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隐性采访的法律和道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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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与版权CHUANBO YU BANQUAN2020年第3期总第82期隐性采访的道德与法律问题探究◎牛依飞[摘要]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隐性采访作为舆论监督的重要手段得到了广泛运用。
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制,新闻侵权之诉频发,新闻媒体滥用隐性采访的现象也受到了批判。
从隐性采访的内涵介绍入手,通过分析隐性采访的实践困境,从道德和法律层面探讨隐性采访的规范发展之路。
[关键词]隐性采访;道德;法律隐性采访作为记者采访方式的一种,在我国自产生、发展阶段便备受争议。
一方面,记者可以在不暴露自己身份的前提下拉近与受访者的心理距离,从而最大限度地靠近新闻本源。
相较于显性采访,通过隐性采访获取的新闻素材往往更加真实可靠,能够满足受众的知情权;另一方面,将道德与法律置于天平的两端,隐性采访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难以保持其平衡,逾越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后,便会出现侵权诉讼和道德沦陷的现象。
一、隐性采访的内涵与发展追溯隐性采访的历史,要着眼于整个世界的新闻发展历程。
众多史料表明,这一采访形式最早起源于西方国家,最为著名的要数美国《纽约世界报》女记者伊丽莎白•科克伦暗访疯人院事件。
我国的隐性采访起于20世纪初,早期隐性采访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接近新闻本源。
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隐性采访被看作非法行为而受到抵制。
改革开放后,新闻活动得到了重新定义,隐性采访再次盛行起来。
虽然隐性采访己出现许久,也受到我国学界的广泛关注,但理论界对于隐性采访的定义却不尽相同。
陈力 丹教授从新闻学的角度出发,认为:“隐性采访是记者不暴露自己的身份或以其他假身份,采用各种能够获得信息的方式(包括偷拍偷录)从事的采访活动。
”[1]而杨立新教授则更多地从法律层面认识问题:“隐性采访是记者及新闻机构在未逾越法律限制的前提下,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不公开猎取己发生或正在发生而未被披露的新闻素材的采访形式。
”[2]此外,隐性采访又可以分为多种类型。
浅析隐性采访中的法律问题摘要隐性采访作为新闻采访的特殊方式之一,在新闻采访报道中被中外新闻工作者广泛运用,然而对隐性采访的合法正当性的问题,社会各界普遍存在争议。
在实践中,常出现隐性采访导致的新闻侵权、新闻诉讼等法律纠纷,而造成此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在规范隐性采访的问题上,同样应从记者、新闻媒体、相关法律法规等多方面进行努力。
关键词隐性采访法律规范一隐性采访,作为一个新闻概念,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定义。
《新闻学大辞典》对隐性采访的定义是:“记者隐瞒记者身份或采访目的而进行的采访。
”《中国新闻实用大词典》中的定义是:“不公开记者的身份,或公开记者身份但不道出真实采访意图的采访。
一般而言,所谓隐性采访,是指记者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偷拍、偷录等记录方式,或者隐瞒记者的身份,以体验的方式或者其他方式,不公开猎取已发生或正在发生又未被披露的新闻素材的采访形式。
它主要包含以下三个层次意思:(1)、隐性采访是新闻工作者的重要采访手段之一;(2)、隐性采访是在特殊情况下为了采集公开采访得不到的真实情况而使用的一种特殊的采访方法;(3)、隐性采访具有不同于其他采访的自身特点。
隐性采访在新闻史上存在由来已久,在美国新闻史上的“掏粪运动”中,隐性采访就曾被大量使用,而曾经撼动美国政坛的“水门事件”、“克林顿绯闻案”等也同样是采用了隐性采访的方式。
就中国而言,央视老牌节目《焦点访谈》、《每周质量报告》,以及每年举办的“3.15晚会”,其中记者通过隐性采访带回的大量新闻报道,无不给广大受众群体留下深刻的印象。
2010年,震惊全国的富士康员工连环跳楼自杀案件,南方周末记者就是以一名普通求职者的身份,深入到富士康公司的内部,切身体验富士康员工的每日工作和生活,从更为真实、全面的角度来对该新闻事件进行系列深入报道,从而让我们了解了一个相对真实的新闻事实。
实践证明,隐性采访对于新闻媒体进行新闻舆论监督有着十分重要和积极地作用,对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论隐蔽性采访的伦理道德推荐文章有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论文热度:有关社会道德研究论文热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研究论文热度:关于如何构建社会诚信的论文热度:浅议隐蔽性采访的伦理道德论文热度:在当前的媒体环境下,隐性采访被广泛的运用。
隐性采访能够最大限度地逼近事实真相,突破显性采访环境的封闭性和事实本身的隐蔽性,一针见血的抓住问题的实质,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可视性,可听性,能够吸引受众的注意,使之有身临其境的感觉,特别体现了新闻的真实性。
通过隐性采访可以获取其他采访手段难于获取的新闻事实,从而更好地实行舆论监督。
然而随着隐性采访使用的频率不断增加,由其引发的质疑也在不断产生。
就记者的身份和采访意图的隐瞒来看,无论出于何种目的,隐性采访都是一种欺骗,而这种欺骗不同于一般:其一,媒体与采访对象的地位不对等,前者出于强势地位;其二,它是一种主动欺骗,采访者是有预谋的;其三,经常在采访对象不知情或不同意的情况下公开采访内容。
一些新闻记者因为运用秘密采访手段进行采访而受到诸多非议,甚至因此坐上了被告席上。
社会对记者和媒体职业道德素质的评判也成为隐性采访不得不面对得尴尬。
一、记者在隐性采访的实施过程中面临的道德困惑在隐性采访的实施过程中,新闻记者为了完成既定的采访任务,往往会经常采用欺骗手法,从而采获得相应的新闻素材。
这些欺骗手法主要有:第一,采访主体的欺骗。
新闻记者出现在隐性采访现场时,一定是隐瞒了自己身份的。
第二,采访工具的欺骗。
隐性采访必须借助微型采访机、摄象机、录音机等采访设备才能顺利完成。
随着科技技术的不断进步,采访工具的小型化、智能化、隐蔽化程度不断提高,使采访工具的欺骗变得越来越方便,其应用也就越来越普遍。
第三,方法的欺骗。
记者要完成隐性采访任务,除了必不可少的观察之外,还必须想方设法通过提问等丰富采访的内容。
提问是记者开展新闻采访的一个基本程序,但是,在隐性采访中。
提问也是必须“隐蔽”进行。
提问不能引起采访对象的怀疑,也就是说,提问的内容必须与自己设计成的身份相吻合,否则,极易暴露记者身份而使采访难以进行下去。
简论隐性采访的伦理道德前言隐性采访,也称为隐身采访或匿名采访,是一种常见的采访方式,被广泛应用于各类研究、新闻报道等领域。
但是,使用隐性采访方式存在着一些伦理和道德问题。
本文将探讨这些问题。
什么是隐性采访?隐性采访是指采访者隐藏自己的身份,通过各种方式来保护受访者的隐私,从而获得受访者更为真实的情感和观点。
隐性采访通常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完全匿名采访,采访者和受访者彼此完全不认识,采访者稍加伪装后进行采访。
另一种是隐身采访,采访者和受访者彼此认识但彼此的身份保持相对匿名,采访者通常使用特殊的设备来隐藏自己的身份。
隐性采访的优势隐性采访具有以下几个优势:受访者更加真实许多人在面对陌生人时会表现出一定的保护意识,抵制或隐瞒真实情感和观点,隐性采访可以打破这种保护意识,让受访者更加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观点。
更多真实信息由于隐性采访可以打破受访者的保护意识,因此采访者可以获得更多真正的信息。
这可以更好地帮助调查人员和记者了解事件的真相,从而提高他们的工作质量。
保护受访者的隐私隐性采访可以使用各种方式来保护受访者的隐私,从而降低他们的风险。
由于采访者已经隐藏了自己的身份,因此受访者更愿意透露自己的真实情况。
隐性采访的伦理道德问题尽管隐性采访具有一些优势,但它也存在着一些伦理和道德问题:伦理问题侵犯受访者的权利隐性采访可能会侵犯受访者的权利。
由于受访者并不知道采访者的真实身份,因此他们可能会对采访的目的和后果一无所知。
在这种情况下,采访者可能会利用受访者的弱点或隐私来达到他们的目的,这显然是不道德的。
伦理平衡问题隐性采访可能会导致伦理平衡问题。
采访者可能会因为采访的目的而篡改受访者的言论,这将导致受访者在众人面前的形象出现严重扭曲,说话者和被说话者之间的关系失去平衡,这样基于隐性信息得到的平衡将被打破。
这种失衡可能会导致受访者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并损害他们的利益和名誉。
道德问题操纵手段隐性采访可以利用各种手段来操纵受访者的情感和言论,使其更加符合采访者的利益。
浅析隐性采访中的法律界限和道德伦理问题浅析隐性采访中的法律界限和道德伦理问题[关键词]隐性采访;法律界限;伦理道德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采访方式。
从中央级媒体到地方级媒体,隐性采访被广泛地应用,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越来越大,同时也是受众最需求的。
从市场争夺和媒体长远开展来看,如何处理隐性采访的法律问题和伦理道德问题是我们必须面对和探讨的问题。
一、隐性采访的概念、类型及特征隐性采访的概念及类型隐性采访,是指记者为完成某一特定的采访任务而把自己的身份和意图隐藏起来的一种采访方式,今天我国新闻界又把这种采访方式通俗地称为“暗访〞或“秘密采访〞。
从实践看,隐性采访大约包括三种类型:侦察型、体验型和验证型采访。
侦察型的隐性采访是指对某一事件进行调查的采访形式,更多地表现为对人民内部某些违法犯罪行为的侦察或者说对社会某些阴暗面的侦察采访。
体验型的隐性采访是指记者作为被效劳的对象去体验某些行业的工作,不亮名记者身份。
验证型是指对某些事件通过“暗访〞的方式进行验证的采访形式。
二、隐性采访的法律界限及伦理道德问题隐性采访的法律界限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专门的“新闻法〞,对隐性采访也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隐性采访没有法律界限,隐性采访往往更多地涉及法律问题,采访不得当就会产生法律纠纷,甚至触犯刑律,因此需要新闻记者特别注意,对隐性采访要采取一种谨慎的态度。
隐性采访中出现的法律问题根本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侵犯公民的名誉权、隐私权?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和权利不受侵犯。
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假设干问题解答?第7条第3款规定:“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
〞2.侵犯未成年人权益?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章第三十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个人隐私〞,第五章第四十二条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判决前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
职业新闻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公开的社会活动,应尽可能尽少用非公开的方式、手段。
即使是为了实现新闻监督,为了维护社会正义和公共利益,作为隐性的信息获取手段——偷拍、偷录,也只能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且对此也须进行必要的道德预估和道德思考。
新闻采访中关涉的道德问题,突出表现在隐性采访中。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隐性采访整体上作为一种采访方式的道德问题;二是公开采访或隐性采访中一些具体隐性采访手段运用中的道德问题。
这两方面关涉的道德问题有一定的重合性,但我们在具体分析讨论中将加以分离。
采访方式的道德性隐性采访是相对显性采访而言的。
显性采访是指“以记者身份进行的公开采访”;隐性采访是指“记者隐瞒记者身份或采访目的而进行的采访。
”①隐性采访又被称为“暗访”或“秘密采访”。
这就是说,在显性采访中,记者的身份对于社会是公开的,被采访对象能够明确知道记者的行为性质;但在隐性采访中,记者身份对于社会是隐蔽的,实质上的被采访对象无法知道记者行为的真实性质和目的。
隐性采访方式本身有多种类型,诸如侦察型、体验型、验证型等。
隐性采访作为记者获取新闻的一种方式,本身就是特殊的、非常态的方式,因而很难在整体上进行道德评价。
这就意味着,关于隐性采访方式的道德分析,必须动用道德评价的例外原则,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客观上必须采用隐性采访方式的必要性,主要源于这样的理由:通过公开采访方式不可能对一些特殊的事实进行采访,无法获取一些特殊对象的真实信息;如果不运用一些特殊的隐性手段,如偷拍、偷录,就不可能记录或留存一些重要的事实信息;进一步说,如果不采用隐性采访方式,不仅形不成新闻报道,也无法通过新闻手段维护社会正义、维护公共利益。
隐性采访方式之所以必要的上述理由,说明隐性采访要想获得道德上的肯定评价,必须满足这样的基本条件:其一,采访动机应该是善意的,这是前提。
这个善意在一般意义上说,就是为了维护社会正义,为了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
其二,在具体手段上,应该是合法的,不能违背法律规范,因为法律规范其实就是底线性的道德规范。
隐性采访最新案例2018【简议隐性采访的法律限制】摘要:隐性采访因记者隐藏了自己的身份和意图,容易了解到真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有助于记者把握采访时的主动权。
但由于隐性采访比较特殊,记者在进行采访的过程中,只有遵循相关的法律限制,把握好新闻报道和隐性采访的度。
才可以更好地使用这一采访方式。
关键词:隐性采访法律限制隐性采访,也称秘密采访或暗访,是指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偷拍、偷录等记录方式,或者隐瞒记者的身份,以体验的方式或者其他方式,不公开猎取已发生或正在发生又未被披露的新闻素材的采访形式。
实践中我们常常见到隐性采访的这样两种情况:第一,记者隐去了记者身份而出现在新闻事件的现场。
新闻记者了解到某些地方正在发生适宜进行隐性采访的事件或者经常发生适宜隐性采访的事件后,会有意识地进行隐性采访。
第二,采访未事先征得被采访对象的同意,采访是在被采访者未知的情况下进行的。
采访对象若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在新闻记者的注视关心之下,他们就会采取一些规避自己错误言行的方法,新闻记者也就无法获知所需要的新闻素材。
隐性采访能否顺利完成,与是否能做到让“被采访者未知”密切相关。
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采访方式,隐性采访与公开采访相比较,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显著特征:一是隐瞒身份。
记者身份就其从事的具体工作而言,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而采访新闻事实,当然是这种特殊性中间最为关键的一条。
面对新闻记者的采访,有人愿意侃侃而谈,有人却表示“无可奉告”,而新闻工作的职业要求,使记者们不仅要从“侃侃而谈者”那里采获新闻,还要从“无可奉告者”那里采获新闻。
而隐去记者身份去面对“无可奉告者”,无疑是最有利于新闻采获的。
所以,在隐性采访活动中,记者必须隐瞒身份。
只有隐瞒身份,才可能更方便地采获到有价值的新闻。
二是隐藏目的。
记者以某种社会角色(不是记者角色)面对不愿接受采访的对象,他们必须隐藏自己报道新闻的目的,否则,既达不到隐瞒身份的目的,也无法实现自己报道新闻的目的。
隐性采访的法律限制和道德原则
宋洁冰
【期刊名称】《《青年记者》》
【年(卷),期】2009(000)009
【摘要】隐性采访的特点及争议隐性采访又称为秘密采访或暗访,是新闻记者在未被采访对象感知的前提下,运用摄像机、录音机或照相机等工具,秘密采获新闻事实的方法。
隐性采访的基本特点是:一,记者隐去了真实的身份出现在新闻现场,即隐性采访是记者带有主观故意的行为,这与采访不期而遇的目击性新闻有所不同;二,隐性采访事先未征得被采访对象的同意;三,隐陛采访是在被采访对象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
【总页数】2页(P85-86)
【作者】宋洁冰
【作者单位】淄博电视台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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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隐性采访的法律限制和道德原则 [J], 宋洁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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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采访的法律意识和行为规则
隐性采访是指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采访者接受采访的过程。
隐性采访的技术可以为采访者提供一个更自然的、更自由的环境,以求取更真实的息。
在隐性采访中,采访者和被采访者之间既不存在正式的采访协议,也没有经过采访者仔细审查的被采访者答案。
但是,如果采访者没有正确地履行自己的法律义务,隐性采访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纠纷。
因此,采访者应该充分了解隐性采访的法律意识和行为规则,以便正确地承担采访责任。
首先,采访者应该向被采访者确认采访的内容,并与被采访者签订书面采访协议,以确保被采访者的权利得到恰当的保护。
其次,采访者应当确保被采访者的答案仅用于采访目的,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用途,也不得泄露给他人。
此外,采访者应当尊重被采访者的隐私权,不得在没有被采访者允许的情况下使用他们的答案。
此外,采访者还应该谨慎使用非法的采访技术,例如监控或欺诈。
除非采访者获得了被采访者的明确同意,否则不应使用这些技术。
采访者还应该充分考虑采访的过程中,被采访者的权利是否得到了足够的保护,并且采访者有没有足够的理由侵犯被采访者的合法权益。
最后,采访者应谨慎履行其采访义务,以保护被采访者的合法权利。
采访者应当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并尊重被采访者的隐私权。
此外,采访者应当遵守采访的一般道德规范,尊重
被采访者的意见,不做任何伤害他人的行为,以正确地完成采访任务。
总之,采访者应该充分了解隐性采访的法律意识和行为规则,以便正确地履行采访责任。
采访者应当认真遵守采访协议,确保被采访者的权利得到足够的保护,并谨慎使用非法的采访技术,以确保采访过程中被采访者的权利得到充分的保护。
论隐性采访的法律和道德问题——新闻学章昊辰论文摘要:近年来,随着新闻事业的不断发展,隐性采访作为一种新兴的采访方式,越来越受到新闻从业人员的亲睐。
媒体的公众性质决定了其独有的特质,也造成了其不可避免的缺陷。
而隐性采访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规避了缺陷,增强了新闻的真实性。
当然,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
下面就对隐性采访的认识、应注意的问题、法律地位以及记者的道德来对隐性采访这一形式所涉及的法律和道德问题进行分析。
关键词:隐性采访;合法性;职业道德一、对隐性采访的基本认识(一)什么叫隐性采访所谓隐性采访,是指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偷拍、偷录等记录方式,或者隐瞒记者的身份,以体验的方式或者其他方式,不公开猎取已发生或正在发生又未被披露的新闻素材的采访形式。
隐性采访是一种特殊的采访形式,在电视节目的舆论监督中隐性采访已成为一种较常使用且效果较为明显的一种形式,尤其在批评性报道中,隐性采访的手法越来越受到记者们的垂青。
在一段时间内甚至大有“无片不隐”的趋势。
在采访对象弄虚作假或者批评性报道中采访对象拒绝接受采访甚至对记者人身安全构成威胁的特殊情况下,电视新闻中往往就要运用隐性采访。
中央电视台的名牌栏目《焦点访谈》就经常会运用隐性采访来进行批评性报道。
所以说隐性采访就是指记者出于特定原因,不公开自己的记者身份,或在不通知被摄对象、不申明采访目的等情况下,对隐蔽的信息搜集的采访方式,也有人称之为暗访、偷拍。
(二)隐性采访的起源隐性采访在西方新闻是早已有之。
1880年,美国《纽约世界报》女记者勒丽·蓓蕾听说伯勒克威尔岛疯人院虐待精神病患者、侵犯人身权利,她便把自己乔装打扮成一名“疯子”,亲身体验、了解情况。
(知识林--《新闻知识》1987年04期)我国著名报人邵飘萍也比较早地关注隐性采访问题。
由于电视隐性采访消除了采访现场和摄像机的存在而产生的违背生活自然流程的可能,其新闻性和现场感就强,因而在观众心中产生的真实感和可信度也较强,它所起到的舆论监督的效果也就不错。
(三)隐性采访的运用范围隐性采访作为采访方式的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完成显性采访不能完成的任务,但是,隐性采访毕竟只是显性采访的一种辅助手段和工具。
既然是辅助性的,那么就应该有一个“度”的问题。
隐性采访一定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不能将其凌驾于法律之上。
当前的媒介上,隐性采访似乎有过滥之嫌。
有部分学者认为只有在无法或不能公开采访,或者在正常采访无法实现预期目标的特定情况下,才能不得已而为之。
新闻工作者只有在用尽了一切合法的、毫无争议的手段之后,才可考虑是否用相对来说值得研究的手段来采访新闻。
二、隐性采访应注意的问题(一)记者用隐身的替代身份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记者用隐身的替代身份只能是一般公民依法可以充当的角色而不能是法律特别授权的,拥有某种特殊权利的特殊身份。
例如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记者,为了采访山东菜农进京所遭遇到的种种路障和非法收费问题,巧妙拍录了许多真实的镜头。
记者扮演“菜农”,“顾客”等其实也就是充当了替代身份。
在具体的实际操作过程中,记者为了获得可靠信息,为了方便接触采访对象,往往假扮一些身份进行隐性采访。
例如一位记者冒充工程人员进入三峡工地龙口地段的禁区,甚至一度被误认为是指挥长,这是明显的违规。
又如,浙江某报记者冒充应聘者,参加杭州市招聘副处级干部的考试,结果被选中,直到有关部门决定商调时,才知道这是报社派记者“考察”招聘活动的公正性。
这种做法严重干扰了市政府的正常工作。
对于记者来说,诸如人大代表、公务员、军人、警察等其他执法人员等,这类职务都是依照相关的法律规定专门授予的,其身份和职务具有法定性和特定性。
假扮不但有“招摇撞骗”之嫌,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且会干扰正常的工作秩序,也有损于法纪、政纪的严肃性。
这些职务记者是不能假扮的,这就是替代身份的法律限制。
在这类隐性采访中,记者应与公安、工商等相关执法部门配合。
因此我认为,记者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不是随意的,不是没有任何限制的。
(二)记者使用隐性采访的场合必须是公众场合和真实的客观环境。
记者可以在普通公众可以自由出入的公共场所,如公路、商场、车站、公园等,也可以假冒身份,秘密“进入”他认为需要进入的公众场所进行隐秘采访。
但不能秘密设置一个引人入彀的“陷阱”欺骗被采访者进入后再采访,或者根据自己的主观想象和判断,主动假装去为其提供犯罪客体,这样的话倒有诱发犯罪的嫌疑。
例如:为了获得有关被采访对象做假的情况,记者冒充订货者、采购者深入“虎穴”采访新闻,或者记者以欲接受黄色服务的人的身份,对舞厅、茶楼进行偷拍,与采访对象讲“正题”,使被采访对象在不知不觉中中了圈套,这无意间是在诱导被采访对象。
诱导,主要是指记者在和采访对象打交道的过程中,故意设置“圈套”、“陷阱”,从而诱使对方上当受骗甚至犯罪。
比如说,记者故意设置一些类似于陷阱的情况来诱导被采访者做出有违道德甚至违法犯罪的事情,这样的话不仅仅涉及伦理层面上的问题,而且可能会上升到法律的界面。
(三)隐性采访不能为了“报道效应”而损害公众利益。
隐性采访和显性采访一样,目的都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正义。
记者发现某些违法犯罪行为可能对社会公众利益造成重大侵害时,应挺身而出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而不能为了追求“报道效应”,放任自流,如最近出现的一条新闻,下雨天,路面有一个大坑,致使行人躲避不及掉入坑中,有记者为了拍到这一画面,在坑钱蹲点。
这样的行为就是为了所谓的“报道效应”而损害了公众利益,试想,如果记者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是蹲点,而是采取措施提醒路人注意,那就不会有更多的人受害了。
(四)应尽量追求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的统一记者首先是人,是一个社会人,要遵循社会道德规范和做人的行为准则。
但是,记者又是时代的记录者,职业道德要求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完整地记录下来,以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
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尚有许多丑陋的现象在悄悄滋长和蔓延。
记者有责任用他的如椽之笔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将那些丑陋现象公之于众;但记者也要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获取信息要取这有道,在新闻职业道德自律方面约束自己。
大家都知道著名的普利策摄影获奖作品《饥饿的苏丹》,瘦骨嶙峋的小女孩即将死去,身后的秃鹫虎视眈眈的看着,随时准备上前去吞噬掉小女孩,此时记者没有选择上前救下小女孩,而是拍下这一画面。
最终卡特在世人的争论和谴责声中选择了自杀。
这引发了大家记者这一行业职业道德的思考,记者不能为了新闻而做一些泯灭良知的事情,也不能为了新闻而见死不救。
当记者在采访中面对抢劫、杀人、自杀或对国家公共财产造成更大的损失的事件时,必须首先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奋不顾身去加以制止,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其次才是履行一个记者的职责,真实地记录事件的发生。
(五)记者在隐性采访时还要体现人文关怀。
电视记者要始终为每一个采访对象着想,避免滥用他人隐私。
尤其对未成年人等弱势群体要有意识地加以保护,要注意保护他们的正面清晰图象,尽量使用背面、逆光或用“马赛克”处理。
在现在的一些新闻中,记者为了达到报道的效应和力度,往往选择公开当事人的真实面貌。
但是,作为公众媒介,媒体也是会造成伤害的,轻则损害当事人的个人利益、侵犯其隐私,重则有损于当事人的自尊和生命安全。
所以,记者在进行隐性采访时要时刻注意人文关怀。
三、隐性采访的法律地位分析(一)隐性采访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曾经做过电视记者的伦理学教授海曼认为隐性采访的存在是必要的,应该提倡。
隐性采访令采访对象处于“不设防”境地,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事实和真相,从而有效地突破显性采访的封闭性和新闻事实的隐蔽性,采访鲜活有力的第一手资料,最大限度地向受众提供客观公正的原生态新闻。
隐性采访一般是对非道德行为的采访。
尊重从事非道德行为的被采访者拒绝采访的声明,实质是尊重被采访者的非道德行为,这是有违社会公共道德的。
所以说,隐性采访的存在时非常必要地。
《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规定:“支持符合人民利益的正确思想和行为,勇于批评、揭露违背人民利益的错误言行和消极腐败现象,积极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隐性采访并没有违反“尊重被访者的声明和正当要求”的规定,反而维护了主流社会的道德理想。
2002年3月全国九届人大会议上,翁维权等34名全国人大代表递交227号议案——《关于“电视暗访”应当立法的议案》中提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过先进的设备采用隐蔽手段在未经他人同意下进行的所谓‘电视暗访’已被有关部门应用。
在我国主要用于一些违法违纪事件,其新闻监督、提供证据等作用是非常显著的,并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今后应当有序地开展,并不断加以完善。
”随着媒体生存压力的不断加大,新闻媒体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
隐性采访是新闻媒体在新闻竞争中克“敌”制胜的法宝。
隐性采访将不为平常人所知的“内幕”原原本本地展现,满足了受众好奇探究心理的同时,也获得了受众的青睐。
因此,隐性采访的存在既有必要性又有合理性。
随着社会的进步、法制的健全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隐性采访在新闻采访中具有的独特优势将会得到充分展现。
(二)隐性采访的合法性问题尽管电视隐性采访有众多显性采访所无法比拟的长处,但也有人对这种做法提出了质疑:那就是隐性采访的合法性问题。
有人认为偷拍、偷录“可为”的依据是“新闻自由、公民的知情权和舆论监督权”,并论证说采访自由作为新闻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受到法律保护,这就保障了记者对任何新闻事件有采访、了解、发掘的权利,有选择采访方式的自由。
偷拍偷录作为采访方式之一,理应属于记者可以使用的权利。
但是这种推理方式显然存在明显的漏洞。
(郭晴《偷拍偷录的‘为’与‘不为’》)还有一种观点,即认为只要对方是犯罪行为不受法律保护,我的偷拍偷录就变得合法了。
但是犯罪行为只有司法部门才有权利干涉,法律并未赋予记者这样的权力。
不论是我国的现行法律,还是多数外国的法律,都没有明确赋予记者可以假冒身份、偷拍偷录行为的权力。
倒是一些法律、法规、案例对此有所限制。
像美国这个被认为是最自由的国度,这方面的限制却是相当严格。
美国大部分州,未经许可非法“偷拍”都被认为是犯罪,公民包括新闻工作者拥有窃听设备都是非法的,被认为是触犯刑律的。
虽然,我国目前的法律没有允许或禁止隐性采访的条款,但某些法律涉及到的报道禁区同样适用限制隐性采访的范围:1、不得涉及国家机密;2、不得涉及与公共利益无关的各种公民隐私;3、不得违背保护未成年人和保障妇女权益方面的法律法规;4、不得涉及商业秘密;对于这片“雷区”记者还是避免踏上,否则就会引起法律上的纠纷。
比如涉及到未成年人的相关报道,就有可能伤害到未成年人的心理,影响其以后的成长。
所以记者必须慎重,这也是记者在行使权利时必须履行的义务。
(三)相关法律条文对隐性采访的规定不能与有效法律规范相冲突是记者隐性采访中具体活动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