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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在国际关系和国际舆论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来讨论“如何提升国际传播效果”这个问题的。
我从宏观层面谈谈中国如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进行对外传播策略、内容和技术手段的调整。
一、传播策略的调整改革开放以来，如何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融入世界、与不同文明和谐共处，成为我国对外传播工作面临的首要任务。
在此过程中，我们尽可能适应不同国家，尤其是对中国有着刻板印象的西方国家民众的心理需求，立足于以他们能够听得懂的话语介绍中国，说明中国，努力淡化政治色彩，寻求共识，避免冲突。
从我国发展过程的现实需要看，这一策略产生了阶段性效果。
然而今非昔比，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大大提升，及至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这也使中国面临着全新的国际环境（及国际舆论环境）。
拿美国来说，美国前任及现任总统均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扼制与打压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政府的政治正确。
出于这一需要，美国把中国话题纳入全球程曼丽：关于提升国际传播效果的对策与建议程曼丽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学术委员会执行主任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话语框架中予以建构，经广泛传播形成认同。
综观近年国际舆论界热议的许多涉华话题，如人民币汇率问题、外汇储备问题、人权问题、病毒溯源问题，以及在碳排放、气候变化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和抨击，都是这种建构的产物。
由此看来，目前中国面临的挑战已经不仅仅是用对方听得懂的话语说明中国的问题，新的屏障已经出现。
面对新的国际舆论环境，我们应当及时调整自己的传播策略，由刻意回避冲突转变为主动应对冲突，进而向掌握话语权的目标努力。
所谓话语权是主导话语的权力，这个权力不是上天的赐予，而是大国博弈的结果，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
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是否拥有话语权，除了硬实力方面的因素之外，还取决于它的价值观念和话语体系是否能够有效回答和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它的文化能否作为独特的存在而受到世人的尊敬。
鉴于此，我们要将中国话语体系及叙事体系构建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对待，进行国家议题及话语体系的开掘，进行民间话语的建设，利用中国经验这一丰富的语料库，从人类共性、共情的角度体现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责任与担当，在世界发展新态势和多样性的发展格局中求取最大公约数，打造基于共同价值观的话语优势。
程曼丽chengml@生于1957年，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海外华文传媒研究中心主任。
2002年9月调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主要著作有《〈蜜蜂华报〉研究》（《蜜蜂华报》是中国本土第一份外文报纸，也是澳门第一份报纸）、《海外华文传媒研究》、《公关传播》、《公关心理学》、《外国新闻传播史教程》。
其中，《〈蜜蜂华报〉研究》获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蜜蜂华报〉研究》填补了中国近代新闻史研究的一个空白，也是程曼丽学术成果中的一座里程碑；《海外华文传媒研究》获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论文《外国新闻事业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反思》获第九届中国新闻奖论文奖。
主持并参与了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
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获学士学位；198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获硕士学位；1986年9月留校任教至2002年7月；1993年晋升副教授；1995年在职读博，1998年获博士学位；1999年晋升教授，同年担任博士生导师；2002年9月调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现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社会科学学部学术委员会委员，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主任。
兼任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学术委员会委会，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特约高级研究员，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研究领域：世界新闻传播史海外华文传媒国际传播公共关系专著：专著《蜜蜂华报》研究，澳门基金会1998年11月出版。
专著《海外华文传媒研究》（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新华出版社2001年出版。
专著《公关传播》，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出版。
专著《公关有术》，科普出版社1993年出版。
教材《世界新闻传播史》（国家级重点教材），中国人民人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程曼丽的讲座观后感最新的以下是我关于程曼丽的讲座的观后感：2022年5月19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知名学者学术讲座”线上举行，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程曼丽教授阐发了对“新的国际舆论格局下中国国家形象建构”这一问题的思考。
传播学院副院长陈虹教授担任了本场讲座的主持人，三百余位听众在线参与。
首先，程曼丽教授对这一主题涉及到的关键词“国家形象”和“建构”进行阐释。
她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国际新闻和国际社交媒体中所呈现出的形象。
国家形象的构成要素很多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
一言以蔽之，国家形象通过大众传媒系统呈现，深度影响着全球受众对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整体认知。
自此意义上，国家形象作为被建构的对象存在。
建构的作用力则来自两个方向，一个是以本国为建构主体的自我形象塑造，即“自塑”，另一种是本国形象被他国主导建构，并且产生相应的效果，即“他塑”。
“自塑”与“他塑”之间存在纷繁复杂的博弈。
之后，程教授进一步对中国形象的“自塑”和“他塑”进行了介绍。
关于中国形象的“自塑”，2009年，中央明确提出把我国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
在最初一段时间里，各个媒体纷纷拓展国外市场。
比如在2009年底，新华社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开始启动，CNC（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依托新华社全球采集网络的优势，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 覆盖了除了南美洲外的大陆。
目前，新华社已经实现了“在世界上主要国家和热点地区，都拥有自己的记者站”的预期目标。
2017年，整合了央视涉外频道资源的CGTN（中国国际电视台）正式开播，并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旗舰媒体。
中国形象的“他塑”，则指的是那些拥有主导国际舆论能力、占有全球化的信息资源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形象的建构过程。
这一过程是对中国系统化污名的过程。
“傅满洲”就是这样被建构出来的“中国人”的形象。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一标签化的形象一直延续至今。
讲座的第二个部分是中国形象的建构及其影响因素，程曼丽教授认为，影响中国形象建构的因素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点是“世界两大格局交织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第二点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利益上的一致性”，第三点是“美国对全球涉华舆论影响的长期性”。
危机公关中的政府形象传播危机公关是指组织或个人因为某些事件或情况而面临着公众舆论的负面压力或危机。
在危机公关中，政府形象传播尤为重要，因为政府在社会中的地位特殊，其形象对公众信任和支持的影响至关重要。
政府形象传播在危机公关中的角色不言而喻，它不仅影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还关系到政府在危机处理中的效果和成败。
政府形象传播在危机公关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本文将探讨在危机公关中政府形象传播的作用和策略。
危机公关中的政府形象传播首先需要重视公众关系的维护和管理。
政府的形象传播是建立在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认可上的，因此政府在危机公关中应该重视公众关系的维护和管理。
政府应该通过多种途径积极与公众进行沟通，增加和巩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政府可以通过新闻发布会、社交媒体、官方网站等渠道及时向公众传递信息，及时公布相关政策和措施，增加公众对政府的了解和认可。
在危机公关中，政府需要充分利用媒体资源，塑造良好的形象。
媒体是政府传播形象的重要渠道，政府应该充分利用媒体资源，积极塑造良好的形象。
政府应该重视与媒体的合作，及时公布信息，向民众传递真实的信息。
政府需要主动向媒体发布积极的消息，传递正能量，增加公众的信任感。
政府需要在危机处理中透明、及时地向媒体和公众公布相关信息，主动回应公众的疑虑和质疑，避免出现信息不透明、瞒报或者虚假信息等不利于政府形象的行为。
政府在危机公关中还需注重危机应对的策略和技巧。
危机公关中的政府形象传播需要针对不同的危机类型和情况进行灵活应对，避免因为应对不当而导致形象受损。
政府需要根据危机的性质、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等因素，制定灵活、有效的危机公关方案，采取积极的危机处理策略，及时遏制危机扩大，尽可能减少公众的恐慌和不安情绪。
政府需要借助专业的公关公司或者媒体人才，制定专业的危机公关方案和传播策略，积极应对和化解危机，保护政府形象。
政府在危机公关中应该加强团队协作，提高应对危机的能力。
危机公关需要政府各部门的通力合作，政府应该建立健全的危机公关应对机制和团队，提高应对危机的能力。
困境与出路：公共危机中政府形象对外传播研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公共危机事件在政府管理中显得尤为重要。
公共危机不仅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构成威胁，同时也对政府形象和对外传播产生深远影响。
政府如何在面对危机时，通过对外传播塑造良好形象，成为了当下政府管理中的一项迫切问题。
本文将通过对公共危机中政府形象对外传播的研究，探讨政府在困境中的出路，为政府在未来危机应对中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公共危机中政府形象对外传播的重要性公共危机是指自然或人为的紧急事件，对社会生活、财产、环境和公共健康造成严重影响，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立即采取行动进行干预和处理的事件。
这些危机事件可能是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疾病传播等多种形式，对社会和公众安全造成直接威胁。
在面对公共危机时，政府形象的对外传播显得尤为重要。
优秀的危机公共关系管理，可以帮助政府在危机中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缓解公众恐慌情绪，减轻社会矛盾，防止可能的社会动荡。
而这需要政府通过对外传播树立自身形象，提高政府公信力和威信，赢得公众和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支持。
政府形象的对外传播也直接影响政府的治理能力和管理效率。
政府形象良好，可以提高政府在危机中的应对效率和决策精度，避免政府在危机中出现失误和犯错。
政府形象的对外传播还可以促进政府间的合作和协调，提高政府在危机中的综合应对能力，巩固政府的权威和稳定性。
在信息时代，公共危机事件的传播速度和影响范围愈来愈大，政府形象的对外传播也愈发变得重要。
政府在危机中应对不当，不仅可能导致政府形象受损，还可能引发国内外对政府责任的质疑和指责，对政府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公共危机中政府形象对外传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政府在危机中如何塑造形象、引导舆论，成为了当下政府管理中的一项紧迫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媒体的报道和公众的舆论对政府形象的形成也起着重要作用。
如果政府在危机中处理不当，可能会导致负面新闻的不断传播，进一步扩大危机事件的影响范围，加重政府形象的负面影响。
危机公关中的政府形象传播危机公关是指在组织内外发生可能损害其声誉和利益的突发事件时，采取一系列合理合法的公关策略和手段来控制和应对，以保护组织形象和维护利益的一种特殊公关活动。
政府作为国家的管理机构和决策者，在面临危机时，其形象传播更是至关重要。
本文将结合传播学和危机管理的理论，探讨政府在危机公关中的形象传播策略。
政府在危机公关中的形象传播策略，首先需要做到“信息透明”，即在危机发生后，政府应第一时间向公众发布相关信息，包括危机的起因、影响范围、应对措施等。
信息的透明和及时传播可以有效缓解公众的恐慌和焦虑情绪，增加政府的公信力。
在信息透明的前提下，政府应当与媒体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协调，利用多种传播渠道进行信息传播，包括新闻发布会、社交媒体、官方网站等，以确保信息的准确传达和及时更新。
政府在危机公关中的形象传播需要注重“情感沟通”。
面对突发事件带来的困难和伤害，政府应当表现出对受灾群众的关心和同情，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增强社会凝聚力。
政府可以通过组织慰问活动、提供心理援助等方式，积极参与受灾区域的救援和重建工作，传递出政府的真诚关怀和责任担当，从而赢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政府在危机公关中的形象传播还需要注重“危机预警和危机应对”。
政府应当建立完善的危机预警机制和应对预案，对可能出现的危机进行提前预判和准备，以便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一旦危机发生，政府需要迅速组织应急处置，积极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减少危机的扩散和影响，展现出政府的决断和执行力，树立政府的应对能力和危机管理能力。
政府在危机公关中的形象传播还需注重“形象修复和危机后续管理”。
危机发生后，政府面临形象受损的情况时，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形象修复。
政府可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形象修复，如向公众道歉、进行严肃调查和处理责任人、开展改善工作等，以回应公众诉求，弥补受损的形象。
政府还应当对危机的后续管理进行有效规划和执行，确保受灾群众的生活得到稳定和恢复，防止危机再次发生。
程曼丽：从战略传播角度看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编者按9月21日下午，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教授程曼丽作客《党建》杂志、党建网，从战略传播角度畅谈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程曼丽首先介绍了美国国家战略传播体系的形成和特点。
“9·11”以后，美国政府围绕领土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以及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与规则，开始全面调整国家安全战略。
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明确提出“国家战略传播”的概念，并对国家战略传播体系进行系统研究和全面布局。
程曼丽认为，目前美国国家战略传播体系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战略传播以美国的价值观、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为核心诉求，推动对外传播走上更加集成化、系统化和专业化的道路。
二是建立总统负责、国安会统筹、部门分工合作的国家战略传播组织架构和工作机制。
三是强调在传播过程中保持“言行一致性”；重视针对目标受众“精心运作的传播和接触”，与利益相关者保持良性互动。
四是着眼国家发展中的重大战略需求和现实问题，加强国家战略传播的理论和政策研究。
美国国家战略传播体系建设，为我们讲好中国故事，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在观念上、管理上、机构设置上、专业化运行上等方面，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以上原文参见党建网2015年9月22日报道）（记者：翁淮南摄影：刘文韬）讲稿实录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受中宣部《党建》杂志的邀请与在座各位就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话题做一个交流。
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思路是：基于战略传播的思维框架，同时借鉴美国的经验，从“共建”的角度检视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今天的交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第一，美国国家战略传播体系的形成与特点第二，中国国际传播面临的问题第三，美国国家战略传播体系带来的启示一、美国国家战略传播体系的形成与特点战略传播（Strategic communications）早先用于美国企业界，通常是指企业通过公关实践加强与消费者的互动交流，取得他们的理解、信任与支持，最终实现组织目标的方法与过程。
新的国际舆论环境下的国家形象传播
程曼丽
【期刊名称】《传媒论坛》
【年(卷),期】2024(7)5
【摘要】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的自我认知以及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其认知的结合(即“自塑”与“他塑”的结合)。
正因如此,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复杂过程,既受历史因素的影响,也反映当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状况。
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即是如此。
在国家形象的“自塑”方面,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
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中国对外传播的主要任务是对长期以来被西方世界妖魔化的中国形象进行“祛魅”,主动展现新时期的新风貌;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在对外宣介国家和平发展的宗旨、目标,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总页数】1页(P3-3)
【作者】程曼丽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63
【相关文献】
1.新媒介语境下的视听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以2017年全球祭孔大典为例
2.沉浸体验式传播——“一带一路”背景下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的新思考
3.新全球化视
野下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4.新冠疫情下华侨华人传播中国国家形象研究5.新媒体环境下国家级新区品牌形象建构与传播--以湖南湘江新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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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下的国家形象建构信息传播全球化使得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相互依存，全球被压缩为一个整体，在新媒体时代，建设多语种、多平台的全媒体传播机构已经成为国际传播媒体的普遍选择，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势不可挡，但任何一种新趋势的到来都会产生相应的问题，那么如何利用互联网的特征和优势，增强传播手段、传播内容、传播方式的全面创新，在庞大的国际舆论场中借力新媒体传播优势实现“弯道超车”，发扬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家形象业已成为我国国家传播能力建设中不容轻视的一环。
面对新媒体时代下的新闻传播，北京大学新闻学院程曼丽教授认为，“国家需要通过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促使对外传播部门多出互动性强的作品。
同时，对外传播部门应该调整观念，顺势而为，将互联网思维贯穿到国际传播工作中去，发现并鼓励互联网故事的创新之举，进行经验总结和推广，从而使中国好故事既有好的内容，也有好的形式，使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
从技术视角看，新媒体技术的数字化、虚拟化特征，使信息传播呈现出跨时空、跨地域、跨国界、跨文化的特点。
国家间的交往、互动日趋平凡，随着信息获取渠道的极大丰富，新媒体的去中心化、差异化、群众化的传播特性，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用户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
进入21世纪，新媒体已经成为获取新闻信息和传播自身需求的重要平台。
在许多国际热点问题上，新媒体在舆论导向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在线下引发群体骚乱。
网络平台已成为新时期国际战争的主战场，网络传播成为国际斗争的新武器，争夺信息主权、边界、信息规则制定权成为紧迫话题。
向世界宣扬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不仅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传统主流媒体系统的形象，而且还依赖新媒体分化、分裂的补充。
在此形势下我们不仅要借船出海，还要造船出海，建设自身传播通道。
世博会、奥运会等大型国际事件提升了中国的形象及品牌，孔子学院在海外的发展提升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国家形象片也注重采用“主动出击”策略，表明政府正在积极作为，同时国人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观念也日渐强烈，不少出版物、电影电视作品争相在海外市场拓展中国形象。
国际新闻界２００６．３国家形象一般是指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认知与评价。
良好的国家形象可以为一国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带来巨大的利益；负面的国家形象则有可能使国家面临重重阻力，最终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在国家形象的构建与修复方面不惜巨资，不遗余力，并将它作为政府公共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
美国从联邦、州到各级政府都设有专门从事形象管理的公共关系部门，单是联邦政府就雇用上万人处理公共关系事务，每年的经费支出高达几十亿美元。
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也在不断加大政府公关的力度。
近些年来，在树立和改善国家形象方面，我国政府的自主意识越来越强（如政府借举办２００８年奥运会开展的各种形象推广活动），这是有目共睹的。
国家形象危机的出现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与危机事件相伴随的形象危机；一种是传播失当造成的形象危机。
与危机事件相伴随的国家形象危机在许多情况下，国家形象危机是由有形的危机事件引发的。
危机事件种类繁多，就国际范围而言，有政治性的危机事件、军事性的危机事件、外交性的危机事件、经济性的危机事件、文化性的危机事件、灾害性的危机事件等等。
无论哪一种危机事件发生，都有可能给当事国的国家形象带来严重损害。
比如一个国家违反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准则而对其他国家施以暴行，国际社会对它的认知与评价必然是负面的，它也不可能有良好的国家形象。
“二战”期间的德国就是如此。
当时，德国政府有感于“名声”不好，于是抛出各种理论为自己开脱［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５６８５（２００６）０３－０００５－０６国家形象危机中的传播策略分析□程曼丽（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１）［摘要］国家形象危机的出现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与危机事件相伴随的形象危机；一种是传播失当（当传不传和不正确地传播）造成的形象危机。
无论哪一种情况出现，国家形象的受损都是不可避免的。
为了减轻国家形象受损的程度，或者从根本上避免形象危机的出现，制定科学、有效的危机应对和传播策略是十分必要的。
为此需要改变旧有的传播观念；树立危机传播意识；尊重国际传播规律；掌握有效传播的方法与技巧。
［关键词］国家形象；国家形象危机；传播策略［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文献标识码］Ａ［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３－０８［作者简介］程曼丽，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本期话题５DOI:10.13495/ki.cjjc.2006.03.001国际新闻界２００６．３罪责，甚至委托美国一家老牌的公关公司为它做公关宣传，结果这场宣传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反而成为美国公关业中不正当宣传的典型案例。
需要强调的是，国家形象是多维度的，而不是单维度的。
有一种误解，以为国家形象只是国际社会在伦理、道德层面上对一个国家的认知与评价，这是片面的。
一个国家的政府对内部成员或对另一个（些）国家主动施与的暴力性、攻击性的行为，固然会引发国际舆论的谴责，导致其形象下滑；一个国家被动承受的打击，同样有可能降低国际社会对它的认知与评价（尽管人们对它的道德评价并未降低），从而使它的国家形象大打折扣。
比如一个国家发生自然灾害、流行性疾病、安全事故、恐怖事件等，都会影响外界对这个国家安全性与可靠度的认知，都会影响人们对这个国家居住、旅游、投资环境的评价，其结果往往是其居住、旅游人数的减少、投资额的降低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的大幅萎缩。
这同样是国家形象受损的表征。
印度洋海啸发生后，尽管亚太地区不少度假景点并未受到破环，但来此度假、旅游的人数锐减。
据威世国际为世界旅游机构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亚太地区旅游业因印度洋海啸所蒙受的损失高达３０亿美元。
［１］卡特里娜飓风袭击新奥尔良之后，这座曾经以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的著名旅游城市陡然陷入沉寂中，当地居民被迫逃离，旅游者不再光顾。
据新奥尔良旅游据透露，飓风过后，２００５年所有会议全部取消，仅此一项损失高达３５亿美元。
正因为如此，灾难过后，这些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等）无不致力于修复国家形象、恢复旅游者信心的宣传。
即便是一些没有遭遇灾害的国家，仅仅因为国际社会对其经济发展的认知与评价尚未达到预期的程度，政府也会主动出资，为国家形象做宣传。
例如９０年代中期，为了扭转亚洲地区对澳大利亚技术水平的不利认识，澳大利亚政府开展了名为“富于创造力的澳大利亚”的宣传活动。
政府出资在东亚地区的主要出版物上刊登整版彩页广告，广告围绕电讯、航天、航海、卫生、教育、能源、环保、信息技术等主题展开，试图说明在所有这些领域，澳大利亚都是富有创新精神的。
［２］这就是一次典型的国家形象推展活动。
还有一种误解，认为国家形象的受损或修复，是国家、政府层面的事，与其他社会组织（包括企业）、个人无关，这也是片面的。
事实上，外部公众或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的认知与评价，不仅来源于对其政治取向、国际关系状态的了解，还来源于对其在外（或涉外）组织机构或个人的具体感知。
如此说来，在外（或涉外）组织机构、个人就不仅仅代表自己，还代表他们所在的国家，或者说，他们身上不可避免地折射出国家形象。
美军虐囚是驻伊拉克、阿富汗美军基地少数官兵所为，此事曝光后，世界各国纷纷表态，矛头直指美国政府，其中既有先前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的国家，也有美国的盟国、盟友，这使美军、美国的形象一落千丈，美国政府的海湾战略也再度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
古巴关塔那摩美军基地亵渎《古兰经》事件，也是个别士兵所为，却在阿富汗等伊斯兰国家引起大规模的反美示威，造成十多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使美国形象再度滑坡。
作为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也曾遭遇过个人行为使国家形象蒙羞的尴尬。
８０年代中后期，我国一批个体商贩和一些小型企业将国内服装鞋帽等商品销往前苏联。
这些商品中不乏质优价廉者，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质量不过关。
久而久之，苏联人形成了一种印象：中国货就是劣质货。
曾经有人通过媒体发出呼吁，抵制中国货，甚至莫斯科大马戏团的串场小丑在表演自杀未遂（子弹未出膛）的小品时，也举起枪来不无嘲讽地说，“这是中国货”。
令人遗憾的是，苏联人（而后是俄罗斯人）对中国人、中国商品、中国国家形象的这种认知与评价，近２０年来都没有完全扭转过来。
以前我们没有意识到个人行为与国家形象之间的必然联系，及至意识到了，却要本期话题６国际新闻界２００６．３为扭转这些负面的认知与评价付出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代价。
传播失当造成的国家形象危机除了有形危机事件的促发因素之外，信息传播失当，同样有可能引发国家形象危机。
信息传播失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失当”：当传不传和不正确地传播。
（一）当传不传引发的国家形象危机对于一国政府而言，常规的信息传播、危机前的预警以及危机来临时对于危机事件破坏程度及其所采取措施的通报，是其职责范围内的事（许多国家以法律形式确定了这一点），对此不应有任何疑问。
如果政府没有充分履行职责，当传不传，特别是在危机事件发生时当传不传，致使主渠道信息缺位，那么非主流信息就会迅速填充信息渠道，其中夹杂着的大量的传闻和虚假消息难免混淆视听，造成人心恐慌和社会骚乱，给政府扭转危机、稳定局势带来阻力，其结果必然导致政府威信的下降和国家形象的损失。
当传不传之所以带来严重后果，与公众心理，特别是危急状态下的公众心理有关。
突发性危机事件来临时，人们往往会陷入恐慌之中，对事件带来的后果产生深深的忧虑。
这个时候，由于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受众往往会主动、积极地寻求信息，以便做出正确的判断来规避风险。
也就是说，此时人们对信息的寻求，已经超出一般意义上对信息知晓的需要，而是出于自卫的本能。
如果主渠道的信息满足不了他们的需要或者不足以令他们信服，他们就会转向非主流渠道，寻求补充性的信息，各种猜测也会随之而起。
受当时情境的影响，人们的猜疑往往会朝着夸大或背离事实的方向延伸，一旦得到某些传言的“印证”，他们就会产生接受传言的倾向，并成为传言链条上的一个新的环节。
２００３年北京“非典”初期，由于主渠道信息不畅各种传闻在北京市民中大范围蔓延，就说明了这一点。
由此可见，乘危机之乱有意造谣生事、蛊惑人心者固然存在，却只是少数，绝大部分人相信和传播谣言，是对信息过渡渴望和过分敏感所致。
就我国政府而言，之所以出现“当传不传”的情况，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缺乏“传”的意识。
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信息传播（或宣传）的职能，是由党的各级宣传部门统一履行的。
虽然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立后，其中的一部分职责回归政府，但是由于这方面的功能长期处于潜抑状态，加之作为信息传播主体，政府的责、权及其与党的宣传部门的关系尚不十分清晰，这就使它在信息传播方面的惰性或被动性无法消除。
二是有意不传。
这与我们的传统观念和思维方式有关。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报喜不报忧”、“家丑不外扬”作为新闻报道，尤其是对外新闻报道的原则，因而尽可能突出成就和业绩，缩小或回避工作中的问题。
此外，出于业绩指标的考虑，一些领导，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的领导有意隐瞒不良记录，甚至公然阻止新闻记者对重大突发性事件的披露与报道。
如果说，有意不传的行为在信息闭塞的时代尚且奏效的话，那么，在今天信息全球传播的环境下，其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例如由于我国矿难频发且曾经出现隐而不报的情况，国外舆论对此十分关注，并出现中国以牺牲劳动者利益获取出口优势和产品竞争优势的说法。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仍然采取以前的做法，势必带来更加负面的评价，甚至使国家形象受到拷问（当然最有效的办法是加强管理，减少或杜绝矿难的发生）。
（二）不正确传播引发的国家形象危机所谓不正确传播大致有几种情况：一是传播时机不恰当，二是传播信息不准确，三是使用了不适宜的语言，四是背离了人类共同的价值标准。
１、传播时机不恰当时机是指事物发展在时间方面的有利条件。
而事物发展在时间方面的有利条件是有规律可循的。
一般情况下，某一事件（特别是危机本期话题７国际新闻界２００６．３本期话题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报告事件真相，表明当事者的态度，是最有利、最有效，也是成本最低的。
因为它可以从源头上阻断小道消息和谣言的流传，最大限度地消除恐慌心理，将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为处理和扭转危机赢得时间。
如果传播者没有在第一时间发布信息，那么，各种传闻和谣言便会成为“替代品”，时间一长，不利的态度和舆论就会出现，“刻板印象”就会形成，甚至还会出现一些不理智的行动。
及至传播者反应过来，然后再为辟谣、平息负面舆论、扭转“刻板印象”和改变对立行为进行传播时，所要付出的代价与成本就更高了。
２、传播信息不准确信息传播的准确度，直接关系到公众对传播者的信任程度。
一般来说，公众对传播者（特别是作为传播者的政府）的信任是在传播之初建立的。
如果传播者最初没有传播真实信息，或者存在有意隐瞒的情况，那么，即便传播者对其行为予以纠偏或校正，将正确的信息发布出来，公众对传播者的传播信任危机已经产生，对校正后的信息的信任也只能是防范性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