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先秦诸子散文周室东迁以后，奴隶制社会逐渐动摇。
到了春秋战国之交，社会各个阶级都在转化。
新兴地主阶级逐渐代替了奴隶主贵族阶级。
在这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产生了新型的士。
士的来源很复杂，有新兴地主，有没落贵族，也有脱离生产走向城市的自耕农(《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其中有地主，可能也有自耕农。
)。
他们是属于中间阶层，在统治阶级的最下层，同人民比较接近。
地位虽低，却很多是有学问有才能的人。
他们中间有的是通晓天文、历算、地理等方面知识的学者，有的是政治、军事的杰出人材。
在学术流派上表现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农家、纵横家等。
春秋以来，特别是战国末年，诸侯卿相争相养士，“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异同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苏轼《志林?论养士》)。
当时诸侯如魏文侯、齐威王、宣王、燕昭王等，无不礼贤下士，延揽如恐不及。
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四公子和秦丞相吕不韦门下食客号称三千人。
士这个阶层最为活跃。
代表人物如儒家的孟轲、荀卿，墨家的墨翟、宋銒，法家的商鞅、申不害，农家的许行、陈相，纵横家苏秦、张仪等，都是在这一社会变革中先后以学者或政论家面貌出现于政治舞台的。
他们出身不同，立场不同，为了解决现实问题，从代表各自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出发，对政治提出各种不同的要求和主张，并且著书立说，争辩不休，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这就是春秋末期到战国时代诸子散文蓬勃发展的基本原因。
先秦诸子包括各种不同的学术流派和政治观点。
据《汉书?艺文志》，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杂、小说十家。
其中最重要的是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
《论语》、《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分别代表儒、墨、道、法家的著作。
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论语》和《墨子》，前者为纯语录体散文，后者则语录体中杂有质朴的议论文。
第二阶段是《孟子》和《庄子》，前者基本上还是语录体，但已有显著发展，形成了对话式的论辩文；后者已由对话体向论点集中的专题论文过渡，除少数几篇外，几乎完全突破了语录的形式而发展为专题议论文。
第三阶段是《荀子》和《韩非子》，在先秦散文中都已经发展到议论文的最高阶段。
它们的篇幅由短而长，风格由简朴而开拓、纵恣，代表着春秋战国时代各个阶段的理论文。
第一节论语孟子《论语》主要是记孔子言行的书。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人。
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把奴隶主阶级垄断的古代文化普及于平民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巨大和深远影响。
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以诗、书、礼、乐教弟子，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
他不语怪、力、乱、神，而教人则循循善诱，重在启发，举一反三。
孔子通音律，曾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他为了行“道”，企图挽救“日薄西山”的奴隶制，曾周游列国，席不暇暖，对现实采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
《论语》一书主要是孔子弟子所记，其中一部分可能是孔门后学七十子的门人所记，所以书中的称谓、体例和文章风格都不一致。
据班固说：“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孔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汉书?艺文志》)从《论语》全书来看，决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班固这一判断和解释大概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柳宗元《认语辩》据书中记曾子将死，去孔子之后已数十年，认为是乐正子春、子思之徒所纂辑。
那么，《论语》的成书至早亦当在春秋战国之际。
《论语》在汉代有三种不同的本子，即，《古论语》、《齐论语》、《鲁论语》。
《古论语》其书为古文，出孔子壁中，有二十一篇。
《齐论语》是齐国学者所传，凡二十二篇。
以上二本早已亡佚。
《鲁论语》是鲁国学者所传，凡二十篇，就是现在通行的《论语》。
南宋以后，合《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二篇和《孟子》，号为《四书》。
《论语》所记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仁”的概念是从家庭出发的尊卑长幼、贵贱亲疏的差别的爱。
而这个“爱”体现在孝、弟、忠、信的道德礼教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制秩序上。
这是符合后来封建统治阶级的要求的。
因此，过去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利用孔子来巩固其政治，而尊之为“圣人”。
孔子处于矛盾复杂的过渡时代，他的某些政治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例如他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学而》)又如仲弓问政，他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
”(《子路》)冉求为季氏聚敛，他就严厉地谴责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先进》)孔子是同情穷人的。
公西赤使齐，冉求为其母请粟，与之五秉。
他说：“君子周急不继富。
”原宪为宰，辞粟九百，他说：“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以上《雍也》)孔子的有关教育、学习的态度和方法也有不少的精理名言，例如“有教无类”(《卫灵公》)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多闻阙疑”(以上《为政》)、“三人行，必有我师”(《述而》)、：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等。
孔子生平最重诗教，曾对弟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阳货》)这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对《诗经》价值的认识和诗歌创作的指导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语》是语录体散文，主要是记言。
其中多半是简短的谈话和问答。
《季氏》以后，章句较前稍长，文辞较前尤畅。
但主要特点则是语言简练，用意深远，有一种雍容和顺、迂徐含蓄的风格。
例如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也!”(《子罕》)这显然不仅仅是对松柏的礼赞，而是概括了丰富的社会现象和社会生活。
后世多少诗人所歌颂的“郁郁涧底松”和“松柏有本性”，都是从孔子这一深刻的观察中得到启示。
又如孔子的弟子端木赐看见孔子有道不仕，设问道：“有美玉于斯，韫匵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孔子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同上)这样就把当时孔门弟子间的亲切谈话宛转曲折地表达出来，言简意赅，耐人寻味。
又如《阳货》篇有这样一章：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
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
”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
前言戏之耳。
”这段语录既诙谐，又严肃。
孔子平日的风趣，子游的笃信师说，他们师弟子间的和平愉悦之情都宛然如见。
《论语》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在简单的对话和行动中展示了人物的形象，例如《先进》篇弟子侍坐章，仲由的坦率，冉求、公西赤的谦逊，曾点的洒脱，以及《微子》篇长沮、桀溺、丈人遗世傲慢的隐逸形象，都写得具体生动。
而全书浅近易懂，接近口语，如《八佾》篇“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及“管氏而知礼，熟不知礼”等，又是本书另一特点。
墨子名翟，鲁人，年代略后于孔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墨子在许多问题上同儒家尖锐对立，故遭到孟子强烈反对。
墨子从小生产者的利益出发，他的中心思想是“兼爱”。
他的“兼爱”和“非攻”的主张，在“强劫弱”、“众暴寡”的春秋战国之际，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和渴望。
不过他从主观愿望出发，要求统治阶级“兼爱”人民，是不可能的。
书中《七患》、《辞过》、《节用》等篇指出天下乱源在于统治阶级“单(殚)财劳力，奢侈无度”，深刻地看到了问题的本质。
《尚同》、《天志》、《明鬼》等篇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
《墨子》一书也是弟子所记，故多称“子墨子”。
文章质朴，较少文采，但逻辑性很强，善于运用具体的事例进行说理，从具体问题的争论进而为概括性的辩难，这是说理文的一大进展。
《兼爱》、《非攻》等篇层层推演，由小及大，以此例彼，例如说：“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
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
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
”(《非攻》上)以下再从攘人犬豕鸡豚说到攻国，都是亏人自利的事。
既是说理，又是譬喻，虽语言质而不华，却极为明白易懂。
有些文章如《耕柱》、《贵义》、《公孟》等篇还保存语录体对话形式。
《孟子》是记孟子言行的书。
孟子(前370?-前289?)，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人。
受业于孔子之孙孔伋的门人，是孔子以后战国中期儒家学派最有权威的代表人物。
他曾游梁，说惠王，不能用，乃见齐宣王，为客卿。
宣王很尊礼他，但亦终不见用。
于是归而述孔子之意，明先王之道，以教弟子。
孟子卒，门人万章、公孙丑之徒记其言行为《孟子》七篇。
别有《外书》四篇，久佚不传。
《孟子》的中心思想是仁义，是孔子学说的发展。
孟子主张行“仁政”而王天下。
仁政的具体内容是“省刑罚，薄税敛”，使民有“恒产”，“养生送死无憾”。
他主张恢复理想化的井田制度，实际是要实行一夫授田百亩的小农经济。
这些就是他的以民为本的“王道”。
民本思想是孟子的主要政治思想，他曾告梁惠王说：“仁者无敌。
”又告齐宣王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以上《梁惠王》上)这就是说，真正能够爱人民的人，他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因此，他就随时启发他们去爱人民、争取人民。
在具体措施上要“与民偕乐”，“与民同乐”，要“乐民之乐”，“忧民之忧”，而且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以上《梁惠王》上、下)。
因此，他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
齐宣王问汤武放伐之事，怀疑臣不可以弑君。
孟子则直告以“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
这些话在当时看来，都是极其大胆的，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但他的言论和主张也还有很多不正确的地方。
例如他既强调王政以民为本，又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
”(《离娄》上)他重视人民，却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所以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又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
天下之通义也。
”(以上《滕文公》上)他不但把劳心和劳力对立起来，而且强分高低，为封建统治阶级剥削人民制造借口。
这对后世有极不良的影响。
《孟子》散文的特点是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笔带锋芒，富于鼓动性，有纵横家、雄辩家气概，充分反映战国时代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
例如“许行”一章(《滕文公》上)首先问明许行一切生活资料的来源，以见社会分工的必要；再进而论治天下之不可耕且为，列举尧、舜、禹、稷所以不暇躬耕之故；然后斥责陈相背师说而学许行之道为用夷变夏，“下乔木而入于幽谷”。
声色俱厉，气盛言宜。
又如“好辩”一章(《滕文公》下)历述唐虞三代以来一治一乱之故，而以辟杨、墨的邪说自比于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驱猛兽，孔子作《春秋》。
又如“齐桓晋文”一间(《梁惠王》上)问齐宣王之所大欲，“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自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铺张扬厉，几乎和纵横策士抵掌而谈的风趣相仿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