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单向度的人》读书笔记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引入：佛系：是一种怎么都行、不大走心、看淡一切的活法和生活方式。
（不在乎、不重要、不思考）丧文化：在现实生活中，失去目标和希望，陷入颓废和绝望的泥淖而难以自拔的或者，他们丧失心智，蹒跚而行。
油腻中年男、枸杞保温杯、丧文化、秃头垮胃、垮掉的一代、感觉身体被掏空：（以一种自嘲、娱乐的态度面对生活）共同点：在这个日益富裕、大家都步入小康的时代，我们却没有达到预想的自由和幸福是为什么？现在如果要活着发现还是相当容易的，而要取得一点成功和进步，都要付出相当的努力；青年、中年都陷入了危机，我们所采取的不是反抗和批判，我们更多地是开始自我心理安慰和疗伤，和世界握手言和，即使现实虐我千百遍，我待现实如初恋。
这个社会总会有很多失意的人，或者觉得自己没那么成功，大部分人都在现存的秩序之中寻求机会，只有很少部分人想到要改变这样一种秩序，至少想到这样一种可能性。
比如一些知识分子、一些社会边缘群体。
“狗，只要给它吃的，它可以整天躺在太阳下睡觉，原因是它对目前的现状十分满足。
它不关心其他狗是否过得比它好，或者它作为狗事业是否有成就，或者在世界上遥远的地方还有狗正遭受着虐待。
假使人可以进人一个能成功地消灭不公正的社会，他的生活就会与那条狗完全没有不同。
”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在马尔库塞看来，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单向度的社会，是一个极权主义社会。
不过，它是一个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
因为，造成它的极权主义性质主要的不是恐怖与暴力，而是技术的进步。
在技术合法性外衣的包装下，发达工业社会对任何可能的反抗进行扼杀，它的手段是操作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实证主义的。
结果使社会失去了其批判性、否定性、超越性的向度，变成了单向度的社会，社会中的个体变成了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
中国力量读后感《中国力量》是一本由中国作家梁文道所著的政治随笔集，书中内容丰富，观点独到，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在这本书中，梁文道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力，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展现了中国的力量和潜力，同时也指出了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
通过阅读这本书，我对中国的发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在《中国力量》中，梁文道对中国的政治体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他指出，中国的政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高效率和稳定性，使得中国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起来。
然而，他也指出了中国政治体制所面临的问题，如腐败、官僚主义等，这些问题可能会影响中国的长期发展。
通过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分析，梁文道展现了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除了政治方面，梁文道还对中国的经济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他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他也指出了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如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等，这些问题可能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对中国经济的分析，梁文道展现了中国经济的活力和潜力，也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在书中，梁文道还对中国的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他指出，中国的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传统，是中国力量的重要来源。
然而，他也指出了中国文化所面临的问题，如文化产业的薄弱、文化软实力的不足等，这些问题可能会影响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通过对中国文化的分析，梁文道展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和魄力，也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通过阅读《中国力量》，我对中国的发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我认识到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展现了强大的力量和潜力。
与此同时，我也看到了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这些挑战和困难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去克服。
我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一定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思与文讲座纪要梁文道：《外边中国：从外缘介入中原》作者：时间：2009-3-14 来自：阅读：77人【字体：大中小】【打印本文】思与文讲座：梁文道先生论“外边中国：从外缘介入中原”3月10日下午3点，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图书馆1楼报告厅里座无虚席、气氛热烈，由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和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共同主办的思与文讲座在这里举行，讲座请来了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文化评论家梁文道先生，为广大华师大的师生们带来一场名为“外边中国：从外缘介入中原”的精彩演讲。
讲座由我校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许纪霖教授主持。
许教授首先向大家介绍了演讲人：梁文道，生于香港，中学时在台湾接受教育，毕业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哲学系，师从著名西方政治哲学家石元康教授。
梁文道活跃于香港文化界、知识界，足迹范畴涉及大学讲师、自由撰稿人、电视电台节目主持人、牛棚书院院长、作家、书评家、时事评论员等等。
多年来在各个传媒平台发表的大量文化及时事评论，是全方位的、阅读量相当大的公共知识分子。
梁文道首先对参观我校后对华师大的诸位先贤、延绵文脉表示敬仰。
接着梁先生就日前厦门收藏家蔡铭超先生拍得法国佳士得拍卖行拍卖的圆明园兔首、鼠首铜像而拒绝付款一事谈起，指出网上针对蔡先生这种不付款行为爱国与否的讨论十分热烈，但蔡先生的行为能否代表中国人的爱国行为或破坏中国人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这就涉及到了什么是“中国人”、“中国人”是否属于道德范畴的问题。
梁文道讲到，在台湾从小被教育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中国人办事要有“堂正做法”、“堂正之风”，而鬼祟的做法等会丢尽中国人的脸。
梁先生发现“是中国人就应该怎样怎样、不这样还算是中国人吗？”等类似说法，说明了中国人和诚实、勇敢、善良一样成为道德上有价值的描述方式，而不是抽象的国籍，“中国人”代表有道德素质的很好的人，这就把中国人当作了道德目标、道德理想和道德内涵。
《我的零点时刻》读后感《我的零点时刻》是教育家梁文道创作的一本散文集。
这本书以独特的视角和独特的写作风格，展现了现代人的生活状态和价值观念。
读完这本书，我深受启发，产生了很多感悟和思考。
这本书的特点之一就是其独特的写作风格。
梁文道以一种流畅而贴近生活的语言，用非常简洁的文字，将现实中的琐碎片段铺陈开来。
他善于通过细腻的描写和感悟，将平凡的一天变得有趣而富有启发性。
在作者看来，每个人每天的零点时刻都是一个重要的瞬间，它不仅代表了一天的开始，也代表了每个人对生活的态度和决心。
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被梁文道所描述的零点时刻所打动。
他提到，在每个人的零点时刻，都会有一些人醒来，开始工作、锻炼或者反思生活。
这是一种对自己的要求和对生命的珍视，也是一种自律的体现。
每个人的零点时刻都独一无二，它代表了每个人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同时也是一个人的自我成长和进步的时刻。
梁文道还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写，让读者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和美好。
他特别提到了黎明时分的景色，他认为这个时刻是最美的，也是最神圣的。
梁文道用极其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日出时分的景色，给人一种宁静和安详的感受。
他认为，黎明时分代表了新的开始和希望，正如每个人的零点时刻一样。
这种对自然景色的赞美和解读，让我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和热情。
在《我的零点时刻》中，梁文道还提到了现代人生活的状态和价值观念。
他认为，现代人常常追求物质上的满足，而忽视了对内心的追求。
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和功利的价值观使人们陷入了焦虑和压力之中。
梁文道通过对家庭、职业、友谊等方面的思考，让人们意识到自己对这些东西的重视和追求。
他呼吁人们要重视内心的平静和宁静，用心去感受生活的美好和本质。
梁文道还通过对日常生活中琐碎事物的观察和思考，提醒我们应该从小事做起，关注身边每一个细节。
他提到了每天拍照、整理书架、纪录生活等小习惯，他认为这些小习惯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自己，更好地思考自己的人生。
他希望人们能够通过这些琐碎事物，去感受生活的美好和意义。
读梁文道先生《常识》所记梁文道先生是一位香港评论家，专注于撰写艺评、文化及时事评论，并曾参与各种类型的文化及社会活动，为《南方周末》及《南方都市报》等中国内地、香港及马来西亚十余份报刊杂志专栏作家，斯文而不失风趣，“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讲的事情其实并高深，只是常识，至少是现代文明的常识。
本书就是他平素发表在各类报纸期刊上作品的合集，书名《常识》是来自美国立国时期的托马斯•佩恩的同名书，这位给自己取名“痛苦”美国之父，难以接受社会对个人的不公，英国对美洲的欺凌，写出了这本不到50页的小册子《常识》，却卖出了50万册（当时北美不过200万人口），它唤起了北美民众独立的信念，在今天这本小册子依然被列为“改变美国的20本书”中第一本。
梁文道先生说过：“常识”是我很关心的一个概念。
所谓“常识”，就是一个国家、社会的游戏规则，是大家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东西。
他又说本书所集，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若觉可怪，是因为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
文章的措词用得好，对世事的讲评也很客观，通读全书，我们可以感受到梁文道先生很高的文学素养，独特的见解和深刻的认识。
他谈了许多现在看来是颇为敏感的话题，文章中他展示的冷静而富有理性的观点，对于我们而言，是一剂清热解毒的凉茶，就例如“日本问题”。
“日本”问题可以说是非常让当今中国人异常敏感的话题：当今时代，反日本的激进分子的数目呈现有增无减的趋势，在他们看来，日本犯下的罪行是不可原谅的，不把日本置于死地就不罢休。
就像当时无聊人士疯传于QQ群的反日宣传的邮件一样，把日本人民说得个个都充满了邪恶。
他们没有弄明白历史是什么和自己所要反对的对象是什么，所以他们就盲目激进，盲目地反对日本。
其实，历史是可以记得但不能记恨的东西。
我认为历史上种种人类无知所犯下的罪行，我们可以记住，可以了解背景了解精神层次的东西，但我们不可以把历史上别人犯下的罪行发展成为对他们国家一切的仇恨。
历史的日本是曾犯下滔天罪行的，现在的日本也不消停，我们依然应该记得，应该看清楚。
时代的青年还是青年的时代2011理想国沙龙在大陆，年轻人的声音根本上还是排斥在主流系统之外，但比台湾更有年轻活力，台湾发言的反而是最老的；香港年轻人出头也很难。
但是这个社会本来就目无尊长，没有太重的阶层观念。
也因此，提出“时代的青年还是青年的时代?”这样的话题，令人省思和期待。
9月12日理想国文化沙龙以“时代的青年还是青年的时代”为主题，邀请到嘉宾舒国治、许知远、刘瑜、张铁志、骆以军参与讨论，由梁文道主持，以下为文字实录：梁文道：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理想国沙龙的第三场论坛，我是主持人梁文道。
今天是第三天，我每天早上都要以道歉作为开场白，今天也不例外，因为第一天的时候正在下雨，外面有一千人排队进不了场，有的年轻朋友是早上五六点开始来排队，有的是从外地来，有的从深圳来、上海来、河南、辽宁、山西、陕西，大老远跑一趟过来不容易，花了很多钱，但是都不一定能进来，我们非常内疚，怎么会搞成这样，我们也反映了很多，希望明年会做的更好。
昨天我也为了类似的事件跟大家道歉，今天还要再道歉，而且今天道歉出了新花样，除了很多朋友进不来，今天我们谈主题的关系，谈年轻人，所以各方面显得特别紧张，大家都晓得我们这个时代对青年人是很紧张的。
刚才各位进来的途中，觉得好象保安特别森严，觉得跟“打开”的形象很不符合，进来前美国领事馆，好象要踏入美国领土似的，怎么回事呢？我们只好慢慢的打开，等一下有任何互动环节的时候希望大家敞开心胸，但是和平理性的来讨论我们关心的共同的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要体谅所有人，包括我们许多穿制服的人员，他们的工作很不容易，穿上制服之后就被纳入制服之中，他就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人了，希望每个人都能体谅。
最后我还要道歉的是，今天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嘉宾，早上八点钟告诉我说他来不了，这让我特别的忧心，因为他是比李阳还要像教主的英语教师罗永浩，听说今天他的很多教徒们、粉丝们都来了，打算欣赏一下这位彪悍教主的英姿，但是老罗早上八点多给我一个短信说他的公司有点事，临时来不了，我实在没办法，只能希望他平安无事，希望他公司也平安无事。
梁文道：如果一个人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人性里面的阴暗、邪恶，知道自己控制不了那种欲望、那种动力，你就会明白人生很不简单、很复杂，世界很可怕、有很多意外、很多我们不能控制的东西梁文道：我的灵魂我的书（深圳图书馆演讲）一个人的书房，一个人看什么书，一个人拥有哪些书，其实就是一个人的全部，就是这个人，所以我常常很好奇。
我不知道平常大家看什么样的杂志，但我会常常看很多香港的流行杂志，像一些周刊、八卦杂志、娱乐杂志我都很爱看。
这些杂志里面通常每一期都会有一些固定栏目，介绍一些名人、家居。
例如，介绍一些出自名师设计、特别雅致、特别好的那种房子，这些介绍中的房子内部，永远是干干净净、非常漂亮；家具也非常昂贵，意大利、德国名师设计；如果是名人的家，照片上的这些名人都是很骄傲地坐在沙发上，并且呵呵地笑。
我们接下来再看时间上的问题。
书如果在空间上面体现出一个人的灵魂，他的兴趣、他的嗜好、他要隐藏的东西都在里面。
那么对他来讲这些书有没有时间纵深的角度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话题。
所谓时间纵深的角度，可以这样来理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买了一本书回来可能会签名，签名的旁边还会有日期，我相信有些人会有这样的习惯。
有的人甚至会连什么时候看了这本书也记下来。
甚至有人更特殊，这本书可能买回来的时候签了名，写了购买的日期，后来看书的时候又写了日期，而且可能一下子看不完，可能过几个月拿出来又看，于是又记下日期。
这本书就变成了一本日记，历年来你读它的轨迹都留在上面。
如果你不是刻意这样做的话，你也可能会夹一些书签、证件、名片一大堆东西塞进去，塞进去之后，这些东西都是你生命中某个过程的记录，都保留在这书里面。
书不只是表达、承载一个内容的载具，书本身也有历史，有被阅读的历史、有被翻开的历史、有被购买的历史、有被转卖的历史，你会在每一本书看到历史的记录，你什么时候看过它？你什么时候翻开它？特别是图书馆的书更是如此。
我以前在大学里有一个非常坏的习惯，完全不值得学习，尤其当我在深圳图书馆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虽能说万人方言诗歌“当我听到你的第一句话，那句‘听着他/我是你的男人’，便知道你真的来了。
”6月26日凌晨1点，诗人梁文道在“读懂的声音——首届方言诗歌高峰论坛”上作完精彩发言后，仍意犹未尽地说。
“不知道我是怎么来这里的，但我现在会说很多种方言。
”梁文道说，这些都是自己最宝贵的财富。
当他第一次见到梁文道时，以为他并不怎么会写作，直到近几年才发现他对汉语言文学与汉语言诗歌领域有着很深的研究。
“我想了解语言这一古老而神秘的存在，因为语言是人类共同记忆与情感的载体。
”2017年11月7日晚，“读懂的声音——首届方言诗歌高峰论坛”在重庆举行。
这也是在梁文道第一次来重庆参加方言诗歌高峰论坛之外又一次来到这座城市。
1在重庆的第一场演讲，我还是有点紧张。
2016年，梁文道在《纽约时报》主办的“世界名人堂”(World Culture Hall)上发表了题为《一个被遗忘的人：我们为什么会写诗？》的演讲，讲述了自己曾在香港与内地流浪，在异乡过着流浪生活，并写下了很多诗歌和散文。
其中有两篇《写在时间中》更是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时间中》、《岁月》和《无间》分别被翻译成英文、德文、日文，其中“时间”作为中文最长的一篇诗选而收录；《月下》更是被译成英、法、德、意等多国文字；《我心中被遗忘的人》则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这些诗歌和散文不仅得到了大家认可和追捧，而且也被多国译介到世界各地。
“这次来重庆参加论坛，我还是有点紧张，只是从我紧张中能看出我确实没有想象中的那种写作经验和写作技巧。
”有听众对梁文道说。
其实梁文道也不太相信自己真的能说普通话。
“其实刚开始听到普通话时，我还是觉得有点不适应：比如在别人说‘啊’时；还有就是在其他场合（说普通话）时突然发现它又变得很亲切了或者根本就是平常语言……”“但最后我还是学会了普通话。
”梁文道说，在交流时他和身边很多朋友都能用普通话交流合作很愉快。
2当听到那些已经去世的作家们，听到这些已经离世多年、依旧活得很好的作者的诗歌时，我似乎是进入了另外一种境界。
梁文道谈曾说：“年轻人的好处，就...
梁文道谈曾说：“年轻人的好处，就是每个年轻人都相信自己能飞。
而中年人在煽动翅膀时，两边羽翼上还挂着甩不掉的重重的秤砣。
”
窦文涛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曾经，他对金钱的态度很任性，只要他认为有损自己形象的广告都不会去接，也没有想过要赚很多钱，甚至，他把那些钱称为“丢人的钱”。
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窦文涛的想法彻底改变了。
那时，母亲因为中风住进了重症监护室，每天的花费如流水一般，几千几万眨眼就没。
为了让母亲的病好起来，他开始想着怎么能多赚一点钱，甚至，愿意拉下脸去赚那些“丢人的钱”。
“能多点存款，就是多几天母亲的命。
”
大方承认钱的重要性，一点都不丢人。
你永远不知道，生活会在什么时候给你当头一棒。
没有存款的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不未雨绸缪，等遇上危机的时候，只会手足无措。
存钱的最大优势，就是生活容错率高，不管发生了什么意外，都还有机会应对。
万一家里有人生病了，你不会六神无主，觉得人生崩溃了。
而是相信一定会治好的，还会安慰生病的人：“钱不是问题，放心好了。
”
存下的钱，就像一件坚硬的铠甲，让你有抗击生活的底气。
#洞见#。
国内最值得看的自传书介绍自传书是一种通过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叙述生活、思想和成长的文学形式。
它可以让读者深入了解作者的内心世界，感受他们的快乐、痛苦和奋斗历程。
在国内有许多优秀的自传书，本文将介绍一些最值得一读的作品。
“我不是梁文道”- 梁文道自传简介梁文道是中国大陆最知名的作家、主持人和媒体人之一。
他以其独特的文笔和幽默风格而闻名。
他的自传《我不是梁文道》讲述了他的成长历程，从小说创作到主持节目，以及他对文化、娱乐业的见解和思考。
这本书充满了趣味性和深度，是一部不可错过的自传。
内容亮点1.幽默风格：梁文道的幽默风格贯穿全书，读者会被他机智的文字和智慧的观点所吸引。
2.对话式写作：作者采用对话式写作，使读者更容易沉浸其中。
3.真实的自我揭露：梁文道坦率地谈论了他的弱点、挫折和人生困惑，使读者能够更真实地认识他。
阅读价值1.激励人心：梁文道的奋斗史让人们明白成功并非一帆风顺，需要经历许多困难和挫折，这对于那些追寻梦想的人们来说是一份巨大的激励。
2.情感共鸣：梁文道的故事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切身感受，会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让人们思考自己的人生和价值观。
3.文化反思：作者对中国文化和娱乐业的思考和观点，帮助读者深入思考当代文化现象和人们的价值取向。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九把刀自传简介九把刀是一位知名作家和电影导演，他的自传《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是他个人成长故事和爱情回忆的真实记录。
这本自传讲述了作者年少时的青涩追逐，深情的爱恋，以及人生的起起落落。
它不仅记录了一个人的成长，也展现了一个时代的风貌。
内容亮点1.青春回忆：作者对青春岁月和爱情的描述细腻而真实，让读者重温那些年的美好时光。
2.文化历史背景：书中涉及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大陆文化历史背景，读者能够通过故事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和思考方式。
3.爱情观念：书中主角所经历的爱情故事多样而动情，对于读者来说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阅读价值1.怀旧情结：对于那些经历80年代和90年代的读者来说，这本书会唤起他们的怀旧情结，让他们回忆起那个独特的年代。
梁文道写了一篇关于大陆年青人的文章许多在中国的外国观察家有一个简单的推理：一个国家如果开始了市场经济，那么在这个市场经济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必然会成为民主运动的主力。
这是一个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今天看来已经过时甚至已经破产。
它是说一个国家只要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它的政治结构也必然会变得民主，变成所谓“西方的自由、民主”，如果用这么简单的历史观来看中国，那么你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就会成为下一波政治改革运动的急先锋。
我对这个说法非常怀疑。
我觉得大家忽略了几个原因。
看“西藏事件”引起的反应就知道，当时很多外国人很惊讶，为什么这些年轻人——特别是到海外留学的那批——会那么愤怒，那么爱国？我一些在外国教书的朋友说，1980年代出来的留学生和现在的完全不一样，以前的留学生刚出来没多久，就对中国*河蟹*有一大堆批评和怀疑，为什么现在这代的年轻人反而那么爱国呢？事实上今天中国这一代年轻人和1970年代、1960年代成长起来的人非常不一样。
回想一下1960、70年代，那时社会资讯很不流通，物资很匮乏，而当时的中国还在一个从全能型的国家慢慢转变的阶段。
在那个时代，要买东西是很困难的，买一个外国商品你可能需要去友谊商城，还需要外汇券，你要看外国的资讯是很复杂的，听外国的流行歌曲甚至是一种政治冒险。
那时候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会天然地感到自己身上的所有限制，是和这个政权联系在一起的，他/她对*河蟹*的怀疑、不满，甚至是批判是天然的。
1980年代出生的人截然不同。
对他/她们来讲，这是没有必要的。
我为什么不满意？你刚刚出了iPhone我有钱我也买得到，什么外国产品我都有，有钱我买真货，没钱我买假货。
以前看外国电影很困难，张艺谋还在当学生的时候，一帮人凑到友谊宾馆，开了一个小房间，几个香港朋友带录像带上来给他们看，哦，原来这是安东尼奥尼啊。
现在我们到街上随便一个小摊贩说不定都有一套安东尼奥尼，我有什么不自由？你说我言论不自由我天天在网上骂人骂得很快乐啊，那你们干嘛批评我们？你们外国干嘛批评我们不自由？这种自由是一种消费上的自由，在1980年代的台湾和香港，甚至今天的香港，我都见过这样的情绪。
我们会把这种买卖的自由、购物的自由当成是一种*河蟹*。
以前是从消费上的不自由感觉到这个国家的不自由，现在我们在消费上很自由，甚至某种程度言论也很自由，那还有什么问题？所以这一代的年轻人不会有上一代年轻人那么多的愤怒、不满、怀疑，和批判。
而且他/她出生的时候是看到这个国家是在崛起的，看到这个国家在物质生活各个方面越来越好，他/她干嘛要怀疑？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代的年轻人又很有自信心，这些复杂的年轻的特质，不是西方观察家心目中理想的促进中国政治变革的那种人。
可是我仍然觉得他/他们会改变，经历过“*河蟹*”的年轻人对*河蟹*会很不屑，觉得你都在骗我，别说谎了，那么这一代年轻人不会对*河蟹*不满，但是会有一些很切实的要求，比如说我要一个很安全很舒适的生活环境，一些很具体的权利，而这些具体的权利可能是*河蟹*都很难拒绝的，比如我要喝没有毒的牛奶，*河蟹*能够说不行吗？而他/她们做这些要求的时候，组织方式，诉求的方式，都会比上一代更成熟，更稳重，更理性，更扎实。
我觉得不能忽略这样的一些要求，这样的一种心态会带来的改变，未必是西方的中国观察家所想象的期望的那种变，但那是另一种改变。
二台湾、香港的70后、80后年轻人，会比较像日本的70后、80后，那是因为大家的社会节奏或者发展的阶段比较接近，跟大陆是不一样的。
在那种状况底下，会出现很奇怪的现象，比如最近日本好多学者比较关心的问题，“下流志向”。
什么叫做“下流志向”？以前说一个人的志向是往上的，我希望钱赚得越来越多，我希望生活越来越好，要有志气，可是现在日本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年轻人的志气是往下的。
就是说，我不想读书读得很好，我也不想有份越来越好的工作，我甚至想失业。
所以你看日本今天的教育，小学生上课的时候，前面一半坐在那里乖乖的听老师讲，后面一半在散步——真的在教室里面散步，聊天，老师也不管，管不了。
日本大学生的英语比之前退步很多，现在所达到的就是以前高中的水平，甚至初中。
我觉得台湾和香港也是同样的情况，比如说我在香港有一个出版社，我要负责面试一些人，一些年轻人，我问过他/她们：你有什么嗜好？他们会说：“睡觉”。
Ok，那我说，你平时的休闲是什么？“睡觉”。
啊？就“睡觉”啊，“睡觉”怎么能成为嗜好呢？对于我这一代人很难理解的，“那你要来我出版社工作，平时看些什么书？”“我不喜欢看书。
”“可是我们是要出版书的。
”他说：“那我出书就好，出书不一定就要看书，我出书是要给别人看。
”这些答案匪夷所思的地方在哪里？前十年、二十年，年轻人可能会说谎，他/她可能不大爱看书，但是他/她可能会说：我最喜欢《战争与和平》，莎士比亚，《红楼梦》，等等。
但现在的年轻人是不骗你的，很坦白：“我不看书的。
”换句话说，他不觉得这是问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很多人就会说，一代不如一代。
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
我觉得香港、台湾，日本这些年轻人，处在这样一个社会时期，他/她从小就发现，那种“努力读书、好好工作，换取一个很好的生活，再忙碌、生活再好一些、再有钱”的想法——这样的一种想法，本来是支撑战后东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现在是破产的。
我不会责怪这些年轻人，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因为我们看不到未来是什么样子，希望在哪里？当你看到自己的父亲衰老、疲倦、平庸，那我干嘛要好好读书？为了将来有个好工作？拜托你别跟我说这种废话。
但是大陆不一样，大陆整个社会节奏是不一样的。
我只从我最了解的一个行业来讲，比如我做媒体，我在香港、台湾碰到的所有媒体的老总，报纸的社长，总编辑……都是50岁以上，甚至更老，但是我在大陆遇到的好多老总是30来岁。
这是一个二十多年前香港走过的路，30多岁就能管一家报纸，下面几千人，那是因为在成长的阶段，市场突然扩大了，过去媒体就是那几家，但现在突然多了那么多出来，大家都要人，机会在无限地扩大，你永远不知道明天有什么东西等着你，你对未来的期望还是乐观的，你会觉得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可是台湾和香港却不是这样的，你看到前面的路是越堵越死的。
香港回归之后看到太多大陆崛起的消息，香港年轻人现在接触到很多大陆来的年轻人，和他/她们一起学习，甚至一起工作，奇怪的是，当他/她发现这些大陆来的同学或者同事，那么努力，那么有志气，那么优秀的时候，他/她不会想说我和你们拼了，他/她会说，那我就算了，好累。
换句话说，台湾、香港、日本已经走入一个相对稳定、甚至衰老的社会，而大陆还在往前，窗户很大，我觉得这会影响年轻人对自己的看法，对未来的看法。
很多年前我在香港和一个朋友做一个剧场作品，里面有一段是video，很好玩。
我们去街*河蟹*问了大概100个人，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自己会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第二个问题是：“你会觉得社会会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结果呢，全部剪辑起来，笑死人了，90%以上的人都说：我觉得我自己会越来越好，而社会会越来越坏。
那每个人都越来越好，社会怎么会越来越坏呢？你可以看到，十年前香港这个社会变得很原子化，每个人都会觉得我的成功、我的失败是靠我自己的，我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我自己会越来越好，但当时大家可能已经感觉到这个社会很糟，会越来越糟。
我相信今天当我再去做这样一个作品，说不定百分之百的人都会说我自己会越来越糟，社会也会越来越糟。
但我觉得在大陆问这个问题，人们可能会说我自己会越来越好，而社会也会越来越好。
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是很好玩的，你能够看到人们怎么看自己，怎么看社会，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怎么认知自己和社会，和其他人的关系。
比如香港今年(2009年)的立法会选举前，出现了政治上世代交替的呼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说我们对老一辈的那些政治人物很不耐烦，要有新一代出来，整个社会也在呼唤年轻人出来。
香港最近有一个很活跃的团体叫做round table，有几百个成员，是一个智囊组织，几百个大专院校，研究院，或者政党的年轻人，做各种各样的政治研究、政策研究。
有很多这类的小团体在出现，好像新一代的年轻人要有自己的主张，要有自己的说法了。
可是我觉得我们整个社会对这批年轻人，真的是太关注了，就是连*河蟹*在委任新官员的时候都会从这些组织里面挑一个出来——一个才30岁的年轻人被聘请到*河蟹*里做高官，过去从来没有过行政管理经验，只在报纸上写过几篇政论文章，现在给他月薪是接近二十万港币、有司机接送的那种官员，你可以看到整个社会很焦虑，我们的下一代在那里？都在等，都在想，于是出来一个年轻人，大家就说：啊，他是我们的希望。
可是我觉得这个希望是很不切合实际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的只有年轻人，我看不到有新的主张。
我研究了他们一两年，这群人，有的是我同辈，有的比我年轻，我观察他们说的东西，大家都在说，我们要摆脱过去的东西，我们要摆脱“民主”还是“亲中”这样的二元对立，我们要有新的说法，新的主张，我们年轻人不再那么搞。
Ok，那你告诉我第三条路具体来讲是什么，他又说不出来。
甚至这次选举，我看到好多新面孔，但是他/她玩的游戏，选举操作的方式，竞选的策略，跟上一代没有什么分别。
我觉得台湾也有一样的情况，大家都说我们对“统”、“独”很厌倦，不要再搞了好不好，不要再讲了好不好，我们能不能超越它，有一个新的东西拿出来。
但你说的超越统独是什么？我们还没有办法用一种很清晰、很庶民的语言把它勾勒出来，让大家相信这是一个未来。
相反，我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台港两地的主流政治界所提出的第三条路，香港是超越所谓的民主和亲中，台湾来讲，就是超越所谓的“统”和“独”，这两边的第三条路都强调的是什么呢？就叫做实干，象*河蟹*赢台湾“大选”，标榜的就是我们拼经济，实干。
当大家都在讲实干的时候，其实就是废话，为什么呢？当我们不要争论，要干实事，那告诉我实事是什么？实事就是发展经济，你想发展经济，就要有相应的对策，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呢？结果你讲出来的那套方法还是原来的老方法，没有新的东西，我们知道任何社会当你要发展经济，社会要发展，你要定出方向的时候，永远都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选择，没有一种是ideology free(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是不存在的。
当他/她说不要意识形态，只要经济发展的时候，这其实是一种空泛的修辞。
我很讨厌美国共和党，所以当我看到奥巴马，他出的几本书我都很认真的看完，看了半天我都看不出他所说的change，change……change to what？to where？你要向什么东西改变？我看不到，yes，we can….yes，we can……我们能改变，能改变什么？向什么方向改变，我觉得现在台湾和香港都是这样，都有梦想，那梦想什么？我们呼唤年轻人，年轻人也出来了，但这些年轻人也说不出什么新东西，他唯一标榜的就是他的年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