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三教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教的融合及其历史意义汉魏时期，道教处于酝酿和初创时期，还远未成熟; 原本占优势地位的传统儒家思想也因时衰世乱而渐趋崩坏。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一般认为是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的，但对传进的具体时间，学术界说法不一。

据三国魏人鱼豢的《魏略·西戎传》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 公元前 2 年) ，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这是中国史书上关于佛教传入中国最早的记载。

佛教初传入中国时，并未产生较大的影响，只是被视同神仙方术之流，徒众不多，传播不广。

外来佛教在传入时难免会与本土儒道文化有所冲突和斗争，同时也要融合吸纳本土文化中的一些内容，并做出适当的妥协。

此时三教之间的互动以佛教对道教的依附和对儒教的吸收为主要特征。

佛教徒在翻译佛经和传播教义时，也常常援引、借用道家和儒家的名词术语，以便于理解和沟通。

还有不少佛教徒乃是由儒、道入佛者，原本精通儒学，旁通老庄，后来接触佛教，自叹“儒道九流，皆糠秕耳”，遂出家为僧。

此时，道教的发展已经使它可以与佛、儒鼎足而立，佛教的发展壮大也使它有了足够的力量与儒、道抗衡，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教会通成为主流趋势。

一、汉末魏晋时期“儒释道”在山东的融会与发展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儒学在中国经历了由汉代之“独尊儒术”到魏晋南北朝的“儒不独尊”等一系列演变。

山东地区的形势也大抵如此。

山东本是儒学传统源远流长、大师辈出的地区。

魏晋玄学的兴起对传统儒学形成了一定的冲击，特别是“八王之乱”以后，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和各地的战乱对以儒家文化传统为主的汉族文化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山东地区许多世家大族被迫迁移至江南。

总之，在长期战乱的破坏、新兴学说的冲击和人口迁徙的影响下，山东地区深厚的儒学传统已经式微，山东儒学在全国的领军地位也已逐渐丧失。

东汉末，山东道教发展较慢。

东汉光武建武中，有山西道人纪冉，寓东镇太山祠，数年后徙仰天。

纪冉所宣讲的教义是以《道德经》为主，极少涉及服食炼丹之术，深受当地士民欢迎。

据传，直到北魏时期，每逢纪冉忌日，仍有信徒对其进行祭拜，可见纪冉所传道教在当地影响之大。

汉献帝建安后期，有陕西羽士张丹诚，受道教教主张鲁委托来青州传教，在东镇沂山( 位于今山东潍坊市临朐县) 设坛，宣说五斗米教，以设义施仁、济贫拔苦的基本教义来教育信徒，并且禁止酗赌。

由于这些教义有利于改善社会风气，因此张丹诚在此传教数年，甚得民心，弟子众至千计，并在沂山朝阳洞外建造了朝阳观。

后因势众，为官府所忌，至曹魏甘露年间( 256 －259) ，终被取缔，朝阳观被拆毁，有关的道教洞窟也被填塞。

另一方面，山东地区的佛教也在传播和发展。

佛教传入山东的时间很早，大约自西汉末期已有传播，但确切时间却很难考证。

目前较早的记载见于清代仰沂道士赵守身的《东镇述遗记札》: “前汉孺子居摄二年，岁次丁卯，川人释子王静( 净) ，由巫山来东海青州传法说经。

先寓仰天，越年，南去东镇沂山，居极巅玉皇顶泰山祠，设坛传教，四方士商村老云集，拜佛习经，众多数百。

”①西汉孺子婴居摄二年即公元 7 年。

关于王净至青州设坛说经的具体时间，还有一种说法，是西汉平帝元始四年，即公元 4 年。

王净先后寄居于山东青州的仰天山、东镇沂山的泰山祠等地。

又据清乾隆《诸城县志·建置考》记载: 诸城“白龙山寿圣寺康熙八年重修碑云: ‘东汉明帝永平戊午，敕封虹蜺山虹栾寺。

”“白龙山”又名“虹蜺山”( 《山东省志》作“虹蚬山”，当为“蜺”之误)，位于山东省诸城市城区东北。

东汉明帝永平戊午即永平元年( 公元 58 年) ，可见，东汉初期，佛教文化已在山东诸城传播开来。

虹栾寺( 宋改名寿圣寺)也是目前见于记载的山东最早的佛寺之一。

东汉章帝元和年间，王净的弟子法规于沂山设立发云寺( “发”后改为“法”) 。

魏晋时期，山东道士人数略有增加，然而这些道士大多在民间活动，较少建设道观，在教义方面也无大的发展，依然是以《道德经》和天师道的“设义施仁、济贫拔苦”为主。

此一时期道教的发展虽较为缓慢，但与佛教产生了较为密切的联系。

随着道教与佛教各自传播范围和规模的扩大，它们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多。

西晋末年，因永嘉之乱( 311 年) ，衣冠南渡，晋室南迁，山东人口流徙严重。

晋室南迁之后，山东地区先后为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南燕以及北朝时期的北魏、东魏、北齐和北周所统治。

此时山东比较出名的道士和僧人有崇尚清修和隐逸的道士张忠、著名高僧朗公②等。

据《晋书·隐逸传》记载，西晋末年，有道士张忠避“永嘉之乱，隐于泰山。

恬静寡欲，清虚服气，餐芝饵石，修导养之法”。

张忠，字巨和，中山( 今河北省定州市一带) 人，因隐居泰山，故自称“东岳道人”。

他在崇岩幽谷之间，凿地建土窟修行，终日打坐，生活极为俭朴，“冬则缊袍，夏则带索，端拱若尸。

无琴书之适，不修经典，劝教但以至道虚无为宗”。

弟子们仿效其师，也在附近建窟而居，每五天拜见张忠一次。

张忠的教导方式比较特殊，“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业，观形而退。

”弟子们在张忠窟上设立道坛，每天早上进行朝拜。

他们“食用瓦器，凿石为釜。

左右居人馈之衣食，一无所受”。

他们这种行为方式与印度沙门的苦行派颇为相似。

无独有偶，前秦皇始元年( 35l) ，著名佛教大师佛图澄的弟子竺僧朗( 朗公) 也在金舆谷( 今山东济南历城区柳埠镇) 开辟道场，创建寺院，世称“朗公寺”( 后称“神通寺”) 。

③金舆谷与张忠住所仅一岭之隔。

朗公与张忠结为好友，“为林下之契，每共游处”，共同在泰山附近传经布道，开启了泰山道佛共存、互为增益的优良传统。

张忠与朗公在泰山、济南一带传法，名声远播，前秦苻坚曾派人请张忠到长安，并以“兼济之言”劝其出世为用: “先生考磐山林，研精道素，独善之美有余，兼济之功未也。

故远屈先生，将任齐尚父。

”张忠回答说: “昔因丧乱，避地泰山，与鸟兽为侣，以全朝夕之命”，现如今自己已经“年衰志谢，不堪展效”，加上本人“山栖之性，情存岩岫”，因此“乞还余齿，归死岱宗。

”苻坚见他坚隐不仕，只好派人送他返乡。

张忠于华山道中自叹: “我东岳道士，没于西岳，命也，奈何! ”后果及关而死。

苻坚派人祭吊之，谥曰“安道先生”。

朗公也受到了当时许多统治者的尊奉，如前秦苻坚、后燕慕容垂、后秦姚兴、北魏拓跋珪，以及东晋的孝武帝等君王均以各种方式向他表达了敬意，并赐予大量财物和人力供他使用。

在朗公的影响下，此地声誉日隆，成为佛教胜地。

高僧朗公和高道张忠的交谊是佛道在泰山共存共荣的楷模，在泰山西麓的昆瑞山上，至今留存着“朗公石”，当地也流传着关于朗公和张忠的种种传说。

总的来说，当时佛教的发展势头更胜一筹。

东晋太和六年( 371) ，法云寺住持竺法汰在高僧道安倡议下，又于山东沂山创建“明道寺”。

一时“释子八方云集，车马载道”，香火极盛。

又有天竺僧人佛驮跋陀罗至青州东莱郡( 今山东掖县)弘法。

还有中国高僧法显到天竺取经，返程时也是搭商船，至“长广郡( 今莱阳东) 牢山南岸”，太守李嶷敬信佛法，曾派人至海边迎接。

佛教的兴盛使兼修儒道的山东学者产生了不满。

东晋时，有东海郯人( 今山东郯城) 何无忌撰《难袒服论》，以驳庐山高僧慧远④的《沙门袒服论》。

何无忌认为沙门右袒有悖于中土之名教礼制。

对此，慧远后来又写了《答何镇南》给予解释( 何无忌义熙中进镇南将军，故称“何镇南”) ，将佛教的济世思想，同儒家名教的政治伦理和道家的出世哲学协调了起来。

《晋书·何无忌传》载: “何无忌，东海郯人也。

……镇北将军刘牢之，即其舅也。

”刘牢之，字道坚，彭城人。

有研究者从刘牢之的姓字推测他很可能是信仰天师道的，而何无忌是其甥，根据当时家世信仰的特点，何无忌的宗教信仰应与刘牢之相同，因此何无忌也有可能信仰天师道。

从其信仰立场来看，何无忌撰《难袒服论》表面上是为维护儒家礼制，其深层次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出于维护道教的目的。

二、寇谦之、崔浩的新天师道及其与山东佛道关系北朝时期，山东地区同样存在着儒释道三教的矛盾，但其中大多数时候，道教和儒教结成了同盟，共同抵制佛教。

北魏太武帝重用大臣崔浩、道士寇谦之⑤。

寇谦之在司徒崔浩的鼎助之下，改造了传统天师道的教义、教规等，使之更加适应鲜卑拓跋氏统治的政治需要，从而使他本人为北魏太武帝所重，位居国师; 北方道教也受到北魏太武帝的尊崇而一度上升至官方宗教的地位，这一切都使原先发展较为缓慢的天师道有了明显的发展和变化，因此被称为“新天师道”( 也称“北天师道”) 。

寇谦之也成为南北朝时期道教改革的重要代表人物。

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其父寇修之曾为苻坚的东莱( 今山东莱州) 太守，“即曾居滨海地域。

父子俱又以‘之’命名，是其家世遗传，环境熏习，皆与天师道有关，所以‘少修张鲁之术也’。

”因此，寇谦之少居东莱，深受齐地天师道之影响。

北魏神瑞二年 ( 415) ，寇谦之假称太上老君降授其“天师”之位和《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令他宣扬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行“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炼”新道法。

今《道藏》收有《老君音诵诫经》一卷，实即《新科》所遗之作。

魏明元帝泰常八年( 423) ，他又假称老君玄孙、牧土上师李谱文降临，授其《录图真经》凡六十余卷，提出无极至尊为道教最高神。

北魏太武帝始光元年( 424) ，他献道书于太武帝，倡道教改革。

崔浩( 381—450) ，字伯渊，清河郡武城( 今山东德州武城县附近) 人。

其父崔玄伯曾为前秦苻坚大臣，后“避难于齐鲁之间”。

《魏书·崔浩列传》说崔浩“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政事筹策，时莫之二”。

崔浩的思想主体虽属儒家，但他很可能也受到了山东地区的道教文化影响，因此后来才会拜道士寇谦之为师，大力支持他改革传统道教，创立并推行“新天师道”。

史载:“( 崔) 浩奉谦之道，尤不信佛，与帝言，数加非毁，常谓虚诞，为世费害。

帝以其辩博，颇信之。

”太平真君三年( 442) 太武帝亲至道坛接受符箓，自此道教成为北魏国教，每逢皇帝即位，都要登坛受箓，直到北魏灭亡。

另一方面，佛教则遭到贬斥。

在崔浩、寇谦之等人的劝说之下，北魏太延四年( 438) ，太武帝下诏禁止五十岁以下的人出家为僧，有违者一律还俗以充兵役。

北魏太平真君二年( 441) ，太武帝下诏废除民间神庙，以信佛为迷信。

担任太子晃老师的高僧玄高和慧崇也被处刑。

太平真君五年( 444) ，太武帝下诏禁止官民私养沙门。

此后，太武帝又多次下诏诛杀沙门，毁坏经像，敛没其财产: “自王公以下，有私养沙门者，皆送官曹，不得隐匿。

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沙门身死，容止者诛一门。

”“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

……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象泥人、铜人者，门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