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文学研究会第一节文学研究会概述五四文学革命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揭开序幕，它的深入发展则在新文化运动走向低潮期间进行。
文学社团的蜂拥而起，文学刊物的纷纷出现，作家作品的此起彼伏，孕育出了不同的文学流派。
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是五四时期成立最早、成员最多、影响也最大的纯文学团体。
奠定社团理论的是沈雁冰，在组织方面起重要作用的是郑振铎，创作实践的代表则是叶绍钧。
早在1920年冬，文学研究会即开始酝酿成立。
在北京的几个发起人，想出版一个文学杂志，“以灌述文学常识，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并发表个人的创作。
”[注]这个想法得到许多人的赞许。
但由于经济关系，他们无力单独出版杂志，和上海各书局接洽。
适逢商务印书馆经理张菊生和编辑主任高梦旦在京，张、高认为再出文学杂志与已出的《小说月报》性质相近，不愿再出，但答应把《小说月报》改组。
对这个办法，他们又不同意，于是想先成立一个文学会，由该会出版杂志。
不久，沈雁冰来信，说商务请他当《小说月报》编辑，内容可以彻底改革，但刊名不能改。
北京的同仁于是积极筹备文学会的成立，并推郑振铎起草会章；同时决定，暂时不出文学杂志，而以《小说月报》作为原拟出版的文学杂志的代用刊。
12月4日，文学研究会的发起同仁在耿济之住宅开会，讨论并通过会章，并推周作人起草宣言，随之而以周作人、朱希祖、蒋百里、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郭绍虞、孙伏园、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等12人的名义发起，在北京各日报、杂志发表宣言简章，征求会员。
当时要求入会的人很多，发起人又在耿宅开会通过会员名单，并决定1921年1月4日在北京中央公园（即今中山公园）召开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大会。
文学研究会出席成立大会的有21人，推举蒋百里为主席。
郑振铎报告本会发起经过，接着讨论、修改会章，选举郑振铎为书记干事，耿济之为会计干事，最后讨论“读书会”、“基金募集”、“图书馆”、“会报”、“丛书”、“讲演会”等几个问题。
3月21日，文学研究会召开临时会，主要内容是讨论通过与商务印书馆所拟定的丛书契约，并决定通过通信方式选举产生丛书委员会委员。
一个有宗旨、有组织、有计划，致力于文学事业的文学社团诞生了。
文学研究会会员先后发展近200人，许多著名作家都曾经参加过文学研究会，如庐隐、俞平伯、朱自清、刘半农、冰心、朱湘、徐志摩、曹靖华、王鲁彦、李金发、蹇先艾、老舍、欧阳予倩、王任叔、熊佛西等。
鲁迅虽然没有正式入会，但曾经给予大力支持，同它保持了密切的关系。
此外，全国许多城市都成立有分会，并分别出版自己的刊物。
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及其活动，对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文学研究会发表了“宣言”并制订了“简章”。
文学研究会的“宣言”和“简章”值得注意的，一是针对当时鸳鸯蝴蝶派的游戏文学，强调文学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是值得终身从事的事业。
这对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把从事文学视作文人穷途末路的游戏和消遣观念，是一个有力的反叛。
二是整理中国旧文学。
中国旧文学源远流长，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杂揉在一起，需要进行深入具体的阐释和研究。
五四文学革命初期对旧文学有否定过分倾向。
文学研究会把整理旧文学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不仅在客观上起了某种纠偏作用，而且为整理、研究中国旧文学作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文学研究会评论资料选表面上看，文学研究会是一个组织颇为严密的文学社团。
其实，它的组织涣散，缺乏共同遵守的理论纲领和明确的奋斗目标，在众多的会员中，他们的政治倾向和文学观点也并不一致。
茅盾后来在《关于“文学研究会”》里说：“如果所谓‘一致'的话，那亦无非是‘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这一基本的态度。
现在想起来，这一基本的态度，虽则好像平淡无奇，而在当时，却是文学研究会所以能成立的主要原因。
假如我们说文学研究会是应了‘要校正那游戏的消遣的文学观'之客观的必要而产生的，光景也没有什么错误罢？”[注]这个基本态度，“在当时是被理解作‘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
'这个态度，在冰心、庐隐、王统照、叶绍钧、落华生，以及其它许多被目为文学研究会派的作家的作品里，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
”[注]他们在文学观上有着基本一致的态度，反对“文以载道”，反对鸳鸯蝴蝶派，主张文学为人生。
因此，文学研究会就被认为是为人生而艺术的“人生派”。
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也是承认的，茅盾就说过：“这两个刊物（按指《小说月报》和上海的《文学旬刊》）都是鼓吹着为人生的艺术，标示着写实主义的文学的；他们反抗无病呻吟的旧文学；反抗以文学为游戏的鸳鸯蝴蝶派的‘海派'文人们。
他们是比《新青年》派更进一步的揭起了写实主义的文学革命的旗帜的。
”[注]为人生的写实主义文学的内容和任务，就是文学要反映社会生活，表现和讨论人生问题，文学的职责则是要改良社会、改良人生。
由于对文学有基本一致的态度，包括对文学内容和社会作用的认识，所以，他们在实践活动中界线颇为分明。
正如茅盾所说：“以文艺为消遣品，以卑劣思想与游戏的态度来侮蔑文艺，熏染青年的头脑的，我们则以他们为‘敌'，以我们的力量，努力的把他们扫出文艺界以外；抱传统的文艺观，想闭塞我们文艺界前进之路的，或想向后退去的，我们则信他们为‘敌'，以我们的力量，努力与他们奋斗。
至于其他和我们在同路上走的人，即命名他们的主张与态度和我们不同，我们还是认他们为‘友'的。
”[注]作为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主要从事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编刊物，二是出丛书。
在这方面，它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对促进新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文学研究会先后编辑出版《小说月报》（1921年1月至1932年2月），上海的《文学旬刊》（1921年5月创刊），北京的《文学旬刊》（1922年创刊），以及在上海出版的《诗》（1922年1月创刊），《戏剧》月刊（1921年1月创刊）。
在这些刊物中，《小说月报》是最能体现文学研究会特色的。
《小说月报》创刊于清宣统二年（1909年），本来是鸳鸯蝴蝶派控制的阵地。
它在五四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浪潮冲击下，不得不登载一些白话作品，但即形变神不变，骨子里是依旧的。
从1921年1月第12卷第1期算起，《小说月报》由沈雁冰接编，全面实行革新，完全登载新文学作品，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出现在文坛上。
由于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从第12卷第1号起）是文学研究会最重要的刊物（也被称为“机关刊物”），发行时间最长，影响最大，人们一般便把《小说月报》第23卷第1号毁于上海“一·二八”战火的1932年1月，定为文学研究会的终止时间。
后来商务印书馆还陆续出过多种“文学研究会丛书”，但大都是作家们（有些并非文学研究会成员）以前作品的结集或再版、重印，只能看作是文学研究会活动的余绪。
这样，文学研究会的文学活动有11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时间较长的文学社团。
第二节文学研究会的文学活动及贡献作为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文学活动时间并不算长，“五卅”以后，逐渐趋于解体。
然而，文研会的作家，即始终活跃在新文学阵地上。
他们的创作，他们所实践的现实主义文学，形成现代文学中的最重要的创作流派。
它作为文学组织存在的文学活动和文学贡献主要有下面几个方面。
小说月报首先，提倡现实主义文学，强调文学的社会职能。
《（小说月报）改革宣言》中说“同人以为写实主义在今日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深信一国之文艺为一国国民性之反映”。
这里的写实主义，实质就是现实主义。
五四时期，胡适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陈独秀大书“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这在文学革命的发难时期，起到了冲决封建文学罗网的披荆斩棘的作用，但其主张过于笼统和不确定。
后来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他又在《平民文学》中说明，“第一，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通的思想与事实”；“第二，平民文学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文学作品必须“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这便是人生的艺术派的主张”；因此，平民文学“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
强调反映思想和事实，强调研究人的生活，强调艺术的真，这些思想已涉及到现实主义的基本内容，可以说是文学研究会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滥觞。
文学研究会成立时的灵魂人物，显然是当时名噪一时的周作人，所以，在文学思想上前后一脉相承的线索是合于逻辑的。
其次，大力翻译介绍外国文学。
介绍世界文学是研究会成立的宗旨之一。
为此，他们在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中专门开辟“译丛”栏目译载“西洋名家著作”。
《小说月报》从1921年至1926年，发表了大量外国作品和关于外国作家、作品评介的文章。
鲁迅、周作人、沈雁冰、沈泽民、郑振铎不断地在刊物上发表译作。
从1921年这一年的《小说月报》看。
翻译作品的比重相当大，除了短篇、诗歌和作家评介外，还连载了三个长篇和多幕剧，即耿济之翻译的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真常译的莫里哀的剧本《悭吝人》，鲁迅译的阿尔志巴缓夫的《工人绥惠略夫》。
同时，沈雁冰写了107则“海外文坛消息。
”附上海《时事新报》发行的《文学旬刊》，在改为周刊前的1期至80期上，几乎每期都有译作发表，有时一期就有二三篇。
《小说月报》第十二卷至第十六卷，出了“被损害文学专号”、“太戈尔专号”、“拜伦专号”、“非战文学专号”、“安徒生专号”、“罗曼罗兰专号”，以及“俄国文学”和“法国文学”两个增刊。
这期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小说月报丛刊”五集，每集12种，共60种，其中译作占31种。
小说月报第三，致力于创作，为新文学推出一批重要的文学作品。
创造中国新文学是文学研究会的主要目的。
《小说月报》开辟了一个“创作”栏目，“同人以为国人新文学之创作虽尚在试验时期，然椎轮为大辂之始，同人对此，盖深愿与国人共勉，特辟此栏，以俟佳篇”。
上海出版的《文学旬刊》在其“体例”中说：“现在我们的文学，正在创造的萌芽时代，为尽量的自由发表各人的作品起见，本栏所载，拟略取宽格。
”从1921年至1926年止，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的成名作家和文坛新秀，就有五十人左右。
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和主要成员，几乎每期都刊有作品。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名篇，最初就发表在这个刊物上，如鲁迅的《端午节》、《社戏》和《在酒楼上》；许地山的《命命鸟》、《缀网劳蛛》；冰心的《超人》；王统照的《微笑》；朱自清的《小舱中的现代》；庐隐的《或人的悲哀》、《海滨故人》；许杰的《惨雾》；鲁彦的《柚子》；叶绍钧的《潘先生在难中》、《五月一日急雨中》，等等。
徐志摩回国后，即在该刊上发表了大量诗歌和散文；李金发则从1925年起，不断在本刊刊登诗作；老舍的处女作《老张的哲学》也是在此连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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