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工作的总体要求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稳中求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继续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着力加强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着力深化改革开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以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提升城市民众幸福感
【背景链接】
2010年12月26日，由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等主办的“2010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颁奖典礼”在长沙举行，20座城市获得了“幸福”殊荣。2010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地级及以上)为：杭州、成都、长沙、昆明、南京、长春、重庆、广州、通化、无锡。
“CCTV2010经济生活大调查”显示，在8万余份有效问卷中，44.7%的人感到生活幸福及很幸福，而感到自己不幸福和很不幸福的达到11.1%。近45%的民众对当前自己的生活状态感到满意、有或强或弱的幸福感，但这个数据是否准确，是否真的能够反映现实情形，成为引发争议的焦点。
【标准表述】
[权威观点]
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并不简单取决于人均GDP或人均收入。一个城市在人均GDP和GDP总量较低的情况下，也可能有更高的居民幸福指数。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不仅取决于经济总量和人均经济量，还取决于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居住条件、安全状况、人际关系，以及市民气质、精神状态、主人翁感觉等，甚至一些很具体的指标，比如塞车不塞车，树种的好坏，都可能有所影响。——薄熙来
[深度分析]
城市的幸福感，来自于品质化的生活，更来自环绕在每位市民身边的安全感。对于社会主流民意而言，幸福感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
在中国，出现了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市民幸福指数反而越低的现象。今年以来的物价飞涨，也让百姓体会到通胀预期时代生活的艰难。
市民的尊严，来自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来自于各个层面的平等和保障，来自于整个社会赋予每一个人享有法律所给予的自由和权利。而拥有这些保障、权利的市民，才有尊严，才能体会到城市生活的幸福。
[措施]
国家的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不断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解决好衣食住行等民生问题。
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最为关键，因为经济收入水平是衡量幸福感的一个基本指标。这就要把扩大就业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中之重，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优化创业环境，让人民群众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和生活保障。同时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分好“蛋糕”，努力缩小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发挥好社会保障作为“收入分配调节器”和“社会发展稳定器”的作用，进一步完善保障体系，扩大保障覆盖面，切实提高保障水平。安其居方能乐其业，要把解决好人民群众住房问题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坚持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让人民群众住有所居，让社会更加安定和谐。
第二，提升民众幸福感的必要前提是让民众有尊严的生活。
有尊严的生活，积攒一定数量的物质财富和积累精神财富，自然重要，但民众的尊严更来自于法律的有力保护，来自于平等、公平的社会环境，可以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建立在有尊严生活的基础上，民众的幸福感必会逐渐提升。同时，社会财富分配的命题、地方治理的改善、公权力的约束，以及司法有时会被权力绑架的现象等，都需要逐步推动解决。
第三，提升民众幸福感政府责无旁贷。
一个能够给民众带来较强幸福感的社会，唯有在一个政治清明、法治进步、经济科学发展、社区文明和谐的社会中，民众的幸福感才能达到相当的高度。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从经验感受出发，民众的幸福程度与政府的治理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每一个人都渴望过幸福的生活，渴望体验真实的幸福感，由此，政府的治理与努力，都应该朝着以人为本，眷顾个体发展的方向去努力。
“大部制”改出十几个副局长折射出什么
广东佛山市高明区推行机构改革，调整后，该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土城建和水务局的领导机关无不阵容“豪华”，副局长都有十几个。面对质疑，当地回应称，这是“大部制”改革的产物。
小部门一撤，大机构一立，随之而来的是领导层人满为患、副职扎堆，不只佛山，近年来在广州、深圳、南京等地都有过类似现象。这与机构改革的初衷是背离的。比如，国家进行“大部制”改革，是为了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然而在一些地方，却把经念歪了，只知道做机构数量的减法，不做行政成本上的减法，更不做提高行政效率的加法。借用一位领导干部的话说，只是发生了物理变化，而没有发生化学反应。
机构改革为何难以发生“化学反应”？有人用“不能让一部分干部利益受损”“减少改革阻力”来回答，似乎这是无奈之举、现实选择，但如果改来改去，把大部门变成了头重脚轻的机构，从以前的政出多门、相互扯皮，到现在的臃肿庞大，除一弊又兴一弊，公共资源的消耗依然不减，纳税人的钱依然不少花，如此折腾，岂不违背了改革的初衷？
问题的关键，还在如何对待和处理干部利益。机构改革，难点往往不在部门的裁撤，而在于人员的安置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安置。固然，人事改革需要平衡相关者的利益，需要留出适当的过渡期，但这并不意味着，“照顾”就是原封不动地保留原来的一切，“过渡”就是等着干部“内部消化”、自然精简。这样难免导致副职扎堆等“越精简越膨胀”问题，使改革成效大打折扣。
政府机构改革，与进入“深水区”的其他改革项目一样，都面临着利益调整、利益博弈的难题。破解这些难题，不仅需要更新观念，而且需要创新机制。“大部制”改革，不摆脱“不让一个干部吃亏”这样的观念羁绊，就难以合理定位、科学安排改革中的干部利益，不解决“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干部管理机制问题，就难以减少领导职数，真正精简人员。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就建议，通过“编制法”来治理乱设机构、乱定级别、干部超编等现象，这就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创新制度设计，从源头上把住“编制”的闸门，让副职的设置、人数与流动都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从而疗治“大部制”改革中“机构越少、官帽越多”的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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