力主张人，有失公平。

因此，权力主张人只要在事实层面完成举证即可，而“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依据”的举证责任发生转移，应由得利方进行举证。

2.从举证责任角度分析，对得利没有合法依据的举证，系对消极事实的证明；权利主张人对于消极事实通常无法直接予以证明，而需要从相关事实中予以推导判断。

这其中，得利被主张人对消极事实的抗辩，则会成为认定消极事实主张是否成立的直接证据。

3. 不当得利，应区分为给付型不当得利和非给付型不当得利。

在给付型不当得利纠纷中，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给付人的损失，是因为自己的给付行为引起的，任何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对自身的财产都负有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

因此，给付人理当对支付理由或原因作出合理说明并承担相应举证责任。

最高院目前是支持第2种观点，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实务问答》（法律出版社，2021年7月第一版）中表达了“倾向性的认为，原则上由被告（得利方）承担“没有法律根据”的举证证明责任更为妥当”的观点，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再39号、（2018）最高法民终314号、（2019）最高法民再34号等上均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试论三人关系不当得利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摘要】三人关系不当得利就是指在给付关系中存在第三个人的参与，比如甲和乙达成买卖合同的合意，甲将合同标的物所有权移转给乙，乙随后将合同标的物转卖给丙，此时若甲乙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或被撤销，给付目的不存在，甲应当向谁主张不当得利？【关键词】不当得利证明给付关系一般多发生于二人关系不当得利中。

按学术界通说和实务界通常做法，因不当得利领域的困难性和特殊性，一般会将不当得利进行类型化处理，分为给付型不当得利和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分开进行讨论。

虽然不当得利构成要件中存在一个消极的要件事实即“无法律上的原因”，但是在给付型不当得利中，财产变动的原因是给付人（请求人）自身行为，是给付人（请求人）将自己的合法财产权益置于变动的风险之中，原先给付人是出于一定的目的才为给付行为，之后又主张没有法律上的原因，那么由其承担构成要件的举证责任并没有不合理的地方。

在民事诉讼中，按照法律一般要求请求人对自己对主张进行举证，若请求人无法证明自己的主张，则无法得到法院的支持。

无法律上的原因这一构成要件的性质虽然是消极的，但其实证明难度不一定很大，尤其是有给付关系存在的情况下，请求人因为一定的原因进行给付而后又撤销，其掌握的相关的事实证据理应大于另一方，更何况有时候连积极事实都存在大量的证明困难只能凭借间接证据来证明，不当得利证明责任分配如果一昧的以消极事实难证明来要求被请求人承担证明责任，会得出证明责任的分配是根据证明的困难程度来判断这一奇怪的结论，有违法律规定。

虽说应当考虑公平等法律原则，但我认为公平原则仅可体现在个案中，只是起到辅助作用，不可作为根本。

此外，从维持现有财产状态和交易安稳方面考虑，也应由返还不当得利请求人承担证明责任更为妥当。

在三人关系不当得利案件中，首先要做的，便是从给付关系出发，判断存在几个给付关系并确定给付关系中相应的当事人。

给付概念要与给予概念相区分。

给付是指给予人有目的、有意识增加他人财产的行为，而给予只是单纯的财产交付行为。

浅析不当得利举证责任的分配摘要：证明责任是程序法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举证责任的划分往往决定了当事人双方的举证压力以及不利诉讼后果的承担。

我国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以“谁主张，谁举证”为原则的举证责任规则。

但是有关不当得利的证明责任分配，特别是不当得利中“没有法律依据”的举证责任该由谁承担的问题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規定，近年来争议颇多。

本文试图通过对不当得利证明责任不同理论的对比分析，提出相关的建议。

关键词：举证责任;不当得利;分配一、不当得利与其举证责任分配概述根据《民法总则》第122条，构成不当得利需满足：一方有损失、一方有获益、损失和获益之间有因果关联、获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

通过对不当得利概念的拆解分析，证明构成不当得利应对满足不当得利构成的四个条件分别举证证明。

由主张构成不当得利的原告承担己方受有损失、对方取得利益、己方损失和对方获益之间有因果关联的证明责任。

而获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的证明责任由谁承担目前尚无定论，而五法律根据恰恰是不当得利构成与否的关键。

正因如此，获益没有法律上的原因的举证责任分配成为了争论的焦点。

二、关于“获益没有法律上的原因”举证责任的争议在理论界，主要存在两种主流观点：“规范说”和“消极事实说”。

依据“规范说”，举证责任的分配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范，因没有任何法律对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做出特殊规定，故应根据《民诉解释》91条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主张成立不当得利的一方应对包括获益没有法律上的原因在内的构成不当得利的四个条件都承担举证责任。

支持“规范说”的学者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考虑：首先，虽然获益无法律上的原因在表述上是消极的，但是并不代表证明这一点的事实和理由都是否定的和不具体的。

例如签订了借款合同尔后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主张成立不当得利的一方可通过相关事实的说明来证明对方获益无法律原因。

其次，原告对自己的主张承担证明责任，无故将获益没有法律上的原因的举证责任推给被告承担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由此给被告带来的举证压力和败诉风险都有损法律公信力。

不当得利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在实践中，不当得利是债的重要产生形式之一，如果不当得利纠纷中的受害人要就不当得利提起诉讼的，那么不当得利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阅读完以下我为您整理的内容，一定会对您有所帮助的。

一、不当得利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的争论主要聚焦在给付有无“合法根据”这一要件事实的举证分配上。

对此我国法律并无明确规定，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着很大的争论，实践中多从救济原告的角度让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理由是如果按照原告举证的观点，那么原告需要对“没有合法根据”负有举证责任。

而“合法根据”属于消极事实，从实际操作来看并无举证的可能性。

如果仍由原告举证，原告将会因为自身无法抗拒的因素无法得到救济，不符合法律的衡平理念。

但是也有不同看法，不当得利之诉中是否有“合法根据”的举证责任并不当然归于被告。

原因有三：其一，让被告承担该要件的举证责任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此时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证据规定》）第2条，即举证责任的一般规则适用原告举证。

其二，并非所有不当得利“没有合法根据”都属于消极事实，上文所述先存在合法根据，后其根据消失的情形就属于积极事实，不存在举证困难。

此时仍然将举证责任分配给被告，则是对被告的不公，同样不符合法律的衡平理念。

其三，若都以被告承担有无“合法根据”的举证责任来进行不当得利之诉，将会无限扩大不当得利的适用范围，使不当得利之诉变为一种规避举证责任的诉讼，不但偏离了不当得利的立法目的，而且最终会导致此诉被滥用从而造成司法审判的混乱无序。

当然，换一个角度看，一味适用原告举证的方法，在某些情况下原告确实存在着对消极事实的举证困难，如果仅由于原告自身不可能举证的原因而失去追求个案正义最大化的机会，作为一名法律人，笔者认为同样可惜。

因此请：在是否存在“合法根据”的举证责任分配上，应以由原告承担为原则，被告承担为例外。

既然不当得利有无“合法根据”的举证责任需要区分情形进行分配，那么笔者就擅自将不当得利之诉按照原告举证的难易程度进行类型化划分：1、自始无合法根据之给付。

试论三人关系不当得利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三人关系不当得利是指当 A、B、C 三人之间由于某种原因发生关系，使得其中某一方获得了非正当的利益，而这种关系当初并非是基于互相尊重和平等的前提。

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责任和证明责任分配问题非常复杂，需要仔细分析和研究。

首先，我们需要考虑各方的责任。

在三人关系不当得利中，责任的分配应该是根据事实的情况来判断的。

在具体分析之前，我们需要澄清以下几点：1. 关系是否是自愿的。

如果关系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那么任何一方获得的利益都应该被认为是合法的，并不应该具有不当得利的性质。

3. 是否存在欺骗、威胁或侵害等不正当手段。

如果在三人关系中存在欺骗、威胁或侵害等不正当手段，那么任何一方获得的利益都应该被认为是不当得利。

根据以上三点，我们可以分析各方的责任：1. 如果关系是自愿的，那么各方对自己获得的利益负全部责任。

2. 如果关系是基于平等和尊重的，那么各方应当平等分享利益。

3. 如果存在欺骗、威胁或侵害等不正当手段，那么对于侵害者应当承担全部责任，被侵害者可以要求赔偿。

接下来，我们需要考虑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

在三人关系不当得利中，证明责任通常比较困难。

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关系本身就是私人的，直接证据也难以获取。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证明责任的分配应该根据以下几点进行：1. 詹内特原则。

詹内特原则认为，在无法获取明确证据的情况下，应当把证明责任交由经济主权方来承担，即那个获得更多利益的人。

2. 证据缺失原则。

如果无法获取明确证据，那么应当有利于经济弱者，即那个获得最少利益的人。

3. 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如果证据不充分，我们应该将举证责任倒置，要求那个获得更多利益的人来证明他没有获得不当得利。

1. 如果证据确凿，那么证明责任应当由获得最多利益的人来承担。

总之，三人关系不当得利的责任分配和证明责任有一定的复杂性，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断。

我们可以根据詹内特原则、证据缺失原则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等进行适当的分配和判断，以获得公正的结果。

最高院案例：不当得利举证责任之分配裁判要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

”一般认为，不当得利成立须符合四项要件，即：一方获利，另一方受损，获利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获利方的获利“ 没有法律根据” 。

前三项要件的适用相对简单，而“没有法律根据” 略显复杂，特别是在支撑该要件的事实真伪不明时，由何方当事人承担败诉风险，在我国理论和实务中均有争议。

不少人认为，直接支撑“没有法律根据”的是否定事实，而“否定事实无法证明” ，要求债权人证明并不可行，由对方当事人证明肯定事实才是恰当的。

实体法从否定（消极）的角度规定权利构成要件的情形并不少见，与不当得利相似，对于否定事实的证明责任应当如何分配，我国法学界及司法实务界存在明显分歧。

【参见：郑金玉：“论否定事实的诉讼证明”，载《法学》2018年第５期】本案中，二审法院认为，作为民事案件的原告，主张不当得利的樊迎朝对不当得利要件的成就负有举证责任。

樊迎朝主张史三八取得案涉房产所有权没有法律上的原因，并导致自己在案涉房产购房款上受有损失，应先对史三八“无法律上的原因”取得案涉房屋的产权登记证书导致自身受损进行合理说明。

但最高法院认为，樊迎朝已证明涉案房产为其向洛溪地产购买，而在该房产被认定为属史三八所有的情况下，樊迎朝有理由请求史三八向其支付购房款。

对此，史三八须举证证明其已经向樊迎朝支付了购房款，方可构成有效抗辩，否则，樊迎朝关于史三八未支付购房款而取得房屋产权构成不当得利的主张即为成立。

即：在樊迎朝支付了案涉房产的购房款，但未能取得该房产的所有权；与此相对应，史三八取得了该房产的所有权，如不能证明已经支付了对价，其因此取得的利益正是樊迎朝所遭受的损失，两者之间构成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案例名称：樊迎朝与史三八不当得利纠纷案案例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案号：（2019）最高法民再34号合议庭成员：张勇健、张颖新、江显和裁判日期：二Ｏ一九年七月十五日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樊迎朝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史三八樊迎朝向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史三八向樊迎朝支付购房款及利息等。

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该由谁来承担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该怎么承担呢？如果遇到不当得利该怎么处理呢？不当得利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或许还有很多⼈想要了解这⽅⾯的知识吧，接下来店铺⼩编就为您收集了这⽅⾯的知识，希望对您有帮助。

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在⼤陆法系民事诉讼中，当事⼈必须对要件事实承担主张责任，并在该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承担证明责任。

⼀般遵循“最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案情介绍骆某在某银⾏存款79万余元(凭密码取款)。

2000年10⽉30⽇，周某从该账户中取款2次，合计9.5万元。

之后，骆某⼜在该账户存、取款数次。

周某取款时，在取款凭条的印鉴⼀栏中，同时签名为骆某、周某，并在凭条上注明了存折密码。

骆某在⼀审庭审中，对于存折如何会在周某⼿中表⽰“不清楚”，并称曾多次向被告催讨，但被告拒不归还，要求被告返还9.5万元。

被告辩称，当时是原告把存折和密码交给他，才从原告存折账户中取出9.5万元，且该款是原告⽤于偿付所⽋借款。

⼆、审判结果⼀审法院认为，该款的所有权应属原告。

被告占有该款应当具有合法依据，其主张取款系原告偿付⽋款，未提供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因此，被告占有该款构成不当得利，应返还原告骆某9.5万元。

⼆审法院认为，从取款凭条上注明存折密码及取款过程可以推断出，被告从原告的存折中取款是经过原告同意的，是原告交付了存折并告知了密码。

因此，事实上存在原告给付被告款项的⾏为。

但鉴于被告主张原告的交付存折和密码的⾏为是归还先前所⽋借款，即给付⽬的在于消灭原债务，⽽⾮产⽣新的债权，故原告应当就给付义务不存在或给付错误之事实负举证责任，原告未能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结果。

因此，本案并不构成不当得利。

遂判决：撤销原判，驳回骆某的诉讼请求。

三、法理评析本案是⼀个利⽤证明责任法进⾏裁决的典型案例。

那么，谁负有本案的证明责任，谁应当承担不利的诉讼结果?(⼀)不当得利案件的要件事实和证明对象不当得利为债的发⽣原因之⼀，也是审判实务中常见的案件类型。

实务问答100：不当得利中如何分配举证责任？问：甲向乙账户汇款后向法院起诉称汇错款，请求乙返还不当得利。

乙辩称甲虽与其无法律关系，但甲的行为系偿还丙欠乙的货款，不构成不当得利。

此时应当由谁就“没有法律根据”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答：给付行为没有法律根据是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之一。

有观点认为，该构成要件的举证责任应当由被告承担，理由在于被告举证“有法律根据”系证明积极事实，相对容易；而原告举证“没有法律根据”则是证明消极事实，难度较大。

反对者则认为，原告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原告必须证明无法律上的原因（给付目的之欠缺）。

此虽具消极事实的性质，仍应由原告负举证证明责任。

给付不当得利请求权人乃使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控制财产资源的变动由其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困难的危险，实属合理。

”由原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另一个理由在于，“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诉讼的基本举证原则，在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不能因举证困难而随意倒置。

我们倾向于认为，原则上由被告承担“没有法律根据”的举证证明责任更为妥当。

首先，不当得利中“没有法律根据”不是一般诉讼中特定的待证事实，而是一系列不特定的民事法律行为、事实行为乃至事件的集合。

对于原告而言，让其证明“没有法律根据”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上述案例中，如果由甲证明汇款“没有法律根据”，则乙只需辩称甲不能举证证明，法院即可判决驳回甲的诉讼请求。

其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此亦为“谁主张，谁举证”的例外情形。

故被告如主张存在一定法律关系构成“法律根据”的，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具体而言，被告的举证证明过程应当分两步走。

第一步要证明存在“法律根据”的相关事实。

如在上例中，乙辩称甲代替丙还款，并提交乙与丙的借款合同及付款凭证等证据以证明乙对丙享有债权。

第二步则需要证明该相关事实构成“法律根据”，从而阻却不当得利的成立。

试论三人关系不当得利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摘要】本文探讨了三人关系中不当得利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

首先介绍了不当得利的定义和特征，然后分析了三人关系中不当得利的情况。

接着讨论了如何证明不当得利的责任分配问题，包括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和责任的分配原则。

最后提出了三人关系不当得利的责任应如何分配以及建立合理的责任分配机制的建议。

本文旨在为解决三人关系中不当得利问题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促进公平公正的责任分配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关键词】不当得利、责任分配、三人关系、举证责任、责任原则、责任机制、证明责任、研究背景、研究意义1. 引言1.1 研究背景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相互关系日益复杂，三人关系不当得利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在日常生活中，三人之间存在着各种经济往来和交易行为，其中可能会涉及到不当得利的问题。

不当得利是指在没有法定或合同义务的情况下，一方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了效益而受益他人受损的情形。

在三人关系中，不当得利可能是由于其中一方的侵权行为或欺诈行为导致的，这就涉及到了责任的分配问题。

研究三人关系不当得利的证明和责任分配问题，对于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关系和维护法律秩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入研究三人关系不当得利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势在必行，对于推动法律实践的规范化和完善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2 研究意义三人关系的不当得利问题是一个复杂且具有挑战性的法律问题。

不当得利是指某人在没有合理理由的情况下获得了他人的财产或利益。

在三人关系中，不当得利的情况更加棘手，因为涉及到多方的权益和责任分配问题。

研究三人关系不当得利的责任分配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不当得利可能涉及到多个当事人，需要明确各方的责任和权利，以维护正当的法律秩序和公平原则。

三人关系中的不当得利问题涉及到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关系和互动，需要建立起合理的责任分配机制，以平衡各方的合法权益。

2019年03月（中）法制博览法学研究论不当得利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分配韩巧四川轻化工大学，四川自贡643000摘要：在民事诉讼中，一般都是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来分配举证责任，然而不当得利之诉按照此原则分配责任的话，就很可能造成不公正的判决。

因为不当得利之诉情形复杂，应当根据其不同的类型适用不同的举证责任，不能简单地“一刀切”。

为了更好地实现公平正义，应当明确不当得利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分配，以促进完善我国证明责任分配制度。

关键词：不当得利；证明责任；无法律上的原因中图分类号：D9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9）08－0082－02作者简介：韩巧（1995－），女，汉族，重庆人，硕士，四川轻化工大学，研究方向：基层司法实务。

一、不当得利概述不当得利，是指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损害者，应负返还的义务。

不当得利是由罗马法所创设，其经历了几千年，到今天仍在适用，足以说明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不当得利制度在民法中有其重要地位，其目的在于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调整他人无法律原因所受益财产的归属。

（一）不当得利的法律要件我国关于不当得利在《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有所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损失的人。

”不当得利的构成有四个要件：1．当事人一方受有利益。

当事人的受益包括了积极受益和消极受益，积极受益既包括了物质上的财产增加，也包括权利的增加或义务的减少；消极受益则是指财产权益本该减少却没有减少。

2．致他人受到损害。

损失与受益相对，指物质上的损失，权利的减少或义务的增加；也包括本该增加的权益却没有增加。

3．受有利益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不当得利的因果关系是指基于同一原因事实所造成的直接因果关系，旨在确定直接当事人，不涉及间接获利的第三人。

因此，一方受益与另一方受损必须具有因果关系，否则无法成立不当得利关系。

4．当事人受有利益无法律上原因。

不当得利的证明责任分配不当得利实际上就是通过不合法的⼿段使他⼈利益受损⽽使⾃⼰获得利益。

这种利益的获得⽅式不同于正规的合法的获利渠道，因此受到了相关法律的禁⽌。

并且这种⽅式会对他⼈利益造成损害，也不符合公平公正地获得利益的原则。

下⾯，跟着店铺⼩编⼀起来看看不当得利的证明责任分配吧。

不当得利的证明责任分配不当得利的“没有法律上的原因”、“⼀⽅获利”、“使他⽅利益受损”权利发⽣要件，应由不当得利债权⼈承担证明责任。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证明责任分配的⼀般规则民事诉讼法第六⼗四条第⼀款规定了“谁主张，谁举证”的⼀般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根据此条规定，当事⼈在民事诉讼中对⾃⼰主张的事实，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

这⼀规则对民事诉讼主要当事⼈提出如下要求：第⼀，原告对⾃⼰的事实主张应提供证据。

原告起诉必然提出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并且需要对其根据的事实主张提出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

第⼆，被告对⾃⼰的事实主张应提供证据。

被告在应诉、答辩过程中，可能对原告的事实主张进⾏承认或否认，或者提出反诉。

被告应当以提出⼀定的事实主张为依据，使否认或反诉成⽴。

最⾼⼈民法院《若⼲规定》第2条规定既是对民事诉讼法第六⼗四条的进⼀步阐述，也是法律要件分类说的法律再现。

该条规定的是证明责任分配的⼀般原则，在诉讼实践中，除⾮在法律中另有规定，民事诉讼应依据该原则来分配证明责任。

不当得利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不当得利的“⼀⽅获利”、“使他⽅利益受损”两个要件属于权利发⽣要件，应由不当得利债权⼈承担证明责任这⼀点在理论实务界都是毫⽆争议的。

⽽有关不当得利的证明责任分配的难点问题集中在“没有法律上的原因”这⼀点上。

“没有法律上的原因”作为⼀个消极事实，其是否可以定性为请求权发⽣要件，需要我们从实体法出发，进⾏综合分析。

根据民法通则第九⼗⼆条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法者是将“没有法律上的原因”作为不当得利成⽴的前提条件的，其⽴法理由是如果没有法律上的原因获得利益⽽不返还，是与事理相违背的。

论不当得利的证明责任分配作者：王秀淼来源：《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19期摘要我国现行的法律没有对不当得利的证明责任分配做出明确的规定，不当得利证明责任分配的主要争议点在于“有无合法根据”这一要件的证明责任应该由谁承担。

本文根据不同类型的不当得利的发生原因及其特点，结合证明责任的一般原则、举证的难易程度、当事人的主观状态、维护社会秩序的要求以及诚实信用的原则等方面的内容，对不同类型的不当得利的证明责任分配作出分析。

对于给付型不当得利以及由于受损人的行为而发生的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其“有无合法根据”这一要件的证明责任宜由原告承担，其他原因产生的非给付型不当得利“有无合法根据”的证明责任宜由被告承担。

关键词给付型不当得利非给付型不当得利证明责任分配作者简介：王秀淼，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2011级本科生。

中图分类号：D9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7-022-02不当得利制度是民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司法实践领域还是理论研究领域，认定不当得利的关键在于对“有无合法根据”的认定，对这一要件证明责任的分配往往决定了案件的最终判决结果。

然而，不当得利案件错综复杂，我国法律在此问题上亦缺乏明确的规定。

在实践中，同一或者类似案件的处理结果常常不同。

迥异的判决既难以实现真正公正，亦损害了法律的统一实施，所以，将不当得利划分为不同类型，并且根据其不同特征对其证明责任分配进行探讨，以此来促进司法判决的内在统一性和协调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证明责任分配的法律规定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证明责任的概念一直没有统一。

我国诉讼法学理论上多采用举证责任的概念，最高人民法院的《民事证据规定》也使用了该概念。

李浩教授最早撰文指出：“应当从行为和结果两个方面来解释举证责任。

即，举证责任具有双重含义：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

前者指当事人对其所主张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后者指在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