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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研究作者：王志梅刘富华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13年第29期摘要：FDI主要是通过技术效应、行业结构优化以及收入效应对我国的碳排放产生正面影响，通过具有争议性的技术、高碳产业的转移以及规模效应对我国的碳排放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FDI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需要通过实证分析来进行检验。
选取1983—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E-G两步法检验了FDI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
实证检验发现，长期FDI的流入降低了我国的碳排放；FDI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中的比重每上升1%，会使得我国的人均碳排放下降约0.07%。
关键词：FDI；碳排放；能源结构；能源技术中图分类号：X22；F124；F8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9-0003-02引言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加深，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我国的规模呈现增长的趋势。
2011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达1 160.11亿美元，位居发展中国家榜首。
它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可忽视。
但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我国的影响是综合性的，它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带来其他的问题。
其中，它对于我国环境的影响成为近年来经济学界的一大研究热点。
而当今在环境问题中最惹人关注的是碳排放问题。
2006年我国的碳排放量位居世界第一，低碳减排刻不容缓。
因此，研究FDI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文献综述及简单理论分析目前，关于FDI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国内的研究较少，根据最新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认为FDI的流入增加了我国的碳排放。
乌力吉图、王东亚（2012）[1]通过构建多形式的碳排放模型，考察了多重因素对CO2排放产生的影响。
研究发现，FDI的进入显著地增加了CO2的排放量。
郭沛、张曙霄（2012）[2]基于1994—2009年的数据，考察了中国碳排放量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
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碳排放量与FDI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且在长期，FDI每增长1%会带动碳排放量增加0.488%。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碳排放的效应分析【摘要】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备受关注。
本文通过对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进行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创新和转移对碳排放有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可能导致碳排放增加。
在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碳排放的减少效果和增加影响的基础上，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碳排放控制中的角色。
结论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碳排放具有双重影响，需要在吸收外资促进碳排放减少的同时加强管理控制碳排放增加。
展望未来研究方向，可进一步深入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碳排放的持续影响，以及加强国际合作促进碳排放减少。
通过本研究，可以更好地指导我国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实现碳排放的有效管理和控制。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碳排放、影响、技术创新、转移、减少效果、增加影响、控制、角色、结论、未来研究方向1. 引言1.1 背景介绍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是指跨国公司在另一个国家建立或购买企业，并对该企业进行长期投资和经营控制的行为。
随着全球化的加深和经济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过去几十年里，我国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资，这不仅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带来了一系列影响，包括对碳排放的影响。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日益严峻，控制碳排放已成为全球共识。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备受关注。
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创新和转移对我国碳排放有着积极的影响，但同时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
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优势，降低碳排放，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本文将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创新和转移对碳排放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碳排放的减少效果、外商直接投资对碳排放的增加影响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碳排放控制中的角色等方面展开分析，旨在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机制，为制定更加科学的碳排放控制政策提供参考。
1.2 研究意义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碳排放的效应分析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中国,外商]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碳排放关系](https://img.taocdn.com/s1/m/c32813caa76e58fafbb003a1.png)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碳排放关系一、引言关于气候变暖，科学家已达成共识。
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也引起各国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关注。
由于碳排放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确定，低碳发展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必然模式，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阶段，能源需求和消费呈现刚性。
作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我国面临减少碳排放的国际压力和经济“又好又快”增长的重任。
本文旨在研究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对中国环境的影响，研究FDI与碳排放之间的长短期动态关系，从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兑现我国在哥本哈根国际气候会议上许下的单位GDP减排40%―45%的承诺。
二、文献综述另一类观点反对“污染避难所”假说。
Letehumanan， R.& Kodamat F.（2000）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或清洁生产，降低了污染排放。
Eskeland & Harriso n（2003）的研究发现，相比内资企业，FDI会倾向于利用环境友好型的清洁技术，高污染行业的外企更重视环境保护。
FDI不仅促进了东道国的技术进步，而且通过引进环境友好型技术和产品提高了东道国的环境福利。
[3]Colin Kirkpatrick & Kenichi Shimamoto （2008）利用日本的数据对污染天堂假说进行了检验，分析了流入日本的钢铁、有色金属、化工、造纸、非金属产品等五个污染密集型行业的FDI，结果并不支持污染天堂假说。
相反，研究发现流入日本的FDI似乎是被日本透明和稳定的环境管制政策所吸引。
[4]Robert J. R. Elliott & Kenichi Shimamoto（2008）运用1986―1998年的数据验证了来自日本的FDI没有把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变成了污染避难所。
[5]在外商直接投资改善东道国碳排放的影响机制方面，研究结果给出了比较一致的解释：认为外企更有效率的技术能够促成能源节约的技术效应，相对于内资，外商直接投资更能实现能源节约。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碳排放中国由于其巨大的经济规模和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吸引了全球FDI的流入，成为全球主要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国。
2008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923.95亿美元，同比增长23.58%。
FDI 促进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可能给东道国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尤其是对于那些迫切要求发展经济而利用低标准的环境管制吸引外资的国家, 外资的进入将会导致一系列的环境问题。
那么,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大量FDI 的进入是否会对中国的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具体地，FDI的进入对我国的CO?2排放带来怎样的影响？1 文献综述国内外文献关于FDI与碳排放的关系的研究很少，学者们把眼光主要集中在FDI与环境关系的研究上，重点是FDI的污染问题。
关于FDI 与环境关系的文献中, 讨论和争议的焦点是“污染避难所”假说。
Baumol从理论上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自愿地实施较低环境标准，那么将会变成世界污染的集中地。
该理论认为，如果将环境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来考虑的话，那么，环境保护强度低的国家，环境要素较为富裕;而环境保护强度高的国家，环境要素则相应匮乏。
这样，环境保护强度低的国家将充分利用本国充裕的环境要素专业化生产污染密集型产品;由于发达国家制定的环境标准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那么高污染产业必然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将成为世界污染避难所。
这便是发展中国家可能成为“污染避难所”的理论根源，也是对外商在我国投资于污染密集产业的理论解释［1］。
在实证方面， Peter Grimes和Jeffrey Kentor［2］使用1980-1996年间的数据探讨FDI对碳排放的影响。
通过对6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发现1980年的FDI对1980-1996年间的碳排放有正的影响。
对此的解释为：首先，FDI更集中于高能耗的产业；第二，跨国公司将高污染的产业分布于环境管制较少的国家；第三，过去三十年间全球生产的分散化导致投入产出活动所消耗的能源在基础设施薄弱的国家更贵。
我国引进FDI与碳排放的实证性研究【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碳排放；相关性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开展，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在逐渐提高。
fdi对东道国带来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以及就业机会的同时，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东道国，很容易成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污染工厂。
从相关统计数据来看，我国至2010年fdi达到1057.352亿美元，连续二十多年持续增长。
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均环境容量有限，单位国土面积工业负荷比较大，环保任务比较重。
我国在“十二五”总体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要进一步减少单位gdp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并且要控制主要污染物。
如何更好地协调引进fdi与降低全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是我国“十二五”期间面临的重大课题。
因此，有必要对全国近十几年来引进fdi的碳排放效应进行评估，分析fdi规模与全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相关性，探讨fdi 的产业结构分布与我国碳排放之间的关联性，为今后进一步优化外资政策和节能减排提供依据。
本文所选取的时间范围为1996-2010年，从总量和产业结构方面，分析这一时期我国fdi的碳排放效应。
一、全国引进fdi的规模与行业分布（一）全国引进fdi的规模特征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实际引进利用fdi增长迅速，由1996年的417.26亿美元增长为2010年的1057.32亿美元，引资规模在波动中不断扩大，1996-2002年在波动中缓慢增长，2002年至2008年有较大增长幅度，一定程度上验证了2001年入世后由于更加开放的政策，带来fdi的迅猛增长。
2009年有一定程度地小规模地下降，2010年呈现恢复性增长。
（二）全国fdi的产业与行业分布特征1996年以来，全国三次产业引进fdi的情况表，投资于第一产业的fdi规模很小，多数年份所占份额不足第二产业引进fdi的规模居绝对优势，但其比重有所下降，从1996年的76.4%下降到2010年的50.9%，第三产业引进fdi规模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其比重从1996年的20.9%增加到2010年的47.3%，而第一产业农业引进fdi 的比重总体上也呈现出上升趋势，最终从所占比1996年的11.393%增加至2010年的19.120%，期间有所波动。
对外经济贸易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郝宇;刘一鸣【期刊名称】《中国环境管理》【年(卷),期】2015(000)00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有了显著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出口的快速增长有效地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国碳排放水平日益提高，已成为全球最大排放国。
为了更好地管控碳排放，研究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外贸易与碳排放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通过对我国1995—2011年29个省（市、自治区）的FDI、对外贸易对碳排放的动态效应分析发现，FDI与进出口水平的提升均有利于降低我国碳排放的水平，“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并未得到证实。
同时，本文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我国的存在，证实了我国的碳排放水平与人均GDP存在倒“U”型关系。
【总页数】9页(P85-93)【作者】郝宇;刘一鸣【作者单位】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北京 100081;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北京 100081;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北京100081;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北京 10008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X196【相关文献】1.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绩效评价——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戴育琴;冯中朝2.扩大对外开放对中国服务业竞争力的影响——基于服务业FDI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J], 魏作磊;蔡玉平;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本国碳排放量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J], 许可;王瑛4.扩大对外开放对中国服务业竞争力的影响——基于服务业FDI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J], 魏作磊;蔡玉平5.碳排放与绿色金融发展关系研究——基于中国2008-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J], 朱梦姗; 程明敏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外资引入、技术进步偏向影响了制造业的碳排放吗来自我国27个制造行业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检验一、概述随着全球经济的日益一体化，外资引入和技术进步已经成为推动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这些过程同时也可能对环境产生影响，特别是在碳排放方面。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其制造业碳排放问题更是备受关注。
在此背景下，探讨外资引入和技术进步偏向对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研究基于我国27个制造行业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实证检验外资引入和技术进步偏向对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
研究首先对外资引入和技术进步偏向的度量进行了详细阐述，并构建了相应的指标体系。
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影响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探讨了外资引入和技术进步偏向对制造业碳排放的直接和间接效应。
研究发现，外资引入和技术进步偏向对制造业碳排放具有显著影响。
一方面，外资引入通过技术溢出和产业结构升级等途径，促进了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和能效提升，从而降低了碳排放强度。
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偏向也可能引发“碳泄漏”问题，即技术进步可能使得高碳产业向低碳产业转移，从而增加了整体的碳排放。
本研究不仅为理解外资引入和技术进步偏向对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提供了实证证据，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推动制造业绿色转型的过程中，政策制定者需要综合考虑外资引入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制定合理的政策和措施，以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未来，随着数据可得性的提高和计量经济学方法的不断发展，我们将进一步拓展研究范围，深入探讨外资引入和技术进步偏向对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机制和路径。
同时，我们也将关注其他环境指标，如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等，以全面评估制造业的绿色发展水平。
我们还将关注全球范围内外资引入和技术进步偏向的趋势和变化，为我国制造业的绿色转型提供更为全面和深入的参考。
本研究旨在通过实证检验外资引入和技术进步偏向对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依据，为推动制造业绿色转型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有益的探索。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效应：机理与实证研究二氧化碳(CO2)排放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关注的重大问题。
2009年,《哥本哈根协定》写入了“将全球气候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范围之内”的各国共识。
当前,全球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降低能源消耗、碳排放方面的研究达到空前高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水平不断攀升,连续20年成为吸收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中国CO2排放总量从1978年的14.83亿吨增加到2011年的80亿吨,成为全球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单位产值碳排放也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
《“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我国应当“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节约能源,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这就意味着,在中国FDI水平不断提升的态势下,考虑到当前中国所面临的“碳减排”压力、党和政府对“节能减排”工作的高度重视,研究FDI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现有FDI对中国碳排放的研究多侧重于FDI对碳排放影响的关系检验,即验证FDI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是否存在“污染天堂”现象或“污染光环”现象；而对FDI影响碳排放的内在机制、作用渠道以及FDI技术溢出的碳排放效应等问题,尚无文献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考察。
本文正是为了弥补现有研究的缺憾而试图做出相应的努力。
本文主要从两个层面对FDI中国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展开研究：一方面,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总结,立足国际投资、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等相关经典理论,梳理了FDI对碳排放门槛效应作用机制、推导了FDI对碳排放多渠道影响模型、总结了不同FDI技术溢出对碳排放的影响机理,定性分析了FDI对中国碳排放影响的作用途径和机理；另一方面,在相关理论机制、模型分析的基础上,参考中国FDI、碳排放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以中国30个省级地区、35个工业行业为研究对象,借助门槛面板估计、面板联立方程估计、DEA-Malmqusit指数测算等众多实证方法,定量考察了FDI对中国碳排放的客观影响。
一、引言伴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它也给东道国带来不可忽视的碳排放和环境污染问题。
我国自1994年汇率改革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大量进驻，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带来了相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带动了就业的增加，为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从国内的角度而言，中国的经济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整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程度也日益提高，已逐渐认识到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的重要性；从世界范围来看，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后，发达国家纷纷指责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对世界环境造成污染，并声称将于2020年前后对高碳排放量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
由于在世界产业梯度转移的大潮中，发达国家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中相当一部分处在跨国公司产业链国际分工的低端，在推收稿日期：2011－09－14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开放项目（吉教科文合字［2009］第1号）；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NENU－SKB2007006）；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10SSXT102）作者简介：郭沛（1986－），山西运城人，东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商直接投资、低碳经济；张曙霄（1954－），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外经贸理论与实践。
中国碳排放量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互动机制———基于1994～2009年数据的实证研究郭沛，张曙霄（东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吉林长春130117）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境内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不断增加，外资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日趋明显。
然而，外商直接投资也带来了严重的碳排放量增加与环境污染问题。
文章根据1994～2009年的相关数据，计算了该时期中国的碳排放量，并利用计量经济模型检验了中国碳排放量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中国碳排放量与外商直接投资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从长期来看，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多将加大中国的碳排放量。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碳排放；互动机制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2）05－0059－10第28卷第5期2012年5月国际经贸探索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ResearchVol.28N o.5MA Y .2012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碳排放量增加、环境污染等问题，而这些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产品主要用于出口，因此，在全世界普遍关注环境污染和碳排放问题的大背景下，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极可能面临进退两难的窘境：一方面要承担碳排放量过大的责任，另一方面由于出口的产品碳排放量过高，出口产品将受到发达国家的征税和排挤。
作为世界的加工厂，中国在为世界提供廉价产品、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赚取利润的同时，也牺牲了本国的资源和环境，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换言之，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既承接了发达国家碳排放量较高的产业，承担了发达国家转嫁的污染，又替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赚取利润。
基于此，笔者拟对中国的碳排放量进行测算，并对中国碳排放量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其意义在于：其一，用实证分析的方式证明中国虽然是碳排放大国，但更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从而在与发达国家关于碳关税和环境问题的谈判中有理有据；其二，为今后我国如何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提供对策建议，以逐步从招商“引资”转变为招商“选资”，适时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走低碳经济发展之路。
二、文献综述在碳排放量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方面，大部分国外学者将研究对象选定为发展中国家，认为在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带来了负面环境影响。
如Anderw K Jorgenson（2007）选取了1975～2000年欠发达地区的面板数据，建立了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欠发达地区的环境效应，结果证明，外商直接投资与欠发达地区的二氧化碳和有机水污染物的排放量都呈正相关关系。
Joysri Acharkyya（2009）采用1980～2003年的数据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印度的GDP增长和环境污染的双重影响，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带动了GDP的增长，但是也带来了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也有部分国外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并未给东道国带来污染增加的问题，如Beata K．Smarzynska和Shang－Jin Wei（2001）认为由于发达国家的环保标准高于发展中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产业生产技术仍然高于当地水平，因此并未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国内学者在分析该问题方面，研究结论也存在分歧，吴玉鸣（2007）运用1985～2004年的中国时间序列数据和1998～2004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定量分析了FDI与环境规制及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我国各个地区引进外资存在负效应，在吸收外资的过程中，由于部分地区环境管理体系不完善，外商直接投资在某些方面对我国环境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与之相反，杨万平、袁晓玲（2008）分析了对外贸易、FDI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FDI和进口贸易的流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我国的环境压力。
黄菁（2010）选取了2003～2006年中国217个城市的数据，建立了联立方程分析FDI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FDI对中国的工业污染环境治理和环境改善有促进作用。
在Grossman和Krueger（1991）将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作用进行分解之后，国内学者将这一方法引入对中国的分析，张学刚（2011）采用了1988～2007年的数据，建立联立方程组分析了FDI影响环境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环境技术效应和管制效应，研究结果表明：FDI对环境产生了消极的规模效应、积极的结构效应、积极的环境技术效应，管制效应尚不明显，总效应为负。
代迪尔、李子豪（2011）采用1999～2008年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组，考察了FDI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研究表明，FDI增加了中国工业行业的碳排放，总效应是负的；但FDI的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为负，技术效应为正，环境管制效应不明显。
在碳排放量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方面存在类似的研究，G．Machado，R．Schaeffer 和E．Worrell（2001）研究了巴西的国际贸易对其能源消耗和CO排放量的影响程2度，结果表明，1995年巴西出口的非能源产品中能源和碳含量要明显大于进口中的含量。
Julio Sánchez－Chóliz和Rosa Duarte（2004）采用投入产出法分析了西班牙的进、出口贸易与大气污染的关系，结果表明，西班牙的出口贸易中存在包含污染的产品，但同时也从国外进口大量包含污染的成品。
许广月、宋德勇（2010）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方法分析了出口贸易、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三者间的关系，认为出口贸易是碳排放和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不是碳排放的Granger原因。
傅京燕、裴前丽（2011）使用了广东省2005年、2002年和1997年的投入产出表，运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对外贸易对广东省碳排放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外贸易不利于省内CO减排，但是进口的排放强度高于出口排放强度，说明2贸易顺差是造成广东省CO顺差的重要原因。
2上述学者的研究从变量选取、数据获得等方面都为笔者提供了较好的参考，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碳排放量之间关系的文献仍为数不多，而环境污染的范畴要大于碳排放量。
在发达国家纷纷拟针对高含碳产品征收碳关税的大背景下，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碳排放量的关系显得更为重要，值得深入分析。
针对这一情况，本文将综合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以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多种计量经济方法，较为细致分析二者之间的互动机制。
三、中国碳排放量测算与外商直接投资分析（一）中国碳排放量测算1．测算方法。
在对中国生产性企业碳排放量测度这一问题上，由于目前我国尚未公布各类生产性企业碳排放量的数据，因此，国内学者大多根据能源消费量等相关数据计算中国的碳排放量。
投入产出法即是被广泛采用的方法之一，但由于迄今投入产出表所能获取的时间样本仅为1992、1997、2002、2007四个年份，数据的样本量较小，因此，相关学者提出用碳排放系数计算中国的碳排放量。
考虑到目前中国所消费的能源主要集中在煤、石油和天然气三种能源上（2009年这三种能源占中国消费能源总量的92．2％，水电、核电、风电等其他能源的消费量仅占7．8％①），且碳排放量主要来源于煤、石油、天然气三类能源，水电、核电、风电属于清洁能源，因此本文对碳排放量的测算也主要依据这三类能源的相关数据。
碳排放估算基本公式如下：TC ＝n i ＝1ΣC i ＝ni ＝1Σθi F i E（1）其中TC 表示我国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总量，C i 、θi 、F i 分别表示第i 类能源消耗所产生的碳排放量、第i 类能源占总能源消耗的比重、第i 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E 表示能源消费总量。
假定新能源即风能、水能和电能不产生碳排放，i 分别代表煤、石油、天然气三种能源。
2．数据来源。
我国历年能源消费总量和三类能源占总能源消耗比重的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0》。
我国三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采用许广月、宋德勇（2010）的计算方法，即以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DOE ／EIA 、国家科委气候变化项目和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确定的煤、石油和天然气三种能源碳排放系数为依据，根据上述4个研究机构确定的碳排放系数，取平均值，得出我国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碳排放系数分别为0．733、0．558和0．423，单位是吨碳／吨标准煤。
3．测算结果。
根据公式（1），本文计算整理得出1994～2009年中国整体碳排放量的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25000020000015000010000050000单位：万吨碳排放量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年份图1：1994～2008年中国碳排放量变化趋势资料来源：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0》及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由图1可知，1994～2009年间，中国碳排放量的变化表现出以下两个特点：（1）中国碳排放量总体呈上升趋势，由1994年的约80377．88万吨上升到2009年的约193926．9万吨，16年间增长了约141．27％，年均增长约9．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