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研究D esakota模式及其对我国城乡经济组织方式的启示史育龙(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土地区研究所,北京,100824) 摘 要 加拿大学者麦吉(T.G.M cgee)80年代提出的D esako ta模式,是对亚洲发展中地区城市与乡村两种空间类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及其空间表现作出的理论总结。
本文对其作了述评,并对我国城乡一体化作了总结,探讨了这一模式对于我国组织城乡经济活动的意义。
关键词 D esako ta模式 城乡一体化 经济组织方式 城市与乡村是两种异质的人类聚落空间。
在工业化、城市化和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城乡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主线。
人口、资金、信息和物资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便是这种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具体体现,其空间效果构成了城乡经济和社会的空间组织方式。
城乡关系与乡村发展已经成为二战以后兴起的发展研究(D evelopm en t Studies)的重要领域之一。
从地理学的角度看,城乡经济联系的基本层次是单个中心城市与直接受其影响的乡村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其基本单元定义为都市区(M etropo litan A rea)或都市圈,即由一定规模以上的中心城市和与其保持密切社会经济联系(在非农劳动力比例、人口密度和与中心城市之间的通勤等方面规定有明确的定量指标)的乡村地区共同组成的区域,其中高度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反映了城乡之间的一体化倾向。
第二个层次是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由若干个中心城市及其都市区组成的空间经济形态,即大都市带(M egalopo lis)和被广泛采用但缺乏明确界定指标的城市群(U rban A gglom erati on s)等概念。
这些概念的实质都反映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社会经济活动的组织已经开始超越城市与乡村两个相对隔离的单元,相互渗透融合,由对立走向统一、互助、协调的空间效果。
D esakota形成的背景现在的西方发达国家普遍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进入了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而发展中国家直到本世纪50年代以后,城市化进程才明显加快。
这种滞后性使得原有的根据西方社会的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城市化理论显得不再完备,因为这一理论建立的前提是认为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而且这种差别将不会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而消失。
50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出现了以大城市和周围地区的高速增长为基本特征的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模式。
中心城市的空间范围迅速扩张,在城市边缘出现了规模庞大的城乡交接地带。
同时由于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不仅使过去独立发展的城市之间产生了密切的联系,而且沿城市之间的交通通道形成了新的发展走廊。
在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人口密集的亚洲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这些特征表现尤为突出。
城乡交接带和发展走廊的形成是城乡之间经济要素流动和重新配置的结果。
这种特殊的空间形态既非城市,也非农村,但又同时表现出城乡两方面的特点,因此被学者称之为“灰色区域”。
“灰色区域”的出现,淡化、模糊了城乡之间的界限,用建立在西方经验基础上的传统城市化理论很难对此作出充分解释。
在此背景下,许多学者致力于探求新的理论模式。
加拿大学者麦吉(T.G.M cgee)提出的D esako ta便是其中较有影响的一种。
D esakota模式的由来及其理论要点1985年麦吉提出在亚洲某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印尼爪哇、泰国、印度、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经济核心区域出现了与西方的都市区类似而发展背景又完全不同的新型空间结构。
它们出现于人口密集的亚热带或热带地区,处于大城市之间的交通走廓地带,城乡间强烈的相互作用,带动了劳动密集的工业、服务业和其它非农产业的迅速增长,实现了居民职业活动和生活方式不同程度的转变。
1987年麦吉提出了D esako ta概念的原型Ko tadesa[1]。
在随后正式发表的文章中,麦吉采用D esako ta一词表示具备上述条件,已实现经济形态转型的原乡村地区,并提出类似于大都市带的超级都市区(M egau rban R egi on)概念,将其范围定义为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由发达的交通手段联系起来的核心城市,当天可通勤的城市外围区及核心城市之间的D esako ta区域[2]。
麦吉认为,D esako ta 区域有以下主要特征:首先是相当密集的人口、分散的农户经营方式和以水稻种植为传统产业。
在欧美大都市带的空隙地区,人口散居造成密度往往较低。
但在亚洲的D esako ta区域,高密度的人口长期定居在一起,从事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活动,而水稻种植等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却具有很大的季节变动性,因此在农闲季节必然有大量劳动力需要寻找非农就业岗位。
另一方面,在亚洲地区传统的农业发达地区几乎所有的城市都与原有的人口聚居地在空间上是统一的,城乡居民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亲缘关系,这为城乡之间密切的相互作用创造了条件。
其次,亚洲地区D esako ta区域是由原中心城市的工业向外扩散和乡村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而西方的大都市带是市中心地区的居民不断向外迁居而形成的。
在亚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曾制定过鼓励城市产业向郊区扩散的政策,同时通过农业技术创新不断提高产出水平,鼓励扶持乡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使得在传统的农业发达地区,非农业活动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农业不再成为居民唯一的收入来源。
部门众多的非农产业迅速发展,而同一家庭内的各个成员也可以从事各不相同的产业活动。
第三,在欧美大都市带的中间通常分布的是一些环境优美的居住和休憩用地,但在亚洲的D esako ta区域,农业、副业、工业、住宅及其它各种土地利用方式的交错布局,混杂特征极为突出。
这样的土地利用方式在为当地农产品提供便利的加工场所的同时,也往往带来对环境的污染破坏。
第四,密集的交通网使其与周围地区的联系极为方便,使D esako ta区域的人员和货物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和迁移性。
普遍使用摩托车、卡车等非高技术的运输手段,它们以相对低廉的运费形成区域的运输网络并不断将其范围扩展。
第五,由于农业从狭义的水稻种植扩展到蔬菜、水果和家禽的种养殖业,服务业部门也相应地得到扩大,越来越多的女性劳动力参与到了非农产业活动中。
最后,原来为城市和农村制定的管理系统已不适用于这一地区,管理上成为薄弱环节,非正式部门(info r m al secto r)的普遍存在使D esako ta成为一种“灰色区域”。
根据这些特点,他将亚洲各国的D esako ta归纳为以下类型:(1)邻近大城市的乡村地区由于人口大量流入城市或转入非农产业部门而形成的D esako ta,这种过程与通常意义上的城市化过程一致,以日本和韩国较为典型;(2)由于两个或多个大城市相互向对方扩散(而不是主要向各自的周围地区扩张)而形成的新的发展区域。
交通的发展特别是铁路和高速公路的发展最终使这些大城市相互连接起来,从而在这些城市间形成狭长的发展地带。
比较典型的是中国的沪宁杭地区、台北—高雄地区、泰国中部平原和印度加尔各达地区;(3)邻近国家的次级中心城市(如省会),以传统农业为主,人口密集但非农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均较为缓慢的内陆地区。
引起这类地区空间结构转换的主要原因在于高密度的人口压力。
比较典型的是中国的四川盆地、孟加拉国、印尼南部的喀拉拉邦和爪哇岛的部分地区[2,3]。
显然,D esako ta的出现,并非单纯受城市力量作用的结果,而是在具备特定条件的地区,由于城市与乡村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高密度重合造成的。
对D esakota模式的评述1988年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召开了以麦吉的论文为主题的国际讨论会,各国学者根据在亚洲不同国家的研究实践,对麦吉的D esako ta模式提出了一些补充或批评意见。
在各国学者提交的论文中,提出了一些与麦吉的超级大都市区基本类似的概念,如扩展大都市区(Ex tended M etropo litan A rea)[4]、分散的大都市(D ispersed M etropo lis)[5]等。
我国学者周一星根据对沿海几个城市密集地区的研究,提出了都市的连绵区(M etropo litan In terlock ing R egi on)概念并建立了初步的界定指标[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经济的发展在沿海与内地,北方老工业基地与南方对外开放先导地区往往体现出各不同相同的特点,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马昂主(A.M.M arton)和古尔丁(Gu ldin,G.E.)对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和城乡联系做了初步探讨[7]。
香港学者薛凤旋等认为珠江三角洲区域虽然在许多方面与D esako ta类似,如历史上是以大量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的粮食高产区、非农活动的增加、人口流动性增强、土地利用混杂,引致管理上的“灰色地带性”等等。
但与D esako ta区域的一般特征相比,仍存在着显著的不同之处,如珠江三角洲非农活动的增长已经超越以同一家庭内各成员的分工和季节性的特征,原有农业人口已有70%以上稳定而彻底地转向非农产业,并非是农工兼顾。
从人口流动特征来看,并不仅仅局限于区内小城镇往大城市的通勤和区内密切的人流和物流,出现了不少跨市甚至跨省的迁移。
非农劳动力的转移也并非主要靠大城市为农村季节性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和农副产品市场,更主要的是劳动力常年较稳定地迁入小城镇或就地从事非农产业活动[8]。
笔者以为,麦吉对D esako ta三种类型的区分是建立在对若干特殊因素的把握基础上的,因此并不是科学分类。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各不相同。
第一种因素反映了形成D esako ta的基本区位条件。
第二种因素表明就D esako ta的形成,城市间相互作用的力量要大于城市与自身周边地区相互作用的力量。
显然,麦吉提到的两个或多个大城市相互向对方扩散是以每一个大城市向周围地区的扩散为前提的。
第三种因素反映的人口密集和传统农业发达是D esako ta形成的区域性宏观背景。
无论就区域内单个城市还是城市体系的发展来看,中心城市影响力的辐射扩散,在周边乡村地区必然体现为乡村人口流入城市和农业劳动力转入非农产业部门。
乡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导致了城乡聚落形态的转型变化,中小城市和大量小城镇的兴起使孤立的单个都市区演变为多个都市区相连、进而组成大都市带成为可能。
我们应当看到,麦吉的研究在注重城市要素对乡村地区导向作用的同时,着重于探讨城乡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双向交流引起的地域空间变化。
这一点对于我们有效地组织城乡经济活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更重要的是,麦吉对亚洲城市发展模式的总结,促使人们对源于古典城市基础的城市化模型的许多结论进行反思,而且使得越来越多的城市学者致力于探索能够说明大多数欠发达国家中人类聚落转换特征的空间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