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人的生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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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生死观嘿,咱今儿个就来唠唠汉代的生死观。
你说那时候的人啊,对生死可有着很特别的想法呢。
咱先说说普通人,就拿老张来说吧,他呀,就觉得活着的时候得好好享受,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
有次我跟他聊天,他就说:“哎呀,人生苦短,得及时行乐呀,别到时候两眼一闭,啥都没享受着。
”再看看那些当官的,他们想得可就多了些。
就说李大人吧,他老是操心自己死后能不能留个好名声。
有一回他跟下属喝酒,喝多了就开始唠叨:“我这辈子啊,就盼着能青史留名,可别到最后啥也不是。
”他那下属就赶紧劝他:“大人您放心,您做了那么多好事,肯定能留名的。
”还有那些文人墨客,对生死的看法就更有意思了。
王秀才就常常念叨着什么“生亦何欢,死亦何惧”。
有一次我打趣他:“你说得轻巧,真到死的时候你就不害怕啦?”他哈哈一笑:“怕啥呀,生死有命呗。
”咱再瞧瞧那时候的老百姓,他们对生死也有着自己朴素的理解。
他们觉得人活着就是要劳作,为了家人好好过日子。
要是谁家里有人去世了,那全村人都得来帮忙,热热闹闹地把人送走。
他们常说:“人走了,也得走得风光。
”汉代的人啊,还特别相信死后有另一个世界呢。
所以很多人会在生前就准备好丰厚的陪葬品,想着到了那边也能继续享受。
你说这是不是挺有意思的?咱再来说说那时候的医学。
医生们都想尽办法让人能活得久一点,他们研究各种草药,尝试各种疗法。
有时候我就想啊,要是那时候的医术能再发达点,是不是就能有更多的人能好好活着啦。
其实啊,汉代的生死观对咱现在也有影响呢。
咱现在不也讲究要珍惜当下,好好生活嘛。
虽然咱现在的科技发达了,对生死的理解可能也不一样了,但有些东西还是不变的。
总的来说呢,汉代的生死观就是这么丰富多样,有普通人的简单想法,有当官的追求名声,有文人的豁达,还有老百姓的朴素情感。
咱了解了这些,也能更好地理解咱老祖宗的智慧呀。
刘邦在带兵征讨黥布的
过程中身负箭伤,班
师回来后伤势不断加重,吕后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急忙请良医来给刘邦看病。
刘邦问医生:“你说说我这病还能治好吗?”
医生说:“你这病不算什么!能治得好。
”
听着医生的回答,刘邦嬉骂医生道:“你别骗人了,想当年我一介布衣起兵造反之所以能取得天下,一切都是天命呀!一切的一切都是上天在主管的,包括刘邦就安然辞世。
生老病死是再正常不过的自
然规律,然而,并不是所有人在
民又遵方士之嘱加大服用剂量,
结果严重中毒,于次年五月暴亡,
年仅51岁。
当今社会人们不会再文/赵倡文
刘邦生死观给人的启示
过敏性体质的人吃野菜要小心日光性皮炎。
58。
汉代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汉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有着非常特殊的丧葬观。
与其说是“丧葬观”,不如说是“生死观”的一部分,因为汉代人认为,人的生命是由两个阶段组成的,即生和死。
对于生这个阶段,他们十分重视,对于死这个阶段,他们同样十分尊重和关注。
1. 宗族制度汉代社会是一个以宗族为基础的社会。
在汉代,宗族制度得到了完善,尤其是在丧葬方面。
根据宗族制度,死者的尊卑不同,其所受的礼仪和丧葬方式也有所不同。
宗族长辈死亡时,家族必须奉行“大礼”,让全族人都举行为之哀悼。
而一些平民百姓死亡时,则要根据其财力情况而定,丧葬方式相对简洁。
2. 金石铭文在汉代,金石铭文成了一种流行的为死者流传后世的方式。
除了丧葬时用来记录死者事迹和家族背景的榜文外,还有很多人在生前为自己写下铭文,以保留自己的名望。
这种流行的习惯反映了汉代人对于至亲之人和名望的长存不朽的追求。
3. 谷祭汉代谷祭是一种尊重死者的方式,它是指在人死后的第三年固定举行的祭祀活动。
当年的庄稼已经收割进仓库,这个时间点被认为是死者离开人世三年,已经脱离了现世,可以入土为安了,所以举行祭祀活动。
谷祭除了是一种家族的纪念仪式,也是一种社会的和谐仪式,因为每个人都会参加,祭祀死者,也祝愿自己能够健康长寿,并为社会和谐祈愿。
4. 资产等级在汉代,丧葬仪式的豪华程度有时也反映了死者的社会地位和财富等级。
当然,这种体现社会等级的丧葬仪式的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汉代人对于丧葬奢侈浪费的批评。
5. 重视驾魂令汉代人认为人的灵魂有着后世相通的过度形态,因此要进行丧葬仪式,并设置驾魂令,意义在于帮助亡灵前往下一个境界,转世去处的部门。
同时,驾魂令还有着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即用于代表死者的权利和社会地位。
如果驾魂令的权利越高,死者就越有可能在死后得到社会上的认可、尊重和成就。
论汉民族的生死智慧郑晓江历史的真实内容当为芸芸众生的生活之总和,汉民族在漫长的岁月中,在求生抗死、求福避祸的过程里逐渐萌发了最朴实、最生动,亦最丰富的生死智慧,它可给每个必崐死之人以某些心理的慰藉,给临死者以某种美好的企盼,甚至给人生的过程规定了某些方向与性质,从而相当程度地缓解了人们的死亡痛苦与悲伤。
一、生在"阳间",死归"阴间"在一般普通汉民族的意识中,"死"意味着"归",即归于与人生前世界完全不同的地方去。
社会上常流行一种说法,即:人死后为"鬼","鬼"即"归"也。
《周礼》云:崐"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
肉毙于下阴为野土,甚气发扬于上为昭明"。
《韩诗外传》也说到:"人死曰鬼,鬼者归也。
精气归于天,肉归于地。
"《礼运》篇亦载有:"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
从一般的直观角度去看,人死之后,身体发冷变硬成为"尸",葬埋后则逐渐腐朽,最后化为"野土"。
但人又是一种有理性有精神意识的万物之"灵",怎么也不相信人死之后就这么完完全全地腐烂掉、什么也没有了。
人们会想:人之身体可以思考、活动,有旺盛的生命力,使之如此的必定有某种东西;那么,当肉身死去之后,这种神秘的东西应该还存在着,应该能离开尸身而飘荡,且能永远留存下去。
这样一种想像是世界各民族几乎都有过的观念,至于中国古人则把这种主宰身体活力的东西称为魂魄。
汉代大学者孔颖达曾在解释《左传》中出现的"魂"与"魄"时指出:每个活着的人都由"形体"与"气"(生命力)合和而成,"魄"是主宰人形体的"神",它控制着耳目鼻口手足等感官四肢的活动;而"魂"则是主宰人之"气"的"神",它管理人思维意识的活动。
死与重生:汉代墓葬信仰研究汉代时期,死与重生成为了一种普遍的信仰。
人们相信,死后的生命会继续存在,并且有复生的可能性。
这种信仰在汉代墓葬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汉代墓葬也因此成为了研究死与重生信仰的重要资料。
汉代墓葬具有规模大、结构复杂、陪葬品丰富等特点。
这一时期,人们开始注重死后的生活,相信人死后会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
因此,墓葬不仅仅是死者的安息之地,也是死者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环境。
在汉代,人们相信死后的生命会继续存在,并且有复生的可能性。
这种信仰源于先秦时期的鬼神观念,但又在汉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人们相信,通过墓葬的安葬和祭祀,可以保持死者与生者之间的,并为死者在另一个世界中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
汉代墓葬的结构复杂,一般由墓道、墓室、耳室、甬道等部分组成。
这种结构反映了死者与生者之间的,以及死者在另一个世界中的生活环境。
汉代墓葬中的陪葬品非常丰富,包括生活用品、武器、交通工具、动物等等。
这些陪葬品反映了死者在另一个世界中的生活和地位。
汉代人非常重视祭祀活动,认为祭祀可以保持死者与生者之间的,并帮助死者复生。
因此,墓葬附近常常设有祭祀场所,或者在祭祀活动中对墓葬进行修缮和维护。
死与重生是汉代墓葬信仰的核心内容之一。
人们相信,死后的生命会继续存在,并且有复生的可能性。
这种信仰在汉代墓葬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反映了汉代人对死者和生者的和重视。
通过对汉代墓葬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一时期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以及人们的思想和信仰。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信息时代的来临,大学生的信仰和价值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高校数量已达一定程度,对当代大学生信仰与信仰教育的研究具有特殊意义。
本文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校为例,探讨当代大学生的信仰现状及信仰教育的问题。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当代大学生普遍具有某种程度的信仰缺失。
许多学生面临多元化价值观的冲击,陷入了对生活意义和人生价值的追问。
部分学生表现出对未来的迷茫和不确定,对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感到困惑。
汉画像中的汉代生死观作者:郭玲玲来源:《大观》2016年第10期摘要:汉画像是对于完整生命状态中死亡轮回的呈现。
汉人对“死”的态度、对“永恒”的追求以及“死后世界”的构建。
为汉画像石构建形而上的框架以及对汉画像石人物造型的关键性意义。
关键词:汉画像;生死观;死后世界汉画像又称为“汉画”,广义上包括画像石、画像砖、壁画、帛画等图像资料,狭义上包括汉画像石和画像砖。
汉代是汉民族意识开始形成的时期,死亡观和生死观是民族意识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对民族意识的反映出了文字材料外主要靠画像石、画像砖传承下去。
一、汉代士族的死亡观和生死观汉代士族阶级流行灵魂不死的死亡观。
王充的《论衡》对汉代士族死亡观的描述有:“‘推生事死,推人事鬼’、‘谓死人有知,神鬼饮食,犹相宾客,宾客悦喜,报主人恩矣。
’”①一方面是汉人对死亡和死后归属以及“鬼”的描述和界定,另一方面体现为对生者的福佑祈祷。
可以说是汉代士族死亡观的典型代表。
“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
死而精气灭。
”王充认为人是由精神和形体构成的,人生则精神与形体合一,人死则骨肉消散精神留存世界但不能显现出实体。
王充及其其他哲学家对“人”、“生”的理解推动了汉人对死后成仙的憧憬,对死后世界的建构。
余英时先生的《东汉生死观》中总结出汉代具有代表性的死亡观:一是迷信的死亡观,一是自然唯物的死亡观。
其中“迷信”的死亡观是构成汉代生死观的主流思想,其主旨是相信人死后精神仍存留世间,并有个人知觉,虽不能显现实体但能够在世间自由活动。
这一思想同样认为人是由“形体”和“精神”合构而成,“形体”和“精神”合一则展现出生命的完整状态,人死则是“形体”和“精神”分而治之,这样对于汉人追求“死后世界”的“迷信”来说完美的解释了人死后“形体”的消亡腐烂以及“精神”在“死后世界”的继续存在。
宇宙生命的“生、老、病、死”是无时无处随时发生的自然生命现象。
人类对“死亡”的恐惧自远古时期持续至今,死亡呈现出“形体”的静止意味着“形体”的消亡,人类对死亡的认识是一个漫长并充满想象的过程。
馆藏珍品MUSEUM COLLECTIONS浪漫期盼,古人心中的天地人间在上世纪70年代初挖掘的马王堆汉墓中,一共出土了5幅帛画,而其中一号墓出土的这幅帛画最为精美、人物描绘最为精细,它是长沙国丞相轪侯利苍之妻——辛追的陪葬品,画中描绘的众多祥瑞图像构筑起了一幅如梦如幻的极乐世界景象。
帛是一种白色的丝织品,在纸张尚未发明之前,作为一种昂贵的材料用于书写、绘画。
据说,帛画兴起于战国中期的楚国,至西汉发展到顶峰,东汉后逐一幅帛画,透视西汉先民的生死观文/图:雨田这是一幅沉睡了两千年的古画,直到1971年的那一次军区医院的地下施工,它才与其主人重见天日,带我们进入两千年前西汉时期古人的生死世界。
它就是著名的马王堆一号墓帛画。
准确地讲,在此画诞生时,“世界”一词尚未诞生,在佛教传入中国前,古人的生死观与后世截然不同,而这一幅帛画正可以带领我们进入这块远去的秘境。
渐退出历史舞台。
在马王堆汉墓帛画出土之前,长沙已有《人物龙凤图》《人物御龙图》等东周时期的帛画出土,从艺术风格上看,马王堆汉墓的帛画继承并发展了楚国帛画,这也是汉初中原文化与楚国文化碰撞交融的体现。
此幅帛画全长达两米,呈T 字形,四角还缀有飘带。
画面内容从上至下可分为天界、人世、地府三大部分。
帛画正中央是人间部分,以一玉璧为界划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描绘墓主人的升天景象,下层是家人画的左上部有内立金乌的太阳,它的下方是翼龙、扶桑和8个较小的红圆点,与古代十日神话接近;相对的右上部描绘了一女子飞翔仰身擎托一弯新月,月牙拱围着蟾蜍与玉兔,其下有翼龙与云气,应是墓主人升天景象;人首蛇身像下方有骑兽怪物与悬铎,铎下并立对称的门状物,两豹攀腾其上,两人拱手对坐,描绘的天门之景对墓主人的祭祀。
华盖与翼鸟之下,墓主人辛追拄杖而立。
她衣着华丽,体态丰满,头向前倾,背微驼曲,动作庄重缓慢,贵妇气质油然而生。
在她前方,有两名头戴长冠的男子,似在跪献宝物;后有三名婢女躬身送别。
汉代人生死观
汉代人的生死观主要体现在厚葬和神仙信仰两个方面。
厚葬是汉代丧葬的一大特点,这是由当时占据社会主流思想的儒家学说所直接影响的。
儒学讲究孝道,除了生前的孝敬,死后的侍奉也同样重要。
到东汉甚至以葬礼隆重与否、墓室修建及陪葬品的质量、祭奠是否用心用力等标准来考量一个人的孝顺程度,而这些又可能影响到此人的仕途发展。
因为当时选拔官员的一条途经是征举孝廉,从制度保障上将孝道与个人前途挂钩,也必然会造成为求利禄而伪饰、浪费的消极后果。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厚葬之风在东汉中晚期愈演愈烈,引发了一批清醒士人如王符等的批判。
在神仙信仰方面,汉代人所信仰的神仙种类繁多,包括太一神、西王母、东王公、风伯、雷神、雨师、伏羲、女娲等。
这些神仙共同营造出奇幻浪漫的想象空间,抚慰消解着汉代人对于死亡的恐惧。
总的来说,汉代人的生死观具有厚葬和神仙信仰两个显著特点,这些特点既体现了当时社会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也反映了人们对生命和死亡的深刻思考。
西汉时期人的生死观
摘要:西汉时期的人具有重义轻生的一面,为了追求现实功业或人的价值的实现,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人的存在是社会性的存在,个体意识没有觉醒,与魏晋时期个体意识的觉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人对客观世界的征服,体现了人的本质精神所在,而这一时期人对生和死的态度,是最好的体现。
关键词:生死观;秦汉;人生价值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132(2017)28-0179-02
DOI:10.16657/ki.issn1673-9132.2017.28.112
西汉是一个积极进取的时代,汉武大帝的功业是最好的体现,人对客观世界的征服,体现了人的本质精神所在,而这一时期人对生和死的态度,是最好的证明。
生和死,自人类诞生起,就是人类不断思考的永恒话题。
西汉画像石和西汉墓葬,呈现的栩栩如生的现实生活,表现着人类对现实世界的渴望。
秦始皇、汉武帝对长生不老的孜孜以求,表现了人类对永生的渴望。
人们一方面敬畏生命,害怕死亡;另一方面,现实的政治和人类的生理规律,让人们不得不面对死亡。
不同的人在面对死亡,呈现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
在生死面前,大义凛然,不畏生死。
他们或者为了自我理想,或者为了节义,表现出无畏的精神。
未至三十里,至尸乡厩置,横谢使者曰:“人臣见天子当洗沐。
”止留。
谓其客曰:“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
且吾亨人之兄,与其弟并肩而事其主,纵彼畏天子之诏,不敢动我,我独不愧於心乎?”
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刭,下从之。
高帝闻之,乃大惊,以田横之客皆贤。
吾闻其馀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
至则闻田横死,亦皆自杀。
于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
“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余因而列焉。
不无善画者,莫能图,何哉?”
盖此春秋不避生死之余波。
西汉建国,田横不肯臣服于汉,率领五百门人逃往海岛。
刘邦为国家统一安定,畏其叛乱,招抚田横,田横在赴洛阳的途中,距洛阳三十里地的首阳山自杀。
其五百部属听闻田横死,全部自杀。
为义不受辱之典型。
汉九年,贯高怨家知其谋,乃上变告之。
于是上皆并逮捕赵王、贯高等。
十余人皆争自刭,贯高独怒骂曰:“谁令公为之?今王实无谋,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谁白王不反者!”……贯高曰:“所以不死一身无余者,白张王不反也。
今王已出,吾责已塞,死不恨矣。
且人臣有篡杀之名,何面目复事上哉!纵上不杀我,我不愧于心乎?”乃仰绝肮,遂死。
贯高不自杀以求白王之不反。
后又自杀以责己之错。
有的学者认为,贯高是对皇权的蔑视,不过,贯高的这种大无畏的精神,难能可贵。
在皇权面前,很少有人能坚持正义和是非,贯高敢于坚持自己的独立意志,这是人类最为可贵的精神之一。
每当我们看到忠义之士,为了国家大义,为了信守承诺,为了坚持自己的气节,他们慷慨赴死,或者忍辱负重,这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坚守。
太史公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
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彭越,季布,伍子胥求生以求功业于天下。
吴国倚重伍子胥等人的谋略,西破强楚、北败齐、鲁,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
通?^司马迁的论赞,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重生死的价值,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而明之,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
”
司马迁欲效孔子立言以成万世之名,并抒发心中的愤
懑。
“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
对此,司马迁从孔子那里得到心理安慰。
孔子是中国文化中的圣人,他的行为准则,影响着后代人价值取向和人生选择。
著书立说以求名垂千古,这是中国士人的最高追求之一,在孔子和司马迁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他们有着崇高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生命的存在,一方面是为了人的生命价值和人生价值的实现,为此,他们甘愿经受人生的磨难,孔子周游列国,历尽辛苦。
司马迁为著《史记》,不惜经受奇耻大辱。
这是他们自己的抉择,他们的抉择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士人,为了理想为了人生价值的实现,不屈不挠忍辱负重地活着。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
”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
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可知在国家大义与现实功业面前,个人的荣辱不算什么。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於沟渎,而莫之知也。
”贤者重其死以求有功业于天下。
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所以隐忍苟活,幽于
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草创未就,适遭此祸,惜其未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被万戮,岂有悔哉!”司马迁忍受着众人的嘲笑非议,隐忍苟活。
正所谓“古者富贵而名摩灭,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从司马迁开始,开始探寻生命的意义、价值。
于春秋时代是一种进步。
生命意识在萌动。
司马迁曰:“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
仆诚以著此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表现他对功名和人生价值的无限追求。
西汉时期,人类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岁月。
远古时期,有夸父追日,刑天舞干戚,他们不屈服于命运,直面生死。
大禹治水,过家门而不入,捍卫了人类生存的权利。
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其骨气感人。
屈原,为了自己的理想,坚守自己的立场,含恨投江。
赵氏孤儿中的程婴,忍辱负重,用自己孩子的生命保住了赵氏的血脉。
后来,陶渊明追求生命的恬淡,苏轼,追求生命的随性,也是对生命的另一种执著。
这一曲曲生命的赞歌,表现了人类对自我价值的坚守和对生命的敬畏与不屈。
参考文献:
[1] 陈颀,孙殿双.通过《史记》解读秦汉时期生死观[J].华章,2012(1).
[2] 袁棠华.司马迁的生死观及其文学表现[D].延边大学,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