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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封禁政策及朝鲜移民的犯越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王朝，在其统治期间，采取了种种封禁政策，以限制文化、贸易以及人员流动等方面的交流。
其中，对外国移民进行的犯越政策，对于朝鲜移民的影响尤为明显。
本文将从清朝封禁政策及犯越政策的角度探讨朝鲜移民犯越的情况。
清朝封禁的范畴较广，有可能限制国内特定群体或阶层的活动，也有可能限制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与贸易交流。
其中，对外国移民的限制政策颇为显著。
为了遏制影响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外来思想和文化，清朝制定了“五禁”、“九锢”等政策，限制宣传、妇女、儒生等人群的自由活动。
其中，对外国人的限制最为明显，清朝以外国人的文化活动为借口，对外国人的活动进行限制，并禁止他们和中国人通婚和迎亲。
这些政策也限制了外国移民进入中国领土的活动，阻止了一些外国人的进入和居留。
犯越政策则是清朝对朝鲜移民的针对性政策。
犯越，即是指朝鲜移民进入中国境内的行为。
在清朝时期，很多朝鲜人移民到中国北部地区，与当地居民混居，有的还下嫁到中国家庭，或者是担任中国朝廷的官员。
朝鲜移民与当地居民的融合，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但也引发了政治和社会问题。
因为朝鲜人在中国境内行事时，往往有着与中国传统习俗和制度不同的情况，容易引起民众的误解和不满。
面对这种情况，清朝政府制定了犯越政策。
1860年颁布的宣统三年《犯越例》规定，凡是朝鲜人在中国的领土范围内进行居住、营生、违法、通婚或是随军入侵等行为，都将被视为“犯越”，并严格禁止。
这样一来，不少朝鲜移民被限制了自由活动，甚至被驱逐出境。
对于当时的朝鲜人而言，他们不得不面对失去家园和收入的困境。
然而，这些政策并不能完全遏制朝鲜移民的进入。
尤其是在清朝晚期，由于土地不足和政治动荡，不少朝鲜人向中国北部移民，发展自己的生计。
为了应对此类情况，清朝政府不得不放宽犯越政策，允许一些朝鲜移民在中国境内定居并追认其居留权。
总而言之，清朝封禁政策及犯越政策对于朝鲜移民的影响深远。
中朝边界争端的由来和主要内容作者：郑继永[本文说明]：本报告系引用多篇文献和网络资料综合而成，不代表某种法律观点，亦不具备国家效力，仅仅是个人兴趣所作。
文中未指明出处之资料，请自行至图书馆或者互联网中查证。
出现文责问题，本人概不负责。
中国目前的版图基本确定于清朝末年。
清朝末年时期，中国清朝政府内外交困，国际地位急剧衰退。
各藩属国或依恃外强，或与清庭决裂，原先的封贡体制分崩离析，原来在朝贡体制下被掩盖的与各藩属国之间的矛盾也纷纷浮出水面。
清朝后期，日俄势力进入朝鲜，宫廷内部的亲俄势力和亲日势力明争暗斗。
同时中朝两国之间的朝贡藩属关系此时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边界的争端即源于此时。
总体来看，中朝两国边界争议主要集中在边界的划定和所谓“间岛”地区的归属上。
而所谓的“间岛”问题正是源于边界的划定和日本的介入。
现在我们就来谈一谈中朝边界争端的由来和“间岛”争议问题。
一、中朝边界争议由来（一）清时期中朝第一次勘界明朝和李朝建立之初，中朝两国边界即明确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河▼。
清代，中朝两国疆界依然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两国从无异议。
朝界河鸭绿江、图们江皆发源于长白山（朝鲜称“白头山”），长白山天池为松花江、鸭绿江和图们江的三江源头。
鸭绿江、图们江中游以下河宽水深，两国边界分明，但两江，尤其是图们江上游至江源地带，河多水浅，边界不明，源头不清，因此，屡有边民非法越境，造成边界纠纷。
为解决边界纠纷，1712年，穆克登奉康熙帝之命，与朝方接伴史朴权和咸镜监司李善溥赴长白山查边。
5月15日，穆克登在长白山顶分水岭鸭绿江、图们江两江源头立审视碑[1]。
碑文[2]如下：大清烏喇總官穆克登奉旨查邊至此審視西為鴨綠東為土門故於分水嶺上勒石為記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筆帖式蘇爾通官二哥朝鮮軍官李義複趙台相差使官許樑朴道常通官金應憲(氵+憲)金慶門此次勘界过程中，各种纰漏层出不穷，给后来的中朝边界争执埋下了祸根。
首先，朝鲜接伴史朴权和李善溥因年老体衰，无法全程陪同，只好令手下官员和译员同去[3]，这为后来所立碑文的权威性带来了挑战。
公共政策论文浅论清朝封禁政策及朝鲜边民犯越一、清朝封禁政策及原因（一）清朝的封禁政策1.顺治、康熙年间辽东边墙的修建公元1644年清兵入关，随行的还有大量家属及包衣，使得东北人口剧减，经济发展严重受阻。
清为增加田赋收入，自公元1644―1667年（清顺治元年―康熙6年），曾颁发辽东招垦条例，奖励移民开垦，以恢复辽河流域的经济发展。
但在顺治年间，在明代辽东边墙的基础上，“修浚边壕，沿壕植柳”（1），修建柳条边，人为划分满蒙、满汉地理界限，以维系满洲风俗。
公元1668年（康熙7年），清廷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并对出关的汉族人民，实行“事先起票，过关记档”的限制手续。
清廷开始逐步加强对东北地区的封禁。
2.乾隆时期封禁政策的加强公元1762年（乾隆27年），清廷颁布《宁古塔等处禁止流民条例》，对柳条边外的吉林和黑龙江地区实行严厉的封禁。
这标志着东北封禁政策的实施。
1776年（乾隆41年），清廷再次重申禁令：“盛京地方与山东、直隶接壤，流民渐集。
若一旦驱逐，以至各失生计，是以设立州县管理。
至吉林原不与汉地相连，不便令流民居住。
今闻流窜渐多。
著传谕付森，查明办理，并永行禁止流民，毋许入境。
”（2）柳条边以西、以北的蒙古王公领地，也与公元1772年（乾隆37年）严行封禁。
“违者照私开牧场例治罪”。
（3）至此，东北地区实行全面封禁。
吉林、黑龙江则成为封禁重点。
而鸭绿江、图们江由于地处中朝边界，又常有朝鲜人越境采捕、垦荒，对犯越的边民处罚极严厉，两国之民有私自越江一步者，由两国官吏就地处死，尸首悬于边界，杀一儆百。
（二）清初封禁政策的原因1.维护满洲风俗满族之所以能够入主中原，最重要莫过于其强悍的军力，而女真固有的尚武精神和骑射本习，是其强大军力的根源。
清朝统治者认为，东北为清朝的“龙兴之地”，只有保持这里固有的尚武精神和骑射本习，才能维系其在全国的统治。
从历史角度来讲，清朝之所以能扎根中原，在于其对汉文化的认同，而满清覆亡之际，确实是由于大全旁落，军力、军权的丧失。
清朝的封禁政策及朝鲜移民的犯越清朝的封禁政策是指清朝时期对外国人以及外国文化、宗教的限制和禁止。
在清朝的统治下，封禁政策主要针对西方国家、东亚国家以及若干其他国家。
清朝封禁政策的原因有多种，一方面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另一方面是出于对外国文化和宗教的排斥和怀疑。
清朝封禁政策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清朝禁止私人贸易。
清朝禁止中国公民和外国商人进行私人贸易，只允许国家官方进行对外贸易。
这是为了确保对外贸易受到国家控制，避免私人贸易对国家利益造成不良影响。
清朝限制外国宗教活动。
清朝制定了一系列法令，禁止传教士在中国进行宗教活动，并限制外国教徒与中国人交往。
这是为了防止外国宗教对中国的文化和社会产生影响，以及维护清朝的统治地位。
清朝限制外国人在中国的定居和活动。
清朝规定外国人必须在指定的口岸进出中国，并限制他们在中国的居住和活动范围。
这是为了避免外国人的定居给中国带来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隐患。
清朝限制中国人出境和对外移民。
清朝设立了严格的出境和对外移民的限制，除了一些特定的人士（如商人和留学生）外，大多数中国人被禁止出境并不得移民到外国。
这是为了防止中国社会的人口外流，以及避免中国人的移民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产生不利影响。
朝鲜移民的犯越是指朝鲜人穿越了边境进入中国境内。
在清朝封禁政策的影响下，朝鲜移民被视为非法越境，被称为“犯越”。
朝鲜移民主要由贫困的农民组成，他们为了逃避朝鲜的贫困和食物短缺，冒着被抓捕、遣返或处罚的风险进入中国。
朝鲜移民的犯越行为常常遭到清朝政府的镇压和追捕。
清朝政府派遣边防军队、官员和巡捕等来打击犯越行为，并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措施来惩罚犯越者，如抓捕、罚款、劳役等。
尽管如此，由于朝鲜犯越者数量众多，加之中朝边境线的长达数千公里，清朝政府无法完全阻止朝鲜移民的犯越行为。
朝鲜移民的犯越现象在清朝时期持续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中朝两国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影响。
一方面，朝鲜移民的犯越行为加剧了中朝边境地区的社会治安问题，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不便和冲突。
关于清朝朝鲜居民越垦问题浅析清朝时期，朝鲜半岛东北部的辽东半岛和吉林省地区是朝鲜人的主要居住地。
朝鲜人通过移居和越垦，将辽东和吉林的东北地区开发成为了朝鲜人聚居地。
他们以农耕为主，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
朝鲜人的移居和越垦活动受到了清朝政府的严格控制和监管。
在清朝时期，朝鲜人越垦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成为了清朝政府和朝鲜人之间不断发生冲突和矛盾的焦点之一。
一、清朝对朝鲜人越垦活动的态度在清朝统治下，对于朝鲜人的越垦活动，清政府早期曾采取了一些开放的政策。
在康熙和雍正年间，清政府鼓励朝鲜人迁居辽东和吉林地区，进行屯田和开荒。
清政府为朝鲜移民提供了土地、设施和财政支持，希望他们能够在东北地区扩大生产和开发辽阔的土地资源。
这些政策在当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些朝鲜移民家庭在辽东和吉林地区得到了稳定的生活和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政府对朝鲜人移民的态度逐渐趋于保守和限制。
乾隆年间，由于辽东和吉林地区的人口急剧增加，土地资源紧张，清政府开始限制朝鲜人的移民和越垦活动。
清政府对朝鲜人严格管控，限制他们的居住范围和经济活动，以确保东北地区的稳定和控制。
朝鲜人的越垦活动对东北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朝鲜人的移民和屯田活动促进了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土地开发。
他们在东北地区开辟出了大片的耕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使得东北地区成为了清朝的粮食和物资产地之一。
朝鲜人的越垦活动也推动了东北地区的城市化和社会发展。
朝鲜移民在东北地区形成了自己的聚居区和村落，建立了自己的社区和社会组织，为地方经济和社会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
朝鲜人的移民活动也带来了朝鲜文化和传统的传播和交流。
他们将自己的语言、宗教、习俗和文化传统带到了东北地区，与当地的汉族、满族和蒙古族进行了交流和融合，促进了东北地区多元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三、朝鲜人越垦问题的影响朝鲜人的越垦活动不仅对东北地区产生了影响，也对清朝政府和朝鲜人民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朝的封禁政策及朝鲜移民的犯越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在治理国家时实行了一系列的封禁政策，其中包括对朝鲜移民的严格控制和管理。
这些政策对于朝鲜移民在清朝的犯越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清朝的封禁政策主要体现在对外来移民的管控上。
在清朝时期，朝鲜地处中国的东北边境，两国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交流。
由于清朝实行了闭关政策，对外来移民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
对于朝鲜移民来说，他们需要经过繁琐的手续和审查才能进入中国境内，而且在中国境内的居住和工作都受到了限制。
这使得朝鲜移民在中国的生活变得困难，同时也增加了他们进行犯越行为的动机。
清朝对朝鲜移民的态度也对其犯越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清朝时期，朝鲜移民在中国境内常常受到歧视和排斥，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这导致了朝鲜移民在中国境内的沮丧和挫折感，增加了他们进行犯越行为的可能性。
清朝的封禁政策对朝鲜移民的犯越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尽管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朝鲜移民在清朝的活动，但也增加了他们进行犯越行为的动机和可能性。
清朝对朝鲜移民的严格监管和歧视态度也加剧了他们在中国境内的边缘化和不满情绪。
清朝的封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朝鲜移民的犯越行为，加剧了两国边境地区的不稳定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清朝的封禁政策并非对朝鲜移民施加了一刀切的打压，同时也存在很多对朝鲜移民进行开放和包容的政策措施。
清朝时期也存在着一些朝鲜移民在中国境内获得宽松待遇和发展机会的案例，这些政策措施对朝鲜移民的犯越行为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在分析清朝的封禁政策对朝鲜移民犯越行为的影响时，需要综合考量各种因素，避免简单化和片面化的解释。
651清代对鸭绿江北岸朝鲜移民的政策廉松心(北华大学东亚历史与文献研究中心,吉林吉林132013) 摘要:自明末清初以鸭绿江和图们江划定中朝两国疆界之后,两国对鸭绿江流域均实施严密的边禁政策。
但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两国均陷入内忧外患的困境,无法固守以往的边禁政策。
清朝的移民实边政策,招徕大量的关内流民进入鸭绿江流域伐木、垦荒定居,也方便了朝鲜边民的越垦,促成了鸭绿江北岸朝鲜越垦民聚落的形成。
朝鲜对鸭绿江北岸韩民聚落的管理及“间岛事件”的发生,促使清政府强化了对鸭绿江流域韩民的管理。
关键词:清代;鸭绿江北岸;边禁政策;招民实边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9)08-0156-07由于便利的地理条件和历史文化的渊源关系,自古以来中朝两国之间的人员往来频繁,疆界观念淡薄,相互移居现象时有发生。
清代两国之间的移居,主要是朝鲜人向中国的犯越移居。
过去学界对朝鲜移民的研究侧重于图们江流域,本文则着重探讨鸭绿江流域朝鲜移民问题。
清代对鸭绿江北岸朝鲜移民的政策,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清初至19世纪中叶为边禁时期;第二阶段19世纪中叶至甲午战争前为移民实边、默许越垦时期;第三阶段甲午战争后至清朝灭亡为清源、遏流时期。
一、清初至19世纪中叶边禁时期 这个时期,中朝两国对鸭绿江流域均实行严格的边禁政策,防止边民的犯越及冲突。
早在后金及清初,以鸭绿江、图们江定为中朝两国的疆界。
天聪二年(1627),后金皇太极发动“丁卯之役”,朝鲜兵败请降,在致后金的媾和国书中写道,“自今以往,两国兵马,更不过鸭绿江一步地,各守封疆,各遵禁约”。
两国签订了“江都会盟”,以鸭绿江为界,“各遵约誓,各守封疆”,互不侵扰。
1628年,皇太极在鸭绿江下游,自榄盘经凤凰城至叆阳门、碱厂门到旺清门一线筑起长栅,即东条边墙,在要地设台堡防守,禁止朝鲜人进入边墙内居住。
清朝的封禁政策及朝鲜移民的犯越在清朝时期，朝鲜移民曾经在犯越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
清朝时期的政策中，有一项重要的措施——封禁政策。
清朝封禁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和秩序。
这项政策的内容涉及到移民、贸易、信仰等方面。
在封禁政策当中，移民部分也同样得到了重视。
清朝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移民政策，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对朝鲜人的限制。
在清朝时期，许多朝鲜人涉足犯越活动，导致了许多问题的出现，因此，清朝政府对朝鲜移民进行了限制和管理。
在清朝的政策下，朝鲜人必须通过正式途径进入中国，入境后还需要得到当地官员的许可才能落脚。
但是，封禁政策并没有完全实现它预期的目标。
朝鲜人仍然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中国，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人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吸引。
在清朝时期，朝鲜人在中国的犯越活动也是极为严重的问题。
朝鲜人在这方面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他们参与的犯越活动主要以走私、盗墓、打劫为主，他们在与中国的接触中也不断地发挥着“诱惑”和“攻心”等作用。
这一情况在朝鲜移民的数量增加之后变得更加严重。
在大量的朝鲜人涌入中国之后，他们的各种经济活动和社会习惯也随之而来。
在与中国的交往中，朝鲜人也越来越多地涉及到犯越活动。
总的来说，朝鲜移民在清朝时期的犯越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他们不仅涉及到了中国的安全问题，同时也涉及到了中朝两国民间交往的问题。
虽然在这一时期中，清朝政府对他们的管理和限制做出了努力，但这一情况却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变。
最终，在清朝灭亡之后，随着朝鲜独立和中国的解放，中朝两国的交往也呈现了新的态势。
随着两国的友好关系的加强，朝鲜人在中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也逐渐转变为正面的方向。
清朝政府的“移民实边”政策与朝鲜族聚居区的形成1、清朝政府的“移民实边”政策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的严重侵略，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资本主义列强将侵略魔爪也伸入中国东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使东北边疆陷于全面危机之中，尤以沙俄为最。
沙俄通过公元1858年(清文宗咸丰八年)的《瑷珲条约》与1860年(清文宗咸丰十年)的《北京条约》，夺占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约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清政府内外的仁人志士纷纷献计献策，力图挽回东北边疆的全面危机。
其中，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对此提出移民实边，招民开垦的四条建议：其一，充实边陲，以防俄人；其二，安插流民以杜私垦；其三，招垦征租，以裕俸饷；其四，封禁参、珠，不如放垦之有益民生。
1尤其是帮办吉林事务、负责吉林珲春地区勘界的吴大澄、踏查东西伯利亚的著名学者曹廷杰以及在抗俄斗争中以身殉国的寿山将军，在积极倡导移民实边思想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清政府面临日趋加深的边疆危机，日益拮据的财政困境，在国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被迫逐步解除东北的封禁，实施移民实边政策，并逐步由局部解禁到全面开放。
清政府对东北的解禁，开始于清咸丰帝时期。
1857年，御史吴焯奏请开垦黑龙江呼兰以北蒙古尔山地方荒原百万垧。
1860年，吉林将军奏请开垦吉林省凉水泉南界舒兰以北土门子一带禁荒10万垧。
清帝咸丰为形势所迫准奏，决定局部解禁，是为招民开垦之始。
吉林地区解禁招垦始于1860年。
清帝令放垦吉林舒兰以北土门子一带禁荒10万垧，省西围场约8万余垧，阿勒楚喀以东荒地8万余垧，双城堡所剩围荒及恒产夹界边荒4万余垧，准备招民开垦。
21881年(清德宗光绪七年)，吉林最后一个封禁区—吉林南荒围场(今吉林省延边地区)，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开放延吉、珲春、汪清、和龙四县境内。
黑龙江地区解禁始于1857年；奉天（辽宁）地区解禁始于1863年，御史吴台寿奏请开垦奉天荒地，获准。
31875年，清颁布《盛京东边道闲旷地带开垦条例》，废除鸭绿江和东边道之地区的封禁。
综上所述，在清帝咸丰(1851～1861年)、同治(1862～1874年)时期，清政府为了克服东北边疆危机，不得不解除黑龙江、吉林、奉天（辽宁）三省的封禁，初期是局部地区的弛禁放垦，最后是全面解禁，全部开放，实行移民实边政策。
2. 延边地区朝鲜族聚居区形成十九世纪下半叶，延边地区的朝鲜垦民越来越多。
清朝在这一地区实行“以韩制韩”的方针，并建立了相应的行政体制。
同时清朝对延边地区的朝鲜人实施归化政策，促使其成为清朝的边民。
这一时期延边地区逐渐形成了大片的朝鲜人聚居区。
1883年4月，敦化县知事张贴告示，声称要把来自钟城与会宁两邑的越边垦民全部遣返朝鲜。
对此，朝鲜的会宁与钟城的老百姓以“土2《清文宗实录》卷339，第6～7页。
门江国境说”为理由，纷纷向地方官厅和鱼允中上书，请求圆满解决这一问题。
4于是，于1884年11月2日朝鲜朝廷命令进贡使臣金晚植和南廷哲借使行之便呈文给清廷礼部，恳请光绪皇帝共同查勘国境。
然而，清廷礼部以有关国境的问题，仅凭使臣的呈文无法代奏为由予以婉拒。
后来，朝鲜议政府于1885年4月21日要求高宗派特别使臣与清迁交涉。
高宗派司译院副司直李应俊为别定咨官，于同年6月将咨请文交给了清廷礼部与北洋大臣。
1885年6月21日，清廷礼部通过李应俊收到高宗的咨请文，当即上奏光绪帝“今该国王遣使来京，以踏勘图们江旧疆咨文代奏。
事关疆界，自应彻底清查。
应请饬下吉林将军速派妥员详细履勘奏明办理。
”5光绪帝准奏。
于是，188 5年，朝鲜任命安边府使李重夏为勘界使，清廷派遣珲春协领德玉、招垦局委员贾之桂和督理商务委员秦煐等参与踏勘。
他们从这年9月30日到11月30日，历时两个月，在会宁、茂山、三江口等地进行了多次会谈，踏查了长白山定界碑和江源等现场。
踏查的结果，清廷主张以图们江正源为境界．朝鲜则认为应以碑文和设栅为境界。
后来，1887年春天，两国代表再次进行了丁亥勘界，亦因双方看法不一而决裂。
就在两国代表勘界之时，袁世凯向金允植建议实行所谓的“借地安置之策”，亦即“为今之计，界限必须明定，办理犹可通融，如谓该处流民转徒为难，不妨奏恳天恩，借地安置，静候朝廷裁划是为善策，未便徒事争执，致有迁延。
”6对此，朝鲜政府的要求是：“应4 (日)统监府：《钟城郡乡厅关于间岛的公文书》明治四十年九月《邑面民诉草》与《乡面民诉草》。
5《礼部文附件(1)<礼部奏>》。
预商借地安民之法，韩廷意欲越垦居民征租，由韩官代征解交华官。
词讼事件及一切政令，仍由韩官操纵。
不过，地由华划去管辖等语。
”7对此，李鸿章不同意。
他的理由是：“如由韩王奏咨恳求借地安民，不送还不入华籍或可认准。
若韩代征租并管词讼政令，无此办法。
”8后来，借地安置之策不了了之。
在这种情况下，吉林将军于1889年2月，向清廷总署提出建议，让朝鲜垦民一律“归化入籍”，“归我版图”。
其理由是：第一，在茂山对岸以东的光霁峪、六道沟和十八崴子等地，不仅居住着几千名朝鲜垦民，而且已有了几万垧由他们开垦而成的土地；第二，茂山以下地区已被公认以图们江为国境，不属于以后要查勘的地区；第三，从现有的情况看来，朝鲜政府没有还回的能力。
如果不采取措施，听任他们这样居住下去进行开垦，日后会流于难辨主客。
9于是，吉林将军进而主张对定居在边境茂山以下地区的朝鲜垦民一律进行编甲和清丈、升科。
1889年，吉林将军长顺任命朝鲜商务有吉补用知府叶联甲为清丈越垦事务，对朝鲜垦民实施“归化入籍”和编甲升科。
在他的主持下，从1890年3月到1891年7月，对朝鲜垦民业已开垦的土地进行了清丈和升科，并发给了土地执照。
当时，地租按《通省章程》征收，每垧土地共征收大租小租1钱9分8厘纹银。
与此同时，完善了行政体制。
从1889年到1894年，清丈以茂山、会宁、钟城、稳城、庆源等对岸地区为主，设置了镇远堡、宁远堡、7《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7，光绪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第47页。
8《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8，光绪十三年二月十三日，第11页。
绥远堡和安远堡等四堡。
在四堡的下属，设立了39个社、124个甲和415个牌，将5990户朝鲜垦民全部编入这些行政组织。
10当时，有20899名朝鲜人被编入社甲，其户效为4308户。
清丈的熟地达15, 442垧，地方行政组织征收到的地租金额达到大租银2779两。
根据相关史料的数据记载，从1904年到1909年延边地区的朝鲜垦民由五万余人猛增到近二十万人。
1904年，延边地区朝鲜垦民已达50,000余人，111907年，边地区朝鲜垦民为15,356户、男39,523人，女3 2,553人，共计72,072人，121908年，延边地区朝鲜垦民为17,000户，89,000人，131909年，延边地区朝鲜垦民有34,133户、184,86 7人。
14同时，清廷在该地区采取“以韩制韩”的方针，从四堡三十九个社遴选出足堪信赖的业已归化的朝鲜垦民，任命他们为乡约。
同时，把华人居住区与朝鲜垦民居住区划分开来，分别进行管理。
也就是，将四堡三十九社所在的图们江北岸地区划分为越垦地区，将其他地区划分为招垦地区，既防止朝鲜垦民向招垦地区任意扩散，又限制华人移居越垦地区。
此外，珲春副都统衙门还颁布告示，广泛进行宣传，希望图们江以北一带的朝鲜垦民承受皇恩编籍升科，“剃发易服”，过去是天朝的藩属之民，今日成为天朝的边民。
15同时，饬令地方官兵廉洁自律，不许强行向朝鲜垦民征收粮食、马草和家畜等。
然而，10吴禄贞著：《延吉边务报告》，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4章，“韩民越垦之始末”。
11《延吉厅同知呈所管各事选具清册》，《延边地区历史档案史料选编》（之一），第11页。
12（韩）《旧韩国外交关系附属文书》，第8卷，第221～222页。
13韩俊光主编：《中国朝鲜民族迁入史论文集》，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页。
14《延吉厅同知呈所管各事选具清册》，《延边地区历史档案史料选编》（之一），第11页。
从开发社、开化杜、归化社、崇化社、善化社、德化社和上化社等名称，便可知清廷所设四堡三十九社的目的在于让其管辖区内的朝鲜垦民归化和同化。
尽管在这些朝鲜垦民之中，愿意归化者也不少，而大部分朝鲜垦民则只是让家中之一人剃发，以便拥有土地和对付这种民族同化政策。
实际上，在延边地区的这些朝鲜人之中，未“剃发易服”者更多。
由此可见，19世纪末清廷所实行的以“剃发易服”为前提的“以韩实边”政策，并未能如其所愿。
而这种以韩实边和四堡三十九社的设立，反倒使延边地区的朝鲜人得以真正定居下来，使延边地区朝鲜族社会的形成有了新的转机。
那种出之于“以韩制韩”的目的而实行的乡约制，则使朝鲜人得以亲手处理朝鲜人专垦区内的大部分事务。
这些措施无疑促进了延边地区朝鲜族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3. 南满地区朝鲜族聚居区形成在这一时期里，清廷部分开放了奉天地区，允许汉族老百姓移居其内。
清廷的缓和封禁的举措使得中原地区的汉族老百姓大举移居到奉天地区。
到了同治年间，亦即1862年到1874年，这些汉族老百姓已移居于鸭绿江北岸，使清廷不能不为犯越问题而忧心忡忡。
1867年5月，清廷将禁止流民在鸭绿江边附近私垦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其结果是：“至东界朝鲜地方有无窒碍，自当妥筹怃绥，俾该国猜疑悉泯，转致骚扰该国边境。
且该国边境民人亦难保无潜行越界私垦情事，令其先行详查，或拟作伺安插之处。
”16就在这1867年，奉天府尹延煦与朝鲜朝廷所指派的江界府使郑周应、满浦佥使李义明和楚山府使赵昌和等差员，具体地讨论了严禁移居边境地区的章程。
两国决定：“唯瑷江西岸一带南北四百余里与朝鲜仅一江之隔，该处地狭人稠别无安插之地，拟照延煦等前与朝鲜委员所议，于沿江附近地方酌留三五十里划清界限。
”17清朝与朝鲜之间的这一协定，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对于阻止汉族老百姓大举移居鸭绿江沿岸地区的确曾起过一定的作用。
1869年，盛京将军都兴阿呈军机处的报告称：当时，从盛京附近的凤凰门南面到旺清门北面已开垦了96,000多垧耕地，居住于这一带的汉族老百姓已有10多万人。
8年之后，他给清帝的奏折称“东边外与朝鲜交界地方，严立禁令以杜彼此人民私越报闻。
”18也就是说，此时，已经严禁流民继续流入鸭绿江沿江地区。
然而，19世纪60年代双方所议定设置的鸭绿江边中国方面的空旷地区，反而为朝鲜北部地区因遭受自然灾害而走投无路的朝鲜饥民的大举越境提供了移居的空间。
1872年，崔宗范等三人奉朝鲜平安道厚昌郡郡守赵玮显的指派，非法越鸭绿江，到鸭绿江北岸，对这一地区朝鲜垦民居住情况秘密进行调查之后，用日记体的形式写成的《江北日记》，19如实地记载了自19世纪50年代起移居于该处的朝鲜人已经定居并形成了朝鲜人村落的具体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