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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匈牙利、印度乡村治理对我国的启示*赖海榕一、分析问题的理论出发点缓解乃至消除阶层、地区以及城乡差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之一，这就要求我们在各个方面做大量的工作，其中的紧迫任务之一是改进我国的乡村治理。
关于乡村治理的问题，尤其是关于村民自治这个我国近年来实施乡村治理的新措施，许多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极大丰富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但是已有的研究大多致力于对我国某个或某些村庄的治理进行细致的描述与分析，这些分析似乎较少联系其他国家在乡村治理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也较少放在我国宏观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背景去考察。
我们的研究选取发达国家德国、转轨国家匈牙利、以及人口大国印度作为研究的对象，就是希望通过比较分析看看这些国家在乡村治理的体制背景方面对我们有哪些启发。
就乡村治理而言，可以考察的面向很多，例如选举、政府职能、财政收支体制。
这些问题我们也将有所涉及，但不是我们的线索。
我们考察的线索是乡村公共事业（如道路建设、校舍修建、饮用水供应、垃圾处理等等）的决策、融资、实施与监督过程；考察的主要内容，是围绕这些公共事业的建设，厘清这些国家决策权力在乡村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之间是怎样分配的，这些公共事业是怎样融资的，特别是各级政府在融资过程中的作用如何，以及这些公共事业是怎样实施与监督的。
选择这样的线索，主要是考虑到改进乡村治理的基本目标之一是要促进乡村公共事业的建设，改善乡村的生产与生活环境，建设和谐的乡村社会。
我们的分析在理论上参照治理的分析框架。
治理理论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比较理想的模型，各国的现实状况与这个理想模型相比较一定是有差距的，我们要分析这个差距，同时找出形成这些差距的原因，然后讨论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
根据治理的分析框架，完善的公共品供给应该具备以下上述的九个要素：1）合法性，即关于公共品提供的决策被自觉认可和服从；2）透明性，即有关的决策和执行过程是公开的；3）责任性，它指的是有关的管理人员对其行为的负责程度；4）法治，即法律成为公共管理的最高准则；5）回应（responsiveness），它的基本意义是，公共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必须对公民的要求作出及时的和负责的反应；6）有效，主要指公共品的决策和执行富有效率；7）参与，指决策和执行的过程有人民的广泛参与；8）廉洁，指有关的决策人员奉公守法、清明廉洁，不以权谋私，公职人员不以自己的职权谋私；9）公正，即不同性别、阶层、种族、文化程度、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公民在享有公共品的服务方面是平等的。
发达国家城乡统筹发展的做法及对中国启示摘要：本文首先对西方城乡统筹发展理论的演变进行梳理总结，其次以发达国家为例分析评价城乡统筹发展的现状及其做法，最后提出对中国城乡统筹发展的借鉴经验。
关键词：城乡统筹：发展；启示一、发达国家城乡统筹发展理论的演变1．20世纪50年代后，对城乡发展关系有了一系列较深入的探讨，其代表人物：(1)刘易斯一拉尼斯一费景汉模型是这一时段研究的经典之作。
该模型奠定了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基础，认为经济增长和现代化，需要城市—工业加速的增长和向以城市社会为基础的社会转化，需要将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农业部门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因而城市掠夺农村的资源、资金和劳动力应理所当然。
(2)乔根森对刘易斯一拉尼斯一费景汉模型中“劳动力无限供给”等假设进行再思考，指出农业剩余是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充分与必要条件，认为从一开始就必须保持丁业和农业之间的平衡发展。
(3)哈里斯一托达罗模型指出，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是解决城市失业和“城市病”及“农村病”的根本途径。
与刘易斯一拉尼斯一费景汉模型不同，哈里斯一托达罗模型不是把农业和农村作为工业化的一个工具，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发展目标。
托达罗认为，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不是依靠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而是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
但与此同时，这一模型对现代工业部门增加就业的结果持消极态度，没有揭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对于改造传统农业的重要意义。
2．20世纪70年代后，城乡发展关系代表人物：(1)利普顿对城乡发展关系理论进行批判，认为发展中国家城乡关系的实质就在于城市人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力，通过“城市偏向”政策使社会的资源不合理地流入自己利益所在地区，而资源的这种流向很不利于乡村的发展，其结果不仅使穷人更穷，而且还会引起农村地区内部的不平等。
(2)Corbridge认为“城市偏向”的症结，在于低廉的粮食价格以及其他一系列不利于农村的价格政策，偏向于城市工业的投资战略及由此引起的农村地区技术的缺乏，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的落后。
国内外会展经济发展的典型模式及启示会展经济是一种以会展产业为核心的经济形态，在近年来国内外得到了迅速发展，它不仅能够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推动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还能为城市带来大量的经济效益。
本文主要从会展经济的发展模式以及对其所带来的启示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1. 以国家规划驱动为主的模式这种模式是在国家层面进行规划和布局，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投入实现会展经济的发展。
中国承办的2007年第十五届世界会展大会，就是典型的代表。
世界会展大会的成功举办，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会展经济的发展，使中国逐步成为国际会展大国。
这种模式是以城市为单位，通过制定相应的城市规划和战略，形成会展产业聚集区，推动会展经济的发展。
例如法国的戛纳，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举办了一系列成功的文化、经济、科技类的展览，吸引了全球乃至地区性的参展商和观展者。
3. 以企业和市场为驱动的模式这种模式是以企业、市场和社会需求驱动会展经济的发展，市场决定会展经济的发展方向。
日本的东京国际展览会一直坚持这种模式，发展出许多的主题展会，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展览产业链，极大地促进了日本国际贸易的发展。
二、启示1、优化政策环境政策的制定，如能够制定具体的奖励机制，开展优惠政策，加强会展产业的投资，将能够对会展业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更有助于我们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更加有效。
2、发挥政府部门的引导作用传统意义上，政府部门应该发挥规划和管理的作用，而在立法和制定政策方面，除了国家制定会展政策外，地方政府也应该在自己管辖范围内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促进会展业的发展。
3、加强区域合作，推动会展产业的整体化发展在区域层面上，特别是对于少数贫困地区或革新落后地区，通过联合开展合作，共同发展会展经济，可以较好地实现资源的整合与交流，以全面推进会展产业的发展。
4、加强研究，做好市场调研，及时掌握市场需求，指导会展产业的发展市场调研能够帮助企业深入了解客户的需求和政策变化，及时调整业务方向，以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
托马斯·莫尔（Sir Thomas More，1478－1535）与“乌托邦城”托马斯·莫尔在其著作中描述的乌托邦国家是这样的：那里的建筑很好，而且整齐划一，街道都是20英尺宽；房屋后面都有花园，每幢房屋都有临街的前门和通花园的后门；居民没有财产，每个人都可以随意进入任何一幢房屋；他们通过抽签调换房子，但至少要相隔10年。
住宅区的建造都有具体的规格。
每一住户可以任人自由进入，而且住房须每隔10年抽签调换，借以彻底废除私有制。
乌托邦人花很大的气力绿化城市，每家后门对着花园，其中花草杂生，果树繁茂，既可观赏，又提供新鲜的水果。
托马斯·莫尔的空想社会主义城市规划对后世的影响颇深，埃比尼泽·霍华德后来的花园城市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对“乌托邦”的传承。
甚至不少现代建筑师也深受“乌托邦城”的影响，比如矶崎新曾做过一个在南海上的一个人工岛规划。
名为“海市”，亦是一个与现行政治、社会工人的各项制度完全隔绝联系的世界。
有趣的是，这个乌托邦城式的小岛居然真的找到了投资商，只是因为珠海市政府持异议才最终作罢。
奥斯曼（Hauussmann，1809－1891）与“巴黎城市美化运动”1852年，奥斯曼受命成为巴黎城市大改造的负责人，一切都以保卫政治安全为最终目标。
他先将旧城区买下来，把贫民窟里的穷人统统赶到郊外；拆掉了巴黎圣母院等老建筑周围成片的旧房子，开辟广场，修建宽阔的林荫道，种了超过10万棵树；他修建1英里长漆黑的地下运河，以保证塞纳河的水流—但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让他的两伙兵力之间只剩下一条通长的林荫道，而没有其他东西阻挡视线；他建起奥斯曼式的公寓楼，为了监控和管理，还设计了320英里长的精密地下水系统。
后世一般认为奥斯曼领导的“巴黎城市美化运动”虽然规划方式生硬且具有破坏性，但对之后的现代城市规划有着诸多可借鉴的实际意义。
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 1887－1965）与“光辉城市”、“明日之城”作为现代建筑理论奠基人之一的柯布西耶，在1922年提出一个300万人口的城市规划方案，这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由整齐的路网、摩天楼和大片绿地构成的城市。
收稿日期:2008208210作者简介:刘得扬(19852),男,四川大学经济学院2007级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袁霁(19852),女,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2007级企业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我国知识失业现象的“托达罗模式”解读刘得扬,袁 霁(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摘要:知识失业问题在近些年日益突出,是困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大难题。
托达罗人口流动行为模式为我们分析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急剧膨胀从而形成知识失业现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框架。
以托达罗人口流动行为模式为基础构建的基于两个部门(职业技术部门和高等教育部门)的人口流动模型表明:宏观上要大力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岗位;微观上高等教育的学科设定以及办学规模要及时地根据人力资源市场信息进行调整,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关键词:知识失业;托达罗人口流动行为模式;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中图分类号:G 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8154(2008)0620024204 一、知识失业现象及其研究现状2008年1月3日,社科院举行“2008年《社会蓝皮书》发布暨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在《社会蓝皮书》一书中专家表示,2007年,全国近500万高校毕业生中,至今仍有100万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如何解决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将是继我们逐步解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之后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难题[1]。
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高等教育大幅度扩大招生人数,伴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日益严峻。
从官方公布的就业率来看,总体呈连年下降趋势。
从其他国家的经验可以发现,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必然出现知识失业(educa ted une m p l oym en t )①的现象,值得重视和探讨。
知识失业是指由于受教育者的供过于求而现代部门又跳级雇佣各受教育层次的毕业生,以致在求职竞争中,中小学毕业生往往被拒之雇用单位门外,大学毕业生也不免遭受同样的命运。
LI LUN YU DANGDAI２００８年第１１期（总第２８８期）城乡一体化理论回顾与分析的李丹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历史、体制、观念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形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社会格局，造成我国城乡之间差距过大、发展不协调等问题。
因此，打破城乡分割、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是我们现阶段特别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是我国新时期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前提。
一、城乡一体化相关理论综述（一）国外具代表性的城乡一体化理论渊源1.马克思主义的城乡融合理论恩格斯最早提出“城乡融合”概念。
1847年，他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说：“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
”①恩格斯指出实现城乡融合的两个标志是：工人和农民之间阶级差别的消失和人口分布不均衡现象的消失。
文中说：“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随着阶级和阶级差别的消失，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也将消失，从事农业和工业的将是同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
”他还指出了消除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的重要途径，这就是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
在城乡关系的发展趋向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城乡的分离对立也就是社会的不协调，是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未来的社会不是固化城乡的分离，而是实现城乡融合，达到城乡融合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历史过程，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及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而发展的城市化，最终实现城乡融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最高境界。
2.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在城市学和城市规划学界，最早提出城乡一体化思想的首推英国城市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
国外统筹城乡体制改革研究述评王浩（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硕士研究生400041）国外学者对统筹城乡发展中体制创新改革的理论研究成果是对我国城乡公共管理体制一体化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实践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支撑，我们应当深入研究，充分分析，选择借鉴。
一、国外统筹城乡体制改革的理论与观点国外关于城乡关系、特别是统筹城乡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经济领域，统筹城乡政府体制方面的文献较有限。
相关的文献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城乡整合论城乡融合理论试图通过城乡制度创新来促进城乡融合。
主要包括：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乌托邦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城乡融合理论、芒福德的城乡发展观、麦基的亚洲城乡融合区理论和根卓郎的“城乡融合设计”理念。
城乡融合理论可以追溯到16世纪，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者摩尔、傅立叶、欧文、圣西门等就希望通过他们心中所造的理想社会组织结构来实现城乡的融合，如摩尔以期通过构建“乌托邦”社会设想避免城市与乡村的脱离。
马克思主义的城乡融合理论是用历史的、发展的唯物主义辩证思想认识城乡关系的。
马克思、恩格斯将城乡关系分为，城乡依存、城市统治乡村和城乡融合三个阶段，恩格斯在最早提出了“城乡融合的概念”，并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有所阐释。
美国著名城市地理学家芒福德（Murnford）指出,城与乡不能截然分开,应该有机地结合起来。
加拿大著名学者麦（Mcgee）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亚洲国家的城乡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城乡之间的传统差别和城乡之间的地域界限日渐模糊,城乡之间在地域组织结构上出现了一种以农业活动和非农业活动并存、趋向城乡融合的地域组织结构，他用“desakota”（城乡融合区）来概括这种特殊的城乡地域组织结构。
日本学者岸根卓郎提出“城乡融合设计”概念,试图通过超越城市、农村界限的“人类经营空间”的建立,产生城乡融合的社会,他强调发展“农工一体复合社会系统”来实现城乡融合。
麦克．道格拉斯(MikeDouglass)通过对泰国东北部的研究提出采取城乡一体化的方式，建立城乡联系的区域网络系统可以促进区域城乡共同发展。
本土语境中的郊区、郊区化和郊区社会熊万胜陈昌军摘要：文章探讨了郊区、郊区化以及郊区社会三个概念在本土语境中的基本内涵。
基于中国特色的“城市地方体制”对于城镇形态的框定，以城镇所辖区域的区划边界作为郊区的外部边界比较符合实际，至于郊区的内部边界则要视研究者的目的而定，暂以中心城区或镇区的界线作为内部边界展开讨论。
中国特色的郊区化发展过程，一方面体现在显性的城镇郊区化过程，即城区居民或组织外迁以及基础设施的延伸；另一方面也体现为相对隐性的乡村郊区化过程，即城镇体制对乡村社会的不断渗透和覆盖。
随着这两种郊区化的不断深化，地理或区划上的郊区演变成为特定的郊区社会形态。
城乡关系的高度紧密是中国式郊区社会的核心特征，在这种紧密型城乡关系下，郊区社会中发展出特殊的社区形态和生活方式。
关键词：郊区；郊区化；郊区社会；城市地方体制作者简介：熊万胜，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昌军，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21）11-0196-1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得到了快速发展。
城镇化不仅表现为人口向城镇集聚，还表现为城镇建成区面积的持续扩大和城镇行政区划的相应调整，如县改区、市改区或撤乡建镇。
据统计，中国城市和建制镇的建成区面积从1990年的21107平方公里增加到2019年的102602平方公里，增长了近5倍①。
与此同时，自1982年推行市管县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的市辖区数量则从1983年的552个增加到2019年的965个，增加了413个；建设部门统计的建制镇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郊社区的治理失序与秩序重建研究”（17CSH029）。
①数据来源于2019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196从1990年的10126个增加到2019年的18700个，增加了近8600个。
城市化研究D esakota模式及其对我国城乡经济组织方式的启示史育龙(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土地区研究所,北京,100824) 摘 要 加拿大学者麦吉(T.G.M cgee)80年代提出的D esako ta模式,是对亚洲发展中地区城市与乡村两种空间类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及其空间表现作出的理论总结。
本文对其作了述评,并对我国城乡一体化作了总结,探讨了这一模式对于我国组织城乡经济活动的意义。
关键词 D esako ta模式 城乡一体化 经济组织方式 城市与乡村是两种异质的人类聚落空间。
在工业化、城市化和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城乡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主线。
人口、资金、信息和物资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便是这种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具体体现,其空间效果构成了城乡经济和社会的空间组织方式。
城乡关系与乡村发展已经成为二战以后兴起的发展研究(D evelopm en t Studies)的重要领域之一。
从地理学的角度看,城乡经济联系的基本层次是单个中心城市与直接受其影响的乡村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其基本单元定义为都市区(M etropo litan A rea)或都市圈,即由一定规模以上的中心城市和与其保持密切社会经济联系(在非农劳动力比例、人口密度和与中心城市之间的通勤等方面规定有明确的定量指标)的乡村地区共同组成的区域,其中高度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反映了城乡之间的一体化倾向。
第二个层次是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由若干个中心城市及其都市区组成的空间经济形态,即大都市带(M egalopo lis)和被广泛采用但缺乏明确界定指标的城市群(U rban A gglom erati on s)等概念。
这些概念的实质都反映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社会经济活动的组织已经开始超越城市与乡村两个相对隔离的单元,相互渗透融合,由对立走向统一、互助、协调的空间效果。
D esakota形成的背景现在的西方发达国家普遍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进入了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而发展中国家直到本世纪50年代以后,城市化进程才明显加快。
这种滞后性使得原有的根据西方社会的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城市化理论显得不再完备,因为这一理论建立的前提是认为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而且这种差别将不会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而消失。
50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出现了以大城市和周围地区的高速增长为基本特征的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模式。
中心城市的空间范围迅速扩张,在城市边缘出现了规模庞大的城乡交接地带。
同时由于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不仅使过去独立发展的城市之间产生了密切的联系,而且沿城市之间的交通通道形成了新的发展走廊。
在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人口密集的亚洲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这些特征表现尤为突出。
城乡交接带和发展走廊的形成是城乡之间经济要素流动和重新配置的结果。
这种特殊的空间形态既非城市,也非农村,但又同时表现出城乡两方面的特点,因此被学者称之为“灰色区域”。
“灰色区域”的出现,淡化、模糊了城乡之间的界限,用建立在西方经验基础上的传统城市化理论很难对此作出充分解释。
在此背景下,许多学者致力于探求新的理论模式。
加拿大学者麦吉(T.G.M cgee)提出的D esako ta便是其中较有影响的一种。
D esakota模式的由来及其理论要点1985年麦吉提出在亚洲某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印尼爪哇、泰国、印度、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经济核心区域出现了与西方的都市区类似而发展背景又完全不同的新型空间结构。
它们出现于人口密集的亚热带或热带地区,处于大城市之间的交通走廓地带,城乡间强烈的相互作用,带动了劳动密集的工业、服务业和其它非农产业的迅速增长,实现了居民职业活动和生活方式不同程度的转变。
1987年麦吉提出了D esako ta概念的原型Ko tadesa[1]。
在随后正式发表的文章中,麦吉采用D esako ta一词表示具备上述条件,已实现经济形态转型的原乡村地区,并提出类似于大都市带的超级都市区(M egau rban R egi on)概念,将其范围定义为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由发达的交通手段联系起来的核心城市,当天可通勤的城市外围区及核心城市之间的D esako ta区域[2]。
麦吉认为,D esako ta 区域有以下主要特征:首先是相当密集的人口、分散的农户经营方式和以水稻种植为传统产业。
在欧美大都市带的空隙地区,人口散居造成密度往往较低。
但在亚洲的D esako ta区域,高密度的人口长期定居在一起,从事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活动,而水稻种植等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却具有很大的季节变动性,因此在农闲季节必然有大量劳动力需要寻找非农就业岗位。
另一方面,在亚洲地区传统的农业发达地区几乎所有的城市都与原有的人口聚居地在空间上是统一的,城乡居民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亲缘关系,这为城乡之间密切的相互作用创造了条件。
其次,亚洲地区D esako ta区域是由原中心城市的工业向外扩散和乡村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而西方的大都市带是市中心地区的居民不断向外迁居而形成的。
在亚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曾制定过鼓励城市产业向郊区扩散的政策,同时通过农业技术创新不断提高产出水平,鼓励扶持乡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使得在传统的农业发达地区,非农业活动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农业不再成为居民唯一的收入来源。
部门众多的非农产业迅速发展,而同一家庭内的各个成员也可以从事各不相同的产业活动。
第三,在欧美大都市带的中间通常分布的是一些环境优美的居住和休憩用地,但在亚洲的D esako ta区域,农业、副业、工业、住宅及其它各种土地利用方式的交错布局,混杂特征极为突出。
这样的土地利用方式在为当地农产品提供便利的加工场所的同时,也往往带来对环境的污染破坏。
第四,密集的交通网使其与周围地区的联系极为方便,使D esako ta区域的人员和货物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和迁移性。
普遍使用摩托车、卡车等非高技术的运输手段,它们以相对低廉的运费形成区域的运输网络并不断将其范围扩展。
第五,由于农业从狭义的水稻种植扩展到蔬菜、水果和家禽的种养殖业,服务业部门也相应地得到扩大,越来越多的女性劳动力参与到了非农产业活动中。
最后,原来为城市和农村制定的管理系统已不适用于这一地区,管理上成为薄弱环节,非正式部门(info r m al secto r)的普遍存在使D esako ta成为一种“灰色区域”。
根据这些特点,他将亚洲各国的D esako ta归纳为以下类型:(1)邻近大城市的乡村地区由于人口大量流入城市或转入非农产业部门而形成的D esako ta,这种过程与通常意义上的城市化过程一致,以日本和韩国较为典型;(2)由于两个或多个大城市相互向对方扩散(而不是主要向各自的周围地区扩张)而形成的新的发展区域。
交通的发展特别是铁路和高速公路的发展最终使这些大城市相互连接起来,从而在这些城市间形成狭长的发展地带。
比较典型的是中国的沪宁杭地区、台北—高雄地区、泰国中部平原和印度加尔各达地区;(3)邻近国家的次级中心城市(如省会),以传统农业为主,人口密集但非农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均较为缓慢的内陆地区。
引起这类地区空间结构转换的主要原因在于高密度的人口压力。
比较典型的是中国的四川盆地、孟加拉国、印尼南部的喀拉拉邦和爪哇岛的部分地区[2,3]。
显然,D esako ta的出现,并非单纯受城市力量作用的结果,而是在具备特定条件的地区,由于城市与乡村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高密度重合造成的。
对D esakota模式的评述1988年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召开了以麦吉的论文为主题的国际讨论会,各国学者根据在亚洲不同国家的研究实践,对麦吉的D esako ta模式提出了一些补充或批评意见。
在各国学者提交的论文中,提出了一些与麦吉的超级大都市区基本类似的概念,如扩展大都市区(Ex tended M etropo litan A rea)[4]、分散的大都市(D ispersed M etropo lis)[5]等。
我国学者周一星根据对沿海几个城市密集地区的研究,提出了都市的连绵区(M etropo litan In terlock ing R egi on)概念并建立了初步的界定指标[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经济的发展在沿海与内地,北方老工业基地与南方对外开放先导地区往往体现出各不同相同的特点,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马昂主(A.M.M arton)和古尔丁(Gu ldin,G.E.)对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和城乡联系做了初步探讨[7]。
香港学者薛凤旋等认为珠江三角洲区域虽然在许多方面与D esako ta类似,如历史上是以大量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的粮食高产区、非农活动的增加、人口流动性增强、土地利用混杂,引致管理上的“灰色地带性”等等。
但与D esako ta区域的一般特征相比,仍存在着显著的不同之处,如珠江三角洲非农活动的增长已经超越以同一家庭内各成员的分工和季节性的特征,原有农业人口已有70%以上稳定而彻底地转向非农产业,并非是农工兼顾。
从人口流动特征来看,并不仅仅局限于区内小城镇往大城市的通勤和区内密切的人流和物流,出现了不少跨市甚至跨省的迁移。
非农劳动力的转移也并非主要靠大城市为农村季节性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和农副产品市场,更主要的是劳动力常年较稳定地迁入小城镇或就地从事非农产业活动[8]。
笔者以为,麦吉对D esako ta三种类型的区分是建立在对若干特殊因素的把握基础上的,因此并不是科学分类。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各不相同。
第一种因素反映了形成D esako ta的基本区位条件。
第二种因素表明就D esako ta的形成,城市间相互作用的力量要大于城市与自身周边地区相互作用的力量。
显然,麦吉提到的两个或多个大城市相互向对方扩散是以每一个大城市向周围地区的扩散为前提的。
第三种因素反映的人口密集和传统农业发达是D esako ta形成的区域性宏观背景。
无论就区域内单个城市还是城市体系的发展来看,中心城市影响力的辐射扩散,在周边乡村地区必然体现为乡村人口流入城市和农业劳动力转入非农产业部门。
乡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导致了城乡聚落形态的转型变化,中小城市和大量小城镇的兴起使孤立的单个都市区演变为多个都市区相连、进而组成大都市带成为可能。
我们应当看到,麦吉的研究在注重城市要素对乡村地区导向作用的同时,着重于探讨城乡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双向交流引起的地域空间变化。
这一点对于我们有效地组织城乡经济活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更重要的是,麦吉对亚洲城市发展模式的总结,促使人们对源于古典城市基础的城市化模型的许多结论进行反思,而且使得越来越多的城市学者致力于探索能够说明大多数欠发达国家中人类聚落转换特征的空间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