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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 路 视 野新时代创新城市社区治理的探索与思考——以河南新乡某城市社区为例赵红艳（中共新乡市委党校，河南 新乡 453000）摘 要：社区的和谐稳定是提升社区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的前提，城市社区因人员复杂、流动人口多、居民需求不断提升而带来诸多管理难题。
位于河南新乡的某城市社区，大胆探索、不断创新，坚持党建引领、多方参与，为民服务，求实求效，为新时代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了有益启示和经验借鉴。
关键词：社区 城市社区治理 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础平台。
位于河南新乡的某城市社区，居民构成复杂，治理难度大。
社区大胆探索、不断创新，坚持党建引领、多方参与，为民服务，求实求效，形成独特的城市社区治理体系，打造出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样板工程”，为新时代创新城市社区治理，回应群众关切，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和经验借鉴。
一、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新挑战新时代、新征程，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城市社区出现的新特点，互联网时代的新问题等多种因素的叠加、多项变化的交叉，使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迎来新机遇、面临新挑战。
（一）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是吃得好、穿着得体、住的舒适、生活的体面，更重要的需求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六个方面。
在六个方面的要求中，以民主为例，城市社区居民最关心的并不是政治民主、选举民主，而是发生在社区、发生在身边，常常被基层管理人员认为是“家长里短”的小事情。
小事不小，一件件“小事”，却涉及了社区居民的知情权、话语权、参与权、监督权。
居民在这些方面的民主诉求非常强烈，维权的诉求越来越多，权益的表达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
伴随社区居民民主意识的觉醒，社区管理者怎么样把民意纳入制度化的管理之中、纳入正常的管理渠道和平台上来，不能让诉求无序释放和漫溢，防止形成群体性事件，这就给城市基层社区治理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深圳社区管理体制现状、问题及治理模式探讨深圳社区管理体制现状、问题及治理模式探讨张则武深圳在城市化进程中，对行政管理体制和基层公共治理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笔者作为基层社区管理的一名工作者，试图从深圳社区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入手，对当前社区治理模式进行探讨。
一、深圳社区治理的沿革和现状随着改革和农村城市化的进一步深入，深圳基层治理经历了几个阶段不同模式的探索：2002年以前，基层治理的模式主要是传统的村委会、居委会村（居）民自治并存的模式。
2002年起，在居委会内部试行“议行分设”体制，并对全市社区规模进行了调整。
2004年开始，实行“撤镇设街”、“村改居”，全面加快推进农村城市化工作。
2005年以后，在全市推行“居站分设”体制，并逐步实行“一站多居”。
到目前，深圳共有社区工作站630个，社区居委会854个。
结合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目前深圳逐步形成了行政与自治、政府与民间多种形式互相补充的多元治理结构。
主要表现在：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的党群共建模式日益发挥作用；政府职能通过社区工作站向社区延伸；基层民主在“居站分设”下回归了居民自治的功能；社会保障通过政府和民间的各种机构向居民提供服务；业主自治在业主大会、业委会中得以体现；社区集体经济组织进一步规范。
从社区类型来看，目前深圳社区主要有六种类型：一是花园式社区，即以商住房、政策性住房为主的社区。
此类社区配套完善，住宅相对集中和独立，人员流动少，管理规范，城市社区氛围浓厚。
二是商业型社区，即社区内商业街、店铺为主的商贸区，此类社区商业气氛浓厚，人来人往。
三是“村改居”社区，即以原村委管辖的范围或自然村落形成的住宅小区，此类社区原居民与外来人员混居，大部分为出租屋，配套先天不足，环境较差，地下加工厂和治安、安全隐患较多。
四是“非村改居”城中村社区，此类社区主要是地下开发商开发的私人住宅楼形成的住宅小区，环境同“村改居”社区，但管理上会有不同，社区内违法建筑多。
第42卷第6期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Vol .42 No .6(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20年11月Nov .2020城乡社区集成治理创新研究—实践探索、现实困境与创新路径杨川，陈果[摘要]近年来，各级地方政府针对社区治理资源的分散性与层级性，积极探索创新城乡社 区的集成治理创新路径，不仅集成城乡社区治理的目标与职能，还集成社会治理机构与治理体 系，以推动城乡社区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从城乡社区治理问题的现实性、时代性与资源分散性 等特点来看，集成创新不同程度地面临基层党组织资源统筹困境、集成治理的体制性困境和有 效不足困境等。
为了提升城乡社区集成治理创新效能，扭转集成困境，需要以党建为引领，提 升城乡社区集成治理创新的资源统筹能力；以新需求管理为基础，破解集成治理创新的体制性 困境；以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提高集成治理创新的有效需求，进而提升基层社会治理 现代化能力。
[关键词]城乡社区；集成治理；现实困境 [中图分类号】C 9!6.2 [文献标识码]A—、问题提出在现代化的治理格局中，城市化不以城乡区 隔为条件，而以城乡互动为前提[11。
近代以来， 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加剧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 互动，加速了人口等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
城 乡社区治理问题日益凸显成为整个人类社会都 必须正视的重要问题。
尤其是进入21世纪，在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推进的浪潮中，城 乡社会治理问题成为当前中国各级政府亟须解 决的重要问题。
城乡社区治理不仅需要前瞻性 的理念作引领和先进的信息技术作为支撑，也需 要针对性较强的政策设计与科学研究的大力支 持。
从各地的实践来看，城乡社区集成治理已经 成为一种趋势，不仅有建设、发展与治理目标的 融合，更有主体、技术、资源的跨部门整合，甚至 是集成治理机构的设立，比如上海市和深圳市的 社会工作委员会、成都市的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文章编号】1001 - 8182(2020)06 - 085 - 07员会等，也纷纷以“走向人际关系的理性与和谐” 为目标的治理之道。
城市社区公共治理的困境及其对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以社区为代表的基层单位日益承担起居民日常活动的社会空间。
本文以我国大陆的城市社区为研究对象，从政府、社区居民、社会公共组织在社区公共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入手，来考察当前公共治理在城市社区的存在的问题; 最后再从政府、社区居民、社会组织三方面入手，就如何解决当前制约公共治理发展提出可行性对策及建议，希望借此为社区建设或者社区公共治理方面的实证研究提供借鉴。
本文主要包含：一：本文选题意义及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二：列举城市社区、城市社区公共治理等概念。
三：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治理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四：完善城市社区治理的对策。
一、选题的意义及可能的创新与不足1、选题的意义城市社区公共治理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切实推进城市社区治理体系的转换，就是要建立由单一行政管理模式向政府和社区组织、各种非政府组织积极互动的良性治理结构。
而这种体制转换的实质，是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相互依赖的转型，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精神、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需要。
为此，我国要建立政府依法行政和社会各个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的互动机制，逐步构建“小政府、大社会”的现代城市社区管理框架。
党和政府必须以切实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和自身创新为先导，以培育和壮大城市社区自治能力、各种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的治理格局为前提条件，最终实现城市社区健全的政府管理体制和法语完善的社区自治体系的完美结合。
通过法律、制度、政策的作用，在各种资源支持系统的支持下，通过全面整合的各种组织和社会协作，以达到有效的管理城市社区的目的。
2、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从理论上来看，城市社区治理在一定程度上还处于实践摸索阶段，还没有抽象出一定的理论，本文在梳理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过程中对其制约要素进行了分析，有利于对其理论的完善以及分析，同时“合作均衡型”社区治理实践，在一定程度和理念上融合了“政府主导”“社区自治”等社区治理模式的合理的一面。
创新城市社区社会管理的对策及建议摘要：面对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和完善城市社区治理，应加强各类民间组织的管理，提高公众自我管理能力。
加强和创新城市社会管理，加强对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保护，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加强城乡社区建设管理，完善网络舆论导向机制等。
基于此，本文主要分析创新城市社区社会管理的紧迫性，并提出相应的措施，以供参考。
关键词：城市社区；社会管理；措施对策引言：目前，为强化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
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基础上，健全法制体系，有效地整合社会治理资源，为民间组织、企事业单位、公民个人参与社会管理搭建平台和渠道，从而在制度上保障社会管理大格局中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目标得以实现。
1、加强和创新社区管理的紧迫性1.1社会转型导致新的社会事务大量产生随着改革开放和新世纪的到来，开放的经济迅速发展，国企的改制和非公有制的发展迅速，各种类型的所有制结构不断涌现。
与此同时，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行业协会、商会等新兴的社会团体也纷纷涌现。
“两新”组织的产生与发展，促使了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分裂与重组，包括董事长与股东、职业经理人、经纪人、各类自由职业者、农民工等。
利益的差异，需求的差异，势必会引起各方的矛盾。
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如：公司劳动争议、城镇拆迁、土地征收、就业、环境污染等新问题[1]。
1.2社区管理体制尚未理顺当前以某市为例，社会管理体系是“一级政府、二级管理、三级网络”（即指区一级政府、区街道三级管理、区、街道三级网络）。
但是，由于政府职能的不合理，致使街道等部门的角色和功能发生了脱节，出现了事责分离，权责分离，事事分离现象，其城市委员会所承担的责任过大，存在着行政管理的突出趋势，以及缺乏完善的社区民主体制，这在某种意义上限制了社区居民的自治功能，这就是所谓的“行政两难”与“社区两难”[2]。
2、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着力点2.1加快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社会治理体系的创新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探索及完善1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探索及完善
摘要：创新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对推动基层自治与促进社区和谐意义重大，但社区管理体制创新需要政府权力边界厘定、社区职能定位明晰及社会互动机制形成等基本条件。
文章在对近年来成都市武侯区及其所辖的黉门街社区在社区管理体制创新中的实践探索梳理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城乡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措施，对于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和激发居民参与民主自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成都市武侯区
2011年2月19日，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到基层，努力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
社会转型时期的社区功能作用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肩负着更大责任，需要对社区资源、力量及作用进行再认识。
物质投入和意识判断的过程都需要从现阶段中国城乡社区的实际出发，结合实践经验，进一步完善社区管理体制创新，才能使之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
一、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基本条件
社区管理体制创新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但从和社区发展密切
相关的主体进行分析的研究角度出发，社区管理体制创新需要满足以下三个基本条件。
（一）政府权力边界厘定
2007年党的十七大要求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转轨时期，在人治向法治治理过渡时期，在发展是硬道理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完善时期，政府职能如何转变角色和适应形势意义重大。
一句话，政府权力应当尽快告别“全能”的职能定位，积极主动地向“有限”政府过渡，虽然这中间存在诸多利益羁绊和体制障碍，但趋势是十分明确的，当务之急是厘定权力边界，为有限政府权力的转型创造先决条件。
权力边界划分的核心原则是坚持“以人为本”，基本思路是给权力与权利排序。
依据《行政许可法》第13条的核心精神，权力与权利排序的基本思路是先老百姓，后市场，再到行业或中介，再后是政府事后监管，最后是政府的事前干预。
以上排序是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首要条件，如果没有这个排序或者在实践中不能完全贯彻这个排序，那么社区管理体制创新就将是一句空话。
因为这反映着政府能否积极转变职能，社区体制创新能否获得政府支持，政府与社区之间能否进行有序衔接和互动等问题。
（二）社区职能定位明晰
我国《宪法》第111条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居民选举。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基层政权的相互关系由法律规定。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当前的社区管理创新应当积极且尽快地回归宪法精神，即一方面要明确社区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宪法性质定位，杜绝行政化倾向；另一方面要严格遵循居民选举、机构设置、依法处理及上情下达等原则，避免孤立化趋势。
（三）社会互动机制形成
服务型政府是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保障，值得说明的是，服务型政府不是政府权力主导的政府，而是通过官民之间、部门之间以及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逐步形成的诚信政府，以诚信政府带动和示范诚信社会。
因为互动、沟通和交流可以构筑社会信任的大厦，可以保障政府权力的正常有序运行，可以保障民众权利的顺利充分实现。
与其说是社会中两大主体之间的沟通交流渠道畅通，不如说这种良性互动是促进公权力和私权利和谐共处的桥梁纽带。
社会互动机制以官民两大主体之间的诚信状态引领社会各主体进入和谐状态，为社区管理体制创新提供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武侯实践
近年来，成都市武侯区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成果及表现之一就是
黉门街社区的网格化管理，表面看来该社区同全国其它地域的社区网格化管理相类似，但实质上却有着很大不同。
通过分析总结武侯区黉门街社区的生动实践，能为全国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提供某些借鉴价值。
（一）武侯创新的基本做法
黉门街社区位于成都市武侯区城南一环路内，占地面积0.7平方公里，居民院落44个，住户4300多户。
按照全覆盖原则，以街为条、院落为块、工作量饱和为度，黉门街社区将区域内4000余住户和街面划分成8个责任片区（管理网格），将社区工作站和社区综治工作站人员11人，以及3个流动人口协管员和2个税收协管员加以整合，形成16人的社区综合服务管理员队伍，他们既是人民调解员、法制宣传员、信访代理员、综治维稳信息员，又是流动人口信息采集员、民情专递员、社会事务服务员，实行社区综合服务管理“一岗多职、一员多能”的管理模式，以提高整个管理队伍的整体效能。
综合服务管理员“下沉”到网格中，形成“网中有格，按岗定格，人在格中，事在网中”的责任片区包干责任制。
如第二责任片区，负责人竹志水和杨正权，责任区域是黉门街6号330
户和人南三段6号476户，合计806户，群防群治群管力量有守楼护院12人、巡逻人员3人、综治卡点8人、信息员12人。
1．整合社区机构、人员及岗位设置。
（1）整合社区机构职能。
按照“精简、效能、统一”原则，对社
区现有机构进行整合。
将原有社区工作站、流管站、综治站整合为“社区综合服务管理站”，将社区工作站、流管站、综治站承担的政务服务及管理职能划转到社区综合服务管理站。
社区机构由“两委三站一室”调整为“两委一站一室”的运行模式（即社区党组织、居委会、综合服务管理站、警务室），社区综合服务管理站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社区居委会积极配合和支持社区综合服务管理站做好相关工作，使社区“两委”与社区“一站一室”在综合服务能力上实现“两提升”，在管理职能上得到“双加强”（见图1）。
（2）整合社区基层力量。
按照“统筹管理、统筹使用”原则，对社区现有工作人员进行整合。
将原有社区工作站人员、流管站人员、综治站人员、劳动协管员、民政协管员、计生协管员、文体协管员、社区大学生志愿者、街道下派社区等人员（不含残联专委）整合进社区综合服务管理站，统称综合服务协管员，实行“定岗、定责、定人”，统一管理，统筹使用（见图2）。
（3）规范岗位设置和人员配置。
按照因事设岗、合理配置原则，规范岗位设置和人员配置标准，实现“一岗多责、一人多专”。
整合后，社区综合服务管理站和社区警务室（除片警外)人员规模数总体上控制在社区原有人员规模数以内，原则上不新增人员。
社区综合服务管理站原则上设站长、专职副站长各1名；前台窗口原则上配置综合服务协管员2名（服务对象、服务户数多的社区可增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