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哲学观点
庄子思想秉承老子而有所发展,有所变异,但在核心学说“道”的认识上完全是一脉相承的。“老庄哲学”最本质的内核，是对宇宙与自然的唯物认识。老子认为，既然有万物，万物必定有他们的由来，于是便把这个“由来”称作“道”。“德”就是事物的本性。庄子对“道”和“德”的看法与老子是相同的。也与老子一样主张“无为而治”，尽管他们所持的理由不尽相同。老子认为物极必反，认为统治者如果一心加强统治，就越是达不到所想达到的结果,老子是把“无为”当作一种手段。庄子强调的是天然和人为的不同，统治者越是靠人为的手段来统治，悲惨和不幸就越多，他要达到“无为”的目的，摆脱世俗的束缚，达到精神自由的境界。庄子把“道”的自然观推及到社会生活及人性人格上，突出之处有以下几点：
其一，庄子从“万物一府，生死同状”（《天地》）、“道通为一”（《齐物论》）的认识出发，主张万物平等、物论平等，因而否定人类的自我中心与个人的自我中心，提倡摈除成见，扬弃我执，顺应自然。
庄子认为万物本为一体,生死本无两样。这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它存在的理由，没有什么“是”与“不是”，“可”与“不可”，所以小草和大木，又丑又癞的女人和美貌的西施，以及其他稀奇古怪的事情，以道的观点看都是可以“通而为一”的，没有什么差别。他主张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具有平等的性质，人融入于万物之中，从而与宇宙相终始。“天”是与“人”相对立的两个概念，“天”代表着自然，而“人”指的就是“人为”的一切，与自然相背离的一切。在人与自
然的关系上，庄子认为自然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人为的一切都是不好的。“人为”两字合起来，就是一个“伪”字。因此他主张顺从天道，而摒弃“人为”，摒弃人性中那些“伪”的杂质。顺从“天道”，从而与天地相通的，就是庄子所提倡的“德”。
其二，哲学上的相对主义是庄子思想的核心。老子认为无与有、小与大、短与长、柔与刚、弱与强等等事物是相互依存、相互对应与相互转化的，庄子在此认识基础上，突出了事物之间的共同性以及相异性的相互转化，创建了“相对论”的认识论。他认为事物无时无刻不在变移，虚满、生死都只是一时的现象，其形态是绝不固定的。由于他过分强调了绝对运动，导致否定相对静止，否定事物质的规定性，从而形成了相对主义的理论。他认为除了“道”的存在是绝对不变的以外，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相对存在的，生与死是相对的，大与小是相对的，彼与此是相对的，是与非也是相对的，没有一定的准则。“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这中间也包括人的思想观念。庄子认为感觉的经验是千差万别的，是相对的，理性思维更是如此，他在《齐物论》中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从而否定了真理的客观标准。这种相对性的认识论，推动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深入发展，并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其三，表达了庄子对无限精神自由的向往与追求，即无矛盾地生存于世界之中。这一精神是庄子思想的核心，体现了人类最崇高的理想。庄子并不否认矛盾，只是强调主观上要摆脱矛盾。对于如何跨入这一精神自由之路，《庄子》一书都在诠释，尤其在《逍遥游》一
篇中有着集中而形象地描述。庄子主张以“无为”来积极地寻求真正的生命出路，也就是以精神上的超越把人从生命困境中释放出来，认为人只有超越现实，超越生死，超越世俗观念和习俗，通过“心斋”、“坐忘”，也就是整洁心虑，涤除杂念，让心灵不被外物所拖累，以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状态来达到精神自由的境界。经过“无名”、“无功”、“无已”、才能成为“真人”，进入“逍遥游”。也就是说一个人要破除功、名、利、禄、权、势、尊、位的束缚，在利益面前“无己”，在事业面前“无功”，在荣誉面前“无名”，才可能“乘天地之正”（掌握自然规律），而“御六气之辨”（驾驭天气变化），走上自由之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被普遍认为是《逍遥游》一篇的主旨，同时也是《庄子》一书的主旨。这是一种心与“道”合一的境界。
其四，《庄子》书中也反映了一些生活中的辩证认识，其中描述最多，表现最为充分的，是关于“无用之用”的命题。（《外物篇》）惠施对庄子说：“你的话没有用。”庄子说：“知道没有用，才可以讲有用。地不是不广大，但人所用的只是站脚的一小块，然而，把脚站立地之外的四周地方都挖掉，那块站脚的土地对人还有用吗/。”惠施说：“没有用。”庄子说：“那么无用实质上是有大用的道理也就清楚了。”关于这一命题的论述，例证视角广泛，内涵丰富，既包含“善于大用”《逍遥游》（惠子的大葫芦冻伤膏）、“物尽其用”《逍遥游》（因为长得不合规矩、墨线而不被木匠所用的大树樗在庄子看来，可以把它种在一无所有的地方，广阔寂寞的野外，然后又显得在他旁边
闲走，逍遥的躺卧在他的下面，）的思想，又含有“有失必有得”和“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山木》（枝叶繁茂的大树因为没有用而可以不砍伐，而可以终享天年；鹅却因为不能鸣叫而被主人杀掉用来款待客人）的理念。这些都是老师们非常熟悉的内容，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再具体说了。老师们可以在内篇的《逍遥游》，外篇的《山木》，杂篇的《外物》等相关篇章中找到。庄子这类的认识被称之为“庄子处世哲学”，它的形成，既是社会生活本身具有的客观规律和人们对这一规律性认识的反映，也与庄子所处的生活环境有密切关系。当时庄子正处于昏君乱臣当道的战乱时期，，重税与苦役已经使百姓们不堪其苦，能够避免尸横草野已经算是万幸了，正像庄子说：“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对普通人的苦难的感情上的关注，使庄子之说极富人道气息，而他自身深入下层民众，以普通人的身份体会到的人们在这黑暗世道里的艰难与绝望，更使他对人生痛苦的感受极具深度。因此，庄子不仅寄予无限的同情，还给人们提供了“处浊世避患害之术”（王先谦《庄子集解》）。这也正是庄子的伟大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