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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领导思想及其现实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领导思想及其现实意义中国是世界文明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曾经创造了光辉夺目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发展史上凝聚着优秀的传统文化，其中就包括着丰富而精辟的关于领导问题的思想。
一、中国传统领导思想综述（一）道家的领导思想道家认为人性本于自然，即所谓的“道”。
道是老子思想的核心和最高境界。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在道家看来，道是万物的本源，世间万物都由道而生，回归于道。
所以，在社会管理思想中，道家主张顺应自然，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出自《道德经》，是道家的治国理念。
老子认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而且强调“无为无不为”。
“无为而治”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不过多的干预、充分发挥万民的创造力，做到自我实现，走向崇高与辉煌。
《道德经》的思想核心是“道”，“道”是无为的，但“道”有规律，以规律约束宇宙间万事万物运行，万事万物均遵循规律。
引申到治国，“无为而治”即是以制度（可理解为“道”中的规律）治国，以制度约束臣民的行为，臣民均遵守法律制度。
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是以法治国，而非人治；人过多的干预社会秩序则乱，法治则井然有序。
“无为而治”对于帝王个人准则而言，即是清心洞察、知人善任，将合适的人才摆在合适的岗位上，具体事情分摊给臣下去做，不必事必躬亲。
在老子看来，领导的艺术就在于“无为而治”，老子主张，“执古之道，御今有之”，也就是说，能掌握亘古不变的真理，就能够驾驭现实的环境。
既然世间万物的运转都是自然而然的，那么最成功的管理之道也应该是这样，要努力排除外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使管理行为自然发生、自然实施、自然完成。
（二）儒家的领导思想儒家的核心领导思想主要有“仁者爱人”、“中庸之道”、“为政以德”三大思想理论。
“仁者爱人”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孔子说：“仁者人也，仁者爱人”。
明确仁的本质是爱人。
2020年《行政领导与行政决策》华南理工随堂练习第一章绪论第一节领导科学的产生与发展社会需要是领导科学产生和发展的直接动力。
领导科学产生于20世纪中期。
第二节领导科学的研究对象、性质和任务领导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现代领导活动。
研究和研究领导科学，应把应用性作为出发点和归宿。
第二章领导概论第一节领导的产生与发展领导是领导科学中一个最基本的范畴。
原始社会的领导活动是以部落形式存在的。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主要领导方式是家长式专制领导。
斯隆是“现代组织之父”。
西蒙提出决策工作专门化。
决策与执行的分离是现代领导科学产生的现实基础。
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专家式的领导应运而生。
领导是根源于人类共同生活和共同劳动的需要，是一种影响力，指的是领导的自然属性。
领导主要适用于统治阶级内部或有共同利益的社会集团内部，指的是领导的社会属性。
在我国，服务是领导的本质。
第二节领导的本质、特征要素为人民服务是一切社会主义领导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领导体制是领导系统中以领导权限划分为基础形成的组织机构设置和制度安排。
3.领导活动的标尺是组织目标。
4.“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强调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发挥主导作用。
5.领导者履行领导职责，施行领导的基本条件是权力。
6.指挥权、人事权、奖惩权是组织法定权，人格影响权不是。
7.工人、农民、军人属于被领导者，乡长不属于。
8.省长、市长、县长属于领导者，科研人员不属于。
第二章领导概论·第三节领导的职能和作用1.领导的基本职责是实现领导职能。
2.出主意和用干部是领导者的重要职责。
3.领导是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协调有序的保证。
第二章领导概论·第四节领导的基本原则1.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基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
2.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制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对领导活动的基本要求。
第三章领导理论概要·第一节中国古代领导思想精华概要1.韩非子认为以法吏治是确保吏治清正的根本。
古代朴素领导能力思想一、古代西方对领导能力的阐述在古希腊诗人荷马的《奥德赛》中，已经提到了关于领导能力的看法，诗中认为领导者必须拥有四种能力：一是通过观察有效洞察事物的能力；二是通过交流控制意图的能力；三是通过互相依赖和长期共事建立信任的能力；四是通过对自身的认识完善自己的能力。
普卢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描述了伟大的领导者的领导风格；索福克斯勒的戏剧《埃阿斯》和《安提戈涅》中描绘了领导者的心理；莎十比弧的《奥赛罗》讲述了领导直觉的作用，而《李尔王》让人们看到了在考察继承人时不同的领导方式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古代关于领导能力的思想对当代研究仍有深刻影响。
例如当代著名领导学家沃伦·本尼斯在《为什么领导者不能起到领导作用》一书中，对《奥德赛>中提到的四种能力进行了阐述。
按照本尼斯的观点，对于领导者来说，洞察力是至关重要的。
领导者的洞察力令其可以看清组织存在的问题，合理安排组织的工作流程。
洞察力和职位之间的关系与想和做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
二、古代中国关于领导者能力的思想政治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同时也是一个在历代帝王的得失成败中探索如何治国平天下的历史，因此，中国古代文明中蕴涵了大量关于领导素质和治理能力的理论。
虽然古人的思想在表述上是直观和朴素的，但是其中体现的是独特的中国式治理理念，这些独特的理念对当前中国模式领导能力理论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比如中国模式的领导能力评价体系中，对思想品德要素的注重就是对申国德治思想的一种继承。
商周时期：属于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思想有汉代学者采掇旧说，假托吕尚编写的古代兵书《六韬》。
该书以问答体的形式记录了姜太公和周文王、周武王的对话，最早对执政者和用兵者的素质提出了要求，主要包括了五个方面内容，即兼听广纳；顺应客观规律；权衡得失利弊；谨慎而果断；随机应变。
春秋战国时期：《左传》作为一本编年体史书，在记载春秋诸侯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活动的基础上，对执政者品质进行了提炼，其思想主要有：忠于民、听于民、利于民；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以礼治国，重视规范；德行兼施，宽猛相济；善于谋，勇于断；选贤任能，上下协力。
第三章中国古代领导思想的精华一、重视领导的基础（一）民为邦本，顺乎民意。
民本思想在夏朝即有萌芽，在春秋时期基本形成。
孔子说：“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
《太平御览》载，孔子的学生子夏将君民关系喻为鱼水，提醒执政者不要脱离民众：“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
”战国时期，民本思想达到了高峰，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孟子的“民贵君轻论”和荀子的“君舟民水论”。
汉唐以后，民本思想也有一定程度的丰富和发展。
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国家能否治理得好，关键在执政者能否赢得民心。
《管子》指出：“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所以要治理好国家，“必当下顺民心”。
宋代程颐云：“为政之道，以顺人心为本。
”历史表明，民心向背关乎统治的稳固和长久，关乎国家的兴衰成败。
政局的治与乱，事业的兴与衰，国家的存与亡，以及为政者个人的荣辱得失，莫不系于此。
第二，顺乎民心，取信于民。
统治者欲得民心，必须顺乎民意，获得民众的信任。
孔子认为，民众的信任比粮食军备更重要，是治国理政第一位的大事。
要取信于民，执政者首先要顺乎民意，倾听百姓的呼声，顺从民众的意愿。
第三，统治者要信任民众，相信民众，要开诚布公，以诚待民，无伪诈之心。
第四，统治者要作风正派，举止得体，以身作则，公正廉洁。
（二）富民教民，民安邦固。
民众既然是国家的基础和根本，因此统治者的基本职责就是富裕民众，教化民众。
1、富民。
民富，才能国富。
只有民众富裕了，生产才会越发展，国家才会更富裕。
《荀子》云：“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则出实百倍。
”民富，才能君富。
《论语》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荀子》云：“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只有让老百姓先富起来，方能实现“上下俱富”。
民富，才能国安。
《管子》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国家就安定。
怎样才能富民呢？古人主张：首先要体恤民众疾苦。
孔子要求执政者对民众要“仁爱”，孟子要求统治者要“爱民如伤”，行“仁政”。
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精华我国有着几千年不间断的历史，有着丰富的治理国家、发展农桑、战争攻守、教化百姓、文化礼仪等文化典籍，以及探究天理、人性等哲学著作，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的思想。
作为中国的一个管理者、中国的校长，确实要做到数典不能忘祖。
既要从西方的管理理论中汲取营养，也要从东方的文化中寻根溯源。
中国的文化典籍中，如《孙子兵法》被世界誉之为最深刻、永远新鲜的管理经典。
中国的历史上，如秦始皇、诸葛亮等都可称之为管理的典范。
下面简要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精华列举一、二。
1.求治防乱的思想管子指出：“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
管理得当则“治”，管理不善则“乱”。
“乱”的后果如何呢？《吕氏春秋》指出：“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尽乱，无有安身。
”《尚书》也指出：“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
”如何求治防乱呢？老子指出：“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一定要防患于未然。
另外，“治”必须统一思想。
墨子提出“尚同”，如果是“一人一义，二人二义，十人则十义”的话，国家非乱不可。
《吕氏春秋》也指出：“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
”管子说：“政不二门”。
治理的统一思想是什么呢？孔子指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司马光也说：“治国莫先于公”。
公是一个标准，德是另一个标准。
司马迁指出：“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诸葛亮讲：“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所以中国的管理思想中，历来有着“为公”、“德治”的优良传统。
求治防乱的措施中，第一是明君，宋代的程颢、程颐说：“君贵明，不贵察；臣贵正，不贵权。
”“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国家者，无之。
”第二是举贤，第三是赏罚分明。
宋代的陆九渊说：“任贤，使能，赏功，罚罪——医国四君子荡。
”诸葛亮说：“治国之道，务在举贤。
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
”这也是避免管理中因人设事之大忌。
2.以人为本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就是儒家思想中一直强调对人的重视，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
孟子指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中国古代领导思想精华概要中国古代领导思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多个朝代的领导者通过不同的思想理念和实践经验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智慧和经验。
本文将概述中国古代领导思想的精华，并探讨其对现代领导理论的启示和影响。
一、仁政思想中国古代领导思想的核心是仁政思想，即以仁爱为本位，以民众的利益为最高追求。
孔子是中国古代领导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的“仁者爱人”的观念，强调领导者应以仁爱之心对待民众，实行普遍关爱，致力于促进民众的幸福和发展。
仁政思想不仅体现在忠诚于天地的责任，也呼唤领导者与人民之间建立良好的互动和信任关系。
古代领导者使用的手段包括儒家经典的教育体系，通过德行教育培养人民的忠诚和公德心。
这种以仁政为本的领导思想对今天的领导者仍具有启示意义，提醒他们在履行职责中注重民众的利益，建立互信并与人民保持良好的互动。
二、法治思想法治思想也是中国古代领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的法治观念强调法律的公正性和约束力，领导者必须在法律框架下行使权力，并为人民提供公正和平等的治理。
在古代的法治体系中，法律被视为人民权益的保护伞，领导者要尊重法律、依法行使权力，切实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正。
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在现代的领导理论和实践中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现代领导者要明确法治观念，推进法治建设，为人民提供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
领导者要遵循法律规定，树立公平正义的形象，并倡导全社会树立依法行事的意识和观念。
三、德行思想中国古代的领导思想中，德行思想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古代领导者注重个人德行的修养与培养，强调领导者应以身作则，以自己的品德和操守来影响他人，并以此塑造一个道德风尚和行为规范。
道德的力量在领导中是至关重要的，古代领导者非常重视个人德行的培养和修养。
他们通过言传身教，引导人民行善、修德，树立良好的道德榜样，激励他们追求高尚的品德。
现代领导者要从中汲取经验，注重自己的德行修养，以身作则，树立正确的行为榜样。
概括中国古代治理思想的精髓中国古代治理思想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重要思想，其凝聚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精髓，深刻的影响着中国不同时代的政治文化建设和发展。
在今天，概括中国古代治理思想的精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中国古代治理思想强调“尊王攘夷”和“治国以德”，认为政府应把变革与维护有机结合起来，从而维护朝廷权威，推动政治发展。
维护和进步的目标，以及有效地把政治权力应用到日常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是中国古代治理思想的根本特点。
例如，唐代弘扬了“仁政，尊皇攘夷”的思想，认为政府应该把仁慈、宽容和慈悲等仁政思想与尊皇攘夷的政治政策结合起来，以此达到促进政治发展和社会文明的目的。
其次，中国古代治理思想着重强调“士民联系”，关注政治机构加强政治关系、开展政治活动的实践，旨在保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保证政府和社会联系的和谐。
以明代为例，明朝实行“实君宠民”的政策，比唐朝的“尊王攘夷”的政策更加关注和照顾民众的利益，加强国家政治机构和社会民间之间的联系，从而达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和谐相处。
再次，中国古代治理思想强调“法治”。
政府必须维护法治，答应宪法，让有责任的人来履行法律，满足社会的需求，保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公正与法治。
比如，宋代明文制，要求政府官员担任公职，按照法律法规来办事，遵守法律，没有失职的事情。
此外，还有平等法、通制以及律师和审判官等制度，都是中国古代治理思想中“以法治国”的较为完善的表达。
此外，中国古代治理思想还强调“训义、审慎、问计”，重视军事组织和军事组织的建设，认为政府要求官员不但要严格执法，而且要求官员们勇于审慎，不断加强知识基础。
以魏晋为例，魏晋时期，政府官员要受到“训义”和“施治”的管理，这是常见的政治思想，以及魏晋文化中的“审慎、问计”的思想，旨在提高政府官员的专业知识，让政府官员具有更强的治理能力，从而促进政府实行更有效地治理。
总之，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以“尊王攘夷”、“治国以德”、“士民联系”、“以法治国”以及“训义、审慎、问计”等原则为内容，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化建设和发展起到重要的影响，为今天的中国政治运行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第三章中国古代领导思想的精华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领导活动，有了领导活动，也就有了对领导活动的思考。
虽然领导科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时间还不到半个世纪，但对领导的思考却同领导活动的历史一样久远。
古今中外，无数先哲们留下了丰富的有关领导的宝贵思想，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展。
本章主要介绍中国古代领导思想理论。
中国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和文明，形成了独特的传统文化，并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领导思想遗产，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
下面我们简要地介绍其中的精华部分。
一、重视领导的基础领导的基础是民众，离开了民众，离开了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就不可能有领导，即使依靠暴力，也不可能长期维持其领导地位。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历来比较重视民众的力量，注重维护领导的基础。
（一）民为邦本，顺乎民意。
如何看待被领导者的地位和作用，是领导活动和领导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和思想家都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作用，认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统治者要以民为本，顺乎民意，取信于民，赢得民心。
民本思想在夏朝即有萌芽，在春秋时期基本形成。
孔子说：“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
《太平御览》载，孔子的学生子夏将君民关系喻为鱼水，提醒执政者不要脱离民众：“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
”战国时期，民本思想达到了高峰，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孟子的“民贵君轻论”和荀子的“君舟民水论”。
汉唐以后，民本思想也有一定程度的丰富和发展。
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国家能否治理得好，关键在执政者能否赢得民心。
《管子》指出：“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所以要治理好国家，“必当下顺民心”。
宋代程颐云：“为政之道，以顺人心为本。
”历史表明，民心向背关乎统治的稳固和长久，关乎国家的兴衰成败。
政局的治与乱，事业的兴与衰，国家的存与亡，以及为政者个人的荣辱得失，莫不系于此。
第二，顺乎民心，取信于民。
统治者欲得民心，必须顺乎民意，获得民众的信任。
孔子认为，民众的信任比粮食军备更重要，是治国理政第一位的大事。
要取信于民，执政者首先要顺乎民意，倾听百姓的呼声，顺从民众的意愿。
第三，统治者要信任民众，相信民众，要开诚布公，以诚待民，无伪诈之心。
第四，统治者要作风正派，举止得体，以身作则，公正廉洁。
（二）富民教民，民安邦固。
民众既然是国家的基础和根本，因此统治者的基本职责就是富裕民众，教化民众。
1、富民。
民富，才能国富。
只有民众富裕了，生产才会越发展，国家才会更富裕。
《荀子》云：“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则出实百倍。
”民富，才能君富。
《论语》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荀子》云：“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只有让老百姓先富起来，方能实现“上下俱富”。
民富，才能国安。
《管子》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国家就安定。
怎样才能富民呢？古人主张：首先要体恤民众疾苦。
孔子要求执政者对民众要“仁爱”，孟子要求统治者要“爱民如伤”，行“仁政”。
其次要兴利民之举。
所做的事情要对老百姓有利，要多做些于民有利的实事、好事，正确处理取民与予民的关系。
再次，要有富民之策。
统治者不仅要有富民之心，而且要有富民之策、富民之举。
要轻徭薄赋，取民有制；劳役适度，不误农时；体察下情，关心痛痒，帮助民众发展生产，使百姓拥有土地等基本生活资料等。
2、教民。
民富，不一定国安，为了国家的稳定和统治的久远，还必须教化民众，使民众服从统治。
孔子认为，在经济上使民众富裕起来之后，统治者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对民众进行教化，即“富之”、“教之”。
孟子认为，有无教化是区别人类与禽兽的根本标准：“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并且通过对民众的教化可以改善执政者与民众的关系，从而赢得民心。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教化的核心内容是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道德规范。
二、重视领导艺术和方法中国古代领导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领导艺术和方法的研究为核心。
重视对领导艺术和方法的探讨和运用，即重视“治术”、“权谋”，较少对领导制度和本质的思考。
（一）儒法相济，德刑相辅。
德治与法制、王道与霸道是中国先秦时期儒法两家提出的相互对立的政治主张，后来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基本治国方略。
1、儒家主张实行礼治、德治、仁政、王道。
这种治国方略的核心是主张以德治国，以德服人，通过德治达到天下太平，国泰民安。
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孟子认为“以德行仁者王”。
儒家以德治国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是：第一，依靠君主和各级官吏个人的能力品德来治理国家，不大重视法制的作用。
他们认为：“有治人，无治法”、“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
把国家的兴亡、人民的安危祸福寄托在个人或少数人，即明君、贤臣、清官、廉吏的身上。
第二，主张礼治，用温和的手段来治理国家，主要方法是礼仪教化、等级名分、典章制度、行为规范等。
第三，要求统治者有爱民之心。
主张爱民恤民，使百姓安居乐业。
第四，提倡伦理至上，以德治国。
将道德政治化，政治伦理化，把伦理纲常作为治国的根本，把修养教化作为管理社会的主要手段。
2、与儒家相反，法家主张法制、霸道。
其核心是依靠严峻刑法来达到国家大治。
其主要观点和特点是：第一，重视法制。
认为人性本恶，“民固骄于爱而听于威”，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使人向善是不可能的，只有靠严刑峻法才能治理好国家。
第二，提倡重法严刑。
韩非子强调必须用暴力进行威慑，“崤其法而严其刑”、“法莫如重，使民畏之”。
最后达到“以刑止刑”，天下大治。
第三，重视法制队伍建设。
“吏不良，有法而莫守”，“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和法家虽然在治国主张上根本对立，但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过程中，历代的统治者把两者作为工具结合起来运用，外儒内法，儒法相济，德刑相辅，根据统治的实际需要，交替使用，以巩固和维护其统治。
（二）重视人才，选贤任能。
历代统治者都高度重视人才，选拔和使用人才，在隋唐时建立了科举制度，用于考核与选拔人才。
在关于发现人才、选拔人才、使用人才、培养人才等方面，古人留下了丰富的宝贵思想。
第一，人才为本。
人才是国家兴衰、事业成败的关键因素。
所以，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都高度重视。
《管子》云：“天下者，无常治，无常乱，不善人在则乱，善人在则治”，所以“争天下者，必先争人。
”荀子总结说：“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
”范仲淹说：“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
”第二，选贤任能。
中国古代除了皇帝是世袭制之外，在选拔各级官吏时都要求遵循任人唯贤的原则，在用人标准方面，强调德才兼备。
《管子》主张德、功、能三者兼顾。
墨子将德、官(处理政务的能力)、劳、功四者并列。
荀子提出“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认为德、能不可或缺。
唐太宗李世民要求官吏“才行兼备”。
第三，知人善任。
统治者要能选贤任能，必须要学会识别人才、发现人才，掌握观察人、了解人、考核人的方法。
其主要内容有：（1）察人七途：鉴其表、听其言、察其行、观于友、询于众、试于事、考于绩。
（2）取人八忌：忌以貌取人，忌以爱憎观人，忌以固定模式律人，忌以出身资历相人，忌以一时一事论人，忌以传闻毁誉鉴人，忌以假象判人，忌以私心察人等。
第四，用人之道。
统治者要善于使用人才，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其要点是：(１)扬长避短。
人有长短，世无全才，关键要善于扬长避短。
(２)职能相称。
人才有不同的类型，为此必须因事设职，因职择人；大才大用，小才小用；善于组合，取长补短。
(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主张以诚相待，充分信任，给予人才一定的权力和自由。
（三）赏罚并行，奖惩分明。
奖惩是一种调动人的积极性的重要方法，奖励是应用积极的方式通过正面的鼓励来调动积极性，惩罚是应用消极的方式通过反面的刺激来驱动人的行为。
古人认为，奖惩具有统御、引导、鞭策、教化等多种功能，因此非常重视运用这种手段来进行领导。
1、赏罚并行，功过相称。
赏与罚，奖与惩，二者互相依存，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一方面，奖赏的作用是褒扬、鼓舞，从正面进行激励；惩罚的功能是威慑、惩戒，从反面进行督促。
赏罚并施，才能引导人做好事，禁止人干坏事，使人进有所得，退有所失，各尽其能。
另一方面，赏罚要公正，必须功过相称。
赏有所依，罚有所据。
奖之薄厚，惩之轻重，须与功过相称，既不能小功大赏，大功小赏，也不能重罪轻罚，轻罪重罚。
并且不分亲疏贵贱，一视同仁。
赏罚只有公正，不徇私情，才能真正起到激励作用。
2、奖惩分明，及时守信。
奖赏和惩罚要分明，使受奖者得到真正的实惠，该重奖则重奖，使之引人羡慕效仿。
进行惩罚，要足以使受罚者受到真正损失，以儆戒他人，不敢重犯。
如果奖惩不痛不痒，贤者就会不屑一顾，恶者就有恃无恐，这样适得其反，还不如不搞。
奖惩还应该及时守信。
有功则奖，有过则罚，要及时兑现，立竿见影。
否则，事过境迁，则效用大减。
该奖则奖，该罚则罚，信守诺言，才能真正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四）集思广益，多谋善断。
决策是一项关系事业成败、国家兴衰的重要活动。
领导者的一个主意或决定，小则关系组织的兴旺，大则关系国家的安危。
司马迁说：“安危在出令”；张居正、唐甄指出，高层领导者的“一举一措乃天下向背所系”。
多谋善断是领导者重要的素质和职责。
第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古人强调做任何事都必须预先进行周密的谋划。
《孙子兵法》中指出：“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中庸》里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九唐书》中也指出：“先谋后事者逸，先事后谋者失。
”第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全面深入地了解各方面情况，掌握基本的信息，是谋划的前提。
《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领导者要重视信息在决策中的作用，注重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研究和利用。
第三，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领导者知识、经验、智慧有限，只有兼听广纳，博采众议，集思广益，才能防止决策失误。
汉代桓宽说：“谋及下者无失策”。
清代思想家唐甄说：“以众人之明为一明，以众人之聪为一聪”。
在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多谋基础上，领导者还要有主见，善于决断。
正如辛弃疾所说的“谋贵众，断贵独”。
并且要不失时机，当机立断。
古人认为，适时决策，事半功倍；举措失时，事倍功半。
《国语》中说：“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
”《列子》中也说：“凡得时者昌，失时者亡。
”三、重视领导者的道德修养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时期，儒家思想一直占统治地位，它主张行“仁政”，讲“礼治”、“德治”，重视领导者的品德修养。
（一）修身正己，为政以德。
中国传统治国之道把“修身齐家”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前提，要求为政者必须加强修养，完善人格，提升品德。
孔子说：“政者，正也。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