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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１８全国新书目特别推荐ＮｅｗＲｅｖｉｅｗ□文／吴旭民《严耕望史学著作集》，严耕望著，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８，４５７．００元严耕望（１９１９－１９９６），名德厚，字耕望，号归田，以字行，安徽桐城罗家岭人。
其字号系取晋陶渊明“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之意，这与其毕生躬耕于史学之土地，砥节砺行的治学态度极为契合。
严先生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初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初任职于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再转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１９６４年应聘到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研究所任教，１９７０年当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著作等身，富开创性。
《严耕望史学著作集》收录严耕望先生史学代表著作《两汉太守刺史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唐代交通图考》、《唐仆尚丞郎表》、《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隋唐通济渠考》和《严耕望史学论文集》，囊括了严先生主要的学术著作和论文。
严耕望先生是著名学者钱穆的学生，１９４１年３月２３日钱穆在武汉大学开讲“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
开场白说：“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
中国历史内容丰富，讲的人常可各凭才智，自由发挥；只有制度与地理两门学问都很专门，而且具体，不能随便讲。
但这两门学问却是历史学的骨干，要通史学，首先要懂这两门学问，然后自己的史学才有巩固的基础。
”这番话影响了严先生五十多年的学术研究方向。
此后严先生即致力于中国中古政治制度和历史地理，其研究建基于庞大丰富的原始文献和细密的考证，其中《唐代交通图考》所做的笔记卡片超过２０万件，历时４０多年，撰写２００多万字。
凭着深厚的学识素养和丰硕的学术成果，严先生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和认同。
著名学者余英时评价说，严先生学术的规模弘大承自钱穆，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武吕思勉。
他在史学上终能达到通博与专精相反相成的境界决不是幸至的。
中国古代史推荐书目中国古代史推荐书目【一】4、隋唐五代史《隋唐五代史纲》韩国磐《隋唐史》岑仲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隋唐史论稿》汪篯《隋唐五代史》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王仲荦《唐史十二讲》黄永年《唐史史料学》黄永年《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日本谷川道雄《唐代藩镇研究》张国刚《唐代官制》张国刚《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王甫5、宋史《两宋政治经济问题》邓广铭、漆侠,《宋史专题课》邓广铭、漆侠《苏东坡转》林语堂《辛稼轩先生年谱》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邓广铭《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邓广铭《邓广铭治史丛稿》邓广铭《王安石传》梁启超《岳飞传》邓广铭《宋史》陈振《宋代经济史》漆侠《宋朝阶级结构》王曾瑜《宋朝军制初探》王曾瑜《丝毫编》王曾瑜《涓埃编》王曾瑜《宋夏关系史》李华瑞《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包伟民6、辽金西夏元史《辽夏金经济史》漆侠、乔幼梅《西夏史稿》吴天墀《西夏通史》李范文主编《辽金军制》王曾瑜《辽金元史十五讲》蔡美彪《邵循正历史论文集》(蒙古史、元史部分) 邵循正《元朝史》韩儒林《元史》周良霄、顾菊英《蒙古帝国史》法国雷纳格鲁塞《草原帝国》法国勒内格鲁塞《辽金西夏史》李锡厚、白滨7、明清史《明清史讲义》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孟森《简明清史》戴逸《明清史论著合集》商鸿逵《清史新考》王锺翰《朱元璋传》吴晗《明朝大历史》吴晗《张居正大传》朱东润《李鸿章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南明史》顾诚《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傅衣凌《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杨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杨国桢《南明史略》杨国桢《万历十五年》黄仁宇《清史大纲》萧一山《明史》南炳文、汤纲《清史》李治亭中国古代史推荐书目【二】一、通史《国史大纲》钱穆《国学概论》钱穆《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范文澜、蔡美彪主编《中国通史》傅乐成(中国台湾)《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林甘泉等著《中国古代社会》何兹全《中国大历史》黄仁宇著《士与中国文化》余英时剑桥中国史系列二、断代史1、先秦史《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苏秉琦《中国青铜时代》张光直《中国早期文明》李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青铜时代》郭沫若《奴隶制时代》郭沫若《十批判书》郭沫若《中华远古史》王玉哲《殷商史》胡厚宣、胡振宇《西周史》杨宽《西周史》许倬云《先秦史论稿》徐中舒《中国奴隶社会史》金景芳《春秋史》童书业《战国史》杨宽《古史新探》杨宽《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晁福林中国古代史推荐书目【三】2、秦汉史《秦汉史》钱穆《秦汉史》吕思勉《秦汉史》翦伯赞《秦汉史》劳干《秦汉史》安作璋、田昌五《秦集史》马非百《秦汉史》林剑鸣《秦史稿》林剑鸣《汉唐史论稿》汪篯《秦汉史论集》高敏《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阎步克《察举制变迁史稿》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阎步克《秦汉魏晋史探微》田余庆《汉代婚丧礼俗考》杨树达3、魏晋南北朝史《魏晋南北朝史》王仲荦《两晋南北朝史》吕思勉《魏晋南北朝史纲》韩国磐《金明馆丛稿初编》陈寅恪《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万绳楠整理《魏晋南北朝文化史》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唐长孺《读史集》何兹全《三国史》何兹全《三国史话》吕思勉《说曹操》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略》何兹全《秦汉魏晋史探微》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田余庆《拓跋史探》田余庆《中古文人生活》王瑶《魏晋风度及其他》鲁迅。
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作者简介：严耕望（1916—1996），安徽桐城人。
历史学家。
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后转入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任职，随钱穆、顾颉刚等研习历史。
1945年自荐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致力于中国古代制度史、历史地理方面研究。
1963年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任教。
1970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一、（治史）原则性的基本方法（一）要“专精”，也要相当“博通”专不一定精，能精则一定有相当的专；博不一定能通，能通就一定有相当的博。
为要专精，就必须有相当博通。
治史的博通包括：史学本身的博通（更重要），对于上下古今都要有相当的了解，尤其是自己研究的时代之前的那个时代更为重要；史学以外的博通，即旁通，主要指各种社会科学。
（二）断代研究，不要把时间限制得太短促研究一个朝代，最少要懂得三个朝代，对于上一个朝代、下一个朝代有相当的认识。
若研究两个不相连贯的朝代，则中间那个朝代重要性更为增加。
（三）集中心力与时间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点”的研究，建立自己的研究重心，不要跟风抢进所谓作“面”的研究，就是研究问题，目标要大些，范围要广些，大题目里面包括许多小的问题。
最忌上下古今，东一点西一点，分散开来，作孤立研究。
在一个大范围内同时注意相关联的问题群，看书时到处发现材料，看书才会不赶急。
（四）要看书，不要只抱个题目去翻材料（五）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真正高明的研究者，是要能人人能看得到、人人已阅读过的旧的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
“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绝不是标新立异，务以新奇取胜，更非必欲推翻前人旧说，别立新说，最重要的意在钩沉。
旧说不当，另提新说时，谨慎从事，因破旧立新，极易流于偏激，可能愈新异，离事实愈遥远。
这是一个谨严的史学家特别警戒的！（六）其它几点意见（1）慎作概括性的结论。
有才气、讲通识的学者，往往喜欢下概括性的结论，浅学之士也往往喜欢这样。
概括性的话最好少说，要说也只能说大体如此，意谓非全部如此。
要“专精”也要“博通”张倍嘉《治史三书》是一本囊括了各种史学方法，加以各种人生哲理的史学入门宝书。
读了这本书后，我深深折服于严耕望先生的德才。
杨联陞以“尤为切实”评价《治史经验谈》，余英时也推许《治史三书》是“为后学现身说法”。
虞云国评价道：“《治史三书》所论几乎涉及史学研究的所有方面。
大匠不遗细节，对史学论著的撰述体制、写作改订、引文格式、注释安排，对作为治史必备知识技能的目录学与校勘学应掌握到何等程度，对外语阅读与史著翻译如何有助于治史，严耕望都不厌其详地娓娓道来。
”读了《治史三书》后，我对“专精与博通”的治史基本方法有着强烈的认同感。
严先生认为，专不一定能精，能精则一定有相当的专；博不一定能通，能通就一定有相当的博。
同时，要专精就必须有一定的博通。
所以，治史，抑或是研究其他方面的知识，首先必须要“专”，而后是“精”，首先必须要“博”，而后才是“通”，同时有了“博通”才有可能达到“专精”。
我所理解的“专”就是埋下头去研究去钻研，下了苦功夫，你才有可能“精”，才有可能在这门课上取得成就，但也仅仅是有可能。
即使你够“专”，也不一定最后能“精”。
我想起了一句不知道恰不恰当的话，李碧华说过“大概139一千万人之中，才有一双梁祝，才可以化蝶。
其他的只化为蛾、蟑螂、蚊子、苍蝇、金龟子，就是化不成蝶。
”即使是你拼了命去“专”，也不一定能“精”。
同样的道理，“博”不一定能“通”，“通”肯定意味着你在研究上做到了“博”。
而“专精”必须要“博通”就十分好理解了，因为“历史牵涉人类生活的各方面，非有相当博通，就不可能专而能精”。
博通于史学本身严先生对博通有两个定义，第一是史学本身的博通，第二是史学以外的博通。
史学本身的博通，就是我们研究某一个时代的历史必须要了解这个时代的上一个时代和下一个时代的历史，要有所博通，才能很好地理解我们所研究的历史。
严先生说：“断代研究也只是求其方便，注意的时限愈长，愈能得到史事的来龙去脉。
![[资料]唐代南宁州都督府属州交通与地看研究](https://img.taocdn.com/s1/m/14d54067daef5ef7bb0d3c1f.png)
[资料]唐代南宁州都督府属州交通与地看研究唐代南宁州都督府属州交通与地望研究南宁州都督府是唐朝西南边疆战略要地，辖区控制剑南与安南之间通道，但因处于“乌蛮”、“獠蛮”、“和蛮”等多种民族分布区，民族关系较为复杂，唐朝与爨氏、南诏在此互争雄长，都督府屡经置罢，地位在正都督府与羁縻都督府之间屡经上下，交通格局与各州地望，唐宋地志多无完整、明确记载。
方国瑜、谭其骧、尤中等先生曾就南宁州都督府与安南都护府的边界展开过有益讨论，但对南宁州都督府本身的建置沿革未加深考，只有严耕望先生对唐代剑南道交通线路作过研究，勾画了大致格局，方国瑜先生的《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一书对开元天宝之际的南宁州都督府羁縻州作了一些分析，并考出了部分羁縻州的地望。
关于南宁州都督府的建置沿革，笔者曾撰成《唐朝南宁州都督府建置沿革新考》(以下省称《新考》)一文发表，主要是利用两《唐书?地理志》(以下分别简称《旧唐志》、《新唐志》)、《太平寰宇记》及近年新发现的唐代南宁州都督爨子华墓志，对旧志记载不全的永徽郎州都督府、天宝南宁州都督府及其属州的建置沿革作了深入考证，对方国瑜先生所持天宝南宁州都督府三十六州说提出了不同意见。
本文在《新考》的基础上，进一步就开元、天宝之际南宁州羁縻都督府属州的交通与地望进行研究，当然，对方国瑜先生考证出的一些羁縻州地望也作了相应的修正。
不当之处，尚祈读者指正。
一交通格局《新考》论证，南宁州始置于唐初，贞观八年(634年)至开元五年(717年)间，曾改名郎州，所置都督府本是正都督府，永徽三年(652年)罢府。
开元五年复置南宁州都督府，作为戎州都督府属下的羁縻都督府，仍领有25个羁縻州。
开元二十一(733年)年爨部分裂，昆、钩、梨、求、吴、傍、览、丘、勤、望、謻罗11州转归姚州都督府，至天宝末陷于南诏之前，南宁州都督府仅剩下南宁、盘、麻、威、武德、长、英、武恒、归武、声、品、从、严、奏龙14个羁縻州。
这14个州的(来自唐宋史研究)道里及领县，两《唐书?地理志》大多没有记载，但成书于宋初的《太平寰宇记》(以下省称《寰宇记》)却有较完整的数据，今据《寰宇记》并参考两《唐志》制成表1。
Yan Gengwang＇ s Scholarship and
Historiographical Criticism
作者： 周文玖
作者机构：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北京100875
出版物刊名： 史学史研究
页码： 59-70页
年卷期： 2017年 第1期
主题词： 严耕望 纯净质朴 治学方法 史学评论
摘要：严耕望是享誉世界的史学家,在中国政治制度史和中国历史地理学方面卓有成就。
他以学问为生命,一生以做“坚强纯净的学术人”自守,深受学界尊敬。
他的巨大学术成就,体现出鲜明的治学风格。
其主要表现：在学术路径上是通过专精以达博通;在研究旨趣上,倾向于做实在具体的研究,不做抽象理论的研究;在资料运用上,主张把研究建立在基本资料上;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通过对史料的考辨、归纳、统计而得出结论,而不倚重新奇的理论和方法。
作为一个著名史学家,他提出的中国现代史学“四大家”观点,对二陈、吕思勉、傅斯年、唯物史观等所作的评论,均有其独到的视角和价值。
严耕望《治史三书》读书笔记_读书笔记内容简介《治史三书》是治史入门最佳读物，汇集了严耕望先生的三本小书《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和《钱宾四先生与我》，系著者总结数十年从师问学的历程与研治国史的实际经验，现身说法，指示后人以治史门径。
内容涉及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具体规律、论题选择、论著标准、论文体式、引用材料与注释方式、论文撰写及改订，以及努力途径与生活修养等诸多问题，皆以质朴流畅的语言娓娓道来，原原本本，条分缕析，诚挚亲切，务求实用，可谓金针度人，功在学林。
作者简介严耕望（1916-1996），字归田，安徽桐城人，著名历史学家。
194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学系。
曾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人、耶鲁大学客座教授等职，1970年当选为中研院院士。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中古政治制度及历史地理，著有《两汉太守刺史表》、《唐仆尚丞郎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乙部）、《唐史研究丛稿》、《唐代交通图考》等严耕望享誉国际史坛，是钱穆最欣赏的学生，胡适、杨联陞一致称许的史学大家，余英时誉之为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精彩书评对初学治史者而言，有一本非常实用的参考书，那就是严耕望的《治史三书》，特别是其中的《治史经验谈》。
严先生文如其人，甚少‚惊人之语‛，亦不弄玄虚，所论处处针对学子所需，实在而具体。
——罗志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这是一本值得向所有有志于中国文史研究的学者推荐的书。
谈论治学经验的书并不少见，但切实周到如本书者则不易多得。
——傅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耕望的特长，在于同所有具备朴实品格的历史学家一样，能够把这个议题通过自身的治学经历以及深厚经验讲述得惟妙惟肖……可让读者感受到‚充实而有光辉‛的魅力，金针度人、沾丐后学自然不在浅显。
这些措施和办法也极为切实，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勤奋读书而已。
——李洪岩（《历史研究》副主编精彩摘抄序言1.有基本逻辑观念2.仔细研读经典研究著作3.本书概要：‚原则上：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以具体问题为先着，从基本处下功夫；固守一定原则，不依傍，不斥拒，能容众说（包括各种理论和个别意见），随宜适应，只求实际合理，不拘成规。
略论严耕望的治史特点
魏俊杰
【期刊名称】《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1(030)012
【摘要】严耕望专长于中国中古政治制度史、历史地理。
他治史以严谨著称,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备受史学界推崇。
在其师长的影响下,严耕望在治史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精密的考证与宏观的通识相结合的治史特点。
【总页数】3页(P68-70)
【作者】魏俊杰
【作者单位】衢州学院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浙江衢州324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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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读严耕望《治史三书》有感 [J], 佟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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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历史哲学的认识论批判对史学实践的意义当现代历史研究要求打破思辨的历史观念时，历史哲学的研究重心随即转入历史认识论的领域。
认识论转向的历史哲学不是径直去考查历史本身，而是首先考查历史认识的主体认识历史的能力，于是，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就成为历史认识论讨论的核心内容。
而以历史为对象的认识过程，则关系到历史认识的客体及历史认识的主体。
从历史认识的客体来说，存在着一个历史事实的客观性问题; 从历史认识的主体来说，又存在着一个历史撰述的客观性问题。
历史认识中主客体的复杂性，使历史认识论的审查变得比批判哲学中的认识论问题更加复杂。
一、历史的“物自体”：作为“硬核”的历史事实从历史事实的客观性方面来看，从事史学实践的历史学家在历史知识的客观性问题上几乎不会产生原则上的分歧。
因为一般情况下，他们从自然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历史事实就是指在过去的时空中确实发生的事件，在历史事实就是“过去的发生”这一点上，一般不存在什么争议，有争议的问题发生在认识论层面，即从认识论出发，对于一个历史哲学家来说，他追问的不是针对特殊判断的真实性，而是追问历史认识的主体究竟能否精确地到达“事实”，追问历史认识的主体能否使自己对过去的认识与实际情形完全一致。
很遗憾，这个表达方式本身就有问题，这是因为这个陈述在表达出这一问题的时候，刚好碰到了以历史认识论批判为己任的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所反对的问题。
从认识论角度说，“保证对历史事实的认识与实际情形完全一致”这种思想方法本身就是非历史的，它是真理的符合论，因为它把历史认识看成是“错误向真理的朝圣”。
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所反对的内容之一，就是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完全照原样重构过去”的“客观主义态度”。
“客观主义”的历史研究相信，历史学家能够并且已经认识了历史事实，历史学家唯一的事情就是按原样讲述一切。
即使是笛卡尔那样轻视历史学的人，也并不否认人们能够认识历史事实。
通常所言的历史学是“用一千个谎言掩盖着一个事实”，也只是抱怨历史撰述中的历史学家的主观性而并非否认历史事实的真实性。
论严耕望的治史精神和方法对初学者的启示作者：张思嘉来源：《青年与社会》2019年第22期摘要：《治史三书》总结了严耕望对其学术生涯中的主要治史方法、处事待人的态度和原则。
文章以《治史三书》为中心，讨论史学大家严耕望的治史方法、治史态度等问题，以及严耕望先生的史学方法及态度给我们学习历史的借鉴。
关键词：严耕望;《治史三书》;治史方法;治史精神严耕望的《治史三书》简单易懂，对于历史初学者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同时严耕望先生的治史态度和人格魅力也有利于初学者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为进一步进行历史研究打下基础。
廖伯源在《严耕望传》中，总结了严耕望的一生及主要治史成就，虞云国为2016年版的《治史三书》作的导读中对其内容进行了解读，另外有作者就《治史三书》的某一部分对严耕望先生的治史风格和态度做了探讨。
文章在参考前人研究和总结上，浅谈严耕望的治史方法和态度，是探索其对历史初学者的影响及借鉴作用。
一、严耕望与《治史三书》（一）严耕望生平事迹及主要学术成就严耕望（1916-1996），字归田，安徽桐城人。
另有一说，严耕望原名德厚，小名耕旺，后改名为耕望，号归田。
高中时期就读于安庆高级中学，师从史学家李则刚。
1937年进入武汉大学历史系，并在錢穆的影响下确定了研究历史地理和制度的方向。
1941年进入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师从钱穆和顾颉刚。
1945年，进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师从傅斯年。
1949年迁入台北，1964年月底，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新亚研究所。
1970年被选为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
1978年退休，转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1985年退休，晚年居于香港。
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中古政治制度史及历史地理，著有《两汉太守刺史表》、《唐仆尚丞郎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乙部）、《唐史研究丛稿》、《唐代交通图考》等。
晚年，他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和治史方法著成《治史三书》。
（二）《治史三书》内容《治史三书》分为三个部分，《治史经验谈》、《治史问答》、《钱穆宾四先生与我》。
第40卷第4期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Vol.40No.42020年7月Academic Forum of Nandu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Jul.2020收稿日期:2020-03-25作者简介:刘维栋(1992 ㊀),男,山西省临汾市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史研究㊂①严耕望先生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汉代刺史制度的形成㊁发展以及刺史职权的一些变化(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㊃甲部㊃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台湾 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年版,第272页;严耕望:‘两汉太守刺史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85-318页);劳干先生认为汉代刺史是基于汉代丞相椽史而来,并且认为设立刺史最初的目的是选拔人才,以应对汉武帝时期老臣凋零的局面(劳干:‘两汉刺史制度考“,台湾 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7-48页);廖伯源则是从皇帝派遣使者的角度探讨了西汉刺史制度的来源(廖伯源:‘使者与官制演变 秦汉皇帝使者考论“,文津出版社,2006年版,第273页);顾颉刚先生和谭其骧先生讨论了两汉州制及凉州刺史部所属等相关问题(顾颉刚:‘两汉州制考“,选自‘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台湾 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年,第856-861页;谭其骧:‘长水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38页);辛德勇在顾颉刚㊁谭其骧研究的基础上论述汉代州制时着重论述了刺史制度设立与州制变革间的关系(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24-144页);汪清则对十三刺史部㊁州的概念及其两者的关系进行了辨别(汪清:‘汉武帝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辨析“,载‘史学月刊“,2000年第3期,第24页);史云贵从整体上对刺史职能的变化,固定的机构及治所,选人㊁用人等方面的权力拓展做了论述(史云贵:‘汉代刺史制度述论“,载‘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第115页)㊂②张俊民认为:刺史之部,有别于 乡部 亭部 中 部 之含义,作为一种行政组织的刺史部位于郡国之上,一 部 可督察数郡或国,使中央更为有效地管控地方,亦加强了地方与中央的联系㊂见张俊民:‘ 部 与 候长 论略“,载‘西北史地“,1988年第4期,第47-53页㊂汉代凉州刺史考刘维栋(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100081)㊀㊀摘要:汉代凉州刺史部的范围大致包括了陇右河西诸郡与张掖属国等特设区域,其是汉武帝时在加强对新得疆土控制基础上的 广关拓边 政策与纾解社会矛盾的多重作用下而完成㊂通过对文献和简牍的整理研究发现,凉州刺史最初只具有监察权,但在汉代官制调整与权力变革的大环境影响下,才逐渐拥有行政㊁军事职权㊂凉州刺史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上对 属国都尉 行使了监察权,并试图进一步影响护羌校尉㊂凉州刺史职能的继承与嬗变是基于汉代制度变革与所属区域的特殊地理位置所做的调适,也为汉代疆域的稳定与后世边疆的治理提供了借鉴㊂关键词:汉代;简牍;凉州刺史;属国都尉;护羌校尉中图分类号:K234㊀㊀文献标识码:A㊀㊀文章编号:1002-6320(2020)04-0001-07㊀㊀刺史制度是中国古代监察体制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汉代刺史制度的研究,已有前辈学者从宏观制度层面进行了诸多考察①㊂但此前研究大多从国家整体角度出发探讨刺史制度演变,对具体到地方的刺史研究尤其是处在西北边疆的凉州刺史鲜有论及㊂本文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通过考察凉州刺史职能变化与属国都尉之关系,希冀加深对汉代边疆治理和刺史制度的认识㊂㊀㊀一㊁凉州刺史部的范围‘汉书㊃地理志“言: 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㊁休屠王地 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㊂[1]1644-1645至于为何名之曰凉州,按‘晋书㊃地理志“所说 凉州,盖以地处西方,常寒凉也 [2]432㊂关于凉州刺史部②所辖的区域,顾颉刚认为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设立刺史部是综合‘尚书㊃禹贡“中的九州和‘周礼㊃职方“中的幽州㊁并州,加上朔方㊁交阯,形成了 冀南都学坛2020年第4期州㊁兖州㊁青州㊁徐州㊁扬州㊁荆州㊁豫州㊁梁州㊁雍州㊁幽州㊁并州㊁朔方㊁交阯 十三刺史部㊂武帝时 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 [1]1543,雍州实际上就是凉州㊂辛德勇认为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刺史部的辖区是在武帝元封三年(前108)设立十二州的基础上形成的,十三部刺史辖区与原先十二州区域之间既有套叠也有区别,凉州刺史部与先前凉州的区域是吻合的①;周振鹤在顾颉刚㊁谭其骧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认为汉武帝时凉州所属郡 陇西郡㊁天水郡㊁安定郡㊁张掖郡㊁酒泉郡㊁敦煌郡为 6个郡②;汪受宽认为武都郡在汉武帝设置刺史部时就是归属于凉州刺史部[3]㊂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七月 以边塞阔远,取天水㊁陇西㊁张掖郡各二县置金城郡 [1]224,在政区上增加了金城郡,但实际的范围并没有明显的变化㊂综合以上所述,在西汉末以前,凉州刺史部的辖区至少确定有 陇西郡㊁天水郡㊁安定郡㊁张掖郡㊁酒泉郡㊁敦煌郡㊁金城郡㊁武都郡 等8个郡㊂除设置这些郡外,汉武帝时期还在凉州区域设置了属国,元狩三年(前120),匈奴投降后 乃分处降者于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 [1]2483,关于属国的位置区域存在许多争论③,但是不管争论如何,在西汉凉州刺史的辖区设置属国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凉州刺史的辖区应是在以上八郡的基础上加上 安定属国 张掖属国 ④ 天水属国 金城属国 等㊂西汉末㊁新莽时期对汉代的州制进行过改革[1]357-358,将凉州改为雍州,阎步克认为王莽时期的政区设置有巨大的改变[4],随着职能的转变,此时的凉州改为雍州,不仅是政区名称的转换,也是政区划分范围的变化㊂原来的三辅地区(京兆㊁冯翔㊁扶风)划入雍州,就意味着凉州刺史的辖区是在原来八郡㊁四属国的基础上加上三辅地区㊂光武帝刘秀在更始元年(23)曾对王莽的执政措施做过一次清理[5]10,时值刘秀出抚河北,并没有涉及中央层面的州制改革,‘后汉书㊃郭伋传“中记载 世祖即位,拜雍州牧 [5]1901,说明在光武帝初年,雍州还没有被改回凉州㊂在建武十二年(36) 省金城郡属陇西 [5]60,政区名称和数目上就恢复到西汉武帝时期的形态,但在次年又恢复金城郡㊂光武帝建武十八年(36) 罢州牧,置刺史 [5]70,根据‘续汉书㊃百官志“中所记 建武十八年,复为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属司隶校尉,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考殿最 ;后又记 豫州部郡国六 凉州部十二 [5]3617-3618㊂那么此时应该是在中央层面对王莽时期的执政措施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辖区可能恢复到汉武帝时期的监察区域㊂凉州部郡国十二,根据‘续汉书㊃郡国志“中的记载,应为陇西㊁汉阳㊁武都㊁金城㊁安定㊁北地㊁武威㊁张掖㊁酒泉㊁敦煌㊁张掖属国㊁张掖居延属国等十二部,根据顾颉刚先生考证,司马彪撰此志时值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⑤㊂那么,汉代凉州的区域范围基本固定下来㊂㊀㊀二、凉州刺史部的特殊性就凉州刺史部的特殊性而言,此时汉朝政府划分并设立凉州刺史部有其特殊战略意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㊂首先是加强对新开拓疆土的控制㊂ 汉兴,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㊂至武帝攘却胡㊁越,开地斥境 凡十三部,置刺史㊂ [1]1543凉州刺史部的监督范围主要是汉武帝反击匈奴时期设立的 河西四郡 ⑥㊂据‘汉书㊃地理志“载: 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㊁匈奴㊂ [1]1644-1645由此可见设立 河西四郡 的目的有二:一是联通西域;二是隔绝羌与匈奴的联系,防止二者联合起㊃2㊃①②③④⑤⑥观点出自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93-178页㊂吕祖谦认为凉州刺史部在汉武帝的辖区有 陇西㊁金城 安定㊁北地等九郡 ,见吕祖谦:‘吕祖谦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㊂但经辛德勇考证吕先生之说对应的是东汉之事㊂陈梦家认为符合史书记载的 五属国 只有天水㊁安定㊁上郡㊁五原四个地区,见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王宗维认为汉武帝并没有同时设置 五属国 ,而是先把匈奴降众安排在 陇西㊁北地㊁上郡㊁西河㊁朔方(包含五原)五个边郡 ,参见王宗维:‘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论集“,三秦出版社,2009年版;熊谷滋三对王宗维否定 五属国 的观点不赞同,认为汉武帝时期先在 陇西㊁北地㊁上郡㊁西河㊁五原 等地设置属国,其后因为政区重新划分,在元鼎三年(前114)后属于 天水㊁安定㊁上郡㊁西河㊁五原 ,见熊谷滋三:‘前漢における属国制の形成 五属国 の問題を中心として“,载‘史観“,1996年,第134册,第31页㊂经考证张掖属国的设置时间是在汉武帝元封四年(前107),详见高荣:‘汉代张掖属国新考“,载‘敦煌研究“,2014年第4期,第97页㊂参见顾颉刚先生在‘两汉州制考“中对两汉州制相关问题的论述,选自‘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台湾 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年,第884页㊂关于河西四郡设置的年代,学术界多有争论㊂可参见张维华:‘汉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疑“,收入‘汉史论集“,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309-328页;王宗维:‘汉代河西四郡始设年代问题“,载‘西北史地“,1986年第3期;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7-158页;日比野丈夫:‘河西四郡の成立につぃて“,收入‘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日本同朋舍出版社,1977年版,第69-82页㊂2020年第4期刘维栋:汉代凉州刺史考来侵扰汉朝边境㊂四郡之所在,亦即匈奴㊁西域㊁羌等族群活动交汇的河西走廊地区,战略位置十分显要㊂虽然此前,汉朝在战略层面已经击败了匈奴,但是在陇右和河西走廊地区,匈奴㊁羌人依旧有很强的力量,情形十分复杂㊂羌人在汉景帝时被安置在狄道㊁安故,至临洮(今甘肃岷县)㊁氐道㊁羌道县,且在汉元鼎五年(前112), 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仇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㊁安故,遂围枹罕 [5]2876,匈奴也派大军 入五原,杀太守 [1]188,与之配合,一时声势颇大㊂在这种边疆危急的形势下,在新开辟的疆土上设置郡县,进而设置刺史部以实施监察,这就从制度方面保证了汉中央对新开辟疆土的控制㊂其次是推行汉武帝时期 广关拓边 政策㊂在西面设置政区以屏卫关中或者作为拓边的基础,符合汉武帝时期的大政之策㊂在原有的基础上设立凉州㊁益州刺史部正是这种政策下的产物㊂凉州刺史部的设置,使汉朝势力在河西走廊不断延伸;西汉神爵二年(前60)始置 西域都护 [1]3006;扬雄在其撰写的‘十二州箴“中‘雍州牧箴“写道 并连属国,一护彼都 [6],也说明了凉州(雍州)在关中与西域都护间起到了重要的连接作用㊂最后是纾解社会矛盾㊂元鼎五年(前112),汉武帝出巡郡国, 行西逾陇,陇西守以行往卒,天子从官不得食,陇西守自杀 [7]1438㊂官员的自杀,既是汉武帝时期吏治严酷的反映,也是当时官员面对辖区政务而焦头烂额的真实写照㊂同时汉武帝也认识到 惟吏多私,征求无已,去者便,居者扰,故为流民法,以禁重赋 [1]2198㊂元狩(前122 前117)㊁元鼎(前116 前111)年间正是汉武帝反击匈奴的关键时期,在这期间,兵役㊁赋税都要为战争服务㊂针对这一地区羌人的反叛势力,元鼎六年(前111)汉武帝 发陇西㊁天水㊁安定骑士及中尉,河南㊁河内卒十万人 [1]188平定羌人叛乱,我们不确定陇西㊁天水㊁安定等郡征发的士兵有多少①,且河西㊁陇右地区还要为征伐的军队提供相应的后勤补给服务,因此可能造成了该地区社会矛盾的突出㊂元封四年(前107),也就是汉朝设立刺史部的前一年,关东地区出现了大量流民, 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㊂公卿议欲请徙流民于边以适之 [7]2768,没有资料显示关东的流民影响到了陇右河西地区,但流民现象说明当时的国家出现了巨大的危机㊂北击匈奴的军事和后勤任务刚刚结束,全国性的流民问题陡然而起,对当时的西汉政府和陇右㊁河西地区来说都是一种考验,再加上反击匈奴的大战略胜利后,原本被忽视的社会矛盾逐渐释放㊂为了缓和河西㊁陇右地区的社会矛盾,在该地区设立限制地方官员权力㊁打击豪强的监督机构 凉州刺史部是十分必要的㊂㊀㊀三㊁简牍所见 凉州刺史刺史制度设立之初,据‘汉书㊃百官公卿表“载刺史职能系 掌奉诏条察州 [1]741, 诏条 即指 六条问事 ②㊂ 六条问事 核心就是针对郡级官员的限制以及对于地方豪强与官员勾连的打击㊂在 六条问事 之外, 非条所问,即不省 ㊂严耕望在其著作中援引颜师古注,认为 黜陟能否,断治冤狱 是刺史奉诏察州的两个重点[8]㊂除诏条所规定之外③,凉州刺史还有其他一些职能㊂在河西地区出土的汉简中,发现了关于凉州刺史的相关史料:㊀㊀金城允吾二千八百八十里,东南㊂天水平襄二千八百卅,东南㊂东南去刺史Ѳ三Ѳ 一八十里 长安四千八十 (B) (V1611:39)[9]59坐从良家子自给车马为私事论疑也Ѳ檄书到相,二千石以下戍吏,毋过品刺史禁督,且察毋状各如律令㊂(40㊃6)[10]28刺史治所且断冬狱㊂(482㊃19)[10]247诏书必明白大书,以两行着故恩泽诏书㊂无嘉德,书佐方宜以二尺两行与嘉德长短等者以便宜从事,毋令刺史到,不谨办致案,毋㊃3㊃①②③根据学者研究西汉边郡的常备兵为每郡万人㊂见黄今言㊁陈晓鸣:‘汉朝边防军的规模及其养兵费用之探讨“,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㊂六条问事 内容见‘汉官典职仪式选用“: 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途制,以强陵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苛暴,剥戮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也㊂ 见孙星衍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08-209页㊂有学者对刺史监察之外的职能做了系统的梳理,见周长山:‘是惟主监察,还是兼及行政 对西汉刺史制度的新认识“,载‘史学集刊“,2005年第4期㊂南都学坛2020年第4期忽①㊂(II90DXT0114:404)[9]2出土简牍印证了凉州刺史的职能,并与传世文献相对应㊂在‘元康四年鸡出入簿“中,有 以食刺史,从事吏一人 ,按‘后汉书㊃百官志“中言刺史 皆有从事史㊁假佐 [5]3619,此处的 从事吏 应为 从事史 ,为刺史的佐吏;敦煌悬泉汉简中 东南去刺史 则证明刺史有固定治所,‘汉书㊃朱博传“言刺史 欲言县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绶,各自诣郡㊂欲言二千石墨绶长吏者,使者行部还,诣治所 [1]3399,与简牍中体现的 治所 相符合; 六条问事 中刺史有针对 二千石不恤疑狱 之杀目,简牍有刺史 断冬狱 之载,与‘后汉书㊃百官志“ 录囚徒 之事相对应,说明刺史在县令㊁太守之后,在司法上有相关的审理权限㊂设置刺史监督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刺史对 二千石 官员是否能奉 诏 守 法 行事之察是刺史的主要任务, 二千石 成为刺史监察官员的界限与核心,简牍中也明示 毋过品刺史禁督 ㊂关于凉州刺史如何巡部奏事,简牍中也有记载:㊀㊀九月刺史奏事簿录㊂(EPT51:418B)[11]延熹二年四月庚午朔十二日辛巳凉州刺史陟使下,郡国大守㊁都尉,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各实核谁为州集七ѲѲ尹Ѳ书到言㊂(散49正面)[12]下中二千石部刺史㊁郡大守㊁诸侯相,承书从事下,当用者Ѳ督Ѳ㊂(2376)[13]258 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 初岁尽诣京都奏事 [5]3615,但简文中凉州刺史是在九月 奏事 ,因此凉州刺史在巡部奏事的时间上有待进一步深究㊂面对较为广阔的监察区域,刺史是如何有效监察地方官的呢?‘汉书㊃朱博传“中则有 其民为吏所冤,及言盗贼辞讼事,各使属其部从事 [1]3399,恽寿任冀州刺史时也 使部从事专住王国 [5]1033㊂在相对广阔的地域,凉州刺史为了更有效地监察,派遣 从事 代其行部进行考核是行使监察权力的重要途径㊂因此, 六条问事 的大部分内容在出土的简牍中得到验证,而且由于简牍时间跨度较长,那么可以认为凉州刺史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除治所外,始终保有了监察 二千石 和断狱的职能㊂凉州刺史职能的变化反映出刺史制度在西汉晚期的重大变革㊂由简牍中 二千石部刺史 可知,刺史的禄秩变为 二千石 ,则是继汉成帝改变刺史禄秩后仍然不断变化的反映㊂ 成帝绥和元年,以为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乃更为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 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刺史㊂元寿二年,复为牧㊂后汉光武建武十八年,复为刺史 灵帝中平五年,改刺史,唯置牧㊂ [14] 刺指刺吏,属于监察;牧指牧民,属于行政㊂ [15]何武㊁方进曾向汉哀帝进言: 令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统,选第大吏,所荐位高至九卿,所恶立退,任重职大㊂ [1]3406朱博也向哀帝上奏 前丞相方进奏罢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㊂九卿缺,以高弟补,其中材则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奸轨不禁㊂臣请罢州牧,置刺史如故 [1]3406㊂由此可见,在成帝改革前,刺史通过监察地方官并进行干预,已经具有了相当大的行政权力,凉州刺史通过派遣 从事 代其行部,则已是将郡国守相视为其所属㊂而原有之郡㊁县二级的地方行政体制势必出现相应的变化,这也正是凉州刺史所能反映的汉代刺史制度变革的体现㊂通过简牍文书中信息传递顺序,也能印证这一观点:㊀㊀ѲѲ阳朔五年正月尽十二月府移丞相㊁御史㊁刺史条㊂(EPT56:77A)[16]建平三年五月庚戌朔己未,治书侍御史听天㊁侍御史望,使移部刺史㊁郡大守㊁诸侯相 (EPT43:31)[17]此处简牍文书传递顺序为丞相 御史 刺史㊁部刺史 郡大守 诸侯相,凉州刺史在行政层级中处于中央行政与原地方行政之间,再根据时间推断,在汉成帝绥和改制之前的一段时间,凉州刺史所辖的区域已初步形成了刺史 郡 县三级地方行政体制㊂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凉州刺史所属部分区域的偏僻与信息不畅㊂ 阳朔 为汉成帝年号,但只存在四年,并无五年之号,且在同批简牍中发现 五凤五年 之类似逾期年号②[13]26,这种与行政核心区更换年号的差异,既表明了居延等边区官员对中央政权的认同与服从,同时也暴露出该地区因距离行政中心路途遥远而导致信息闭塞㊂凉州刺史在西汉末的复杂环境中逐渐具有军事职能㊂自成㊁哀二帝以来,刺史名称㊁禄秩变化㊃4㊃①②据 嘉德 大致判断为王莽时期㊂据此推测 阳朔五年 应为汉成帝鸿嘉元年㊂2020年第4期刘维栋:汉代凉州刺史考数次㊂刺史在变革中既一直保留着职能,又有嬗变更新之举㊂王莽在代汉之后,对西汉的制度做了变更调整,在刺史制度方面,天凤元年(14), 置州牧㊁部监二十五人,见礼如三公 [1]4136,确立了刺史为高位显贵㊂在天凤三年(16) 遣并州牧宋弘㊁游击都尉任萌等将兵击匈奴 [1]4144,此时的州牧(刺史)兼领军事,将兵之例逐渐显现㊂光武帝在征伐新莽政权幽州牧苗曾时,命朱浮为 大将军幽州牧,守蓟城,遂讨定北边 ①[5]1137;作为凉州牧的窦融,也被任命为 河西大将军 ㊂建武十八年(42),光武帝恢复刺史旧制, 中兴但因计吏 [5]3617,免去了刺史入朝奏事之例,正如刘昭所言 断亲奏事,省入异烦,渐得自重之路 [5]3620㊂光武帝虽复旧制,但凉州刺史事实上的军事职能却基本得以保留㊂如元初元年(114) 先零羌败凉州刺史皮阳于狄道 [5]221,且 大败,死者八百余人 [5]2889; 凉州羌动,以暠为凉州刺史,甚得百姓欢心 [5]1828,永建元年(126)汉顺帝曾诏 幽㊁并㊁凉州刺史,使各实二千石以下至黄绶,年老劣弱不任军事者,上名㊂严敕障塞,缮设屯备,立秋之后,简习戎马 [5]252㊂永建三年(128) 凉州刺史孟佗遣从事任涉将敦煌兵五百人,与戊司马曹宽㊁西域长史张晏,将焉耆㊁龟兹㊁车师前后部,合三万余人,讨疏勒,攻桢中城,四十余日不能下,引去 [5]2927;中平四年(187), 凉州刺史耿鄙率六郡兵讨遂 [18]; 胡尝出钞,多虏民人,凉州刺史成就辟卓为从事,使领兵骑讨捕,大破之,斩获千计 [19]㊂综上所述,监察㊁行政㊁军事权力的集聚对凉州刺史职能的发展嬗变有着决定性作用㊂尤其是军事职能是凉州刺史的核心职能,在匈奴㊁羌等族群密集活动的河西地区,首先要保证的是对疆域的有效控制,其次才能是有效治理,而将兵作战是凉州刺史对所属区域进行有效控制的重要手段,不管是出征作战还是控驭威慑,都需要有必要的军事力量;凉州刺史行政㊁监察职能的实现,也必须以其军事职能为后盾,因此,事实上形成了在一定区域拥有绝对权力的行政层级,虽然一方面提高了行政效率并且有效地维护了疆域稳定与治理,但是另一方面也潜伏着分裂割据的危险因素,因而才会有原本为加强中央集权所设之职,在东汉末年却因 刺史内亲民事,外领兵马 ,大权在握,封疆裂土而致使汉四海分崩㊁王朝更迭㊂㊀㊀四㊁ 凉州刺史 与 属国都尉 的关系㊀㊀按照刺史设计架构,凉州刺史应是对 属国都尉 有监察之权㊂刺史 周行郡国 中的郡指代很明确,就是监察郡一级长官, 国 指代的可能是藩国,也可能是其他㊂汉代施行郡国并行的制度,在中央王朝下还有相对独立的藩国,汉武帝之前藩国实力较强,发生过数次叛乱,对中央集权产生威胁,所以对藩国的监督和控制也是必要的㊂王鸣盛于‘十七史商榷“关于刺史所言: 历考诸传中凡居此官者,大率皆以督察藩国为事 部刺史总率一州,故以为要务㊂ [20]98虽然此处论述的是汉武帝以后的事情,但也可以大致推断出汉武帝时期也是如此,刺史监察藩国也是一项重要使命㊂凉州刺史部所辖区域中虽然没有藩国,但有另外一种相对独立的机构 属国㊂凉州刺史部监察区内有安定属国㊁天水属国㊁张掖属国㊁金城属国四个属国,属国都尉就是朝廷派往属国的官员,‘后汉书“中记载: 属国,分郡离远县置之,如郡差小,置本郡名 [5]3619; 每属国置都尉一人,比二千石 [5]3621㊂ 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 ; 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秩比两千石 农都尉㊁属国都尉,皆武帝初置 [1]742㊂属国都尉一般设在郡境内,要受郡太守节制②,但东汉设立的属国,属国都尉领县,与郡太守平行[21];又据学者研究,西汉属国与郡同级,并无低于郡太守之制[22]㊂那么凉州刺史是如何行使对属国都尉的监察权的?从出土的简牍中,我们发现了西汉晚期至东汉初年凉州刺史对属国都尉行使监察权的相关证据:㊀㊀九月乙亥,凉州刺史柳使下部,郡大守㊁属国农都尉③,承书从事下,当用者明察,吏有若能者,勿用㊂严教官属,谨以文理遇百姓,务称明诏厚恩如诏书/从事史贺㊁音㊂(EPT54:5)[23]5㊃5㊃①②③此在光武帝建武元年之前㊂属国都尉㊁农都尉大约也受郡太守节制,参见陈梦家:‘汉简所见居延边塞与防御组织(上)“,选自余太山㊁李锦绣编:‘20世纪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论丛“(第一辑),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82页㊂属国都尉在兼屯田之事时亦称属国农都尉㊂见陈直:‘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1页㊂。
浅析严耕望的治史特点论文严耕望( 1916 -1996) ，号归田，安徽桐城人，是治中国中古史的大家，专长于中国中古政治制度史、历史地理。
他治史以严谨著称，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备受史学界推崇。
关于严耕望的治学方法，他所著《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三书已经做了具体的阐述。
本文在对严耕望《治史三书》及其它著作研读的基础上，试图对其治学方法加以总结。
一、师承与治学方法的形成严耕望先生治史具有精密的考证和宏观的通识相结合的特点，刘健明曾言: “感到先生除精于考证外，更佩服先生的通识。
”严耕望先生的治史这种特点多是在前辈史学家的影响下，在读书治学过程逐渐形成的。
严耕望认为对其治学影响特别深远的老师有三位，即小学时的冯溶生、中学时的李则纲和大学时代的钱穆。
冯溶生是他小学的算术老师，他认为“研究问题能深入、能精细、不敢一步虚浮，这种作风，大都得之于少年时代的数学训练，这是溶生先生之赐!”虽然冯溶生是一位数学老师，但严耕望在后来治史考证方面能够十分精密，是受到冯溶生师的影响。
李则纲则把严耕望引到治史的道路上，使其在治史中有宏观的通识。
严耕望在高中读书时代就决定从事史学研究，治学方向的较早选定必然会对此后的阅读和思考产生较大的影响。
在李则纲师的影响下，严耕望阅读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各种著作，具有了比较开阔的视野。
严耕望谈及李则纲的影响时说:“得到则纲师的引导，广泛的吸取新知识，境界得到开阔，对于史学也渐有宏观的通识倾向。
”严耕望自在武汉大学时就受教于钱穆先生，后来成为钱先生最得意的门生之一。
钱穆的教导对于严耕望的治学路径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大的。
钱穆讲“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
”这使严耕望对这两门学问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走上了研究历史地理和制度史的道路。
钱穆早年以考证著称，《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是其早年考证的代表作。
而钱穆治学也具有宏观的通识，严耕望回忆说:“先生教人治学，常常强调要向大处远处看，切忌近视，或规模太小。
做学者型教师——读《治史三书》有感
潘勤芳
【期刊名称】《现代教学》
【年(卷),期】2018(000)001
【摘要】最近拜读了严耕望的《治史三书》，收获很大，尤其对我日后的教学及专业能力的提升帮助很大。
严耕望（1916-1996），号归田，1914年投入钱穆门下，从师问学长达半个世纪，是20世纪中国中古史领域的领军者。
在学术大成的晚年，严先生著有《治史经验谈》《治史问答》与《钱穆宾四先生与我》。
1998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将上述三本小册子编为《治史三书》。
【总页数】1页(P151-151)
【作者】潘勤芳
【作者单位】上海市青浦区珠溪中学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4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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