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圣德太子对日本佛教文化传播与发展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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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佛寺建筑及自然观比较研究——中国南北朝时期与日本飞鸟时期佛寺建筑与自然的关系不仅体现在宗教、建筑、自然三者之间,还体现在人类情感与自然的融合、宗教意识与审美情趣相结合等方面。
中国南北朝时期以佛教为载体,向日本传播高度发展的中国文化与技术,日本飞鸟时期传承了中国南北朝先进的文化。
了解南北朝时期的建筑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佛寺园林,也就把握住飞鸟时期佛寺建筑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且为研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佛寺景观发展提供历史参考。
同时日本飞鸟佛寺,特别是法隆寺也给南北朝时期的建筑与自然关系的研究提供旁证。
但是两国在佛寺建筑与自然的关系上也有各自的特点。
关于“中日两国佛寺建筑与自然的关系”这个话题,不少前辈已经做了大量细致深刻的研究。
例如刘晓路先生所著的《中日文化研究文库-日本美术史纲本》[1]、王剑先生所著的《日本传统艺术-宗教建筑》[2]以及日本的久野键先生、仕惟雄先生、永井信一先生所编写的《日本美术简史》[3]等著作。
本文抱着学习的态度,在前辈已经铺好的道路上继续探讨此话题。
一、中国南北朝时期与日本飞鸟时期佛教发展简况中国南北朝时期是两晋以后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裂时期,从公元420年开始,到公元589年结束。
但在文化上却是个发展的高峰时期,尤其是佛教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印度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逐渐地中国化,发展到南北朝时期,佛教盛极一时,许多帝王贵族都信奉佛教,且广建寺塔,当时南朝古都到处都是佛教寺院。
从唐朝诗人杜牧《江南春》一诗中:“南朝四百八十寺”,就可知当时的盛况。
当中国古代文化得到高度发展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以邻国为主要对象的对外传播。
邻国各地文化皆以中国为基调,表现出相当的同一性,同时又各具特色。
日本飞鸟时期,是指从钦明天皇7年(公元538年)朝鲜半岛的百济向日本朝廷献上佛像、佛经等开始到和铜3年(公元710年)迁都平城京这段历史时期。
这个时期正好是中国文化开始大规模传入日本的时期,此时,中国文化的传播便以经过汉化的佛教为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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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皇族圣德太子改革最后取得成功了吗
导语:圣德太子是日本一位有名的政治家,在他所处的飞鸟时代写下了辉煌。
圣德太子生于574年,死于622年,日本皇族,明用天皇的第二个儿子。
在世的
圣德太子是日本一位有名的政治家,在他所处的飞鸟时代写下了辉煌。
圣德太子生于574年,死于622年,日本皇族,明用天皇的第二个儿子。
在世的48年中都有做出了哪些惊天动地的大事,接下来就说一说圣德太子简介。
圣德太子的母亲与苏我氏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在后来的日子,圣德太子和苏我氏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幼年的圣德太子很聪明,而且特别信佛,在他执政的那段时间就极力宣扬佛法。
他跟佛法间还流传着不少的传奇故事。
据说圣德太子在和物部军交战时,久攻不下,双方都显出了疲态。
再又一次出站前,圣德太子请出了佛法里的四大天王,对他们进行祭拜、祈祷,并承诺若是能取得胜利,必定在日本为他们塑金身、修佛塔。
谁知,这次和物部军的对战,大获全胜,至此圣德太子更是尊奉佛法,也按照承诺为四大天王建了佛塔。
成年后的圣德太子不想再受苏我氏的牵制,开始改革,对旧制度进行批评,并提出新的法则,意在提高中央集权能力。
他提出“冠位十二阶”,有点类似于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不再沿袭贵族高位,而是靠自己的才能去获得官位,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豪族的势力。
圣德太子还提出“宪法十七条”,两项改革都是在儒学的基础上进行扩展,集中反映了圣德太子的政治思想,他在世时为国家所作出的贡献,一直为后人所铭记。
圣德太子的故事
圣德太子可是日本飞鸟时代家喻户晓的人,他为加强中央集权而提生活常识分享。
中日两国有源远流长的交流历史,也有近代的战争与交恶。
近年来,两国交往中出现了不和谐的因素,两国国民的感情也受到了伤害,出现了教科书事件、钓鱼岛之争、“反日游行”等引人注目的事件。
在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史中,至今仍存在一些重要的障碍一、中日交流始于汉朝:据《后汉书》记载,自公元57年开始中日就开始交往,光武帝赐以印绶。
二、日本遣隋使589年,隋王朝统一中国。
圣德太子为了加速移植先进的中国文化,于公元7世纪开始向中国派遣使节及留学生、学问僧等,从此两国使节往来络绎不绝,两国间的友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三、友谊的桥梁——遣唐使:我国唐代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给周围各国以积极影响。
中日往来不断加深,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开展了深入的交流其中“唐玄宗诗赠遣唐使”日本嵯峨天皇提倡汉诗,推动日本汉学的繁荣发展;李白、王维等著名诗人也和日本诗人建立了良好的朋友关系,为了日本好友的不信遇难而作诗悼念;日本僧人空海和王羲之在书法方面也结下了深厚友谊;鉴真,大家更是熟悉不以,他七次东渡到日本,传播了盛唐文化,对日本的文化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同时也促进了中日关系的发展;另外,中国的茶也有悠久的历史,日本在派遣遣唐使的时候,茶文化也就随之流入日本,在日本人的不断改进下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茶道”在现代,日本茶道被很多人所崇尚,就是茶叶大国——中国也钦佩不已。
光辉的古代交往史也只是一时的烟花,刹那即逝,到了近代,中日的关系只能用水火不容来形容,从明清时代的闭关锁国开始,中日的外交不断减少,以致到后来战争爆发。
2.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经济上互补互惠,文化上互相学习。
两千年两国友谊源远流长,中国隋唐时期与日本天平、平安时期的友好往来,堪称是当时国际关系的楷模;李白、王维与阿倍仲麻吕的深厚情谊,更是举世共赏的千古佳话。
然而,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以后的半个世纪里,中日关系开始变质,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受到了破坏,自此到1945年,中日两国之间是侵略和被侵略的关系,而日本军国主义者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沉重伤害,也成为了中国人民心中难以磨灭的一道伤口,那半个世纪可以说是中日关系自隋唐有交往以来的最黑暗的时代。
日本佛教的本土化历程及特色摘要:佛教作为日本的外来宗教之一,于公元6世纪中叶从中国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
在经过几个世纪的消化吸收、改革创新之后,日本佛教终于在镰仓时代成功地完成了本土化的历程,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佛教——镰仓新佛教。
关键词:日本佛教;本土化;镰仓新佛教佛教诞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印度,公元前后的两汉时期传入中国。
在中国历经若干世纪的译经历史后继续东渐,于6世纪中叶经朝鲜半岛传到了日本。
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在日本经历了巫术宗教——艺术宗教——学派宗教——信仰宗教的发展阶段后,终于在镰仓时代完成了日本本土化的历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佛教——镰仓新佛教。
一、佛教东渐及早期的传播学术界就佛教传入日本的具体时间、具体方式说法不一。
但总起来可以分为“公传”和“私传”两种。
所谓“公传”是指佛教通过朝廷传入,“私传”则是通过民间传入。
关于“公传”,在奈良时代成书的《日本书纪》、《元兴寺伽蓝缘起》和《上官圣德法王帝说》中均有记载,虽然具体说法略有不同,但总体来说可以认为:佛教在钦明天皇时期,即6世纪中叶传入日本;传入方式为百济圣明王派使者将佛像、佛经传入日本。
另据12世纪皇圆《扶桑略记》载,继体天皇十六年(522),“大唐汉人案部村主司马达止,此年春二月入朝,即结草堂于大和国高市郡坂田原,安置本尊,归依礼拜”①。
这是关于佛教私传的最早记录。
佛教进入日本后的早期传播并非一帆风顺。
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以及朝廷内部利益对立的政治集团的斗争都给佛教的传播设置了层层障碍。
与注重现世生活的享乐、具有咒术性质的泛神信仰——神道教不同,佛教的根本义蕴“在于它的人生观,在于它对人生的独特价值判断,即以为人生的意义是苦,人生的理想在于断除现实生活所带来的种种痛苦”②。
佛教所宣传的消极厌世思想,世事皆“空”、放弃今生以求来世的主张,都使得它在传播之初难以得到日本社会的认同。
真正为佛教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奠定基础的是推古时期的圣德太子。
佛教于两汉之际从印度逐渐传入中国内地,经过五个多世纪的传播与发展,于6世纪初经朝鲜传入日本。
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法相唯识、华严、律、天台、密、禅、净土相继传入日本。
在日本经过六、七个世纪的传播与发展,大约在13世纪以后,佛教与日本的民族信仰和习惯相结合,形成了一些民族化的日本佛教宗派—净土真宗、日莲宗。
历史上,日本曾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学问僧”,也有不少中国名僧去日本。
在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史上,佛教占有重要的地位。
佛教曾对日本的历史和文化发生过重大的影响。
因此,研究佛教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的历史,对于研究日本思想史与中日文化交流史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佛教的传入与奈良时期的佛教佛教传入日本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它是在与中国和朝鲜的交往中逐渐传入日本的。
最早可迫溯到公元522年,中国南梁人司马达等(亦作司马达、司马达止)来到大和(今奈良县),在高市郡坂田原建草庵,妄置佛像进行礼拜,这是民间输入佛教之哺矢。
但当时人们不知佛教为何物,把它看作是一种外国的神,未有祟奉它的。
佛教正式传入日本是公元552年,百济明王进献金铜释迎佛像一尊和经论、蟠盖等物,并上表赞颂弘布佛法之功德。
天皇应大巨苏我宿称稻目之请求,将佛像授于他,试行礼拜。
正好当时瘟疫流行,死人很多。
大臣物部尾舆上奏说这是国神的谴责,并把佛像投于难波(今大阪)的崛江、殿堂被烧毁。
以后,佛像、佛经不断传入,僧人(如高丽僧人慧慈、百济僧人慧聪)、工匠、画工不断到达日本,日本也向中国派遣了留学僧人,佛教逐渐在日本传播起来。
至7世纪初全国已有寺院46所,僧尼r1300多人。
这时日本佛教的发展,是和圣德太子的提倡分不开的。
圣德太子(579-622年)名厩户,推古天皇初年被立为皇太子,掌摄政大权,隋朝时曾两次派小野妹子为使臣,携同留学僧人到中国学习,大量接受大陆文化,并下诏兴隆佛法。
他曾拜高丽僧人慧慈为师,学习佛教。
对于传入日本的佛经和儒书,他随得随读随讲。
曾开讲过《法华经》、《胜矍经》。
摘要摘要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隋唐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主要以佛学交流最为活跃和繁荣,其构成了中日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推动了佛教在东亚社会的传播,从而为构筑和谐统一的东亚文化圈奠定了重要基础。
尽管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但那时主要表现为中国佛教向日本的传播。
本文从历史文化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佛教之所以能在日本取得突破的原因,以及佛教在日本的传播过程,分析日本佛教的特征。
东传日本的佛教,并不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单纯的宗教,特化的信仰,而是经过印度、朝鲜特别是中国长时问的吸收沉淀,融合了各民族的精神与文化,对日本社会政治、宗教、文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文化交流;佛教;传播;影响ⅡABSlliACTAB ST RA CTThe history of cultural e xc h an g e b e tw ee n C hin a and Japan is lasting fo r a long-te rm period.In the Sui and Ta ng dynasties,cultural眈change be tw ee nChin a andis mainly mos t active i n t he Buddhist studies exchange,it Japancon st it ut ed goo d interaction relations bet we e n th e Chinese and Japanese;it spurred the Bu d d h i s m diss emination i n the Eastern Asian;and it laid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c ons tr uct in g ha rm o ni o us u n if ic a ti on East Asian culture circ le.Al thou gh th e cultural exchange iS bidirectional bV an d large,at that time th e m ain p er f or m an ce of cultural e xc h a ng e iS f r om Chinese to Japan.This dissertation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r e a s o n w h y B u d dh i s m be ab le Io obtain the breakthrough in Japan thanks fo r the he lp of study historical cultural fr麟communicaUon.At th e same time.this article is also discuss ed Bu dd hi sm's spreadingin Japan and analyzed the Japanese Buddhism’S characteristic,East p ass es o n processJapan。
日本飞鸟时代的佛寺建筑日本历史上的飞鸟时代指的是公元538年到710年这段时期。
那时候,日本的政治中心位于现在的奈良县高市郡明日香村一带,当时那里被称为“飞鸟”,这个时代因此而得名。
自日本第一个女皇帝推古天皇在公元6世纪末即位,直到元明天皇迁都至平城京,历代天皇都将宫殿和都城设在飞鸟,飞鸟作为政治、文化的中心而繁荣昌盛。
飞鸟时代是日本大量吸收外来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的时代。
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于南北朝时期,在文化上是发展的高峰,尤其是佛教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许多中国帝王贵族都信奉佛教,而且广建佛寺。
此时,中国文化开始以佛教为载体向日本传播。
当时日本政权上层分为崇佛派和排佛派,斗争激烈。
最终,以圣德太子、苏我马子(飞鸟时代的政治家与权臣)为首的崇佛派取得胜利。
圣德太子推崇儒学和佛教,在他的推行下,日本开始遵循儒家思想的等级和礼仪模式,他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为无序的日本官僚和贵族社会提供了道德规范。
此外,圣德太子还遣送留学生去中国学习佛教。
由于他的积极倡导,佛教不仅在皇室贵族中普及,在民间生活中也逐渐占据主要地位。
在圣德太子的大力支持下,佛教有了飞速的发展,而佛教教义的传播也促进了佛寺建筑的发展,圣德太子先后建立了四天王寺、法兴寺、法隆寺、法起寺、飞鸟寺、额安寺等许多寺院。
这些寺院都是依照中国当时的建筑样式修建的。
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建筑大体承接了周、汉时期的风格,并在此基础上融合了西域犍陀罗和波斯萨珊王朝的建筑特点,其后又融入了中印度笈多王朝时的建筑手法。
这一时期独特的建筑艺术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形成了著名的飞鸟时代建筑风格。
法隆寺是最具飞鸟时代特征的寺院,也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
根据法隆寺的主佛――药师佛背上的铭记可知,法隆寺始建于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年),是根据用明天皇的遗愿所建。
当时,用明天皇身体有病,为祈祷自己病愈,他起誓修建寺院并塑药师佛像。
不幸的是,不久之后他就驾崩了。
继承其遗志的推古天皇和圣德太子于607年塑好了佛像,建好了佛堂,为用明天皇祈冥福。
圣德太子的名词解释圣德太子(Shotoku Taishi)是日本历史上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启蒙家。
他的事迹对于日本的文化、政治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对圣德太子进行名词解释,并探讨他的思想对日本历史的影响。
一、圣德太子的背景与生平圣德太子,又称聪明太子,是日本飞鸟时代的一位王子,他的父亲是日本的第33代天皇。
圣德太子出生于公元574年,早年承受着政治动荡的时代背景。
他在年幼时就展现出非凡的领导才能和卓越的智慧。
在继承皇位之前,他接受了严格的教育,包括儒家经典和佛教教义的学习。
二、圣德太子的思想与信仰圣德太子倡导儒教和佛教的思想,并致力于将这些思想融入到日本的文化和政治体系中。
他提倡良好的统治和行政原则,主张通过儒家的仁爱和佛教的慈悲来治理国家。
他也积极提倡文化交流,邀请来自中国和朝鲜的学者来日本传授知识,推动了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三、圣德太子的政治成就圣德太子在政治上是一位有远见和卓越才能的领导者。
他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措施,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和防止地方势力的削弱。
他也重视文化教育的普及,推动了官僚体制的改革,制定了一系列法令来维护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福利。
他的政治成就为日本的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圣德太子的文化影响圣德太子对于日本文化的发展贡献良多。
他积极推动佛教的传播,并亲自撰写了一部佛教经典《四等仁王经》,对日本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他也在艺术、建筑和音乐方面进行了大力的推广,为日本传统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他的文化影响远远超出了他时代的范畴,至今仍被视为日本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圣德太子的信仰与后世纪念圣德太子的信仰深深影响了他的思想和行为,他坚信行善积德能使人获得来世的福报。
他倡导慈善、助人和救济贫困,将这些价值观融入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的发展中。
圣德太子的儒佛思想和行为在日本历史上被广泛传承,成为后世政治家、学者和思想家的重要参考。
日本人的早期信仰作者:李帅周悦来源:《科技视界》2014年第32期【摘要】这里探讨的日本人的早期信仰是指佛教刚传入日本及之前的日本人信仰状态。
在日本传统信仰与外来佛教发生碰撞之时,统治者的大力倡导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佛教一方面满足了当时统治者的政治需求,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日本传统信仰的发展,使日本人的信仰呈现多元化的特点。
【关键词】日本人;传统信仰;佛教不能完全说一个日本人是哪个宗教的忠实信徒,因为他们的一生都跟各种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
如何弄清日本的信仰状态,我们就必须要从日本人的早期信仰谈起。
在与外来宗教的碰撞中,日本人的信仰就已经开始呈现出这种多元化的特点,这也成为了日本文化的特质之一。
1 日本人的传统信仰一提到日本人的传统信仰,大概马上会联想到神道教。
事实上神道一词在日本也是相当新的一个词语,所以不能完全说成是传统的。
不过,我们必须承认,神道是日本人的传统信仰与外来文化的排斥、融合过程中诞生的。
在这一节想要探讨的主要是佛教传入日本之前的宗教状况。
也就是以开始种植水稻为区分,以前期绳文时代的狩猎采集文化及之后的弥生文化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神道。
梅原猛在《世界中的日本宗教》一书中提到,要弄清日本的传统信仰,就不能脱离明治以后的国家神道以及7、8世纪由于律令国家的成立而形成的神道。
日本的宗教,在绳文时代的狩猎采集文化宗教的基础上,接受了农耕文化及渡来人的宗教,因此日本人最深层的宗教与绳文时代的宗教有着很深的渊源。
山折哲雄在《日本的心,日本人的心》中也提及相同的问题:宗教与孕育它的风土人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人具有特定宗教的信徒很少,但是也有信仰,常常向上天祈求。
这种信仰是从黄河长江流域这些发达的地区诞生的。
诞生犹太教、基督教的巴勒斯坦既有沙漠也有农业发达、成为交易枢纽的地区。
伊斯兰教是从阿拉伯半岛扩展开来的,穆罕默德的诞生地麦加、麦地那都是成为交易枢纽的大城市。
世界三大宗教均是以农耕和都市文明为基础而诞生的。
论中国佛教文化对日本的政治文化发展的影响本文从日本引进中国佛教后给日本的文化艺术、政治典章制度乃至社会生活各领域带来的巨大影响和震撼的事实说明,中国佛教对推动当时落后的日本社会迅速地向前发展具有极大作用。
中国佛教在推动中国文化向日本传播过程中不可低估的桥梁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标签:中国佛教;日本;政治文化1.中日文化交往源远流长(1)佛教传入始于汉代。
中日是隔海相望的邻邦,两国文化交往源远流长。
早在西汉后期,中日就已开始交往。
在今日本北九州福冈县须玖遗迹中,在一个弥生式中期的公墓里发现的随葬品就有汉代铜镜和勾玉等。
公元107年,倭奴国王帅升遣使于中国洛阳,将中国农业、养蚕业传到日本。
公元239年,邢马台国王派大使到洛阳,向魏帝献贡了“生口”和“班布”(奴隶和带斑纹麻布)并得到了“亲魏倭王”的封号和金印,领赏到各种绵绸、珠宝、黄金、大刀及百枚铜镜,回国后将之作为一种荣耀赏赠给贵族。
[1]此时正值1~2世纪,中国的青铜镜、剑的铸造方法以及冶炼技术等金属文化传入日本,促进了日本农业和手工业的进步。
特别是中国佛教的传入,对日本文化的进步和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佛教是作为日本贵族的统治工具而引用、提倡的。
公元5世纪,日本的姓氏制度为中心的奴隶社会面临灭亡,统治者为了巩固、强化贵族统治,从精神上麻痹人民,防止人民反抗,决定传入佛教,将之作为“超民”的信仰来统一贵族的思想,使中央和地方的贵族及群众服从中央政权。
6世纪,佛教作为政治、思想和统治工具,以维护贵族的利益而被扶植和提倡。
推古朝,皇太子身份出家的圣德太子摄政,他景仰中国文化,也想利用佛教来镇护国家,提高皇权。
他倡导佛法、建佛寺、造佛像,派学问僧入隋,皇廷正式接受并扶植佛教。
702年颁布法令,规定佛神两教使用土地标准可以相同。
佛教的势力和影响开始与原始的宗教平分秋色了。
2.佛教是作为文明的象征被推崇在奈良时期的元明皇后以后,法相、三论、华严等六宗的传播得到了朝廷的倡导和崇敬。
佛教在日本的发展及其影响作者:谭亚楠来源:《青年文学家》2017年第24期摘要:日本佛教是以中国佛教为母胎,6世纪佛教被传入日本之后,便开始渐渐地在日本生根发芽。
佛教与日本的傳统宗教习俗融合之后,形成了独特的日本式佛教,并且深刻地影响着日本人的生活。
关键词:佛教;日本;无常观;生死观作者简介:谭亚楠(1992-),女,汉族,山西省大同市人,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生。
[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4--01一、序论佛教与日本传统文化及其传统宗教习俗进行融合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日本社会中,并逐步深入到日本社会各个阶层。
自从佛教被日本朝廷认可之后,日本便开始加强其基础建设。
其最直接的影响便是提高了广大民众的文化水平以及大大地增强了国力。
另外,本文将会简单论述佛教在日本的发展,佛教适应了日本不同的时代的特点形成了其特有的佛教文化。
最后本文将会分析这些宗派给日本人的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
佛教成为日本民众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并深刻地影响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
现在,佛教在日本民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地位。
二、本论1、佛教的传来在中国佛教于后汉时期传入国内,在中国进行了发展与变化之后,于6世纪传入日本。
佛教经由朝鲜半岛逐渐被引进日本,现在在日本佛教已经有1400年的历史。
最初,百济的圣明王向日本派遣使者并献上释迦牟尼的铜像以及经书,由此佛教开始被传入日本。
但是此时神道教作为日本的国教拥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所以佛教只能作为一种民间信仰而被传播。
值得一提的是,苏我氏为了在朝堂上获得政治权利利用佛教与物部氏展开了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苏我氏获得了最终的胜利,从此看出在这个时期佛教开始在日本政界发挥作用。
2、佛教在日本的发展佛教在日本得以发展离不开圣德太子、圣武天皇、空海、最澄、法然等人的贡献,可以说他们促进了佛教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
飞鸟时代,圣德太子为了佛教的兴隆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为后来佛教的广泛传播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日本佛教的本土化演进——对中国佛教的传播与创新胡晶佛教源于印度,两汉时期传入了中国,公元6世纪中期才经中国通过朝鲜半岛传入了日本。
在漫长的岁月里通过吸取中国佛教的精华,加上融会贯通日本本土特色,形成了独具日本色彩的佛教文化。
日本佛教的本土化演进,是对中国佛教的一种创新性的传播。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以来中国与日本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
在这当中,佛教充当着重要的纽带的作用。
日本佛教文化的渊源来自于中华文明。
佛教发源于印度,两汉时期传入中国,在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结合后发展成为中国民族宗教之一。
在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中国佛教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
自此,佛教作为一种复合的文化载体,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日本佛教在其演进的过程中与日本古代的思想文化形态乃至政治制度等都有密切的联系。
日本佛教本土化的演进是对中国佛教的传播和创新。
1日本佛教的传入与早期发展日本学术界一般认为钦明天皇13年,即公元552年百济圣王派使者赴日,进献佛像、佛经等,标志着佛教开始传入日本。
佛教进入日本,便与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密切的联系。
围绕在天皇周围的统治者分为两派,以苏我氏为首的革新派支持佛教的传播,而以物部氏为代表的保守派竭力阻止佛教传播。
物部氏利用日本发生疾疫,称佛教的传播招致了“国神”发怒,奏请下诏禁止佛教的传播。
双方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斗争,最终以苏我氏的胜利而告终,因而佛教得到了快速发展。
在日本广泛传播佛教的推动者是圣德太子。
圣德太子摄政时期,佛教已在上层社会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圣德太子本人也对佛、道、儒三教有很深的造诣,加上当时朝廷内忧外患、皇室力量薄弱。
圣德太子意识到只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中央集权,才能解决这一危机。
于是颁布了融合儒、佛二思想的《宪法十七条》,强调“以和为贵”、“以礼为本”,提倡效忠天皇,要求臣民“笃敬三宝”。
强调佛教作为治国育民之本,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佛教在日本的发展。
对于隋唐中国对日本文化影响探究创新实验学院生物科学101 杨鑫2010014869摘要:隋唐时期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源远流长,其中主要是遣隋使以及遣唐使的作用,像是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鉴真等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直到现在仍然为我们津津乐道。
隋唐中日文化交流中中国对于日本的文化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主要是在佛教、汉字、古典文学艺术、音乐等几个方面,这些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也为中日友谊做出了贡献。
关键字:中日文化交流遣唐(隋)使文化影响正文:隋唐时期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源远流长,其中创作出的交流的传奇神话以及文艺作品值得大家们关注,双方在文艺,佛教,汉字等几个方面有着尤其显著的成就,而这些成就的主体主要是通过使节的往来和派遣留学生与学问僧完成的,其中遣隋使以及遣唐使是其中的主力军。
下面是对于遣隋使以及遣唐使的来历以及主要的功绩的介绍:遣隋使是在圣德太子摄政,四次遣使入隋。
前两次使节为小野妹子。
隋也曾派使臣裴世清赴日。
圣德太子的意图是求取佛经,促进佛教的流通,和吸取中国的文化与典章制度。
所以使臣之外,有学生和僧人随同前来。
被选派的,多为归化汉人的后裔,以有利于学习。
他们留居中国往往长达三十余年。
如南渊请安、高向玄理、僧旻等,回国以后,对646年的大化改新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唐朝代隋以后,日本沿袭遣使入隋的旧制,继续派出遣唐使。
遣唐使的目的在于向中国学习,吸取唐朝文化,因而很重视使团人员的选拔,特别是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官员。
不少成员是文章博士,山上忆良、小野篁、菅原道真更是有名的文学之士。
有两家父子先后被任命为使臣,也是由于具有教养和经验,利于向唐朝学习。
随行的留学生,如阿倍仲麻吕与诗人李白、王维结下深厚友谊,归航受阻,留唐官至秘书监。
桔逸势被唐人目为秀才。
入唐留学生姓名可考的只二十亲人,而随遣唐使及商船入唐僧人,见于文献的达九十亲人。
他们在中国巡礼名山,求师问法,带回大量佛经、佛像、佛具等,同时传入与佛教相关联的绘画、雕刻等,对促进日本文化的发展起了作用。
帝王故事开明的圣德太子导读:圣德太子,他在国际局势紧张的情况下派遣遣隋使,引进中国的先进文化、制度,制定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意图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体制。
还有,圣德太子笃信佛教,其执政期间大力弘扬佛教。
圣德太子是日本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
他出生于574年,是用明天皇的第二个皇子,母亲是穴穗部间人皇后。
他虽然没有登上夭皇的宝座但执掌日本的最高权力长达30年,为适应国内外风云变幻的新形势,进行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被尊为日本的佛法之皇、圣王、伟人。
直到如今,他仍然是日本人民心目中的大圣人,他的头像印在5干日元和1万日元的钞票上,没有人不认识他。
关于圣德太子的出生就有许多奇异的传说。
据说他的母亲因为一个金身小和尚跳人口中而怀孕,当她走在马厩旁时忽然分娩,生下了圣德太子,所以圣德太子被取名为厩户皇子。
有趣的是,圣德太子生在马厩的传说,与西方耶稣诞生在马厩中的传说十分相像。
圣德太子生下来时,浑身散发出香气,院子里闪耀着光辉。
他刚满1周岁,就面向东方,双手合掌念诵“南无阿弥陀佛”;7岁时就读了几百卷经书。
还有一个,说圣德太子外出游玩时,看见路边躺着一个面黄肌瘦的流浪汉,太子问他叫什么名字,他都答不上来。
太子仍然很关心他,立即端来饭菜给他吃,并脱下自己的衣裳给他盖上,嘱咐他好好休息。
可是第二天太子派人再去探视时,流浪汉已经死在路旁了。
太子十分悲伤,把他安葬在当地。
过了几天,太子对随从们说,那个流浪汉不是一般的人,一定是神仙。
随从们打开坟墓一看,果然没有尸体,只有叠好的衣裳放置在棺村里。
太子取回衣裳,自己照常穿着。
人们都说,“只有圣人才能知道神仙的事啊!”圣德太子这个称号,也许就是由此而来的。
圣德太子自幼聪明好学,他与在日本传播佛教的中国移民鞍部一家关系密切,不但从鞍部氏那里学习佛教理论,而且向大陆来的“五经博士”觉哿学习儒家思想,广泛地吸收了中国的先进思想和文化。
据说圣德太子曾在伊予温泉向来日本的朝鲜高僧惠慈学习佛教经典,他提出的一些问题,连惠慈也解答不了。
古代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自古以来,中国与日本就是一衣带水的邻国。
从时间上看,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包括从上古一直到19世纪的漫长岁月。
从地理上看,古代中日文化交流从辽东半岛一直到海南岛。
下面就让我们来一同回顾一下古代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历程。
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起,可以划为以下四个时期:1.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日本是弥生时代和大和时代前期。
公元1世纪时,班固所著《汉书》在《地理志》中提到“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即指日本南部九州岛上的人民。
据《后汉书》记载,公元57年(光武帝中元2年),日本和中国即开始交往,光武帝赐以印绶。
18世纪,在九州北部福冈发掘出的金印上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此印收藏在福冈市博物馆),从实物上证明一千九百年以前中国和日本已建立了密切关系。
这个时期中日交往的路线大多经过朝鲜半岛,从陆路过海峡或沿岸航行。
交流方式主要通过中国移民赴日本传播中国先进文明。
交流内容偏重于物质文化层面,如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
在这个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著名代表人物是徐福。
《史记》记述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之药,山东一位方士徐福上书说:东海之中有“三神山”,名叫蓬莱、方丈、瀛洲,岛上有神仙和仙草。
秦始皇闻讯大喜,便派徐福率数千童男童女“入海求仙人”。
但以后徐福竟一去不返,找到一片“平原广泽”,自立为王。
2.中国隋、唐时期,日本是大和时代后期、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前期,即公元6世纪至9世纪,这个时期的交流路线则以直接渡海为主,交流方式有使节人员往来,尤其是日本派遣大批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来华,出现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次高潮。
交流内容则以制度文化层面为主,如日本学习唐朝律令制度实现“大化革新”,同时也涉及精神文化如佛教、建筑、雕塑、诗歌等方面。
从公元7世纪初至9世纪末的两个半世纪里,日本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
日本佛教的早期发展公元六世纪,佛教从中国传入日本,早期发展呈现佛教与政权结合紧密、专持一宗、与神道重合等特色,以后日渐普及,对于稳定统治阶级政治地位、完善政治体制、推动文化艺术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其发展思想也有违背佛教初衷的地方,如亲鸾提倡的“在家佛”构成日本佛教一大特色,但同时失去了佛教的原点。
标签:日本佛教;早期发展;主要特点;政治影响日本佛教文化的渊源来自于中国,但学术界对具体的传入时间和传入方式却持有不同的观点。
总体上来看,可以分为“公传”和“私传”两种。
关于“公传”即通过朝廷传入,“私传”即通过民间传入。
日本历史上关于私传的最早记录见于《扶桑略记》中,继体天皇十六年(522年),“大唐汉人案部村主司马达止,此年春二月入朝,即结草堂于大和国高市郡坂田原,安置本尊,归依礼拜”。
[1]另外,成书于奈良时代的《日本书纪》、《元兴寺伽蓝缘起》和《上官圣德法王帝说》中虽对具体的说法略有不同,但均有关于佛教公传的记载。
日本正史《日本书纪》中钦明十三年(552年)记载:“冬十月,百济圣明王遣西部姬氏达率怒俐斯致契等,献释迦佛金铜像一躯、幡盖若干卷,……此法能生无量无边福德果报,乃至成辨无上菩提。
……”这是日本正史有关公传佛教的最早记载。
从上述两种记载可以得出佛教早期的传入只是被看作“异域神”,即外国的神。
日本佛教史自此拉开帷幕。
一、日本佛教的发展阶段在佛教传入之初,日本有其固有的民族信仰―神道。
因此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在日本的早期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总体看来,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初传日本受到排斥;在圣德太子的扶持之下,得到了较大发展;大化改新后,佛教异常兴盛;奈良时期达到鼎盛,随着政教的分离,到达镰仓时期具有日本的特色的佛教逐渐形成。
与注重现世生活,泛神性质的日本本土宗教—神道不同,初传佛教则是宣传消极厌世,祈求来世事事皆空的思想。
正如前文所说,初传来的佛教仅仅看作是“异域神”。
但在全面吸收中国文化的当时日本而言,佛教亦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备受推崇的。
⽇本佛教,北传佛教之⼀。
佛教传⼊⽇本,已有1400余年的历史。
初传时期⼀般以⽇本钦明天皇13年(552)百济的圣明王进献佛像、经论、幡盖和上表劝信佛法,为佛教传⽇之始。
⼀说是继体天皇16年(522),南梁司马达等来到⼤和,建⽴草堂,安置佛像礼拜,为⽇本有佛教之始。
不过,当时世⼈不知佛像为何物,视为异域之神崇奉。
百济的佛像传⼊⽇本以后,在朝廷贵族之间,引起激烈的争论。
天皇乃依请求将佛像交给⼤⾂苏我宿祢稻⽬试⾏礼拜。
稻⽬舍出向原的住宅安置佛像。
后疫病流⾏,屡有死亡,⼤⾂物部舆认为是国神的谴责,奏将佛像投于难波(今⼤阪)的堀江,并烧毁供佛的殿堂。
苏我⽒和物部⽒之间的信仰之争,实际上反映了皇室和苏我⽒为代表的主张接受⼤陆政治制度和宗教⽂化,与以物部⽒和⼤伴⽒为代表的贵族反对接受⼤陆政治⽂化的政治之争。
佛教在⽇本流传后40年,为⽇本飞鸟时代的开始。
圣德太⼦摄政,下诏传播佛教,贵族⼤⾂竞造佛寺,从此佛教⼴传⼲⽇本。
推古3年(594),⾼丽僧慧慈、百济僧慧聪来到⽇本,说法于法兴寺。
圣德太⼦奉慧慈为师,学习佛教。
12年,圣德太⼦制定宪法17条,其第2条就是"笃敬三宝".由于圣德太⼦的弘扬,⽇本佛教很快得到流传。
圣德太⼦死后25年,⽇本发⽣了"⼤化改新",即模仿中国唐代⽂物制度,进⾏政治、⽂化、经济等⽅⾯的改⾰,建⽴了中央集权制度,完成了国家的统⼀。
由于促进这个⾰新运动的中⼼⼈物,如被任命为国博⼠的⾼向⽞理、僧曼等,都是⼊唐留学僧,故使佛教进⼊⼀个新时期。
奈良时代(710~784)圣武天皇治世的天平年间,奈良佛教极盛,有五⼤寺。
天平13年(741),⼜敕建东⼤寺,并于诸国建国分寺,以东⼤寺众总国分寺,统辖国分寺。
东太寺是圣武天皇发愿,良辨僧都奠基,⾏基菩萨劝化,天竺婆罗门僧菩提仙那导师完成的。
他们被称为东⼤寺的四圣。
中国唐代鉴真受请赴⽇传戒,天平宝字3年(759)于奈良建⽴唐招提寺。
佛教的传入对日本神道的影响燕 青神道教是日本的传统宗教。
在佛教传入之前,神道只是一种朴素的宗教形态。
随着具有完备宗教体系的佛教的传入,神道开始与佛教相互会通,即“神佛习合”。
一直到明治维新“神佛分离”,神道教终于摆脱了佛教而独立。
一、佛教传入之前的日本宗教佛教传入之前,日本的宗教信仰主要是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也可说是初期神道。
但此时的神道只是一种朴素的宗教形态,没有神宫、神社、神的塑像,教义方面也没有复杂的理论,组织上是由氏族首领或部落首领身兼祭司,后因大和朝廷统一日本,故由天皇身兼全国最高祭司。
二、佛教的传入与日本神道552年,佛教正式传入日本。
百济明王进献金桐释迦佛像一尊和经论、幡盖等物给日本钦明天皇,史称“佛教公传”。
面对佛教的传入,在日本出现了排佛派和奉佛派。
排佛派代表物部氏认为佛是“他国神”,是“蕃神”,恐引致国神——神道诸神之怒,故将佛视为灾厄之神;而奉佛派的苏我氏,认为佛是招福之神,将佛奉为自己的氏族之神。
物部氏和苏我氏的斗争,最终以崇佛者苏我氏的胜利而结束。
8世纪,佛教在日本盛行之后,才出现了“神道”一词,来称谓本民族固有宗教信仰,用以区别于外来宗教——佛教。
三、佛教在日本的传播在日本,佛教的传播大略可分为七个时期:飞鸟时代、奈良时代、平安时代、鎌仓时代、室町时代、江户时代、明治维新之后。
飞鸟时代为佛教在日本的初传期。
这一时期,圣德太子将佛教定为国教加以推广。
奈良时代传承了飞鸟时代的护佛政策,以兴隆佛教来护国佑民。
这一时期主要宗派有三论、成实、法相、俱舍、律宗和华严等六家,即所谓“奈良六宗”,又称“南都六宗”。
平安时代,最澄、空海入唐。
最澄兼学密、禅、戒各宗,融合而创立天台宗,又称“台密”。
空海创立真言宗,又称“东密”。
镰仓时代,新兴宗派纷纷出现,奈良六宗亦有复兴之势,新旧宗派之间相互影响并发展。
室町时代,社会动乱,佛教式微,唯禅宗一枝独秀。
室町末期,进入战国时代,佛教分化。
一部分为统治者武士所信仰,如:真言、天台等宗。
论圣德太子对日本佛教文化传播与发展的贡献
作者:李妮娜
来源:《陕西教育·高教版》2012年第05期
[摘要] 圣德太子通过颁布《十七条宪法》、修建寺院等措施使佛教文化逐渐被日本民众所接受。
本文分析了此举不仅为日本引进先进的大陆文化,更重要的是丰富了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为解读和吸纳外来文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 圣德太子日本佛教日本文化
渭南师范学院研究生专项项目:项目号(12YKZ016)。
日本古代文化发展的重要契机之一是汉籍和汉字的传入,而这也是日本人吸收儒学佛教的契机。
其中对佛教及其艺术的传播做出重大贡献的可以说是圣德太子。
本文将围绕佛教在日本古代早期(飞鸟时代)的传播发展过程进行一一阐述。
佛教的传入
据《上宫圣德法王帝说》记载,百济圣明王与大和苏我稻目事前计划,于538年向大和朝廷派使者,带去了佛像、太子像、经纶,是为佛教的最初传入,此为一说。
另一说根据12世纪史书《扶桑略记》的记载说,552年大陆移民司马达等首先在大和坂田原建草堂供奉佛像,此乃佛教传入日本之始[1]。
佛教在传入日本之初,信奉者只是限于一部分人,并没有扩大到很大范围。
自从钦明天皇13年佛教正式在日本传播以来,围绕佛教问题由苏我氏和物部氏所代表的开明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明争暗斗就一直没停过。
直到推古天皇即位后,皇太子圣德太子担任摄政,佛教才迎来了最初的黄金时期。
圣德太子对佛教传播的推动
圣德太子(574-622)本名厩户皇子,其祖父是最初迎来佛教的钦明天皇,母亲是苏我氏的穴穗部间人公主,可以说,太子是日本最早崇佛派的直系后裔。
圣德太子自幼受到大陆思想文化熏陶,师从高丽僧人学习佛教的知识,信奉佛法,笃敬三宝。
作为日本皇室一员他自然意识到连东方大陆上的印度、中国、高丽、新罗、百济等国都是佛国圣土,为什么日本不能引进佛教?当然,圣德太子积极地推崇佛教,并不仅仅是因为这样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他当时
之所以推崇佛教,旨在用佛教教义教化人民,使国家脱离政治纠纷,以求励精图治,国家安宁。
圣德太子登上政治舞台时,当时日本国内政治正陷入内忧外患之中。
当时,中国隋朝正处于崛起时期,朝鲜半岛局势动荡不安,与日本的关系也急剧恶化。
国内,氏姓、部民制度各种弊端一一显现,以苏我氏为代表的豪族势力尾大不掉,皇室势力单薄。
尤其是7世纪初数次征讨新罗的计划,或以失败告终,或者中途折腰,使得圣德太子严重地意识到革除旧弊、开创新风的迫切性。
圣德太子基于“世间虚假,唯佛是真”的谛念,在摄政不久,便借助天皇诏令“兴隆三宝”,制定了《十七条宪法》。
《十七条宪法》在第二条提倡“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何世何人,非贵是法,人鲜尤恶,能教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
[2]其意思是说佛教是一切有生命物体的最后依托,是万化终极规范,无论何世何人没有不尊崇佛教的,佛教能把极恶之人教化归善。
他希望通过佛教和儒教等思想来实现他要建立一个国泰民安国家的政治理念。
他强调贵族之间应以和为贵,对佛教要崇敬,对天皇要服从这一思想。
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以道德训条的形式,号召日本臣民“笃敬三宝”,这一形式对佛教在日本的广泛传播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
作为虔诚的佛教信徒,圣德太子创建了7座寺院,在他的推动和影响下,朝廷内外佛风渐盛,出家造寺成为时尚。
至推古32年“有寺46所,僧816人,尼569人,并1385人”。
[3]
圣德太子在积极提倡修建寺院的同时,还潜心研究佛教教义。
他还亲自为君臣释讲佛经,上至天皇、诸王、王女,下至平民百姓都是太子讲经的观众,同时又撰成《三经义疏》。
所谓《三经义疏》,是三部佛经注疏的合称。
据《上宫圣德太子传补阙记》,三疏的撰年依次为:《胜鬘经义疏》(611年)、《维摩经义疏》(613年)、《法华经义疏》(615年)。
[4]
圣德太子视当时的中国隋朝为“礼仪之邦”,为了使日本能够接受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在他摄政期间,多次派遣使者到中国隋朝,恢复与中国断绝百余年的国交。
于607年派小野妹子出使中国,求取佛经。
第二年再次派遣小野妹子出使中国时,还带了一批留学僧。
由此可见,入隋学法是圣德太子外交改革的重大决策,此举直接对后来的大化革新奠定了基础,为解读和吸纳先进文明打下良好的基础。
622年圣德太子因病在斑鸠宫离世。
此后20余年,日本开始了新的历史进程即“大化革新”。
大化革新一方面继承圣德太子未竟事业以大陆文明为样板改造列岛旧观,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完成国家统一;另一方面得益于留学人员的加盟,即留学隋唐归来的僧人。
这一举措使得日本佛教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大化革新虽然不是圣德太子直接发动的,但是蓝图是他设计的。
圣德太子对日本文化的巨大贡献,不仅在于引进先进的大陆文化,更重要的是丰富了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为解读和吸纳外来文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叶渭渠.日本文化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9-50.
[2]陈凤川.圣德太子与日本早期佛教[J].日本学论坛,2003,(3).
[3]王勇.日本文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54.
[4]吴春燕.日本佛教的本土化历程及特色[J].中州学刊,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