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_异延_解构主义翻译观及其理论启示

2008年11月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Nov.,2008第35卷第6期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Vol．35No．6德里达“异延”解构主义翻译观及其理论启示彭桂芝（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63）［摘要］从“异延”的内涵和解构主义的语言观可以看出：任何语言符号的组成要素都不是自足的，而是与周围其他成分有着漫无头绪的复杂关系，既带有其他符号的印迹，但又彼此有别，并在形成差异时突显自身的价值。

由这一逻辑出发，延伸到由符号构成的文本那里，很自然，德里达得出了作品终极不变的意义是不存在的结论。

因此，德里达否认原文与译文的区分，认为原文与译文的关系是平等互补、“共生”的关系，是一种延续和创生的关系。

他认为翻译是不断修改或推迟原文的过程以置换原文，是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一种文本对另一种文本“有调节的转换”。

在德里达看来，“有调节的转换”比“翻译”这个术语更能反映翻译的特性，这是因为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没有纯粹的所指。

因而德里达“主张用辨证的、动态的和发展的哲学观来看待翻译”。

由于原文意义不可能确定，因而译者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寻找原文意义，发掘出使原文存活的因素。

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通过修改和转换，使原文成长、成熟，最终得到“再生”。

［关键词］德里达；异延；解构主义；翻译学；理论［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4799（2008）06－0116－04因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文字语言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三部巨著的出版而宣告确立的解构主义，是反传统、反理性、反权威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最为强劲的思维之一。

“从解构‘在场’（presence）和颠覆程序入手，德里达一方面从方法论上批评了结构主义的结构中心论，另一方面从本体论上批判了海德格尔寻求终极真理的形而上学观，瓦解了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基础和根深蒂固的逻各斯主义”[1]277。

以索绪尔语言学中的价值差异论和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本体差异论为基础，德里达不断对其加以引申和发挥，独创了“异延”论；进而把这一概念引入解构主义，建立起“异延解构哲学”；并与福柯（Michel Foucault）、巴特尔（Roland Barthes）及美国的德曼（Paul de Man）等著名翻译家相互呼应[1]276，把解构主义引入翻译理论，逐渐形成了“异延”解构主义的翻译观。

一、德里达的“异延”内涵“异延”（différance）这个词语，是德里达利用文字游戏从他的三大巨著中创造出的。

“从词源上看，différance是从difference演变而来。

英文difference和法语différence都源于拉丁文differre。

但只包涵拉丁文differre中的第一层含义：即‘差别、区别、不同’，并没有包含第二层含义。

因而德里达自创différance 一词涵盖了拉丁文differre的双重含义”[1]280。

关于“异延”的这种写法，德里达这样说：“异延一词中的字母a表明主动状态与被动状态的不确定，而且这种不确定也不再受二元对立的控制和组建。

”[2]27具体地说，“异延”表明符号总是“区分”和“延搁”的双重运动：在空间（共时态）上，符号总是为其他符号所限定，具有“非同一的，与其他符号相区别的意义”[3]31，使词的意义不能最终确定，其意义有赖于其他符号，而只能在语境关系的区别中决定；在时间（历态）上，符号是一系列差异区分的产物，总是延搁所指的在场，“使意欲暂时不能得到实现或满足，把意义意欲付诸实践时所用的方法抹煞或减弱其效果”[3]131，[1]281。

由此可见，“异延”是一种原型差异，意味着空间上的差异和时间上的延迟。

如同德里达在《哲学的边缘》中所说：“‘异延’可以被认为用来表明一种构成的、生产的和本原的因果性，表明可能产生或者构成不同事物和差异的断裂和分化的过程。

”[2]8二、“异延”解构主义的核心本质1．“异延”解构主义的语言观德里达的“异延”解构思想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索绪尔语言学中的价值［收稿日期］2008-05-21［作者简介］彭桂芝（1965－），女，湖北安陆人，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研究。

第6期彭桂芝：德里达“异延”解构主义翻译观及其理论启示117差异论，另一个是海德格尔哲学的本体差异论。

索绪尔宣称语言中只有符号差异，语言的价值决定于这种差异[4]11。

德里达“异延”论中所指的差异，并不是索绪尔所说的符号层面的差异，而是指产生符号差异的运动，是比符号差异更为根本的东西。

在德里达看来，“异延”的差异运动所造成的是能指和所指两种符号的不断转换和永无穷尽。

当差异作为踪迹被保留下来时，才产生某种意义，而这意义只能是“异延”的一种效应，即只是一种有效意义，而不可能是确定的终极意义。

德里达说他从索绪尔的差异论推出的第一个结论是：“所指概念绝不在一个仅仅指自身的充分的在场中靠本身自行地出现。

每一概念在本质上被合法地刻写在一个系列或者系统中，其中以差异的系统活动或者说游戏的方式而指涉他者，指涉其他概念。

”[5]17按照德里达的观点：“异延”是产生差异的运动，是差异的起源；并且，那种差异并不限制于声音符号的差异，而是广义的符号差异，是指一切事物之间的差异；符号的差异构成运动，互相牵涉，转换，并组成一个不可穷尽的网络[4]11。

最终意义是无数能指的印痕和无限变化的一种不稳定过程。

文字符号的能指在“异延”的作用下，使每一种话语变成了能指的交织物。

2．“异延”解构主义的哲学基础海德格尔说：“存在的遗忘是存在和存在者之间的差异的遗忘。

”[5]18而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差异就是本体的差异。

这种在场与在场者之间的本体论差异的领域，正是德里达“异延”论在哲学上的立足之地[4]12。

德里达在《论书写》中写到，“原初书写就是‘异延’，它是‘显现与显现物之间听不见的差异’”[6]65。

那时德里达就已经把“异延”置于本体论差异的领域了。

德里达说：“从它自身的某一方面看，‘异延’肯定只是存在的或本体论差异的历史的也是时代的展开。

异延中的a标志这种展开的运动”[5]24而构成在场者。

“正是这种在场者的构成，……我们打算称之为原初书写、原初踪迹或者异延”[5]26。

因此，可以说，德里达在某种程度上用“异延”概念代替了海德格尔的在场概念。

只是“异延”不等同于在场，因为对于“异延”来说，没有存在的在场问题，“异延”的后面没有存在；而海德格尔的在场后面还有存在。

“异延”并不像在场那样是存在的显现，它本身就产生差异，并使之延迟，从而产生不稳定的意义。

结果是，“在场者变成了符号的符号，踪迹的踪迹。

它不是最终指涉的东西，而是普遍化指涉结构中的一种功能。

它是一个踪迹，而且是踪迹的涂抹的踪迹”[6]63。

三、“异延”解构主义翻译观之内涵1．文本间的互文性从“异延”的内涵和解构主义的语言观可以看出：任何语言符号的组成要素都不是自足的，而是与周围其他成分有着漫无头绪的复杂关系，既带有其他符号的印迹，但又彼此有别，并在形成差异时突显自身的价值。

由这一逻辑出发，延伸到由符号构成的文本那里，很自然，德里达得出了作品终极不变的意义是不存在的结论[1]286。

在德里达的“异延”语言图景中，人类语言活动处于一个跳跃、断裂的动态开放系统之中，无论是单一文本还是全部话语文本活动都处在无限的“异延”之中，一方面，此处的文本与彼处的文本有空间上的共时的联系，另一方面，此时的文本与彼时的文本有着历时的关联；并且，诸种文本间没有文体的限制，可以自由地穿行于哲学、文学、甚至建筑学等各门类。

从原则上讲，任何人打开一部作品，就等于同时打开了古往今来的无数作品[7]122~123，[8]74。

因此，德里达否认原文与译文的区分，认为原文与译文的关系是平等互补、“共生”的关系，是一种延续和创生的互文关系。

即此文本可能是另一个早先存在的译文的翻译，原先的文本又是更早的译文的翻译，如此向前不断循环，直至无限，以致形成一个“无限回归的意义链”[1]285。

2．译者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德里达认为翻译是通过不断修改或推迟原文的过程以置换原文，是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一种文本对另一种文本“有调节的转换”（regulated transformation）。

在他看来，“有调节的转换”比“翻译”（translation）这个术语更能反映翻译的特性，这是因为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没有纯粹的所指[1]286。

因而译者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寻找原文意义，发掘出使原文存活的因素，通过修改和转换，使原文成长、成熟，最终得到“再生”。

又由于原文意义不确定性，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跨越目的语的限制，转换原语的文本，扩展译文语言，使译文得到进一步发展。

由此可见，译者是译作的创造者，在翻译过程中享有极大的创造性。

3．“存异”的翻译目的德里达认为，通过翻译，我们能够对语言之间的差异性和各语言的特定表达方式达到更深刻和更准确地认识[1]284。

这就是说，各种语言在语义、句法和语音方面的不相同的表意方式，在翻译过程中不应被隐藏起来，而应该在新文本中表现出来。

可见，德里达的翻译目的，不是“求同”，（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5卷湖北大学学报118而是“存异”；是尽量保护和表现这些形式的差异。

德里达用“异延”概念来说明语言之间的差异性，旨在强调通过翻译才能揭示语言之间的差异[1]285。

因而他“主张用辨证的、动态的和发展的哲学观来看待翻译”[1]286。

这种独特的视角实际上为翻译实践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四、“异延”解构主义翻译观及其理论启示1．给译者提供了创造性空间按照德里达的“异延”论，意义总是处于空间上的“异”和时间上的“延”之中[1]282。

因而，文本处在一个不确定性的动态过程中，蕴藏着解释的无限可能性[1]283。

如此看来，原文文本不再是一个“在场”所给定的结构，而是一个永远超出自身意义的索取过程，是一系列运动的“踪迹”[1]283。

译者因此无需被原作者赋予作品的终极意义所束缚，而应该调动其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根据每一个文本，每一个句子或段落自身的话语语境，结合译者自身的文化素养、性情习惯、知识结构以及宗教信仰等对文本进行信息的输出。

尽管译者个体有其不同的理解方式，对文本内容的阐述会有所不同。

但这种理解与阐述的差异为原文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延伸了理解的边界。

这样，译者和读者对文本的阅读就会既有似曾相识之感，又有永远不可能达到意义本真世界的困惑，因为他们感知到的也只是“异延”的踪迹。

由此可见，原文的文本意义是不可穷尽的，你可以说你已经接近了原文的文本意义，即所谓“近真”，但你却无法声称自己已经绝对地获取了原文的文本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