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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园林之差异与内涵浅析李维之发表时间：2019-06-20T10:41:38.020Z 来源：《基层建设》2019年第8期作者：李维之[导读]天津泰达园林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中日两国的地理环境差异和思想文化差异是造成中日园林艺术差异的外因和内因，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园林经过世代的努力和探索，形成了中国的儒化人文山水园；日本民族大量吸收中国文化艺术成果，逐步形成了具有日本文化特色的佛化自然山水园。
差异因素1：地理环境的不同中日两国地理环境的本质区别在于大陆和海岛的差别。
形成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综合起来反映在园林上即山水文化和水岛文化的对比。
中国自然景观巨大而瑰丽，日本自然景观细腻而纤巧。
中国地域辽阔，具有丰富的山岳风景资源和水域风景资源。
正是这秀美壮丽的河山，培养了中华民族早熟的山水审美意识，也成为中国园林模山范水的蓝本。
水景取象多为江河溪瀑的流水和沼泽湖海的静水两方面；而山景取象，园池以外的是以中国本土的山峦为母题，园池以内的则是以蓬莱仙山为蓝本。
日本地形狭长，四面环海，拥有优美而丰富的海岸线。
多丘陵、湖泊、温泉，但也多火山地震。
艰苦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日本民族坚韧顽强又虚心好学的性格，体现在园林创造中，日本园林具有很鲜明的兼容特性。
与中国相似的陆地环境，加上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使得日本园林也选择了以山水为骨干的形式，但由于日本国土四面环海的海洋性，而使日本园林在以后的发展中朝向海岛型发展。
日本园林的山取象于富士山和本州、四国、九州、北海道四大岛屿及其周围四千多个小岛。
总体上看，日本园林本质为池泉式，以池比拟海洋，以石比拟矶岛，泉为水源，池为水象，池泉为基础，石岛为点缀，舟桥为沟通。
但与中国巨大而瑰丽的自然景观相比，日本自然景观细腻而纤巧，因此日本园林更偏重于追求小巧而亲切的风味。
如果说地理环境的不同决定园林山水性质的不同，那么气候差异则决定了园林建筑和植物的差异。
中国跨越几个不同的气候带，南北气候差异很大。
中国古典园林与日本庭园之构成意境的比较谭岩082102023摘要：中华民族有着爱好自然、钟情园林的文化传统。
在中国古代，人们普遍喜爱山水林泉、树木花草等自然景色，因此修建园林是一种社会性较强、极为普遍的艺术活动。
中华民族的园林文化历史悠长，多国争相借鉴效仿，日本庭园就是在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的影响下发展起来。
但是两者毕竟还是有很多不同之处的。
关键词：江南园林禅宗庭园书院式庭园园林意境人类造园，其实是在造天堂。
园林是人类眼中一切美好事物的化身，是寄托精神的宁静家园，是自己心目中的天堂。
身处园林，我们看到的不止是亭台楼阁山草花水，还有古人的所思、所想、所为。
春光明朗之时，宾客雅集于“远香堂”，隐士品画，说古论今；秋风飒爽之夜，家人欢聚在“射鸭廊”，赏月听曲，同享天伦。
在园林里，我们会看到情人月下相会，也会看到知己亭中对弈，更能体会到古人们诗情画意地生活在片片“城市山林”中。
我国的造园活动大约是从3000多年前的商殷时代（公元前1600~前1100年）开始的。
最初的形式是“囿”。
从汉朝到清朝的2000多年里，皇家园林的营造大都要仿照“蓬瀛三岛”的山水构架形制，因为那就是传说中神仙住的、长满了长生不老之药的地方。
所以，在全世界，园林就是造在地上的人间天堂，是最理想的生活、工作与游憩场所。
对于中国古典园林的园景结构，主要通过以下八个方面的营造要素形成。
（一）山水创作：山水是自然界中最富有艺术魅力的基本表现。
在中国传统的园林艺术理论里，“山水”是园林地形的简称。
地形整理是创造园林景观地域特征的基本手段。
山、水、平地的布局，奠定了园林景观环境的基本轮廓。
被塑造的山水地形，是一种自然美与人工美相统一的艺术形象。
例如苏州的环秀山庄、狮子林，扬州寄啸山庄里的假山石桥等等。
（二）建筑经营：人类创造园林，是基于想生活在一种能经常与自然要素相联系的理想生活境域的实用要求。
游憩建筑是园林中解决遮阴避雨、满足游览休息以及各种游园实用功能的主要手段。
《中日古典园林比较》有感1 中日两国园林的差异作者从自然环境上分析了两国园林的差异。
其实，在阅读本书之前，我个人一直认为自然环境的差别是造成中日园林差异的主要原因。
中国领土广袤，地大物博：而日本国土面积小，且是飘扬在大海上的岛国。
大陆与海岛，两者各成陆地文化和海洋文化，在园林的建设上自然区别很大。
中国山高，水长，湖广这就形成了中国人的大尺度观念，在园林创作中也多采用此尺度。
其中皇家园林又是中国地大物博的代表，动辄千亩万亩。
而且自古如此，从周文王灵台，咸阳宫，阿房宫，再到圆明园，颐和园其尺度之大，都要以千亩公顷为单位。
另外中国的私家园林大者也要以千亩为单位。
而日本园林与国土环境相对应，园林面积也较小，山体小水面窄。
除了国土面积之外，在山水平衡上中国园林表现山多水少，而日本园林的本质为池泉式，以池拟海洋，以石拟矶岛，这便体现了日本园林的“海岛文化”。
在文化思想方面，中日园林都基于道家思想，而后各自向儒化和佛化方向发展。
在历史的洪潮下园林的类型受到政府态度的影响。
中国政府一向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方略，皇家私家以至佛家园林都呈现出严重的儒化现象。
而作为国家宗教的日本佛教，自大和时代进入日本到江户川时代重儒轻佛，一直有皇家和武家的支持，佛家思想始终统治着日本。
故日本寺院园林能得以独立发展，形成自己的风格，进而渗透到皇家和私家园林。
这在皇权至上的中国是不可能出现的，一定是皇家园林有它的主导地位，不受其他类型园林的影响。
2 造园手法的定位在造园手法上，我很感兴趣于作者对于中日造园手法的定位。
中国园林表现“人之喜”，日本园林表现“物之哀”。
中国古典园林以儒家理论为指导，突出人工建筑的使用，体现人为的力量和神奇，体现能工巧匠的高超技艺。
正如《园冶》中的名句“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游人于园中有了欢呼，显示“人之喜”。
我的体验中，诸如圆明园，颐和园，北海公园这些皇家园林无不展现了设计者的独特设计，工匠的卓越技艺，游览其中感受着山水的巧妙结合，植物动物的和谐生长，顿时心情愉快，神清气爽。
《园冶》与《作庭记》的掇石理水Arrangements of Stone and Water in Yuan Ye and Treatise on Garden Design李子力LI Zi-li《园冶》[1]和《作庭记》[2]分别是中国和日本最早的造园专著。
《园冶》由计成于明朝末年（1634年）成书，《作庭记》著于日本平安时代后期（11世纪末至12世纪下半叶）[2]，相当于宋朝时期，比《园冶》早约500年。
虽然诞生的时间地点相去甚远，但《作庭记》中屡屡提及的中国文献和唐人、宋人表明，当时的日本造园文化深受汉文化影响。
正如童寯先生指出，《作庭记》蕴含着深刻的中国文化之影响，对于中国园林史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2]。
因此，两部著作的对比阅读显得十分重要。
最早张十庆先生[3~5]已从详略篇幅、思想要旨、造园手法等方面对二者作了对比分析，而后王劲韬[6]、张文娟[7]、王歆[8]、何晓静[9]等学者也先后从手法、意境、掇石理水、禁忌等多角度进行了分析。
本文则试图从掇石理水手法切入，进一步比较分析二者造园思想上的区别，从而揭示唐宋至明清时期造园思想的演变。
1 “庭”与“园”首先，《园冶》和《作庭记》的讨论对象不完全相同，前者论“园”，而后者论“庭”。
“园”原指别墅游息之所，具有人能在其中栖居游玩的特点。
从章节题目即可见，《园冶》所描述的造园活动并不仅限于园林景观的营造，而是囊括了园居生活的方方面面，周边环境、房屋到细部装修都进行了详细探讨。
“园”即为一个完整的园居生活的环境，对于场地、土建、完成面的把控与园林景观同等重要，强调人在其中长期的丰富体验。
“庭”则是指房前屋后的院子，不强调人是否在其中，与人处于相对简单的眺望关系。
《楚辞·刘向〈九叹·思古〉》中记载：“甘棠枯于丰草兮，藜棘树于中庭。
”王逸注：“堂下谓之庭。
”[10]《玉篇》中记载：“庭，堂阶前也”[11]。
因此相比《园冶》，《作庭记》中土建方面内容十分简略，不强调人在其中的活动，而是对造园活动中的掇石理水有更深入详尽的探讨。
课题：浅谈中国园林与日本园林的异同摘要：通过分析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地理、历史和文化差异，浅谈中日园林之间的异同！本次研究的中心是中日园林的布局异同，他们之间的造园手法差异。
让我们对中日园林之间的差异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正文：中日两国古典园林同属于区别于欧洲和西亚的东方园林体系，日本园林受中国园林影响很大，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
但经过日本长期的历史过滤与消化，逐步形成了具有日本文化性格特征的园林艺术。
与中国园林在许多方面又有着区别.中国和日本古典园林同属于世界三大造园系统（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园林，西亚，欧洲）的东方园林体系。
东方人对大自然的态度是同自然交朋友，在认识、了解自然的基础上向自然索取。
日本园林是在中国园林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是中国古代文明在日本园林方面的体现。
然而，日本在受中国文化长期熏染和渗透的过程中，也不断经过自身的历史过滤和消化，逐步形成了具有日本文化性格特征的园林艺术。
下面就两国古典园林形成和发展的主要特征作出比较和分析，并就其成因进行探究。
中日两国分属大陆文明和岛国文化。
中国以山水为根本，山为骨，水为血，土为皮，木为毛。
地大物博，材料充足，山体多为整块石材雕刻而成。
国土广大本国的山川水岳本身就大，园林相对较大，多仿景。
而日本以池岛为根本，海为母，岛为家，木为衣。
日本塔多不上人，又国中高楼高阁少，视点低，所以浓缩景观，以适合人的视野。
地少物薄，材料不足，多累石，铺沙。
由于国土面积小，本土景物体量本身就小，使日本园林体量上较小，走向缩景。
中心：从根源上说，中心思想源于《易经》。
儒家哲学不仅以“中庸”为上，而且在环境方位上也也以居中为上。
从庭院的中庭、园林的中海、陈设的中堂，到布局的中轴和中心，“中”字在各个领域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把中的位与德的公和正结合时，就有了坐北朝南的规划思想。
中心思想随《易经》和《中庸》等传入日本后，不仅在城市规划上，讲究中心，而且也应用在园林中。
读《园冶》与《作庭记》有感开学至今我读了园冶和作庭记两本园林方面的著作，这篇读后感主要从园林中的建筑，石景和水景等方面加以分析。
进而探讨中日两国古典园林的特点。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两本书的写作背景以及主要内容。
《作庭记》是日本平安时代的造园家在多年见闻的园事日记基础上编撰而成的。
全书分十二卷,详述了立石与理水的原则、形式和方法,也涉及植树与作泉,并主要记述了当时盛行的寝殿造庭园的建造。
书中的论述不仅代表了日本古典园林的精髓,同时也是中日造园文化交流的产物。
《园冶》是造园家计成总结了毕生的造园经验完成的,虽成书于明末,却经过了300 年的沉寂后才由国人经日本引入回国。
书中以“兴造论”和“园说”开篇总论造园精髓,后面以十章分述了造园中相地、屋宇、铺地、掇山、选石和借景等方面的技术要点和风格特征。
这本书系统地阐述了我国晚期造园特点,是我国古典园林史上迟来的瑰宝。
一本是早期中日造园交流的成果,一本是晚期中国造园思想的集大成者,两者的比较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和全面的看待中国古典园林。
两部著作都谈到了园林中建筑与园林的关系，进而反应的是一种对待园林与自然的态度。
《作庭记》中记载了“寝殿造”建筑和与之相对应的“寝殿造庭园”。
“寝殿造”是日本平安时代以寝殿为中心的贵族宅邸形式。
“寝殿造”早期受唐代的建筑影响较多,呈形式端整格局,但后期结合宅院及园林布局转向自由和非对称形式。
从日本平安时期宅园图示中可以看到,建筑与园林各踞宅地一边。
建筑没有渗入园林中,而是将园林作为前庭景观,在建筑与池岛间还留有供礼仪用的前庭。
园林中以自然元素为主,偶有木桥和乐屋(乐屋是宴游行乐时的临时建筑,建筑的规模很小) 。
这时还处于将园林与建筑结合的初期,从仿写自然到掌握自然,将其提炼与典型化,但人的居所与典型化的自然之仍然是观望的姿态。
建筑半围合园林,边界清晰。
从《作庭记》一书的内容分布也可看出,作者理解的园林更多是对自然的模拟与提炼,人工痕迹较少。
一、日本古典园林的分期及代表园林形式（一）分期1、泊来期:大和、飞鸟、奈良时代---古代园林2、和化期:平安时代---古代园林3、佛化期:镰仓、室町时代----中世园林4、综合期:桃山、江户时代----近代园林5、革新期:明治时代至今----现代园林（二）代表园林形式•大和时期、飞鸟时期（公元300~710）•奈良时期（710~794）池泉庭園•平安时期（794~1192）净土庭园和寝殿造庭园•镰仓时期（1185~1392）早期枯山水•室町时期 (1392~1568) 后期枯山水•桃山时期 (1568~1615) 茶庭•江户时期(1615~1867) 回游庭園（后期池泉庭園）二、1.池泉庭园池泉庭园是以池泉为中心的园林构成,体现日本园林的本质特征,即岛国性国家的特征。
园中以水池为中心,布置岛、瀑布、土山、溪流、桥、亭、榭等。
水池多为观赏和曲水宴之用，不能泛舟。
平安时期2.寝殿造庭园“寝殿造”是指平安时代贵族的以寝殿为中心的宅邸形式（私家园林）；相对于寝殿造建筑的庭园形式叫“寝殿造庭园”，寝殿造庭园由建筑、露地、池岛三部分组成，池中可泛舟，水道可设曲水宴。
橘俊纲（1028-1094年）著《作庭记》园林实例•平安京东三条殿庭园遗迹3.净土庭园净土宗的佛寺把殿堂建筑与园林结合起来以表现“净土”的形象，利用造园艺术的手段把西天极乐世界具体地复现于人间。
于是，寺院开始园林化，殿堂与园林融为一体而逐渐形成一种具有宗教意境的园林——净土庭园。
园林实例•平等院凤凰堂庭园4. 枯山水国师梦窗疎石，镰仓时代的枯山水造园家。
枯山水又称乾山水、唐山水，与池泉园和真山水相对，没有池水溪流，以砂拟水，以石代岛，即在没有水源的情况下通过石组来摹拟创作的园林山水。
园林实例：龙安寺5.茶庭也叫露地或露路。
茶庭是指在进入茶室之前的一段空间里所布置的各种景观,是将茶道礼仪与园林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园林风格,园林氛围是讲究茶道的“和、寂、清、静”。
《园冶》与《作庭记》：中日古典造园书之比较日本园林艺术史上有两次大规模的“汉风东渐”：一次从飞鸟时代一直延续到奈良时代（公元538～794年）吸收中国隋唐建筑形式，一次是镰仓时代（公元1185～1333年）引入宋代的园林艺术。
这两者之间的平安时代，为日本古典文化的黄金时期，也是其本土文化“和风”最终形成的时代。
《作庭记》成书于平安时代，是作者橘俊纲在多年见闻的园事日记基础上编撰而成，也是东亚地区最早的一部造园书，在日本有“国宝”[1]之称，可以被视为日本本土造园技术的大成。
《园冶》，明末学人计成所著，是中国造园史上最为成功的理论专著。
与《作庭记》在年代上相差约600年。
虽然时隔迢遥，《园冶》和《作庭记》作为中日古代最为杰出的造园著作，影响都泽披后世，形成独特的造园思想和审美情趣。
本文拟从比较两部著作相似处入手，分析日本枯山水的独特所在，以期一窥中日园林艺术的异同。
一、《园冶》与《作庭记》的山水之趣世界造园体系可大分为西亚、欧洲及东亚三大体系。
东亚造园体系是以中国文化为主干的东亚汉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总体特征是以中国造园体系为渊源，以自然式风景园为基本形式和风格。
1．“宛自天开”与“师法自然”中国园林与山水画同源同理。
魏晋时期山水画和山水诗的发展，促进同时代园林意趣的形成。
书画家王维就经营过“辋水沦涟，与月上下”的辋川别业。
唐宋以降，很多园林往往由画家设计，宋徽宗赵佶书画传世，亲自主持皇家名园艮岳园的修筑。
《园冶》作者计成在《自序》开篇就称“最喜关仝、荆浩笔意”，而文人山水画的特点也贯穿于《园冶》的山水篇。
计成既是园林艺术理论家，又有躬身亲为的能力。
他少年即以绘画知名，《自序》中尚有一段，可看出他对园林设计的书画性要求。
他的朋友吴玄想按照司马光的“独乐园”建造自家园林，并就此请教计成。
计成在相地之后认为“此制不第宜掇石而高，且宜搜土而下，令乔木参差山腰，蟠根嵌石，宛若画意”，落成后被主人誉为“独收江南之胜”。
《相地》篇中，关于园林景色的文学描写尤其多，如“杂树参天，楼阁碍云霞而出没；繁花覆地，亭台突池沼而参差。
”（山林地）写的是植物、建筑、水的有机组合；“搜根惧水，理顽石而堪支；引蔓通津，缘飞梁而可度”（郊野地）说的是山（石）、水，与建筑（桥）的设计方案；“悠悠烟水，澹澹云山，泛泛鱼舟，闲闲鸥鸟”（江湖地）说的是借景山水。
可游可居既是古代山水画的立意，也是宅居造园的主旨。
《作庭记》在这方面与《园冶》有异曲同工之妙。
《园冶》的传世之言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作庭记》开篇的《立石要旨》就明宗立意：“师法自然山水，随宜因之而立石”。
《园冶》的《兴造论》中说，“三分匠七分主人”，并强调“非主人也，能主之人也。
”即造园工程三分依靠工匠，七分依靠设计规划。
《作庭记》中也有相应主张，《立石要旨》第二条为“以昔名家佳作为范，虑家主之意趣于心，并融以我之风情，立石[2]作庭。
”我之风情，即设计师的品味意趣。
中日两国的园林著作都提纲挈领地提出造园和自然的模仿关系，并非一种巧合。
也不是成书在后的《园冶》对《作庭记》的借鉴，而是两国文化同根同源的表征。
王铎认为，“道法自然”是中国古代山水园林的哲学文化奠基。
“在老子‘道’本源的影响下，中国古代苑园，沿着自然山水的文化脉络、艺术肌理、发育、迭积至艺术高峰。
”[3]道家学说虽然也以阴阳五行的方式传入日本，但对日本影响最大的学说却是源自印度、经过中国本土改造的佛教流派禅宗。
禅宗的自然观在庭院艺术上的反映，可从日本古代著名造园师，也为临济宗高僧梦窗疏石的《梦中问答》中看出：“相信山河大地，草木瓦石，都有各自的本分者，一旦爱上山水，就宛如世间人情，就有人很快将这种人情作为道心，潜心钻研涉及泉、石、草、木之四种灵气的神态。
倘若钻研得好，就自然会形成道人之山水。
”[4]梦窗此言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日本的造庭观，包括平安时代萌芽的“枯山水”，都是对这种野景意趣的追求。
但由于道、禅哲学观和审美观的差异，日本庭院偏于枯寂、幽远，而中国园林更能“收四时之烂漫”。
2．叠山理水和立石遣水中日园林基本由山、水、植物、建筑四大要素构成，植物的独立性相对较小，往往依附于山水，成为山水不可或缺的因素。
山水在中日园林中所占比重极大，如以小规模园林――庭院来说，作为界限的建筑甚至可以忽略。
因此园林设计，很大程度上是山水设计，中国古典造园术语为“叠山理水”，日本为“立石遣水”。
《园冶》对“叠山”的重视远远超越“理水”。
第十章《掇山》与十一章《选石》细致入微地分述了山、石的各种情况。
山有园山、厅山、楼山、阁山等十六种，石也有太湖石、菎山石、黄石等十六种。
“理水”则没有独立成章，而是散见于各篇之中，稍微集中论述的只有《掇山》中的“涧”，“曲水”和“瀑布”，总共不过三百字，还是作为假山的附属成分。
而《作庭记》对山水都极重视，据张十庆统计，此书上下两卷共12篇，793行，而其中论述山水的都占到了726行，占全书篇幅的91％[5]。
与《园冶》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造园颇多禁忌。
《作庭记》有整整一章的内容关于立石禁忌，主要有方位禁忌和位置禁忌。
依据的学说也很复杂。
如“忌将原本之立石倒卧，或将原本知卧石竖立。
如若犯之，其石必成灵石作祟。
”这是“万物有灵”的迷信思想。
“三尊佛石不可正对寝殿而立，须稍侧向其他方向。
犯之不吉。
”三尊是不动明王的姿态，这是佛教思想。
“庭石之大且白者，不可立于东方。
”这是阴阳五行学说。
《园冶》无一处有禁忌，只有审美关照下的建议。
同样说立石，没有犯忌则会惹祸上身的问题，“主石虽忌于居中，宜中者也可。
”并不排除个别适宜情况。
中国造园也有风水禁忌说，诸如南北轴线上的对称，堆山立石的青龙白虎说，但远没有日本造园的讲究和细则。
至于《园冶》中丝毫没有反映出这些禁忌，与其写作宗旨有关。
《园冶》旨在告诉人们如何能够创造出一个幽美清雅的生活环境。
明清之际，营造园林的风气很盛，但鲜有杰出作品。
郑元勋为《园冶》题词中说：“若本无崇山茂林之幽，而徒假其曲水；绝少鹿柴文杏之胜，而冒托于辋川。
”计成也对拘泥定式痛恶深绝，认为假山动辄排成“炉烛花瓶”，“刀山剑树”，山非得五峰以喻五老峰，池定要凿成四方，是毫无趣味的做法。
无独有偶，与《园冶》同时代的《长物志》中提到建筑宜忌时，也是从审美角度出发，避开流俗。
如“室忌五柱，忌有两厢，前后堂相承，忌工体字”，或从实用角度出发，便利生活，“庭较屋东偏稍广，则西日不逼。
”[6]而《作庭记》是一部作庭秘传书，少了《园冶》式的浮夸句式，多了更多技术性的旨要，不仅为提供理想的生活环境作出典范，还根据本土民风禁忌，详细地规定了参照。
比较起来，《园冶》是文人情怀，《作庭记》更具世俗风尚。
遣水模拟海景。
《园冶》中关于理水涉及甚少，有则也是潭、池、瀑布、涧等小规模的、与“山”紧密联系的“水”。
而《作庭记》中水的形态主要在《立石诸样》篇中得到陈述，虽名为立石，实则以石衬水。
它将立石的形样分为五种，为大海样、大河样、山河样、沼池样、苇手样。
每种都详加说明，如做大海样，“须先立石成荒矶之样态。
其荒矶者，于池岸置若干嶙峋前突之石，离岸水面连立多石，犹似岸边水际延伸之石矶。
水中还宜稍置孤离之石。
此乃激浪拍岸之所，浪击所成之形。
其次，再随处伴以洲崎、白滨，其上植松。
”从文字看，无论是大海样，还是其它样式，共同的特征是水面狭长、蜿蜒，以岸石和植物来区别各自的特点。
国土的典型景观是园林创作的源泉。
中国和日本园林素有山型园林和水型园林之称。
日本是岛国，自然的造化成就了日本园林艺术创作的源泉，海岛景观和丘陵景观就成为日本自然风情的内容和庭园构思的主题。
而即便是做池、河，也要仿置承浪石，即模拟海景，形成激浪拍岸、轰然溅射的气氛。
池中筑岛向来视为园中第一胜景。
《作庭记》中对“岛”的形态分类更加繁复，计有十种之多，前四种为山岛，后六种为平岛。
岛姿各具特色，别有情趣。
对池中筑岛的重视一方面是地理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中国先秦园林样式“一池三山”传入日本后的遗韵。
如今奈良时期的平城宫遗址中还保留着东院庭园的池岛轮廓，而中国明清时期的园林，没有池中筑岛的大规模运用，除非大面积的水域如颐和园的昆明湖。
《作庭记》遣水非常讲求水的动态和流向。
庭园水源，多由东北引向西南，东水西流被认为是“最吉”，并用阴阳五行的“青龙水泄诸恶气于白虎道”来证明这种遣水方式的合理性，其实平安京（日本平安时代的首都，也是《作庭记》的创作背景）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只是顺应地势，也须作如此遣水。
另一方面，《遣水事》中还将立石遣水看作处理帝王和臣下关系的重大之事。
“以山为帝王，水为臣下，以石为辅佐之臣。
故水以山为依靠，沿山而行。
然山弱之时，必为水崩，是即表臣下对帝王之冲犯。
”并得出结论，凡作山水，必立以石。
选石不重玲珑。
就立石形态而言，《作庭记》与《园冶》也有差异。
《园冶》有一整章的《掇山》来描述大规模假山的构造，岩、峦、洞、穴、涧、壑、坡、矶无一不备；而《作庭记》毫无大规模叠石的踪迹。
石头只有两种形态：卧石和立石，只有主石、胁石配合或者散置、点置的区别，而没有形体大的假山。
就材料而言，中国造园向来重瘦漏透皱的太湖石。
《园冶》选石篇形容其为“性坚而润”。
白居易在《太湖石记》中写道：“石有聚族，太湖为甲。
”[7]文震亨也认为“太湖石在水中者为贵。
”[8]湖石历来是造园者的首选，以致“自古至今，采之以久，今尚鲜矣。
”[9]除了湖石，黄石也颇常用。
而日本造园不重石头个体的玲珑多姿，而讲究石头之间的搭配和群体效果。
“凡立石，若有逃石，即有追石；若有倾石，即有支石；若有仰石，即有俯石；若有立石，即有卧石。
”这种差异部分与地质有关，日本以水成岩、火成岩和变质岩为主，色彩晦暗，肌理坚实，没有中国湖石的婉转态势，也较难显出通透效果。
不过日本岩石的特质，在物质上成就了“枯山水”的独特文化。
3．“寝殿造”与士人园林《作庭记》中直接提到建筑只有最后一章《杂部》。
一共只有四句话：“唐人居家，必有阁楼。
高楼者，自不待言，大致檐短者曰楼，檐长者曰阁。
楼以眺月，阁以纳凉。
盖檐长之屋，夏凉冬暖也。
”全部内容仅以区分阁楼。
但是《作庭记》中没有提到，但与之密切相关的是平安时代的寝殿造建筑。
所谓寝殿式，就是正殿位于中央朝南，左右对称建配殿，正殿与配殿之间用回廊相连，南面庭院造池子，筑中岛，四面筑围墙，东西开门。
这是模仿中国院落的建筑模式兴建的。
贵族住宅也以寝殿式最为普遍，例如藤原氏的东三条殿和离宫建筑神泉苑等。
作者橘俊纲是平安时代高官藤原赖通之子，当时寝殿造技术正处于成熟期，藤原家的宅邸高阳院就代表当时造园的最高水平，因此橘俊纲的《作庭记》中对庭院的形态、立意、技术、禁忌等等各方面的论述，都反映了寝殿造庭院的模式。
《园冶》对建筑本身的描写复杂细腻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