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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庞德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研究作者：杨恕华来源：《校园英语·下旬》2014年第12期【摘要】翻译是美国大诗人庞德文学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
庞德的诗歌创作和翻译理论与中国传统诗学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
本文对庞德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实践追溯其诗歌创作及译学观的理论根源，探讨其翻译理论对当今翻译实践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庞德中国古典文学翻译翻译理论庞德是20世纪美国文坛一位非常具有影响力的诗人和翻译理论家。
这位文学巨匠的翻译活动充分体现在他的思想和创作中。
他对中国古诗的译作《华夏集》成为以诗歌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作品。
庞德的诗歌创作与翻译理论与中国传统史学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这形成了他非常具有东方“具象”思维的理论风格，而有别于传统的西方“抽象”思维的理论特点。
庞德翻译实践的巨大贡献之一就是将中国的诗歌和儒家经典译成英文。
1915年4月他出版了中国诗歌的译本《华夏集》。
T.S.艾略特称庞德是我们时代的中国诗歌的创造者。
庞德的中国诗歌翻译丰富了英诗。
庞德翻译《华夏集》之后在自己的创作中注意吸收中国古诗的营养，同时也把中国古诗的影响带入了西方。
因为在庞德之前中国没有与她的名字相称的文学流行于说英语的国家。
一、与中国传统诗学的理论渊源庞德从中国古诗英译中发现传统对现在和将来的意义。
庞德也强调世界文学的概念。
他主张一个抛开时代国界的普遍标准：一种世界文学标准。
他这种追求超越国界与时代的世界文学的标准是他重视翻译的内在动力。
他常常从翻译中或者借助翻译发现时代所需要的东西。
文学的伟大时代也许总是翻译的伟大时代，或者紧随着它。
庞德作为一代文坛领袖他所从事的翻译实践绝不仅仅是为了翻译的目的，而是要从翻译中解决他那个时代所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中国传统诗学涵盖了所有关于诗论、词论、书论、画论、美学等等的内容。
中国的汉字、雕刻及审美趣味对庞德的诗歌创作及翻译理论的形成起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正因为庞德从中国传统史学中摄取了大量养分，他的诗歌创作和翻译理论一直强调意象（image）和语势（energy of language）。
庞德译诗带给诗歌翻译的启示庞德（Ezra Pound），这位20世纪极具影响力的诗人，其译诗工作不仅丰富了英语诗歌的宝库，也为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他的译诗并非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充满创造性地将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诗歌精神融入英语语境，展现出一种独特的翻译美学。
本文将深入探讨庞德译诗的特色，并从中总结出其对诗歌翻译的深刻启示。
一、庞德译诗的特色：超越字面，直达诗意庞德的翻译观与传统翻译方法截然不同。
他并非拘泥于逐字逐句的翻译，而是注重捕捉原作的精神内核，并将其转化为具有英语表达特色的诗歌。
他认为，翻译并非简单的“再现”，而是“创造”，是将原作的精髓以新的形式再现出来。
这体现了他对诗歌翻译的独特理解：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沟通和艺术的再创造。
庞德的译诗实践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他翻译的诗歌涵盖了多种语言和文化，包括中国古典诗歌、意大利诗歌、法国象征派诗歌等等。
在翻译中国古典诗歌时，他并没有采用逐字对译的方法，而是根据英语的语言特点和诗歌表达方式，对原文进行大胆的改写和重构。
例如，他在翻译李白的《静夜思》时，并没有拘泥于原文的字句，而是根据英语的表达习惯，将诗歌的意境和情感表达出来，使之更符合英语读者的审美习惯。
他的翻译策略并非简单的意译或信译，而是“意境翻译”。
他注重捕捉原文的意境和情感，并将其转化为英语诗歌的意境和情感。
他认为，翻译的目的是传达原文的精髓，而不是机械地复制原文的字句。
这种“意境翻译”的方法，使得他的译诗既保留了原文的精髓，又具有英语诗歌的特色，达到了“化境”。
此外，庞德还注重诗歌的节奏和韵律。
他认为，诗歌的节奏和韵律是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时必须注重保留原文的节奏和韵律。
他在翻译过程中，常常会根据英语的语言特点和诗歌表达方式，对原文的节奏和韵律进行调整，使其更符合英语诗歌的规范。
二、庞德译诗的文化视角：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热爱和深入研究，使其译诗工作具有独特的文化视角。
《庞德与中国文化》，陶乃侃，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P76从庞德的共享历史观看，他选辑的《中国诗集》总体上也反映了他的历史意识。
在他看来，意象诗可以“像抒情诗一样远古、高贵”。
（GB:P83）庞德吧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诗人，如萨福、屈原、但丁等，看做现代意象诗人的楷模，正是他的共相历史观使然。
庞德为此特别重视现代自由诗中的古典因素。
P76与他的仿中国诗不同，《采薇》的主要特色并不是抒情，而是叙事。
P76庞德很快抓住“散文价值”这个概念，把它发挥成意象诗的第二个内容。
其目的是为了反对他极其厌恶的维多利亚诗风——“通常的英文诗，用语俗套，修辞夸张造作”（GB:P82），因此要用“散文式”的写作来对抗这种诗风。
庞德于是倡导：“优秀的写作时完美的驾驭。
作家怎么想就怎么说。
他说的完全直白、简朴。
他只用最少的词说”（LE：p.50）[其选译《采薇》就是看中了其“散文价值”——简洁朴实、真挚深沉，表达具体可观，无藻饰。
]P80[庞德用现代英语改译《采薇》，庞德对维多利亚代表诗人史威朋的押韵极为反感，所以不喜欢中国诗的押韵，取而代之的是他的“音乐性”的自然节奏；同时原诗的重叠部分被他视为修辞的重复而全部删除；同时原诗的兴喻功能因不理解而被他的逻辑和语法关联消解。
所剩的就是叙事性、真实性、简朴明净。
庞德朋友Kenner说：“中国诗集改写了尚无人写作的挽歌式战争诗…….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做出反响的诗歌中最经久乃是的作品之一”P83[选李白的《古风》四、十二两首战争诗，也是看中了其散文价值。
而且其选诗是与西方叙事诗优秀传统相比较而决定的][1918年伦敦的《今天》杂志发飙了庞德的《.中国诗》，他认为李白的诗“十分直截了当……没有那种甜腻腻的委婉，也没有那种从来未见过战场的人书法的感伤”。
他甚至认为李白的表现手法胜过了荷马，因为荷马用修饰词过多(CP：p.56)P114[在1917 年给Qinn的信中说：“中国是根本的，日本不是，日本是一种特别兴趣，想普罗旺斯或12至13 世纪的意大利（但丁除外）我并不是说费诺罗萨的日本资料没有有趣的东西”（SL ：p93）P115[庞德与白朗宁幽灵的交谈便组成《诗章三首》的主要内容，以犹豫不决的口吻反复追问自己。
试论埃兹拉·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解读与创译试论埃兹拉·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解读与创译独到的见解。
在他一生的诗歌创作中，庞德结合自己意象派诗歌理论，把他对中西方文化的比较探究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庞德不仅独到的解读了中国古典诗歌，还创译了许多中国经典诗词，使中国古典诗歌在西方大放光芒。
本文试从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内涵的解读及其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创造性翻译两个方面来探讨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独特阐释。
关键词：庞德；中国古典诗歌；创译；意象派一、庞德的意象派诗歌理论与中国古典诗歌理论的交汇中国古典诗词理论对“意象”一词的理解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审美活动而创造出来的物化或固化后的一种艺术形象；是主体与客体、心与物、意与象的有机融和统一；是融入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借客观物象表现主观情意；是现实生活的写照，也是审美创造结晶，及情感意念载体；是生活的外在景象与诗人的内在情思的统一；是诗人感情外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有特殊或深刻意义的形象。
笼统地说，意象是思想情感与具体物象的完美结合。
而“意”处于主导地位，“意”决定了“象”，“象”反映了“意”；意源于内心并借助象为依托来表达。
意在象中若隐若现，又仿佛呼之欲出，象却似有心似无意地一勾一画一点一染，而为意增彩而绽放。
所谓“意的暗示，象的契合”就是这个道理。
由此总结，喻意之象的本质，就是一切可入作品的事景物象，与作者的主观情意、趣味、感悟相互融合的再创造、再表现。
庞德在意象派诗歌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了意象主义创作的三原则，从理论上肯定了意象主义在美国文学的地位：用精确的语言直接处理诗歌主题；使用简练语言，取消修饰的多余的词语；按照流畅的音乐节奏，而不是节拍节奏来安排诗的韵律。
后来，庞德的漩涡主义发展了意象理论，他认为意象就是一个漩涡，很多思想不断地从其中产生，穿过或者沉入其中。
从以上原则可以看出，意象派诗歌要让诗意在表象的描述中，一刹那间地体现出来。
庞德译诗带给诗歌翻译的启示庞德译诗带给诗歌翻译的启示「篇一」诗人庞德（Pound）在现代西方作家中应是与中国最有缘分的一位诗人了。
满面的胡子，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庞，又时常戴一顶草帽，使他更像一位在田间劳作的中国农夫。
这副打扮如在中国，大概是没有人将他视为一位大诗人的。
只有从他那双炯炯的目光中，他才能感得这位农夫非同一般。
双目中所发出的这股才气十足的光芒，使得人们不得不相信此人不凡。
就是凭着这双富有创造力的目光，将庞德推到了意象派诗歌的顶峰人物。
丝毫没有绅士外表的庞德却有着一双诗人的目光，与他生活在同时代的作家，福克纳也是一副农夫的外表，但当他戴着领带站在书架前却很有一副绅士的派头的，但幸运的是世人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外表而拒绝他们，人们只认诗人的才气。
庞德诗的意境也是最接近中国诗歌的。
通过意象的显现，去表达诗人的情感，不仔细的去体会，人们也常常会将庞德的诗认为是出自中国的某位诗人之手。
刻意从中国的诗歌去引发灵感的庞德，所学到的大概只是一种皮毛的东西，要进入中国诗歌的骨髓，在远离这块土壤的美国怕是难以达成的，因为那儿的水土与空气都无法产生出中国诗歌的那种意境。
作为意象派诗歌的压卷之作的《在地铁的出口处》（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最初由庞德写成时竟有上百行。
站在地铁出回处的庞德面对着黑压压的人群，诗人庞德的确有太多的感叹。
面对着这个后来成为了经典的意象，诗人眼前闪过的是大自然中的一枝树条和依附在树条上的花朵。
这花朵并不灿烂，也不耀眼。
被雨水打败了的花朵如同扑面而来的无数张脸庞，麻木而毫无灵性。
这大概就是二十世纪西方众人真实的写照。
百行的诗句，反而搞乱了诗人的所刻意要表达的本意。
此时，诗人脑海中闪过了简约而传神的中国诗歌的风韵。
于是，百行的诗句被他简约成了只有二行：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 （这几张脸在人群中幻景般闪现；湿漉漉的黑树枝上花瓣数点。
浅析庞德对中国古诗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摘要：翻译在比较文学中有其存在的独特价值，特别是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20世纪美国著名诗人和理论家埃兹拉·庞德，他对中国古诗和典籍进行了大量的翻译介绍，曾在欧美掀起了一场引进和学习东方文学的运动。
他的诗学翻译，诗学理论，对当时英美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庞德对中国古诗进行了大量翻译，那么作为一个译者，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其中必定包含了庞德作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当然创造性叛逆具体又表现在多个方面。
论文将从创造性叛逆的个性化翻译，误译两个方面入手，从译介学角度出发，进行比较研究。
关键词：译介学庞德创造性叛逆个性化翻译误译一个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个性化翻译”，其实从字面意思上就可以理解为译者在翻译作品时要有自己的个性和原则，在翻译中有其特有的追求目标。
庞德在翻译中就很有自己的见解方法和坚持原则。
庞德独特的译学思想体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庞德十分反对将原著视为绝对权威，他反对一个字一个字的翻译，认为那样会使原作丧失生机。
他认为翻译是一种阐释，也是一种尝试，翻译者将通过自己对原作的阐释和尝试将会再次创造出新诗歌。
从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庞德认为翻译不应该过分强调直译，重要的是要关注文本意义，再现文本蕴含的感情。
他认为如果仅仅局限在文本的字面意思上，这样不利于文本意义的表达，最终会破坏整首诗的意境和美感。
所以庞德在翻译中国古诗时会把握诗中他所谓的“无法毁坏”的东西。
更简略地说，这个“无法毁坏”的东西就是我们古诗中的精神实质。
正因如此，庞德很多译诗中不完全忠于原作，尤其是在词句上的不同。
例如《诗经·小雅·采薇》中的最末一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
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庞德是这样翻译的：When we set out,/ the willows were drooping with spring./ we come back in the snow,/ we go slowly,we are hungry and thirsty,/ our mind is full of sorrow who will know of our grift?这是庞德在《神州集》中的汉译英诗歌。
庞德创译中国诗歌中的空间“象思维”1魏家海（武汉理工大学外语学院，湖北 武汉，430070）内容摘要：“象思维”是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
庞德在翻译中国古诗过程中领悟了象思维的某些特征。
庞德的空间“象思维”意识对意象的安排具有重要意义。
在各种形式的空间象思维的框架内，意象在译诗中的组合方式也各不相同，呈现为不同的意义和美学价值。
汉字作为一种特殊的空间象思维，也可以其图像意义分解为译诗的诗行。
空间象思维观照了庞德翻译和创作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庞德创译；象思维；空间；意象组合引言“象思维”是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
王树人率先提出“象思维”概念，并正确地指出，西方传统的概念思维整个过程都是围绕实体概念展开，而中国传统思维则以“象”为核心,围绕“象”而展开。
（2006：52）“象思维”具有深邃的本原性与广阔的包容性。
意象是庞德诗学的核心，尽管西方的“意象”同中国的“意象”概念和内涵迥然有别，但在庞德的诗歌创作和古诗英译中，前者深受后者的影响。
中国的意象是“象思维”的特殊表现形式。
庞德创译中国古诗过程中，也领悟了中国诗歌象思维，特别是空间“象思维”的某些特征，空间“象思维”的功能同意象的关系可以透过庞译勾勒出来。
庞译的美学价值同空间“象思维”的关系迄今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一、空间“象思维”与译诗中意象的分散化中国古诗中的意象组合方式多种多样，空间象思维也相应体现这种特征。
古诗篇幅短小，内容和结构尽量避免单调。
陈植锷（1990：83-84）认为：“意象精炼化的程度越高，组合的方式越多样，就越能体现‘诗贵含蓄’、‘尺幅而有万里之势’的特点”。
胡雪冈（2002）也有类似的观点。
因此，交错式意象组合最能适应这种特征。
意象的交错组合就是意象在不同的诗行里纵横交织，是一种空间象思维的表现形式。
庞德翻译《华夏集》时，虽然不识汉字，但他借助费诺罗萨笔记中的译释，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领悟了这种空间象思维的实质，内化为翻译的策略，得“意”（交错式空间思维方式）忘“形”（原诗的意象组合形式），在译诗中摆脱了原诗形式的羁绊，使用了拆句翻译的创译方式，译诗中的意象呈移位化的趋势。
翻译与表现:读钱兆明主编《庞德与中国》张 剑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解读钱兆明主编的《庞德与中国》一书,探讨了美国著名诗人庞德与中国的关系,以及这个领域的研究在西方的最新发展。
本文从庞德研究吸引中国学者这一现象以及背后的文化因素入手,探讨了庞德的中国诗歌翻译的得与失,以及他的翻译与原创诗歌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本文探讨了庞德所表述的“中国”与真正的中国的关系,从而澄清了庞德“发明”中国的历史背景和真正意图。
关键词 意象派 异域化翻译 东方主义 表述 建构 表意法 东方与西方一庞德的诗歌创作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渊源,他与中国的关系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在1920年以前,他翻译了屈原、陶渊明、李白、白居易等中国诗人的诗歌共28首,分别收在《华夏集》和其他诗歌集中;从1920年到1945年,他对中国象形文字的“表意方法”产生了兴趣,并且企图在他的诗歌中实践和推广这种方法;从1945年到1972年,他翻译了包括《论语》、《诗经》、《礼记》在内的多部中国古典文献,企图从中吸取东方智慧的营养。
由于庞德的译介,李白的《长干行》现在几乎已经成为英美文学选集的必选作品,《四书五经》也几乎成为庞德研究者的必读书目。
庞德的《诗章》有许多部分也因此有了它们的中国名称:第13首被称为“孔子诗章”;第49首被称为“七湖诗章”,名称来源于宋代流传下来的诗画作品“潇湘八景”;第52-61首被称为“中国历史诗章”;第98首被称为“圣谕诗章”,名称来源于它引用的“康熙圣谕”。
庞德在他的整个诗歌生涯中,不但借中国诗人之口表达自己对时事的感想,而且还借助中国诗歌的美学原则支持他所倡导的“意象派”诗歌理论,同时他也通过对中国古代经典的正面解读,将中国文明推向了西方文化的前沿,使中国的历史、哲学、艺术、政治等方面的思想在西方得到关注和重视。
如果说庞德是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大使,那也一点不为过。
不管庞德在西方意义如何,他对于我们中国却是意义深远的。
西方也许有人会质疑庞德的政治思想,把他与意大利法西斯和反犹太主义联系在一起;也许还会有人质疑他的现代主义的创作思想,把他与晦涩、艰深的贵族主义美学原则联系在一起;也许还会有人会质疑庞德的国际主义大杂烩,把他和“东方主义”的排他倾向或者理想化“他者”的倾向联系起来。
但是,由于他的创作提供了一个东方与西95方的契合点,凸显了中国研究者的母语文化优势,因此,庞德一直是中国学者和留学生在西方大学从事研究的热点。
今天我们所了解的赵毅衡、谢明、黄运特、孙宏,以及钱兆明都是以庞德研究为博士论文题目,或者博士论文涉及到庞德。
同时,在他们的学术生涯中,他们大多数也延续了先前的兴趣,对这个领域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
1999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的“第19届庞德国际会议”就吸引了为数不少的、包括以上各位在内的海内外中国学者,钱兆明还是这次会议的组织者之一。
海外的中国学者热衷于庞德研究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也是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
我国早期的学者到西方留学时,特别是在攻读学位时,往往选择研究中西方文学和文化的联系。
在哈佛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南京大学已故教授范存忠先生的博士论文就是主要考察中国在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反映。
著名学者钱锺书在剑桥大学的学位论文也是考察的同一个领域,只是增加了17世纪英国文学。
民国时期的20、30年代如此,改革开放后的80、90年代也如此。
赵毅衡的博士论文副标题为:“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歌”。
谢明和钱兆明的博士论文则直接与庞德有关。
叶威廉的研究工作大多数是中西方的文学比较,张隆溪的研究工作大多数是中西方的文化比较。
还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和留学生选择进入美国大学的比较文学系或者东亚研究所,研究中国古典诗学和哲学,研究华兹华斯与陶渊明、王维等的关系。
这些活动都是中国学者在另一个文化圈内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份优势和特殊角色寻找自己位置的尝试。
中国学者对庞德研究的热衷也许就是这样一个大的文化背景的反映。
如果我们查一查英美的期刊网,我们就可以看到,在50—70年代,关于庞德的文章主要以西方作者为主。
到了80年代,中国学者就逐渐进入了该领域,而到了90年代,中国学者的比例就有大幅上升。
可以说,他们在这一领域已经有了一定的话语权。
二长期以来,一个引起学术界兴趣的话题是庞德对中国古代诗歌和古代经典的翻译。
庞德不懂中文,但却将几乎所有的中国古代经典翻译成了英文在西方出版。
当然,他的版本并非这些经典首次在西方面世,在他之前有詹姆士・勒格(James Legge)和赫伯特・翟理斯(Herbert G iles)的译本。
但是为什么庞德的翻译仍然能够出版并且引起公众的关注呢?庞德的翻译有哪些特别之处呢?就准确性来说,庞德的译本并不算好,漏译、误译、添加和删减的现象在他的译文中时有出现,并且常常因为他的“误译”受到尖锐批评。
叶威廉曾经将庞德翻译过的李白诗歌与原文进行逐字比较,结果发现许多地方与原文不符。
①庞德的原文来自一位美国驻日本的外交官恩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留下的手稿。
这位外交官在日本期间曾经对中国和日本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且在补习班和日本朋友的帮助下将许多中国诗歌译成了英文。
这就是说,庞德的翻译经过了三重过滤,在他之前,已经有了日文和英文的两次翻译。
他没有将“老虎”翻译成“老鼠”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然而,新的翻译理论更倾向于将翻译视为一种跨文化的信息转换和跨文化的信息传递。
人们要问的是,一种文本进入另一种语言之后,它所承载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还剩下多少?美国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R obert Frost)曾经说,“诗歌就是在翻译过程中所丢失的那一部分。
”那么,原文所表现的“生活”在新的文本中是否还存在?或者有没有变味?这些问题可能要比个别词汇和短语的准确转换更为重要。
比如有人将李白的《长干行》翻译成很地道的英文,其诗歌形式采用了英文读者熟悉的、适合叙事内容的四行体,具体内容也进行了英语化,从而使英文读者可以立即理解06国外文学 2007年第4期(总第108期)和欣赏它:小女孩的秀发被译成了“一头卷发”(a mass of curls);小男孩骑着竹马,被比喻为一个勇敢的“骑士”(knight with paper helm and shield)。
这些词汇所引起的联想是西方读者所熟悉的,从而将诗歌中的人物和背景西化。
虽然译诗的语言和形式都很符合英文的习惯,但是原文所表现的那种“生活”没有被传递过来。
庞德的翻译可不一样,首先他保留了“长干”这个地名,西方读者马上会联想到一个异域的地方。
另外,诗中的小女孩头上留着一排整齐的“刘海”,西方小女孩很少留这样的发型,因此也使西方读者能够想象出一个东方小女孩。
小男孩的“高跷”虽然是一个错译,但是“竹马”的“竹”字被保留下来,并且准确地译成了英文。
这使得诗歌有了浓厚的地方色彩,让人联想到一个具体的地方,而不是任何一个地方。
另外,庞德将“采花”译为“拉花”(pulling flowers),而不是更加英语化的“摘花”(picking flowers)、“采花”(plucking flowers)或者“收花”(gathering flowers)。
庞德的译法并非错译,而是一种更古化的表达方法,在《牛津英语词典》上有具体的例证。
然而,这种译法同样把读者的想象指向了一个非西方的领域或背景。
如果我们将翻译视为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传递”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承认庞德的翻译还是基本准确的,这种准确性不是个别词汇的准确性或者相互对应性所决定的,而是因为原文中所表现的“生活”被尽可能地搬入了新的语言。
也就是说,庞德的翻译虽然使中文变成了英文,但是他并不急于将原文完全纳入他的时代和他的地方的语言习惯。
甚至可以说,他在某种程度上向人们暗示,这并不是英文,而是一种外文,是原作者的鲜活的思想。
当翟理斯把李白的《送友人》译成英文的时候,他将“挥手自此去”译为“做了最后一次道别”(T o wave a last adieu we s ought),而庞德却将它译为“作揖道别”(bow over their clasped hands)。
庞德的翻译不是一个准确的翻译,但是它将中国的一种文化移植到了英文中。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文化的移植要比词语的准确更加重要。
这种翻译方法被劳伦斯・文努蒂(Lawrence Venuti)称为“异域化翻译”(foreignizing trans2 lation),②它不但不淡化两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差异,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强化了它。
这也许就是庞德的翻译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庞德是一个诗人,他在翻译的过程中有时会根据自己的感觉将原文的表现方式改为他认为更有表现力的方法。
原文中他认为多余的,他会毫不犹豫地将其删除;原文中他认为缺少的,他会大胆地为它添加。
比如庞德翻译了汉武帝刘彻的一首诗,名为《落叶哀蝉曲》,诗中描写了李夫人离去后诗人的一种寂寞和悲愁:罗袂兮无声,玉墀兮尘生。
虚房冷而寂寞,落叶依于重扃。
望彼美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宁。
庞德的译文基本上遵循了前四句的意思,“罗袂”、“玉墀”、“虚房”和“落叶”等意象都在他的译文中出现,并且也写出了诗人的落寞和悲伤。
但是刘彻最后两句点题的诗句被庞德省掉了,继而被改写成“一片湿叶贴在门槛上”。
③庞德的意图很明显,他要用一个非常具体的形象来表达原诗中用叙述手段表达的那种感情:“感余心之未宁”。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庞德作为一个意象派诗人对具体、清晰和可视的意象的重视和巧妙运用。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中国诗歌的改造、编选和取舍。
庞德翻译的另一首诗来自班婕妤的《怨歌行》。
原诗通过描写一把扇子,表达了诗人作为正在受到宠幸的宫16翻译与表现:读钱兆明主编《庞德与中国》女对终将被抛弃的命运的担忧。
原诗共有十行,前一部分描写扇子的纨素,“鲜洁如霜雪”,像明月一样圆,构成一把“合欢扇”。
扇子常伴在君主的身边,然而诗人却被忧虑所困扰:长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
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庞德的译文将十行原文变成了三行。
去掉了前边对“合欢扇”的描写,只用了两行提到“啊,素纨之扇,Π像草叶上的白霜”,然后,将结尾改为“你也被弃置一边”。
我们可以看到,“也”字在这里所起的非同凡响的作用。
它暗示“被弃置一边”的不仅仅是合欢扇:我的命运与此相同。
这样庞德将最后四行的内容浓缩到了一句之中,实现了他的意象派宣言中的承诺:决不用比必需词汇更多的词汇。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了庞德翻译中国诗歌的一些特点,他的误译、漏译、删减和添加都有一个明显的目的,那就是要为他的诗歌创作服务。
这也就是为什么T.S.艾略特称他为“中国诗歌的发明者”。
④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说,庞德一方面是在翻译,另一方面是在投射,他将他的思想和审美观投射到了中国诗歌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