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第3期山东社会科学No．3总第199期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General No．199淮阳布老虎艺术形式与内涵美的架构：民俗信仰———兼论民俗信仰对民间美术艺术形态与审美的影响刘晓琰张礼敏（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天津300072）［摘要］淮阳的布老虎，从艺术形态上看似乎是颓废的，也似乎是一种保守，因为它过于简单，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真正深入地做一次田野考察，才发现它简单的艺术形态背后蕴涵着极为丰厚的民俗信息。
淮阳布老虎艺术形式因信仰而产生，伴随民俗活动而延续，历经世代传袭，外在的艺术形式最终与内涵完美地统一在一起。
从审美角度看，背后观念性的东西决定了艺术存在的形式，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审美心理。
因此，我们不可低估民间信仰对艺术形态与审美心理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淮阳布老虎；艺术形态；民俗信仰［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45［2012］03－0070－05在浩如烟海的民间艺术中有一枝格外引人注目的奇葩，中国“虎”文化的代表———布老虎艺术。
“龙显与天，虎隐于地。
”龙与虎文化来自原始图腾崇拜，至秦、汉建立统一帝国后，龙成为帝王的专属，虎则落入民间成为庇佑千家万户的神明。
中国人对生命及生命的延续历来是非常重视的，祈求无病无灾、长命百岁是民间恒定的主题。
孩子一出生，就把养育生命的重担交给了女性，母亲为孩子做虎头鞋、虎头帽、虎肚兜、老虎枕头、布老虎等以求庇佑孩子健康成长，这个“母性的艺术”是全国性的，她们手中的针线寄予了多少温情、希冀，把所有的寄托一针一针缝进这个小小的布老虎里。
母亲们用巧手沟通了现实与理想、生活与审美，创造出了一个个千姿百态可爱的老虎形象。
相比之下，淮阳的布老虎制作没有繁缛复杂的工艺，没有母亲细腻的情感寄托，艺术形态上千篇一律，更接近图腾崇拜。
如果说“母性艺术”的布老虎是原始图腾的延续发展，淮阳的布老虎好像时光停止了脚步，它的“复古”艺术形态倒更具有原始性。
一、诗性的集体艺术行为淮阳的太昊陵人祖庙会，会期在每年的农历二月二至三月三，又称“二月会”，有两种与生殖崇拜有关的民间艺术品为其所独有，一是淮阳的泥泥狗，二是淮阳布老虎，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成了庙会的标志和代言。
淮阳庙会规模很大，顶峰时每天达80万人次，布老虎每年在庙会期间的销售量有数百万只。
淮阳布老虎不仅销售量大，还有区别于其他产地的显著特点：集体生产，庙会时集中销售。
这种文化现象很独特。
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生是由于某种观念在文化系统中起了主导作用，且这个观念具有恒定性。
吕品田在《中国民间美术观念》中认为，民间美术有三种“恒常主题”，显然与人类生存发展所必需的三项基本条件以及生命存在的自然要求保持着对应的关系：一、祈子延寿；二、纳福招财；三、驱邪禳灾。
①淮阳太昊陵庙会又叫人祖庙会，起源于对祖先伏羲氏的祭拜，在中华民族先祖的世系中伏羲位于炎帝和黄帝之前，为“三皇”之首，是人文先祖。
在淮阳一带，伏羲被百姓尊为“人祖爷”。
淮阳布老虎艺术的产生与人祖祭祀有直接的关收稿日期：2011－02－08作者简介：刘晓琰（1972—），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教师，《年画研究》编辑，美术学硕士。
张礼敏（1980—），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①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7月版，第45页。
系。
我们来看一则当地关于伏羲兄妹成婚的传说：宇宙初开之时，天塌地陷，世上只有兄妹二人后，为繁衍人类，便商定滚石为媒，合而成婚。
成婚之夜由于伏羲羞于看见妹妹，遂自变成老虎模样，女娲则带着草帽出嫁，才使人类得以延续，老虎便是伏羲和女娲的化身。
民间的观念向来是以人类生命繁衍为主脉产生与发展的，淮阳布老虎艺术正是在这种民间观念背景下产生的，它已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装饰品和玩具，是早期人类生殖繁衍崇拜的物化象征。
民间一旦确定了某种信念，对其表现出来的态度往往是虔诚的，特别是对赋予了超自然能力的神物，表现得更为充分和鲜明。
人们对老虎身上的生殖神能深信不疑，特别是沾着人祖灵气的虎。
求子者把虎“请”回家去，期冀虎身上的这种生殖力能影响转化到自己身上，繁衍生命，早得贵子。
尽管生殖崇拜产生于生产力低下的远古时代，人们通过充沛的生殖能力来抗争自然灾害、疾病等以求得生存繁衍，这种与基本生存要求相关联而形成的民间俗信，即使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依然保留“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信则灵，不信则无”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虎”信仰文化的一种延续与认同。
民间信仰一方面有突出的功利目的，其特征具有顽固性和广泛性；另一方面，民间信仰在其实用性、功利性的现实主义诉求中又有生发性和多变性。
先民在认同了老虎能助人类生育繁衍的神力后，在其恒定的发展过程中，又被赋予了积累财富、保佑平安、祛除疾病等趋利避灾的能力。
至此，老虎如其他的民间神一样，所承载的关乎美好生活愿望的一切功能得以全部实现。
民间信仰这种有选择的塑造特点，追求现实生存之道的世俗心态，从表面上看是人们生存欲望下的一种文化选择，在本质上体现的是深层的民族心理与民族精神，具有历史的连贯性。
基于上述种种民俗心理，在淮阳人祖庙会上，来自不同社会群体的人们自觉地加入同一个祭祀活动，也就不足为奇了。
信仰的力量能把若干分散的个体变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庙会期间，人头攒动，人流如潮，时常有三五成群的妇女担着花篮在“统天殿”前或陵墓前唱耍，当地称其为“担经挑”。
据考证，这种流行于太昊陵“进香会”上的“担经挑”是“原始社会以舞祭媒保留下来的一种遗俗”，“担经挑”唱词也大多与伏羲女娲繁衍人类有关。
从四面八方赶来的香客们随着巨大缓缓前行的人流，怀揣着对未来生活的心愿，虔诚地将高香、纸钱投入堆积如山的“人始门”香火中，人们的祈盼随着香烟烛火的升腾得到了极大的慰藉与满足。
在朝拜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活动，凡来太昊陵的香客，尤其是女性，要用手摸一摸象征女性阴部的“子孙窑”，希望家族人丁兴旺、子孙健康。
当一系列的活动完结，朝拜的人们带着满足与希冀，还要买一只神物回去———淮阳布老虎。
至此，整个庙会完成了祭祖、娱神、求子、祈福、娱己的全部功能。
民众的这种希望家丁兴旺、生活富足美满的要求，是自然、朴素、真实的，从这一点上讲，淮阳布老虎艺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
淮阳布老虎因信仰而产生，集体制作，依附庙会集中销售，群体消费，从而流传至今。
这样看来，淮阳的布老虎艺术并非以静态的单纯的艺术形式展现给我们，而是跨越时间、跨越空间的动态存在。
事实上，从农历十月过后，田里的麦子一种上，放下手中锄头的妇女们就开始了大规模的“造虎”运动，家家户户涮染布，男女老少缝布虎。
虽然离庙会祭祖还有一段时日，但其赋予的民俗观念随着一只只布老虎的产生，在人们心里滋生并逐渐强壮起来，直至二月二的到来。
一个庞大的群体还有牢固的民间信仰，跨越5个月时间共同完成了一个诗性的艺术行为。
这个行为的完成，不是靠一群同类的艺术家，而是靠来自许多不同区域的流动性的社会群体。
二、世代因袭的象征符号每年有几百万只布老虎被制作出来，自然会令人想到淮阳的布老虎是五花八门、形态各异的，其实并不然。
淮阳县制作布老虎的作坊主要集中在白楼乡的庞庄村，这里每家每户几乎都在制作布老虎，尽管花色略有不同，但从外形模样上来看大体一致。
而且整个村子就像是商量好了，做的几乎是一个模样。
现代化的进程，打破了人们固守了多年的区域生活模式，民俗观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在过去，孩子出生、过百岁，为庇佑孩子健康成长，母亲用巧手为孩子制作虎头帽、虎头鞋、虎肚兜、布老虎的习俗日渐消退，甚至已无迹可寻。
有些地区虽然还残存着一点踪迹，但随着俗信观念的淡化，手工布老虎的民俗功能逐步减弱。
尽管地方政府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呼声中，着手做了一些抢救工作，终究缺失了民俗情感，布老虎正逐步演变为一种单纯的民俗装饰品，似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况味，昔日饱含了多少亲情希冀与母爱寄托的布老虎文化注定要化为一种历史记忆。
在全国各地布老虎面临濒危与消失的语境下，有了庙会，有了集体的参与，淮阳的布老虎却显露出了它的“虎虎生机”，依旧表现出很强的民俗实用特点。
首先，淮阳的庙会是一年一次，布老虎也是一年一换。
当地有“一买买三年”的说法，意思是说，必须连续买三年才能灵验，在这种俗信心理的暗示下，更增加了布老虎的神秘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淮阳布老虎的消费。
其次，布老虎是附加了神能的象征物，并不是纯粹作为玩具与装饰品出现的，所以并不太重视它的艺术形态，制作工艺也不太精细。
从以上两点来看，淮阳的布老虎似乎是作为一种消耗品来使用的，与民间木版画———纸马有点相似，造型粗犷，粗枝大叶，不拘小节。
纸马与年画不同，前者不需要张贴，祭拜后都要烧掉，纸马只是作为附加了民俗信仰信息的一种符号来使用。
从这个角度讲，淮阳的布老虎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处。
淮阳布老虎的艺术形态与纸马一样，不是写实，是意向。
萨特在他的《想象心理学》中说：“意向在本质上，在其本来的结构上就是象征性的。
”①对于艺术的象征，博厄斯阐释：“越是象征之物，形式就越简单。
只有当某种装饰品的解释以及他所代表的含义已经在人们的头脑里稳定地形成以后，这些情况才成为普遍的现象。
”②如上所述，淮阳布老虎既然是一个符号，是一个象征物，它们自身的艺术形态特点有着群体共同的认知。
“这些符号性质的事物表象和关于符号意义的‘说法’，在长期的辗转流传过程中已不同程度地模糊或丧失了它们的原始实践意义，演变成相对稳定的观念符号。
作为观念性存在，这些符号通过集体意识的渗透作用深入每一个社会个体的意识之中，成为家喻户晓的共同语汇。
”③中国民间俗信的相对稳定发展，为民俗艺术符号的传承铺设了一条恒定的路基，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约束力，并世代遵循传袭下去。
人们对传承下来的这类“艺术符号”的顽固认知度，在随后的田野考察中，也得到了验证。
对于“闯入”庙会的外地布老虎，人们似乎并不十分感兴趣，人们更在乎的是那庙会上早已约定俗成的具有神力的淮阳布老虎。
“民间的审美是共性的审美，必须是这一地域人们的审美都变化了，它才会悄悄地发生变化。
”④对于人们习惯了某一种特定艺术形式的现象，博厄斯也认为：“一种形式一旦固定下来，人们拒绝接受任何新的、不熟悉的形状，其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有的觉得某种形式不妥当；有的对用具赋予了特定的社会或宗教的价值。
”⑤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庞庄村堆积如小山的布老虎为何是一个模样了。
因布艺作品不易保存，我们只能见到40年前的淮阳布老虎，对于更早的样式，我们已无从考证，但就家族传承的特点与制作工艺来看，结合传承人的访谈口述，还有台湾汉声杂志编纂出版的《虎文化》一书中刊登的七八十年代的布老虎图片，基本可以断定，淮阳布老虎的样式几十年来应该没有很大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