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uckhohn 与 Strodtbeck的价值观取向Florence Kluckhohn （佛萝伦丝·克拉克洪）与Fred Strodtbeck（弗雷德·斯多特贝克）是较早提出文化理论的美国人类学家。
已故的美国哈佛大学女学者佛萝伦丝·克拉克洪曾在太平洋战争时参与了一个由美国战争情报处（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组建的一个约30人的专家队伍，研究不同文化的价值、民心和士气。
这个研究组通过对日本民族的心理和价值的分析，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不要打击和废除日本天皇的建议，并依此建议修改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宣言。
二战后不久，哈佛大学加强了对文化价值维度研究的支持力度，并与洛克菲勒基金会一起资助克拉克洪等人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一片方圆40英里的土地上针对五个不同的文化社区展开一项大规模的研究。
这项研究的一个主要成果就是克拉克洪－斯多特贝克（Kluckhohn & Strodtbeck, 1961）的五种价值取向模式,该成果发表于《价值取向的变奏》(Variations in Value Orientations, 1961)一书中。
在该书中佛萝伦丝·克拉克洪沿用了她的丈夫Clyde Kluckhohn（克莱德・克拉克洪）提出的有关价值取向的定义。
所谓价值取向指的是“复杂但确定的模式化原则，与解决普通的人类问题相联系，对人类行为和思想起着指示与导向作用”（Kluckhohn & Strodtbeck, 1961:4）。
这一模式包括了五个价值取向：人性取向、人与自然的关系取向、时间取向、活动取向和关系取向。
克拉克洪与斯多特贝克的价值取向理论基于以下三个基本的假设：（1）任何时代的任何民族都必须为某些人类的共同问题提供解决的方法；（2）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不是无限的或任意的，而是在一系列的选择或价值取向中的变化。
（3）每种价值取向都存在于所有的社会和个体中，但每个社会和个体对价值取向的偏好不同。
克拉克洪与斯多特贝克提出某一社会所青睐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反映的就是这个社会的价值观。
因此，他们提出了五个任何社会都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1）人性取向--人性本善（Good），人性本恶（Evil）或善恶兼而有之（Mixed）；（2）人与自然的关系取向—征服（Mastery）、服从（Submissive）或和谐（Harmonious）；（3）时间取向--过去（Past），现在（Present）或将来（Future）；（4）人类活动取向—存在（being）、成为（being-in-becoming）或做（doing）；（5）关系取向—个体主义的（Individualistic）、附属的（Collateral）或等级的（Hierarchical）。
3.5.1 人性取向人性取向涉及人类本质的内在特征。
克拉克洪和斯多特贝克（Kluckhohn & Strodtbeck, 1961）认为在回答人性取向的问题时要考虑两个方面，首先是人性是善，是恶或是善恶的混合体；其次还要考虑到人性是否可变。
此外，他们进一步提出“混合”既可以指善恶兼而有之，也可指无恶无善。
因此，在回答人类的本性这个问题时，我们可以有八种解决问题的方法：（1）人性本恶但可变；（2）人性本恶但不可变；（3）人性善恶兼而有之但可变（或变好或变坏）；（4）人性善恶兼而有之但不可变；（5）人性无恶无善但可变；（6）人性无恶无善并且不可变（7）人性本善但可变；（8）人性本善但不可变。
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对人性的看法差别很大，西方人受基督教影响崇尚“原罪说”，认为“人性本恶”，而中国人受儒家学说影响，认为“人性本善”。
美国文化对人性的看法比较复杂，不单纯地认为人生来善良或生性险恶，而认为人性可善可恶，是善恶混合体。
他们同时认为人性的善恶有可能在出生以后发生变化。
基督教的原罪说反映的是人性恶的理念，通过忏悔和行善可以洗脱罪孽、升上天堂，反映的则是人性可变的信念。
相反，有的社会对人性采取较单一的看法，比如，在中国，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而儒家思想最基本的理论基础就是“性善论”。
孟子认为人与其它动物的根本差别，就是人的本性是善良的。
人的性善就如水向下流一样，是绝无例外的。
中国古代流行的教子歌《三字经》当中的第一句话也是“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习相远。
”也就是说，人的本性(天性)是向善的，是好的。
而且，这种本性是相同相近的，带有普遍性的。
只因为后天生活习惯和环境的变化，才造成了各种行为的差异，导致背离“善”的现象。
因此，尽管在春秋战国时代，有人性本善与人性本恶之争，但当今的中国主流文化还是持人性本善的观点的。
在分析具体的文化时，不能武断地将某种取向强加于该文化中的每一个人。
3.5.2 人与自然的关系取向根据克拉克洪与斯多特贝克的价值取向理论，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三种潜在的关系，即征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及服从自然。
儒家人性观从天人一体的角度阐释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人与自然合一既是人性的必然，也是人应该追求的目的，显示出人与自然统一的思想。
孟子将天与人的心性联系起来，认为尽心即能知性，知性就能知天。
《孟子·离娄上》主张“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指出人应顺从于天，顺天道而行，真实而无妄。
人类要达到与天道的合一，将天所给予人类的东西保存、扩充，并且最终要发扬光大。
然而，西方的人本主义提倡在生活中用理性和意志来改造环境，鼓励人们去征服自然，享受现世的物质生活。
这种取向所持有的观点是所有的自然力都能并应该被征服和利用。
比如，美国人愿意每年花费上亿经费从事癌症研究，因为他们相信可以找到癌症的病因，发现癌症的治疗办法，最终消除这种疾病。
这种通过药物对疾病进行控制的行为就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表现。
除了以上两种取向之外，有些文化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服从自然。
比如，对于东南亚海啸事件，大部分的东南亚人将此事归结于命运，认为赶上了海啸是上天的安排，虽然悲痛，但没什么可以抱怨的。
也有的东南亚人认为此天灾的降临是人类冒犯自然的结果，是人类应受的报应。
而美国人对此的反应则完全不同。
他们认为，这是人类预测不精准，对可能的灾难准备不够的结果，如果人类能设计出更精确的科学仪器，或对可能发生的灾难提前做好防御准备，灾难就完全可以避免。
3.5.3 时间取向人类的时间取向可以分为三种：一是过去取向(past-orientation)，强调传统和尊重历史。
二是现在取向(present-oriented)，通常注重短期和眼前。
三是未来取向(future-oriented)，这种社会强调长期和变化。
过去时间取向主要存在于高度重视传统的文化里。
这种时间取向的文化中的人们通常假定生命是遵从由传统或上帝的意志预先注定的轨道，他们崇拜祖先，强调密切的家庭关系。
中国人非常重视“过去”，他们崇拜祖先，尊敬老人，尊重老师，重视年龄和经验，因为这些方面都与“过去”有关，过去取向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和思维方式。
在中国社会，人们对未来不太感兴趣，除非是很遥远的或理想的未来。
人们做事情通常要考虑这个事情过去有没有人做过，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有什么失败的教训应当吸取，因此循规蹈矩已成为一种社会规范。
现在时间取向的人们不太关注过去已经发生的事和将来可能发生的事。
人们认为只有现在才是最重要的，倾向于只争朝夕地生活，几乎不做明天的打算。
现在取向的人们通常只注重短期和眼前。
传统的伊斯兰文化就属于现在时间取向的文化。
他们认为将来的事是属于真主的，不为凡人所掌控。
任何妄图预测未来的人都有些精神不正常，因为只有真主才知道未来的事情，凡人即使只是谈论未来的事也是过于放肆。
因此，阿拉伯人在时间观念上是现在取向，不愿意对未来的事进行预测。
菲律宾、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及美国亚利桑那州北部印第安人的文化也是属于现在时间取向。
这些文化与其他文化相比在对时间的态度上有更多的随意性和随机性。
这种对时间有些满不在乎的作风常使西方人产生误解，把它当作是懒惰、效率不高的表现。
未来时间取向的文化很注重变化。
在这种时间取向的社会里，变化通常被认为是必要和有益的，而过去则是过时的，应当被抛弃的。
克拉克洪和斯多特贝克（Kluckhohn & Strodtbeck, 1961）与霍尔（Hall, 1959）都认为这种时间取向存在于美国社会。
在美国，新产品的种类和包装层出不穷，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吸引顾客。
而在过去取向的中国社会里，人们通常更相信老品牌和老字号。
3.5.4 活动取向人类的活动取向有三种，即做(doing)、存在(being)和成为(being-in-becoming) （Kluckhohn & Strodtbeck, 1961）。
美国社会是一个强调行动（“做”）的社会，人们必须不断地做事，不断地处在动之中才有意义，才创造价值。
美国人工作勤奋，并希望因为自己的成就而获得晋升、加薪以及其他方式的认可。
他们同时还注重活动的类型，活动通常要具有外在形式，必须是可以量化的活动类型，能够看得见，摸得着。
在评估一个人时，美国人总是问“他/她做过什么？”和“他/她有什么成就？”如果一个人坐着思考，他就什么也没做，因为思考不能量化，不能测量。
“存在”取向与“做”取向刚好相反。
安然耐心被视为美德之一，而非无所事事的表现。
中国文化便是“存在’取向，提倡“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
此外，在中国，当人们想了解一个人时，总是先打听他的背景，如家庭出身、教育程度、工作单位、社会关系等。
而不管这个人曾做过什么，有什么个人成就。
“成为”取向强调的是“我们是谁”，而不是我们做了什么（Kluckhohn & Strodtbeck, 1961）。
人类活动的中心是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努力成为更完整的自我。
如禅宗和尚，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为了圆满自己，他们花费一生的时间进行沉思与冥想。
3.5.5 关系取向克拉克洪和斯多特贝克（Kluckhohn & Strodtbeck, 1961）提出人类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也存在三种取向，即个体主义取向、等级制取向与附属性取向。
个体主义取向以个人自治为特征，个人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独立个体。
在这种取向下，个人的目标与目的优于群体的目标与目的。
等级制取向注重群体，群体的目标优于个人的目标（Kluckhohn & Strodtbeck, 1961）。
在等级制取向的国家中，群体分成不同的层次等级，每个群体的地位保持稳定，不随时间的改变而改变。
等级社会倾向于实行贵族统治。
很多欧洲国家中的贵族就是这一取向的例子。
附属性取向也注重群体，但并不是具有时间延续性的群体而是在时空中与个人关系最密切的群体成员。
事实上，这一取向考虑的只是人们的群体成员身份而不是具体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