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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罚根据完整化上的犯罪分类侵害犯、危险犯、结果犯、行为犯的关系论纲一、本文概述犯罪，作为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造成威胁的行为，一直是法律领域研究的重点。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应对犯罪，刑法学者对犯罪进行了多种分类。
其中，根据犯罪行为的性质及其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犯罪可被划分为侵害犯、危险犯、结果犯和行为犯。
这四种犯罪类型在刑罚根据完整化上各自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这四种犯罪类型之间的关系，以期为完善刑法理论体系、提高刑事司法实践的科学性和公正性提供理论支持。
我们将对四种犯罪类型进行界定和特征分析，明确各自的法律内涵和构成要件。
我们将从刑罚根据完整化的角度出发，分析四种犯罪类型在刑罚适用上的逻辑关系，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制约。
我们将结合具体案例，对四种犯罪类型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以揭示其在实践中的运行状况和问题。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期望能够构建一个更加科学、合理的犯罪分类体系，为刑事司法实践提供更加明确、可操作的指导。
我们也希望借此机会推动刑法理论的深入发展，为构建更加公正、有效的刑事司法制度贡献力量。
二、犯罪分类概述犯罪分类，即按照不同的标准对犯罪进行归类，是刑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犯罪分类不仅有助于理解和把握犯罪的内在特征，也对于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根据犯罪的不同性质和侵害的法益，犯罪可以被划分为多种类型，如侵害犯、危险犯、结果犯和行为犯等。
这些分类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
侵害犯，是指以侵害法益为构成要件的犯罪。
这类犯罪直接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如故意杀人罪、盗窃罪等。
侵害犯的成立以法益的实际侵害为必要条件，因此，在判断侵害犯时，需要考察犯罪行为是否造成了法益的实质性损害。
危险犯，是指以制造危险状态为构成要件的犯罪。
这类犯罪虽未造成实际损害，但已经使法益处于危险状态，如放火罪、爆炸罪等。
危险犯的成立不以实际损害的发生为条件，而是以危险的实现为充足。
犯罪原因分析四川大学法学院盛玉国【内容提要】犯罪原因在犯罪学的研究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
有人认为，犯罪学主要是对犯罪原因的探讨和研究，这当然是一种狭隘的犯罪学观点，但由此可体现出犯罪原因在整个犯罪研究和犯罪学体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犯罪原因是由多方面因素影响的，统而言之大概由自然原因、社会原因、个体原因和文化原因。
各种犯罪原因类型呈现出系统性、层次性、复杂性、动态性、综合性。
各种原因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发展变化，最终导致犯罪的产生。
【关键字】犯罪原因层次性动态性自然原因社会原因个体原因文化原因引言：有学者曾说："战争可以停止，犯罪却不止。
"自从人类社会出现阶级，产生国家和法律以来，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病态一直伴随人类左右，给人类社会带来极大的灾难。
犯罪的存在和危害迫使人们去探索犯罪的原因。
早在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柏拉图就在《国家论》中提出：“人们为了金钱常常是许多犯罪的原因。
”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贫穷导致造反和犯罪。
”我国古代对犯罪原因也有很多朴素的理论，管仲指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⑴，董仲舒当时对社会的犯罪原因进行过论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故贫者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民愁之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
白居易有“贫困思邪而多罪”的犯罪理论。
犯罪原因一直是众人关注和研究的重点议题。
一、犯罪和犯罪原因含义：关于犯罪的概念有刑法学和犯罪学两种意义上的理解。
在刑法学上对犯罪的定义是以刑事实体法规范为出发点，即犯罪是违反刑事法律规范的行为。
按照我国的刑法理论，刑法学上的犯罪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即犯罪是一种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犯罪是一种触犯刑事法律规范的行为，具有刑事违法性；犯罪是一种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具有刑罚当罚性。
而犯罪学意义上的犯罪，是以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念为标准，将犯罪定义为与现行行为规范相冲突的行为。
第一章刑罚的起源为了切身利益牺牲部分自由（交给公共保存），从而安枕无忧的享受剩下的自由——形成君权、一个社会的法律为了阻止个人因强烈的私欲想霸占别人那份自由的行为——我们需要易感触的力量易感触的力量——刑罚，或触及感官，或时常映现于头脑任何雄辩、说教、不那么卓越的真理都不能长久约束对物质的欲望第二章惩罚权孟德斯鸠：任何超越绝对必要性的刑罚（包括人对人行使的权力）都是暴虐的绝对必要性：限度是维护公共利益集存、防范个人践踏道德的政治如果不以不可磨灭的人类感情为基础，则无法建立起任何持久的优势每个人都希望交给公共保存的那份自由越少越好，因此这一份份自由的结晶就形成了惩罚权一切额外的东西都是擅权——“权利”修正“权力”（对大多数人有力）公正——维系个体利益的纽带第三章结论1.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立法者拥有此权威（根据社会契约而联合起来的整个社会的立法者，并不等同于司法官员）2．社会契约论：社会成员平等受约束统治者：制定普遍性法律，不能判定某人是否违反契约被指控方：有权否认司法官员：判定事实真相的第三者3.反对严刑峻法违背了公共福利及预防犯罪的宗旨、开明理性所萌发的善良美德、公正和社会契约的本质第四章对法律的解释刑事法官没有解释刑事法律的权力法律的精神需要探寻严格遵守法律文字，组织自由解释，法官唯一的使命就是判定公民的行为是否符合成文法律第五章法律的含混性对法律进行解释是一个弊端，使人不得不解释的法律含混性则是另一个弊端了解和掌握神圣法典的人越多，犯罪就越少。
因为，对刑罚的无知和刑罚的捉摸不定，无疑会帮助欲望强词夺理人类传统的可靠性和确定性随着逐渐远离其起源而削弱，因此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成文的东西，就绝对不会具有稳定的管理形式第六章刑罚与犯罪相对称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们犯罪的力量越强，制止人们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
追求安乐的力量受限于阻力——导致各种人类行为的混合——若互相冲突、互相侵犯，则需要我们称之为“政治约束”的刑罚刑罚只阻止恶果产生，不能消灭冲突原因立法者对于行为和对应刑罚的设定，只要标出这一尺度的基本点，不打乱其次序，不使最高一级的犯罪受到最低一级的刑罚，就足够了第七章在犯罪标尺问题上的错误衡量犯罪的唯一和真正的标尺，是对国家造成的损害（对公共利益的影响），而不是，怀有的意图、被害者的地位、罪孽的轻重罪孽的轻重取决于叵测的内心的堕落程度第八章犯罪的分类1.直接地毁伤社会或社会的代表——最严重的犯罪——叛逆罪——最重的刑罚2.从生命、财产或名誉上侵犯公民的个人安全——侵犯私人安全的犯罪——最引人注目的刑罚3.同公共利益要求每个公民应做和不应做的事情相违背的行为4.侵犯公民安全和自由的行为是最严重的犯罪之一（包括伟人和官员犯下类似罪行）*对私人的犯罪也是在侵犯社会，然而它们并非都试图直接毁灭社会**一切合理的社会都把保卫私人安全作为首要的宗旨第九章关于名誉体力上的强横——舆论上的强横极端的政治自由——法律统治一切，没有必要寻求他人的敬重极端的政治依从——人的专横破坏了人们的民事地位，被迫只具有一种朝不保夕的人格第十章决斗私人决斗根植于法律的无政府状态决斗的基础在于某些人宁死不愿丧失的名誉预防决斗的最好的方法是惩罚侵犯者，即挑起决斗者被迫决斗者是为了维护法律所不保障的东西（声誉），无罪——其惧怕法律并非挑事者第十一章关于公共秩序维护公共秩序的官员，也应根据公民手中法典所确定的条文进行工作对自己命运的捉摸不定常常使人成为黑暗暴政的牺牲品（？）真正暴君的出现，总是从控制舆论以支配勇敢开始的第十二章刑罚的目的刑罚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第十三章证人衡量证人可信程度的真正尺度，仅仅在于说真话或不说真话同他的利害关系1.证人的可信程度应该随着他与罪犯间存在的仇恨、友谊和其他密切关系而降低*一个以上的证人是必需的2.犯罪越是残酷，或者情节越是难以置信，证人的可信程度就越是明显降低（有争议）3.证人所在团体的理念不为社会所理解或相忤逆时，证人的可信程度可能成倍降低4.把别人讲的话指为犯罪时，证人的可信程度几乎等于零*话语只能留在听者的记忆中，记忆常常是靠不住的和受到迷惑的。
一、引言人们往往把最重要的调整工作委弃给平庸的谨慎和个别人的裁量，而这些裁量者所关心的是反对实质上是利益均沾的高明法律，这种法律遏制他们结成寡头，拒绝把一部分人捧上强盛和幸福的顶峰，把另一部分人推向软弱和苦难的深渊。
所以，人们只有在亲身体验到关系着生活和自由的最重要事务中已充满谬误之后，并在极度的灾难把他们折磨得筋疲力尽之后，才会下决心去纠正压迫他们的混乱状况，并承认最显而易见的真理，即那些由于简单而被他们平庸的头脑所忽略的真理。
平庸的头脑不习惯于分析事物，而习惯于根据传统而不是根据考察来接受强烈的印象。
我们翻开历史发现，作为或者本应作为自由人之间公约的法律，往往只是少数人欲望的工具，或者成了某种偶然或临时需要的产物。
这种法律已不是由冷静地考察人类本质的人所制定的了的，这种考察者把人的繁多行为加以综合，并仅仅根据这个观点进行研究：最大多数人分享最大幸福。
只有极少数的民族不是等待缓慢的人类组合更迭运动在坏的极点上开创好的起端，而是利用优秀的法律促进其中间的过度。
幸福属于这样的民族！值得人们感谢的是那些勇敢的哲学家，他们从被人轻视的陋室向群众播撒有益真理的种子，尽管这些种子很久没有得到收获。
人们已经认识到君主与臣民之间、国家与国家的真正关系。
随着印刷业的发展，哲学真理成了共同的财富，这方面的交往振兴起来。
国家之间悄悄地展开了一场产业战争，这是最符合人道的战争，是对于理智的人们可谓最值当的战争。
这些成果都应归功于本世纪的光明。
然而，只有极少数人考察了残酷的刑罚和不规范的刑事诉讼程序并向其开战，几乎整个欧洲都忽略了这一重要的立法问题。
只有极少数人根据普遍原则去纠正几百年来所沿袭的谬误，至少是用已被认识的真理所具有的力量制止住了偏向势力过于放任的发展。
这股偏向势力至今已把冷酷变成了一系列合法的惯例。
受到残酷的愚昧和富奢的怠惰宰割的软弱者在吞声饮泣；对于未经证实的或臆想中的犯罪所徒劳滥施的野蛮折磨正在变本加厉；不幸者最凶狠的刽子手是法律的捉摸不定，以及监狱的日益阴森恐怖。
重新犯罪率居高不下刑释人员面临制度性歧视《方圆》记者黄河/文歌手红豆与京城大盗袁宝洪,是看起来全然无关的两个人物。
一者是在舞台上接受掌声与欢呼的明星,一者是底层社会苦苦挣扎的小民。
然而,他们都与同一个词汇联系在了一起——再犯罪。
“被刑警队追捕的很多人都是老面孔,有的甚至被我们抓过好几次。
”河北省廊坊市的一名警官对《方圆》记者坦言,重大刑事案件中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的情况能占到一半以上,而这些具有很强反侦查能力犯罪老手们的屡次再犯也让身处办案一线的警官们头疼不已。
除了给执法与司法造成的困境,再犯罪的不断发生更是给当今社会提出了一个个难解的命题:为何已经接受过法律制裁的人不惜再次以身试法?为何监狱不能起到治病救人的作用?为何刑满释放人员难以重新融入社会?神秘的再犯罪档案中国的再犯罪问题并非一时之痛。
司法部早在2004年就统计过相关数据:当年中国重新犯罪率居世界中等水平,但是在重大恶性刑事案件中,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的占到了70%。
不过自此以后官方都没有公开这方面的数据,“这些数据都被司法部作为绝密资料进行保存,仅供内部人员研究使用。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吴忠宪曾于1992年至2006年间在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任职,他表示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重新犯罪率大概维持在7—8%,21世纪初期上升到了13—14%。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刑法学教授翟中东则根据《邵雷同志在全国监狱局长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及到2007年第三季度的一组数据推算:如果按照全国在押人员150万人为基数,全国监狱中被判刑2次以上的罪犯达到15.98%。
尽管缺乏严密的统计数据支撑,被公开报道过的再犯罪案例仍然足以构成一个需要车载斗量的档案馆。
除了上两篇文章提及的红豆猥亵儿童案和京城大盗袁宝洪案,2011年9月3日发生的江苏盱眙灭门案主犯、2011年1月4日山东泰安持枪杀人案的两名犯罪嫌疑人、2011年10月22日发生的深圳联防队员入门强奸案的嫌犯……都是刑满释放人员。
关于犯罪黑数问题「内容提要」犯罪黑数是指虽已发生但由于种种原因未予记载的犯罪数量。
警方立案不实，造成了延误国家对公安事业的投入，妨碍党和政府对整个治安形势的决断，干扰司法公正，阻滞刑事立法效应完美实现的现实危害和潜在后患。
要解决犯罪黑数问题，必须更新观念，配套落实刑事立案反虚治假举措；强化监督，双向推行刑事报警接警公开、激励机制；深化改革，整体增强公安机关对易漏案件的发现能力；多方调控，不断优化各地警方真实立案的反馈效应。
「关键词」犯罪黑数/现状/危害/原因/对策「正文」犯罪黑数，从犯罪学的概念或范畴上看，又称犯罪暗数或刑事隐案，是指虽已发生但由于种种原因未予记载的犯罪数量。
深入调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犯罪黑数的成因与危害，借以有针对性的完善刑事对策，切实解决迈入新世纪后的犯罪统计难题，最大限度地根治长期困扰警方的立案水份痼疾，优化国家刑事立法和警察执法对犯罪现象的预防、惩治双重效应，无疑具有重要的理性指导和司法实践意义。
笔者着重结合基层公安机关刑事立案统计和接警受案来源等具体问题，对本文命题作一探讨。
一、犯罪黑数问题的现状与潜在危害自8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警界突破过去罪案统计严重不实的禁区，开始关注并不断组织犯罪黑数问题的实证研究。
据国家“七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中国现阶段犯罪问题研究》公安部课题组于1985年、 1987年、1988年对15个省、市300余个派出所进行为期三年的刑事隐案调查，其结果显示我国犯罪黑数问题相当严重：1.犯罪明数最多只占实际发生的1／3，其中重特大案件的明数相对接近实际，占接报案数的2／3；2.各类犯罪明数与暗数的比率差异悬殊，杀人、强奸、爆炸、涉枪等严重侵犯人身、公共安全案件隐案较少，明数约占90％；盗窃非机动车、扒窃等侵犯财产犯罪案件黑数较大，往往只占接报案件数的10％（注：犯罪学［M］。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67.）。
90年代以来，我国警方在对犯罪黑数问题的控制方面有所进展和突破：不少省、市公安机关自上而下推出了如实刑事立案的整治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沿海和航空口岸普遍新建了海关缉私警察，侦破了一批走私贩私罪案；许多大中城市经侦警种相继单列，破获了一些隐性较强的涉税、金融诈骗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重大经济犯罪案件；通过全国性的网上追逃战役，深挖出数万起隐案、积案和漏案等等。
论犯罪与刑罚的内容解读
论犯罪与刑罚是指一个国家或社会对违反其法律的行为者所采取的处罚。
根据不同的法律，犯罪和刑罚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但大多数国家都将犯罪分为三类：刑事犯罪、民事犯罪和行政犯罪。
刑事犯罪是指那些危害公众安全和社会秩序的行为，如谋杀、盗窃、诈骗等。
民事犯罪是指那些侵犯其他人的权利和利益的行为，如侵权、冒犯和欺诈等。
而行政犯罪是指政府官员采取不正当行为而犯下的罪行，如贪污、行贿和渎职等。
对违法行为的处罚也有不同的形式，如监禁、罚款、社区服务以及拘留等。
有时，严重的犯罪可能会被判处死刑。
但在很多国家，死刑已逐渐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或者是特殊的戒毒等措施。
总的来说，犯罪和对违法行为的惩罚都是国家或社会用以维护法律秩序和保护公众安全的重要手段。
"当前中国青少年犯罪占全部犯罪的70%以上，其中15-16岁的少年犯罪又占青少年犯罪的70%以上。
青少年犯罪率急剧上升，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单亲家庭少年犯占全部少年犯的比例；二、单亲家庭少年犯占全部单亲家庭少年的比例；三、近五年全国离婚案件（包括诉讼离婚和协议离婚）数据一、青少年犯罪的量刑年龄是多大?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人相对负刑事刑事责任的年龄范围，即处于该年龄段的人只对刑法中规定的少数犯罪负刑事责任，而对绝大多数犯罪则不负刑事责任。
这无疑是符合未成年人辨认和控制能力实际状况的科学的制度。
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关于对条款规定的理解，我认为在这款中，刑法规定了处在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仅对8种严重犯罪负刑事责任。
我们在司法实践中还要注意：(1)、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八种犯罪，是指具体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
对于刑法第十七条中规定的“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是指只要故意实施了杀人、伤害行为并且造成了致人重伤、死亡后果的，都应负刑事责任。
而不是指只有犯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的，才负刑事责任，绑架撕票的，不负刑事责任。
(2)、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被胁迫、诱骗参与犯罪，被教唆犯罪，或者属于犯罪预备、中止、未遂，情节一般的，可以免除处罚或者不认为是犯罪。
(3)、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出于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使用语言威胁或者使用轻微暴力强行索要其他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用品或者钱财物的，可以不认为是犯罪。
(4)、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盗窃财物，数额刚达到或者略过“数额巨大”标准，而其他情节轻微，又系初犯或者偶犯的;盗窃近亲属的财物，其亲属不要求对被告人定罪处罚的，可以不认为是犯罪。
3、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对所有的犯罪都应负有刑事责任。
应受刑罚惩罚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2011年04月29日来源：检察日报一、“应受刑罚惩罚性”定位之争关于犯罪的本质问题，素来存在激烈的论争。
我国刑法学界通说认为，犯罪的本质特征是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在犯罪与刑罚的关系问题上，犯罪引致刑事责任的负担，而刑罚则是刑事责任实现的重要方式。
换句话说，无论如何，犯罪与刑罚的关系，即罪刑机理的决定因素应当是犯罪而不是刑罚。
但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就有学者提出应受刑罚惩罚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因为它体现了犯罪与其他危害行为之间的内部联系，既体现了犯罪是危害统治阶级社会关系的行为这一本质，同时应受刑罚惩罚性也体现了犯罪本身特有的内部联系——社会危害性已达到一定程度;此外，应受惩罚性能为人们知觉把握，而且也是区分犯罪与其他行为的科学标准。
之后冯亚东教授在《理性主义与刑罚模式》一书中，对传统的犯罪本质观及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作了检讨，就犯罪与刑罚的关系比做鸡与鸡蛋的关系，并提出司法定罪中的逆向思维，认为应罚性不等同于法律后果，从而得出刑罚和犯罪的先后制约关系。
此后有关该问题的探究从未停止过。
二、“应受刑罚惩罚性”与目的刑论的衔接关系笔者赞成应受刑罚惩罚性应作为犯罪的本质特征。
原因在于，首先，通说认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但一般的违法行为也同样具有社会危害性。
虽然犯罪在社会危害性之前加了量(严重)的限定，但是这种限定是很难有说服力的，也很难说明轻微的犯罪行为和严重的行政违法之间的区别何在。
其次，若承认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但是何谓“严重”?严重与否应当是一个价值判断，取决于判断主体自身的利益及主体对事物的容忍度。
严重与否已经不能独立作为事物的本质属性，而应当求助于统治阶级对既存事物的认识与判断。
作为社会对付最极端行为的最极端的手段，任何人都不愿意成为这种极端手段的试验品，统治者、被统治者对此都深信不疑，这就是刑罚。
当一种事物的存在使得统治者很不安，并且促使统治者动用这种极端手段对付时，犯罪也就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