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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余华小说特点（一）苦难和“人性恶”之主题八十年代中期先锋小说在中国文坛兴起，先锋作家们在主题上大多都选择了对人生人性的关注，而余华对这种关注似乎显得更惊心动魄，更让人触目惊心。
他把生存苦难作为小说的基本主题，从他八十年代的小说来看，“苦难”就像原罪一样是人类永远挥之不去的阴霾，人类生来就是受苦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必须忍受隔膜，忍受伤害，忍受亲情的丧失和理想的破灭，暴力、死亡、世界的荒诞性和非理性构成为人类生存困境的表征，构成了这个苦难世界的本质。
余华小说中采用了不介入的方式，把世界的苦难加以冷酷地铺排渲染，使苦难获得了某种纯粹透彻，某种与生俱来性和非意志动摇性。
暴力是余华小说的核心命题，是一切苦难的推动力，并将其定位在源于人原始生命力的冲动，在这一冲动下，亲情、友情等的社会关系，变得不堪一击，兄弟父子，夫妻朋友之间相互争斗和残杀，人的暴力本能超越了人的理智，使人类永远难逃苦海。
（二）循环叙事、时间幻觉等手法的运用。
结构作为先锋小说最重要的形式话语，对先锋小说文本的表现形态可以说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先锋小说家们既可以通过借鉴了西方形式主义小说，获得相近似的结构品格和文本魅力，又可以把形式作为展示他们才华及智力的舞台。
首先，循环叙事对传统小说实现了文类的颠覆与解构。
余华的小说文本从情节与意义的生成两方面构成了对公案小说，才子佳人小说和武侠小说等的解构与反讽，代表作品分别是《河边的错误》《古典爱情》和《鲜血梅花》，仅以对武侠小说的仿作《鲜血梅花》为例，它有着武侠小说的最普通的外在形态，小说主人公一代宗师阮进武之子阮海阔，既无超人的武功，也无除暴安良的大志，在他踏上为父复仇之路后，却发现只是在进行着一次无望的漫游，而漫游的结果是仇人已死，从而复仇不再，于是故事又回到了原点。
比起古代武侠小说以及当代武侠代表作家金庸的作品而言，《鲜血梅花》中根本没有丝毫可称为武侠经典的地方，它将“复仇”变成了“寻找”，剥夺了小说原本应有的因果性动力，人物只是按程式行动，已经不再具有相应的动机，最终小说的悬念(杀父仇人究竟是谁)揭开(己死)之日，也是阮海阔回到原点之时。
品位•经典文艺评论论余华的先锋小说实验O顾旭（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350000）【摘要】余华作为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其叙述视角和表达主题上的先锋性实现了对传统文学的借鉴与超越。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余华的作品受到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这使得他的作品偏向一种隐喻性极强的美学风格，在先锋性基础上实现了暴力与荒诞的结合。
【关键词】余华；叙事风格；暴力与荒诞；隐喻美学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界是属于先锋派的小说界，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那些接受了大量新观念影响的作家抛弃了传统小说的叙事语言与结构，开始寻求小说创作的新视野。
作为先锋派的代表作家之一的余华,在这个时期创作了大量的先锋小说作品，包括《现实一种》《一九八六年》《古典爱情》《世事如烟》等作品。
其实从历史的视域来看，余华的小说之所以具有先锋性，其本质上主要体现为叙述技巧和表达主题上的先锋性。
本文就余华先锋小说的形成及所受的外来思想的影响，和余华先锋小说中所展现出的先锋特征展开相关的论述。
一、启蒙思想及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余华创作的影响暴力美学,作为贯穿余华早期先锋小说创作的重要特征，有着对于传统家庭伦理秩序强烈的反叛意识，这种对于传统家庭伦理秩序失位现象的批判与余华幼年时期在“文革”中的相关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
童年时期的余华，目睹了周遭社会纷纷扰扰的世象: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不仅让社会失序，更让社会上的每个成员都长期处于相互猜疑的人际关系中。
余华在自叙中曾说：“那些所谓义正词严的大字报的背后也尽是人身攻击，尽是相互造谣、恶意中伤。
”而这些混乱的社会现象,也使余华对于这个社会产生了一种距离感与不信任感。
“文革”十年，忠孝仁义的优良传统道德遭到破坏，一个个宣扬去其糟粕的口号背后，实则上是隐藏着一个更大的伪善。
“文革”结束后，以1979年周扬发表的《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标志，社会各界开始重新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肯定思想解放这一五四运动的精髓。
余华的生存哲学：以《活着》为例余华的生存哲学：以《活着》为例作者/ 金虹谷《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发表标志着余华步入到先锋派的行列，一颗文坛新星开始闪现。
先锋派20世纪90但家破人亲历了惨烈的战争，饱受饥饿、寒冷的折磨，游走于死亡边缘。
幸而他活了下来，被解放军俘虏。
此时他面临着两种选择：参加解放军继续打仗或是领着盘缠回家，对打仗的恐惧和回家的急切使他选择了后者。
昔日嫖赌成性、脚不沾家的浪子在失去一切后却体悟到了家的温情，对家庭倍加珍视。
为了省钱供有庆上学，福贵一度将凤霞送给别人，深沉的舐犊之情却又促使他下定决心——“就是全家都饿死，也不送风霞回去”了。
为了起到比照作用以强调选择的自由，余华还为福贵设置了许多对照人物，如福贵的父亲、龙二、仆人、老全和春生等，他们在相似的境遇下作出了与福贵不同的选择，也各自担负着不同的责任和后果。
福贵亲眼目睹一个个亲人相继离去，每次打击都如此沉重和猝不及防，然而每次他都选择坚韧地活着。
透过福贵所作选择的背后，可以看出福贵的“活着”哲学实质上是一种弱者哲学，悲而不壮，可泣而不可歌。
他无奈而又无力地承担着外界对其生存空间的挤压，在面对苦难时，他总是消极被《活当年的浪一步步陷进人生的泥潭中。
先是儿子有庆血液被抽干而死；接着女儿凤霞产后大出血不治而亡；其后妻子家珍因操劳过度被软骨病夺去生命；女婿二喜在装水泥板时意外地被两排水泥板夹死；外孙苦根又被豆子活活撑死。
一个个真实发生的死亡“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了生存的荒谬性”。
“大难不死”的福贵却要眼睁睁地看着亲人一个个离去，临到暮年只有老牛相伴。
他在人生的苦难面前逆来顺受、麻木不仁，丧失了与命运抗争的勇气和决心，早已随遇而安，宁可把自己降到与动物一般，以此消解人生的苦难，获得内心的安宁，这也是他为老牛起与他自己相同名字的潜在原因。
三、活着的痛苦余华说过：“《活着》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还讲述了眼泪的广阔和丰富……也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
余华小说创作研究述评[日期：2010-08-02] 来源：天府新论2003年第3期(总111期) 作者：黄妍[字体：大中小][摘要]余华是一个笔耕不辍,风格多变的当代小说家。
综观90年代以来对余华小说的研究,无论是创作思想、主题内涵、叙事风格还是小说其他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2000年以来又有了新的进展和突破。
[关键词]余华;先锋;承继与转变;比较研究余华是我国8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
余华的小说创作迄今为止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1987年~1990年,完成了《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现实一种》、《世事如烟》等中短篇小说的创作;第二阶段: 1991年~1999年,完成了《在细雨中呼喊》等三部长篇小说,以及《我没有自己的名字》、《黄昏里的男孩》等短篇小说。
近年来余华的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意、西、荷、日、韩八种外文传播海外,代表作《活着》在台湾、香港、意大利获奖。
作为一名小说家,余华具有格外强烈的自我挑战和超越意识。
无论是在个人的创作思想上还是在作品主题内涵或文体结构上,都有着明显的变化和发展,使得他在当代作家中脱颖而出,也使其研究呈现出评论者态度褒贬不一,研究视角多元化以及后来居上、蓬勃发展的态势。
(一)早在1991年,莫言发表了有关余华的评论文章《清醒的说梦者———关于余华及其小说的杂感》。
站在同时代作家的立场上,莫言以深入浅出的笔法谈了他对余华以《十八岁出门远行》为代表的小说的理解,肯定了余华用哲学上的突破来设计自己的创作方向的做法。
这篇作家笔下的作家评论还是切中肯綮的。
〔1〕但是真正学术性评论文章是在1996年之后才大量出现的。
余华在第一阶段创作的小说,评论者都将其纳入先锋小说的范畴。
对这一阶段小说的评价,评论者多从余华小说的内容题材、主题内涵、叙事模式、语言特色等方面分析了余华小说的先锋特点。
评论者都认为暴力是余华小说的一个重要题材。
分析暴力之所以会成为余华先锋小说反复涉及的一个主题,多数评论者都从余华的童年的记忆中寻找答案。
《许三观卖血记》中的传统文化探微作者：周荣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17年第02期内容摘要：余华作为八十年代先锋派的代表作家，几乎成为了“反传统”的代名词，到了九十年代，随着《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推出，他的写作明显开始转型，走上带有“温情”特点的道路。
转型之后，他的作品中越来越多地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本文以他九十年代的重要作品《许三观卖血记》为例，从写作的艺术形式、思想内涵和传统意象三方面，探究其中传统文化的因素。
关键词：余华《许三观卖血记》传统文化余华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一位作家，虽然受西方文艺理论和作家作品的影响较大，但是他不会也不可能完全脱离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他的作品中会有意无意地运用到中国的传统文学艺术。
正如他自己说道：“我在中国生活了近四十年，我的祖辈们长眠于此，这才是左右我写作的根本力量。
可以这么说，中国的传统给了我生命和成长，而西方文学教会了我工作的方法。
”①余华在访谈中也说过：“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
”②这里所指的“家”也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更是文化意义上的一种归属，从其九十年代的写作转型就可见一斑。
“对于服膺于…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的余华来说，传统文化更是其必不可少的写作资源。
”③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余华作品中的传统文化因素，其实，在他转型之后的作品中依然可以看见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
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中国传统文化因子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艺术形式上的体现“重复”技巧的使用是《许三观卖血记》写作的一大特色，其实这是由中国传统诗歌中“赋”的手法演变而来的。
在《诗经》中“赋”是最基本的、最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它的特点就是敷陈直言，即直接叙述事物，铺陈情节，抒发感情。
如《芣苢》中每一句的句式大体相同，但又稍有变化。
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这种“重复”比比皆是，如结尾一段的描写：“他无声地哭着向前走，走过城里的小学，走过了电影院，走过了百货店，走过了许玉兰炸油条的小吃店，他都走到家门口了，可是他走过去了……”④再如其中大量的对话重复，在此不一一列举。
虚构与现实的交织——论余华小说《第七天》《第七天》是中国当代作家余华的新作，这篇长篇小说以杨飞死后的感想和七日见闻为内容。
讲述了现实世界的荒诞和悲凉，讲述了人生百态，讲述了最底层人民的无奈和辛酸、讲述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无情、又讲述了少见的温情。
7天，不同的事件交织联系在一起，他们所经历的一切那么的真实，那么的让人心灵颤抖。
同时现实世界的欲望仿佛一个恐怖的史前巨兽，在吞噬着所有被欲望控制的人的生命。
现实是残酷的，当这些被社会遗忘，被社会抛弃的人再一次相聚，没有了恩怨纠葛，只剩下悔恨自己为什么不好好的活下去。
在那个虚构的世界里，大家都在洗涤着自己的灵魂，仿佛解脱却又有少许的遗憾和无奈。
最终虚构与现实的交织让我们理解了爱的难能可贵；理解了眼泪是那么的意义深重；理解了爱而不得是多么的冷酷。
本文首先对余华的创作梗概进行了概述，总结了目前对于小说的研究和争议，然后对于小说中的虚构和现实描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另外余华的小说并没有太多华丽的辞藻，但却直击灵魂。
本文针对小说的叙事技巧进行了阐述，又从写作手法上对余华的《第七天》进行了分析，最后回归人的世界，虚构和现实的交织是为了更好的描写人，是为了更好的关照人。
这也是余华写作的根本出发点。
1前言1.1余华的创作概述《第七天》这部小说以中国传统的“头七”作为故事的出发点。
在中国民间，有这样一种说法，人在死后的前七天，灵魂依然在人间游走。
死者要在这七天看看自己的亲人，会会自己的老友，以弥补生前的遗憾。
七天之后，亲人烧纸钱，才算送走了他们，让他们安心的过奈何桥，安心的投胎。
如果这七天，家里人没有按照他的意思办事，或者心愿未了，那么灵魂没有办法安心，则会一直存在在人间。
虽然是一种迷信的说法，但是也传达着一种善意，即希望通过这个机会，弥补缺憾。
但又有些残酷，因为逝去的永远也不会回来。
余华的《第七天》同样讲述了一个灵魂在七天的所见所闻。
将一些现实中的新闻串联起来，通过荒诞的叙事内容，构建了死者和现实世界的联系。
2023年第8期- 51 -一、“零度写作”理论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文学的内容及形式也会产生变化。
在阶级出现以前，文学语言具有自由性和丰富性，整体写作风格呈现一种欢欣感。
而17世纪阶级出现后，资产阶级为了追求权力集中，扼杀民众的话语权，自由的文学转变为古典写作，古典写作成为既具有工具性又有修饰性的写作。
显然，巴尔特对古典写作的概括评价是具有批判意味的，因为在《写作的零度》一书中“工具性”被解释为“形式被假定为为内容服务，正像一种代数方程式为一种运算步骤服务一样”，修饰性则指“这种工具是以在其功能以外的外在事件来修饰的，此功能是它毫不犹豫地从传统中继承而来”。
由此可见古典写作存在着某些问题，它不仅缺乏对写作的种类和意义以及语言结构的讨论，而且强调写作要有说服目的，过于政治化。
因此，作家的意识形态经过不断分裂和发展，古典写作又转为现代写作，写作变得更加多样化，例如有中立客观的写作、口语化的写作、民众主义的写作等。
但是，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神圣被打破，思想写作的权利被怀疑，语言解体似乎成为一种必然。
“纯文学威胁着一切不是纯然以社会性言语为基础的语言。
一种混乱的句法不断向前展开，于是语言的解体只可能导致一种写作的沉默了。
”这种沉默让语言的秩序逐渐被瓦解，文学语言被破坏，一些作家陷入失写症，开始逃避惯用语言，不再对作品中创造的语境负责，此时的文学进入了低谷期，马拉美、福楼拜等作家一直在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
在这种情况下，罗兰·巴尔特提出：“创造一种白色写作，它摆脱了特殊语言秩序中的一切束缚。
”这里的“白色写作”就是“零度写作”，“零度写作”的概念由此诞生。
陈晓明先生在《表意的焦虑》中曾这样评价“零度写作”：“巴尔特设想有一种摆脱了意识形态、摆脱历史记忆的纯粹文学写作。
”这说明“零度写作”具有丰富的内涵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零度写作”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直陈式写作、非语式写作，也是新闻式写作。
浅谈余华《活着》中蕴含的人生哲学摘要：《活着》这部作品余华以最朴实无华的文字、通俗易懂的语句和关注底层农民生存境遇的笔调，表现了个人在特定环境中对人生的深切体验和深沉思考。
作品运用细节描写与侧面烘托，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反映了底层人民生活、人生百态。
关键词：活着现实生活人生哲学余华在《活着》中，已不局限于人们的生存环境现实变迁，以及政治话语所辐射的权威意识形态，而只关注人的生存本身，即支撑人的存在的所有支点，这些支点不只是颓废的、无望的带着世纪末情调的绝望的呐喊与战栗，还拥有浓郁的心灵际遇方式方法，是人类超越万物以后所独具的本性，它不能只用道义、良知、真理等概念解释，而需用心灵用生命本身来注解[1]。
这既是作者为其寻找的生存方式，同时“活着”二字也再次唤醒我们对生命的重新审视。
一、对“活着”的再度审视。
“活着”二字看似简单而又平凡，但它却在冥冥之中引发了更多地读者对生活的思考。
读完《活着》这部作品我曾不此一次的这样问过自己；我们为何活着，怎样才能度过有价值而又短暂的一生？怎样认识自我，让我们回到起点重新审视这个最原始的人生哲学。
在作品中的福贵他代表着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的生存方式。
他面对一件件接踵而至的事情，这便是汇聚成他一生苦难经历的源泉。
面对这些苦难他没有反抗甚至连一丝埋怨也没有，有的只是传统的应对方式，即“忍耐”“宽恕” 等退一步说的思想。
“活着”它是生命的一种延续方式，还是“就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呢”？我想就“活着”一词作者给予了我们更为权威的解释，即“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
也许，你会觉得这种解释太过于原始。
但是，我却要告诉你越是原始的才是最权威、最重要的解释[2]。
《活着》这部作品，作者通过对主人公福贵一生苦难经历的描述并让福贵一次次的侥幸的存活下来。
其在一次次的苦难中坚强的走出生命的禁圈以其特有的韧性让生命一次又一次得以绽放。
二、深刻的哲学思想 ---- 有希望或理想的生活永远是乐此不疲的幸福。
2021年第1期（总第184期）黑龙江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 In HeilongjiangNo.1,2021General.No.184-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从暴力快感到苦难救赎一一论余华小说的主题演变纪丽（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哈尔滨150028）摘要：余华的小说创作，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20世纪80年代，余华的小说创作以暴力、血腥和死亡为主题，通过对人性恶与荒诞世界的描绘来展示和诉说痛苦。
而到了90年代以后，他的小说创作则更多地展现了人性悲剧的元素，强调必须直面生存困境，讴歌了在苦难与生存困境中产生的悲悯力量。
从对苦难的颠覆到对苦难的救赎，余华创作前后期的小说主题虽然不尽相同，但对于人类生存困境的探索和苦难的展示却一直是他的小说创作中不变的主线。
关键词：余华小说;主题演变；暴力快感；苦难救赎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4937（2021）01-0098-06回首余华的小说作品，基本上能看出前期以呈现暴力为核心、后期将烘托苦难当作核心的主题演变趋势。
20世纪80年代，余华在先锋精神的引领下，用“零度叙事”的写作方法，写出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继而又写出《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难逃劫数》《一九八六年》等多篇作品。
余华在其早期的作品中通过对罪恶、暴力等代表性内容的表述，充分地展现了人性的罪恶、展现了人类生活中需要面对的各种问题。
到了20世纪90年代,余华的创作从先锋角度开始过渡到民间角度，进入了后期创作时期。
后期作品中令人不寒而栗、无处不在的暴力慢慢地消失,出现的则是数不尽的痛苦与折磨:通过对人生中各种问题和磨难的表述,叙说着活着的艰难。
后期的典型作品为《活着》《许三观卖血记》。
其前、后期的作品虽然在风格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却有一个主题贯穿始终，那就是对人的生存困境的体验、对现实生活中苦难的展示。
一、先锋时期的暴力主题余华前期小说中的“苦难”场景基本上都属作者简介:纪丽，1987年生，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实习员。
从《活着》来看余华“先锋”向“现实”的转变11级汉语言文学（2）班 45号侯健明摘要：余华1980年代的创作以“愤怒”的写作显示了先锋文学的挑战性姿态，把人类内心最深处的黑暗、残酷及卑琐释放出来，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令人惊恐不安和绝望的世界。
而其1990年代的创作以幸存者的言说表达了虚伪的“活着”的人生关怀，明确显示出向“现实”转变的倾向。
这表明他已进入了“新写实”的行列, 他的人生态度、文学观念等都已发生了变化。
关键词：先锋、现实、转变一、80年代余华先锋小说的历程作为“先锋派”的代表人物，余华是在主题和叙事上最“冷酷”的一个，他前期的小说总是与常理相对抗，对传统文化、文学观念进行挑战，对人性中恶的一面予以揭露，“死亡”成为描写最多的主题。
余华在80年代的小说中，主要是用语言将一种完全个人化的真实变成一种对所有他人的真实。
余华的小说以一种冷静的笔调描写死亡和暴力、血腥和冷酷，在此基础上揭示人性的残酷和存在的荒谬。
他是基本沿着残雪生存探索的路子走的，即善于超现实画面的营造，但余华与残雪不同之处在于余华更强调了语感和叙述的策略，这点余华由于同一时期的苏童近似。
余华小说主要特点有两点：一，刻意追求“无我”的叙述效果，创造出一个冷漠的叙述者。
二，发掘人性中“暴力”的本性，并用富有诗情画意的叙述进行描写。
1987年1月《北京文学》上刊出年轻作者余华的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迅即引起读者的注意。
作品不安排理出牌，不仅叙事次序前后颠倒，故事的内容也似漫无头绪。
然而这篇小说却预告着“余华现象”的到来。
在以后的十年里，余华以一系列的作品引导我们进入一个荒唐的世界：这是一个充满暴力与疯狂的世界：骨肉相人情乖离不过是等闲之事。
在那世界的深处，一出出神智迷离、血肉横飞的大戏正在上演。
而余华告诉我们这也是“现实一种”，也有它的逻辑。
他不仅以文字见证暴力，更要读者见识他的文字就是暴力。
事实上，1985年开始小说变革也可以说是小说文体变革，最后归结为叙述语言的变革。
第23卷第1期2008年2月柳 州 师 专 学 报Journal of Liuzhou Teachers College Vol.23No.1Feb.2008 [收稿日期]2007-07-31 [作者简介]叶云(1979—),女,湖北黄冈人,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传统:弃而不离的坚守———谈余华80年代小说创作中理想生活的建构叶 云(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摘 要:20世纪80年代,当余华以他那炫目的形式开始了对埋藏在人心深处的欲望进行挖掘的时候,人们普遍地认为余华已经背离了传统,事实上余华不仅没有背离,而且一直都在坚持,只不过他采用的是另一种方式而已。
他在对文本的形式进行先锋试验的同时,也在思想内核方面竭力地呼唤着人性的回归,人伦道德的重建。
关键词:余华;传统;坚守 中图分类号: I207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020(2008)01-0041-05 赵毅衡说:“余华是对中国文化的意义构筑最敏感的作家,也是对它表现出最强的颠覆意图的作家。
”[1]诚然,这句话并不错,但是关于余华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我想用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一句话来评价似乎更为恰当:“取珠还椟,避名居实”。
一、形式的叛离20世纪80年代,余华的小说以他独特的方式强烈地刺激了众多读者的视界。
在叙述方式上,余华颠覆了传统的叙述模式,打破了以前以完整的、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的叙述和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为核心来表现主题的方法。
在他的小说里有的根本没有什么情节可言,人物和人物相互交错,情节和情节相互倾覆。
例如《世事如烟》,他打破了小说故事的完整性,将几个片断拼凑在一起。
在叙述时间上,他也打破了传统中的顺叙、倒叙或插叙的手法,“尝试地使用时间分裂,时间重叠,时间错位等方法”[2]278,例如《偶然事件》;他还“以时间作为结构,来写作《此文献给少女杨柳》”[2]278。
在叙述对象上,余华也一改传统小说的写作对象,不再塑造一个个性格鲜明的典型的人物形象,而将写作的对象对准了埋藏在人心中的欲望,正如余华在《虚伪的作品》中提到:“事实上我不仅对职业缺乏兴趣,就是对那种竭力塑造人物性格的做法也感到不可思议和难以理解。
我实在看不出那些所谓性格鲜明的人物身上有多少艺术价值。
那些具有所谓性格的人物几乎都可以用一些抽象的常用语词来概括,即开朗、狡猾、厚道、忧郁等等。
显而易见,性格关心的是人的外表而并非内心,而且经常粗暴地干涉作家试图进一步深入人的复杂层面的努力。
因此我更关心的是人物的欲望,欲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个人的存在价值。
”[2]280而余华自身所做的也正是欲望叙事。
在表现手法上,他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意识流、心理分析等手法的运用使得人物的心理世界以一种更加真实的面貌展现在读者的面前,造成新的阅读感受。
余华在作品里表现出颓废或玩世不恭的倾向,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他倾心表现荒谬、混乱、猥琐、邪恶、丑陋等意识,使作品中的场景总有梦魇的特征。
例如《世事如烟》从头到尾,故事都沉浸在一种极为阴森诡异的气氛里,人物在命运的面前竭力地逃避,可是又无法脱离宿命安排的挣扎,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在主题上,他更多地表现死亡和暴力,以一种反叛的姿态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斥着暴力、死亡、恐惧和未知的世界,写出了人在其中的切身感受和生活的处境,写出了人性的罪与恶。
“我在一九八六年、一九八七年里写《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时,总是无法回避现实世界给予我的混乱。
那一段时间就像张颐武所说的‘余华好像迷上了暴力’。
14确实如此,暴力因为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
”[2]280 二、核心的坚持正如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带给早已习惯了在宁静的忏悔和意味深长的寻根中去追索人性和生命的根的文坛以强烈的撞击一样,他的一系列小说的问世为他带来的是先锋叙事,小说革命,形式实验之类的声名,但是穿过炫目的文本形式,直逼至余华小说的灵魂深处,我们却赫然地发现原来在余华小说中从头到尾都隐藏着一个核心———对传统的坚守,他只不过让它的小说穿上了另外一件衣服,可是在内心里却一刻也不曾停止过对人性的回归,人伦道德的重建的呼唤。
他是一个传统思想的忠实的实践者。
(一)反其意而行之的生活建构余华说:“当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面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
寻找的结果使我不再忠诚所描绘事物的形态,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
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
”[2]283也正是这样,余华以“虚伪的形式”诟病传统的现实主义叙事原则,采用了现代派的手法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了挖掘,以对传统秩序、既有权威的否定和对现实世界与“常识”的颠覆构筑了一个与日常经验所迥异的小说世界,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指引着人类灵魂的回归。
余华将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里,剥开层层的包裹,让长久以来压抑在人内心的种种欲望肆意地宣泄。
但是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欲望肆意的结果是一个个噩梦的发生。
如《现实一种》中山冈和山峰两兄弟因为无法克制自己的仇恨而使得兄弟相残,双方同归于尽。
《古典爱情》里柳生无法克制住自己的好奇心,而打开了小姐惠的坟墓,导致小姐惠无法顺利地还阳,本来可以成就一段完美的爱情,却因此而画上了悲惨的句号。
余华说:“我感觉大部分的人都在关心事物的正面,而我则关心事物反面的愿望,写了许多死亡、暴力,用如此残忍、冷酷的方式去写。
”[2]283既然形式是虚伪的,内容要透过事物的反面去看,那么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余华在小说中所描述的由暴力、死亡、恐惧……构成的世界绝对不是余华想要告诉读者的人类的理想的生活。
如他所说:“人类文明的递进,让我们明白了这种野蛮的行为是如何威胁着我们的生存。
”[2]280那么余华想要告诉读者的人类的理想的生活世界又是怎样的呢?众所周知,余华的小说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
现代主义的审美意识有着复杂的倾向。
许多作家对丑和恶采取了愤怒的态度,他们认为,个人无法改变世界,因此在作品里表现出颓废或玩世不恭的倾向,这些作家倾心表现荒谬、混乱、猥琐、邪恶、丑陋等意识。
他们的理由是表现“诚实的意识”。
他们肯定美好的东西的存在,但他们又不愿意用那种虽然极为善良却是非常简单的眼光来认识这个世界,社会的不完美和恶势力的存在,给人类带来了灾难。
如果还用一种正直善良的眼光把这个世界说得如何善美,即使不是有意的,至少是无力把握现实的结果,有什么真实可言呢!所以现代主义强调“从着魔状态下清醒过来”,是“天真状态的结束。
”[3]余华的创作也是如此。
他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从噩梦的状态中清醒,换句话来说,就是在现实的生活里我们不应该任由欲望的肆意发泄,而应该有所压制。
我们所要探讨的是:“从着魔状态下清醒过来”,“天真状态的结束”之后的世界又是怎样的呢?90年代之后,余华的作品消解了暴力和血腥,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叙述人生的苦与乐,当心中的愤怒和仇恨消失,人似乎更能看清生命的真谛。
我们不妨从90年代以后余华的创作里去寻觅一下余华所渴望的理想的人生。
前期的创作,余华是站在对传统的否定和反叛的决绝的立场上的,在他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同时,他更多地着眼于社会和社会人,他笔下所有的人似乎都生活在一个情感的荒漠里,换句话来说,一切正常的人伦关系,在余华的笔下,却有着情感的缺席。
11家庭:渴望温情回归的荒漠在余华的小说里家庭只是空空的架子,里面充斥的只是淡漠与隔阂,在丈夫的眼里,女人只是操持家务的奴婢和泄欲的工具,夫妻之间只有役使与被役使,而再无其它。
余华笔下的家庭,长辈们大多自私冷漠,对自己的关心远胜过对下一代的爱心。
《现实一种》的“母亲”整天只关心自己的骨头是否发了霉,肋骨又断了几根,而对儿子们的生活、情感却从不过问,对孙儿懒于看护,以致发生了孙子被摔死、儿子们互相残杀的悲剧。
《世事如烟》里父亲先后将6个女儿出卖获利;“算命先生”为了自己长寿不惜将五个子女早早克去阴间;《古典爱情》中男人为活命而将妻女卖为菜人等等。
这种家庭造就的直接后果,便是亲情人伦的丧失,呈现出冷酷的末世景观和分崩离析的状态。
24而在90年代以后的作品里,余华笔下的家庭则渐渐充满了温情。
虽然也有种种矛盾发生,但是家庭成员之间却能彼此容忍、关爱、怜惜。
《在细雨中呼喊》一文中,面对粗暴的父亲,母亲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忍让,父亲同寡妇偷情,将家里的东西都偷到寡妇的家里,以维持他和寡妇的长久关系,母亲并没有多说什么;母亲因为生孩子,没有及时给父亲送饭,父亲冲着母亲大发雷霆,母亲没有任何的辩解,依然温柔地给父亲端饭。
是母亲没有羞耻心,天生下贱吗?不是的,文章中描绘到:“母亲弥留之际的神态显得安详和沉着。
”“到了晚上,这个一生沉默寡语的女人开始大喊大叫,声音惊人响亮。
所有的喊叫都针对孙广才而去,尽管当初孙广才将家中的财物往寡妇那里输送时,她一声不吭,可临终的喊叫证明她一直耿耿于怀。
我的母亲死前反复叫道:‘不要把便桶拿走,我还要用。
’还有:‘脚盆还给我……’母亲的喊叫罗列了所有被孙广才拿走的物件。
”可以说因为有她的容忍,这个家才没有过早地破裂。
为了维持一个家,她做出了一个女人所能做出的最大的牺牲。
这份感情已经超越了那种单独的情爱。
如《活着》里福贵和家珍的患难与共,落魄后一家人挤在茅草屋里,虽苦犹乐的生活;《兄弟》里李兰和宋凡平在互相帮助中相爱并结婚,虽然这场婚姻遭到了镇上人们的鄙夷和嘲弄,但两人依然相爱甚笃。
李兰去上海看病,而“文革”开始,宋凡平遭受了极其残酷的虐待,为了不让李兰担心,他带伤坚持给病中的妻子写信,隐瞒了事实真相,用想象出的美好生活欺骗着妻子;为了接李兰,他在改造的最关键时刻逃了出来,并为此付出了生命;即便身受重伤,他依然要将自己男人坚强的一面展现在妻子和孩子们的面前,他将断手放在口袋里的细节让人潸然泪下;李兰为宋凡平守孝,七年不洗头;而李光头和宋钢不是亲兄弟却胜似亲兄弟的那份感情,也一扫早年的《现实一种》里那种相互的仇恨和猜忌。
21爱情:期盼真爱执着的孤岛在余华的前期创作的小说里爱情似乎是一个鲜有提及的话题,他的小说世界里男女的相聚更多是为了一种肉欲的满足,毫无情感可言。
即便是在少有的几篇关涉爱情的文章里刻画的也多是男子的薄情寡义和喜新厌旧,例如《爱情故事》里在去医院检查的路上,“我”对怀孕的女友唯恐避之不及,而将所有的重担让仅16岁的她一个人独自承担,在若干年后,对相濡以沫的她,竟心生厌倦;《古典爱情》中柳生对小姐惠的日夜思念终敌不过一己私欲,在得到了小姐惠的魂魄全部的爱之后却依然渴望着拥有着真实肉体的惠,为此不惜扒开惠的坟,而让原本有机会还阳的惠不得复生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