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女作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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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评五四女作家五四女作家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批现代女性作家是新文学研究者绕不开的。
在过往的文学史叙述中,这一作家群体似乎显得微不足道,仅有冰心、庐隐、淦女士、白薇等人作为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文学社团成员的身份出现,陈衡哲、苏雪林、袁昌英、凌叔华等人长期处于缺位的状态;只有在专门的女性文学史以及性别研究著作中,才会对这一作家群体的全貌进行勾勒,对她们的文学活动以及个体创作特色进行细致考察。
五四女作家的作品经过文学史的严格筛选,流传较广的是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社会题材作品,以及反映五四时期思想文化风潮的作品,这让她们的文学史形象略显单薄。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对新文学运动成果的重新挖掘、整理、评价,以及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文学研究的发展,五四女作家的作品、传记等相关研究资料的问世,用女性主义解读五四女作家的研究成果的出现,让她们的历史形象越来越丰满。
坚持五四运动的启蒙属性的研究者认为,五四女作家是将自己的性别化表达蕴含于对启蒙精神的言说中,是启蒙运动中重要的性别补充;运用女权主义的批评方法对五四女作家进行解读,普遍认为五四女作家的创作中存在着对父权制的批判力度不足,缺乏现代女性的性别主体意识等问题。
本文在对五四女作家群体的创作情况和文学史境遇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对五四女作家的作品做出个性化解读,运用更加广阔的理论视野以及更为宽容的文化心态,探寻这些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于启蒙、对于女性与现代社会等问题的思考。
五四女作家的创作忠诚于“人的文学”的基本原则,用略显稚拙的手法表现出她们的自我意识,其中对于生命、爱情、社会责任等问题的思考,具有参与建构新的两性关系的伟大意义,彰显着人之子的神性光辉。
她们对五四时期流行的追求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倡导自由恋爱等思想风潮进行表现时,真诚而自然地流露出女性特殊的心理结构,这种表达与启蒙话语之间存在着的偏差,让人们看到女性这个性别群体的特殊性。
五四女作家笔下的个性解放表达和人道主义书写,带有关注每个个体的博爱精神;而她们创作的爱情故事,在歌颂爱情、婚姻的美妙的同时,也带有某种保留与中和,这正是对新文化运动中男性中心主义的纠正和反叛。
丁玲-丁玲一生中的四个男人丁玲与胡也频1904年,丁玲生于湖南临澧县一个没落的封建望族家庭。
丁玲四岁的时候,父亲病逝,母亲被迫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娘家。
丁玲舅舅的儿子成了丁玲亲密的玩伴,于是外婆给他们订了娃娃亲。
五四运动爆发后,正在女子师范念书的丁玲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自由和解放的精神深深融入了她的灵魂。
丁玲有一个叫王剑虹的女友,她给丁玲带来了上海的一些情况,丁玲决定放弃中学文凭与王剑虹一同奔赴上海。
18岁的丁玲解除了与表哥的婚约。
1923年,我党早期杰出领导人瞿秋白被派到上海创办上海大学,并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
这年秋,王剑虹和丁玲进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住在青云路青云里一幢两层楼的小亭子间里。
瞿秋白是丁玲和王剑虹当时最崇拜的教员。
当时瞿秋白在社会学系讲哲学,常常光顾丁玲和王剑虹的亭子间。
丁玲回忆说:“他几乎每天下课都来我们这里。
于是,我们的小亭子间热闹了。
他谈话的面很宽,他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
他不但讲死人,而且也讲活人。
他不是对小孩讲故事,对学生讲书,而是把我们当作同游者,一同游历上下古今,东南西北……我那时对这些人、事、文章以及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争论,是没有发言权的。
我只是一个小学生,非常有趣地听着。
这是我对于文学上的什么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写实主义以及为人生、为艺术等等所上的第一课。
”瞿秋白不仅是丁玲的文学启蒙教师,还是第一个发现丁玲的文学才华并预见其成就的人,而当时的丁玲甚至连一篇作品也没有发表过,充其量只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一个中文系的学生。
果然在后来的1927年12月,署名“丁玲”的小说《梦珂》发表在《小说月报》头版位置上了。
1928年2月,《小说月报》又发表了丁玲的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
此后不到半年间,又有《暑假中》和《阿毛姑娘》,皆在《小说月报》以头条位置刊载。
这些小说后来又很快结集为《在黑暗中》出版。
连续在当时最负盛名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并很快出版小说集,自然使“丁玲”蜚声文坛。
论庐隐早期创作中的“五四”风格“五四”一声惊雷震醒了睡梦沉酣的国人,也使蛰伏于地下几千年的女性重新浮出历史地表,开启了中国女性文学的新纪元。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出现了冰心、陈衡哲、庐隐、冯沅君、凌叔华、苏雪林、丁玲等一大批新女性作家,形成了“五四”时期的女作家群。
这些女作家的出现,“带来了男作家所不能替代的清新的生活气息和艺术气质,她们以清婉的歌喉加入了‘五四’文学的大合唱。
”[1]庐隐是“五四”女作家的代表, 她出生于一个严肃古板的封建家庭。
因出生当天正逢外祖母过世,被认为是家中的一颗灾星。
幼年历经坎坷。
1919年进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后简称“女高师”)国文部继续求学。
期间,庐隐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开始新文学的创作。
茅盾先生对庐隐的创作有过论述:“庐隐之所以成为庐隐,却不是‘偶然’的;庐隐与‘五四’运动,有‘血统’关系。
庐隐,她是被‘五四’的怒潮从封建的氛围中掀起来的,觉醒了的一个女性;庐隐,她是‘五四’的产儿”。
[2]本文从创作题材与文体、女性形象、哲学意蕴这三方面展开论述,探究其早期作品“五四”风格及分析之所以产生此风格的原因。
一.创作题材与文体庐隐作为“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初登文坛时,是遵循着“为人生”的文学方向前行的,其最初的作品十分关注社会问题。
茅盾先生在《庐隐论》中,称赞“那时的庐隐很注意题材的社会意义。
她在自身以外的广大社会生活中找题材”。
[3]庐隐的“问题小说”差不多每一篇都提出了“谁之罪”的质询。
如《一个著作家》中封建的包办婚姻,扼杀了青年男女的爱情和生命;《王阿大之死》中军阀的混战带给无辜百姓以灭顶之灾;《灵魂可以卖吗?》中纱厂女工的苦恼来自于雇佣劳动剥夺了人身自由……“这类反映民生疾苦、揭露黑暗现实的‘问题小说’,表明庐隐早期创作的视野是有着明确的警世济民的创作意图,担负起感时忧国的社会责任的”。
[4] 随着“五四”的退潮,“问题小说”激起的浪花也逐渐淹没了。
女作家们大都浓墨渲染地转向“五四”青年的苦闷彷徨和“寻找自我”的抒情小说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