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赔偿责任
- 格式:doc
- 大小:53.00 KB
- 文档页数:5
浅析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救济问题公有公共设施的致害问题是现代社会面临的一个复杂的法律和道德难题。
这种问题在发达国家尤其突出,因为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需要大量资源和资金,如果出现了安全和健康问题,政府必须承担高昂的赔偿和治理成本。
这也就意味着,在公共设施致害事件的处理上,国家需要权衡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从而寻找到一种平衡的机制,确保公众的安全和福祉。
公有公共设施的致害问题,是指由于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管理不当,导致公众生命和财产损失的事件。
这些公共设施包括道路、桥梁、水库、水利工程、医院、学校、商场、公园等等。
这种问题的发生原因十分复杂,可能涉及到政策制定、规划设计、施工管理、监管执行等各个层面。
典型的公共设施致害事件包括桥梁坍塌、水库汛期超标、公园游乐设施故障、学校食品安全问题等等。
这些事件不仅会对公众的安全造成威胁,还会引发社会的普遍关注和讨论,从而对政府的形象和信誉造成损害。
面对公有公共设施致害事件,国家应当采取怎样的救济机制呢?首先,政府必须确保公众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及时采取措施遏制事态扩散,挽回各方的损失。
这些措施包括对事故现场的封锁、拆除、清理和排放,对受害者进行医疗救治和赔偿等。
其次,政府要进行彻底的调查,查明事故的原因和责任。
这需要政府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确保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符合安全、环保、健康等相关标准和规范。
最后,政府需要对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和补偿。
这需要政府建立健全的赔偿机制,为受害者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和法律援助。
然而,实际上在公有公共设施致害事件的处理中,往往会涉及到一些复杂的法律和道德难题。
例如,公有公共设施致害事件的责任划分问题,究竟是政府承担全部责任还是与其他相关方分担责任?公有和私有财产的界限问题,事故发生在私有土地上是否可以认为是公共设施致害事件?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的权衡问题,是否应该采取最严格的安全标准进行监管,从而加大政府的成本和负担?针对这些问题,国家需要充分考虑各种方案和立场,以确保公众的最大利益得到保障。
论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赔偿(2) 论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赔偿在制定《国家赔偿法》之初,已有学者提出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纳入国家赔偿范围的立法建议,并产生了较大的争议。
有学者认为公有公共设施致害应当属于民事赔偿的范围,并提出应当由受委托管理的国家机关或者公共团体承担对受害人的赔偿责任。
[3]还有学者认为公有公共设施致害只有纳入国家赔偿范围,才能体现出国家对人民生命财产的全面保障,并进一步提出除了不可抗力这一免责事由外,无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是否有过错,只要公有公共设施因自身瑕疵致人损害,都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4]全国人大法工委在《国家赔偿法》草案中作了如下说明:“桥梁、道路等公共营造物,因设置管理欠缺发生的赔偿问题不属于违法行使职权的问题,不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受害人可以依照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向负责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请求赔偿”。
[5]当时《国家赔偿法》的制定如此设计,理由有多方面的,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国家财力有限,需要将财力集中用于解决行政主体的权力行为赔偿问题。
《国家赔偿法》制定时我国铁路、公路、航空、桥梁等绝大部分设施都属于公有公共设施,且由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管理。
若将公有公共设施造成的赔偿定性为国家赔偿,当时国家财力难以承受。
但是使用这些公共设施的企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基本都具有相应的赔偿能力。
所以未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纳入国家赔偿范围,缓解国家财政压力,集中解决迫切需要解决的行政行为违反侵犯相对人权利的规制上。
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家赔偿有最高金额的限制,但是民法和特别法并未做赔偿金额的限制。
所以考虑公有公共设施致害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对受害人权利的救济更为有利。
[6]但2010年《国家赔偿法》进行修改时,较之1994年,国家社会经济有了飞速发展,已经具备国家赔偿的承担能力。
绝大多数学者也都赞同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赔偿性质,其后两次修改都未能将公共设施致害纳入《国家赔偿法》的范围,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浅析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救济问题公有公共设施致害问题指的是政府或者其代理机构所管理的公共设施引起了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等问题。
这类问题往往牵涉到政府机构的管理问题与个人的权益问题,其解决既需要政府的积极参与,也需要相关的法律和行政机构的支持。
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问题在国内日益突出,很多公共设施的设计、建造、维护等环节出现了安全隐患。
例如,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常常因为设计失误和管理不善,导致乘客人身伤害;城市排水系统因为缺乏完善的监管,造成了洪水和污染问题;公共建筑物因为施工质量不高,出现了建筑安全隐患等等。
二、相关法律及国家救济制度我国相关法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等。
这些法律规定了政府应承担的监管责任和个人应享有的权益,并对公共设施的施工、管理、运营等环节提出了具体要求。
此外,政府还制定了相应的国家救济制度,包括行政救济、民事救济、刑事救济、公益诉讼等。
当公共设施致害事件发生时,人民可以通过这些渠道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问题与挑战尽管国家救济体系已具备基本的法律框架和监管机制,但在实际应用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一方面,政府机构的部门职责、分工等存在不明确、不完善的情况,导致救济渠道信息不畅、效率低下;另一方面,一些公有公共设施的设计、建造、运营等环节处于法律的空白地带,使得受害人难以主张自己的权益。
此外,一些地方政府往往抱有“先开发后治理”的心态,盲目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公共安全与环保问题,导致公共设施出现程度不同的安全隐患。
四、未来展望在未来,政府应该在监管体制、安全技术标准、行业规范等方面进行改革和完善。
此外,政府应加强对公有公共设施的管理与作为,保障公共设施的使用与安全;同时,需要强化公众教育,提高民众的法制观念和自我保护意识,使其在遇到问题时能够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总之,公有公共设施致害问题不仅牵涉到人们的权益保障,也涉及到政府机构的职责与执法能力。
解志勇等:浅析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解志勇、裴建饶:浅析我国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的法律性质与救济途径内容提要: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已成为我国当前学界与实务界探讨的热点。
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的法律性质与救济方式是密切关联、但又可相互分离的两个问题。
就我国而言,应当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的法律性质认定为国家赔偿责任,其救济方式主要适用民事诉讼程序。
其主要立足点在于如何与我国现行制度相互协调,实现对被害人的有效救济。
关键词: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法律性质救济途径一、问题的提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公有公共设施众多,必然会发生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的问题。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不少此类案例,并已成为实务界与学界探讨的热点。
以下是两个典型案例。
案例一:1988年7月15日下午6时许,原告王烈风之夫马学智下班后骑自行车回家,行至千阳县电力局门前公路时,遇大风吹断公路旁护路树,马躲闪不及,被断树砸中头部,当即倒地昏迷,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千阳县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发生事故公路及路旁树木属千阳县公路管理段管辖。
路旁树木受害虫黄斑垦天牛危害严重,部分树木枯死已三年之久,经上级批准下达了采伐路旁虫害护路树的文件。
由于被告千阳县公路管理段对采伐枯树一事未采取任何积极措施,致发生上述事故。
法院认为:“公路两旁的护路树属公路设施。
千阳县公路管理段对这段公路及路旁护路村负有管理及保护的责任。
护路树被虫害蛀朽已三年之久,直接威胁公路上的车辆行人的安全,在上级批文决定采伐更新的一年多时间内,千阳县公路管理段不履行自己的职责,导致危害结果发生,是有过错的。
”依《民法通则》第126条及第119条,判决被告千阳县公路管理段向原告王烈风支付损害赔偿金。
被告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第二审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有学者认为,“本案是我国司法实践正式确认道路管理瑕疵赔偿责任的第一个判例”。
[1]案例二:1997年9月28日,某公司驾驶员缴纳公路管理费后驶入南京机场高速公路,途中因避让前方一捆塑料编织布撞上护栏,造成一死三伤、车辆严重损坏的交通事故。
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赔偿责任研究随着我国经济的逐步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政府在强调与时俱进的同时,职能也在快速地转变,由管理型政府逐步地向服务型政府过度。
“十二五”规划草案中频繁地出现人民的幸福感、满意度等词汇,而社会公共服务设施的设置、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无一不是考验当今政府政绩观的要素之一。
然而,随着我国政府公共服务行政职能的加强,出现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赔偿案件不可避免,并且还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而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务界对于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的定性一直存有争议,是将其归入民事赔偿还是国家赔偿也众说纷纭。
本文认为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的性质属于国家责任,应当将其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之内,并进一步地提出了相关的立法建议。
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界定本文研究领域,通过对公有、公共、设施含义的分别解释从而归纳出公有公共设施的定义,而后又在此基础上,又将公有公共设施与公共营造物、公共服务设施、市政基础设施、公物进行比较分析,以便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和阐述公有公共设施的涵义。
同时,又以不同的标准对我国实践中的公有公共设施进行了系统地分类比较。
文章的第二部分首先阐述了国家赔偿的理论基础,即国家赔偿责任理论从被否定到相对肯定再到全面肯定的发展演变进程,而后概述了我国现行有关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的法律规定,主要集中在《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中,尽管法律规定公有公共设施致害采民事赔偿责任,但是在实际的实务操作中却不统一,承担民事责任还是国家责任的争议仍较大。
因此,笔者对我国现行的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的相关规定进行了反思,通过从产生原因、赔偿主体、赔偿范围、赔偿程序、赔偿费用的来源五个方面来梳理民事赔偿与国家赔偿的不同之处,进而提出不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的局限性以及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文章的第三部分探讨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的归责原则与免责事由,在通过对过错原则、无过错原则和违法原则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笔者比较赞同高家伟教授提出的“公平风险责任说”,同时又提出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的市场风险、不可抗力、受害人或第三人有过错这三点免责事由。
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赔偿责任分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服务行政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以设置越来越多的公有公共设施来满足公众的需求,但随之由其带来的损害也频频发生。
本文通过对我国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处理现状进行分析,并结合域外其他各国或地区对该类案件处理,认定我国公有公共设施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为国家赔偿责任,应纳入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调整范畴。
本文主要从公有公共设施的概述、我国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责任的法律分析、国外关于公有公共致害赔偿责任的考察以及如何构建我国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赔偿责任四部分进行研究。
其中,第一部分简单介绍了各国、各地区关于公有公共设施含义的分歧,并分别对“公有、公共、设施”进行了界定。
第二部分概述了我国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的法律分析,分别从我国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责任的立法争议、实践现状、民事赔偿的缺陷三个方面论述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国家赔偿责任的必要性;从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两个方面论述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纳入国家赔偿的可行性。
第三部分详细考察了域外国家或地区针对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规定,以及实践中对此类案件的处理,并结合我国国情分析了其有用的价值。
第四部分是我国公有公共设施致害国家赔偿责任的建构。
通过以上对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责任的分析、界定以及对建立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制度所考虑的因素、纳入国家赔偿的公有公共设施范围的分析,并结合国外和我国的实际情况从完善立法、行政追偿制度、保险制度、归责原则以及判例的方式等方面给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
公有公共设施致人损害的国家赔偿责任【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公共设施致害的赔偿责任来阐述公有公共设施的涵义和致害赔偿的现状及弊端和国家赔偿的构成要件,提出了一些尚需改进的理论构想。
【关键词】公有公共设施;致害;国家赔偿一、公有公共设施的涵义公有公共设施是指国家设置的供公众使用的设施,既包括人造设施(公路、桥梁、机场等)①,也包括在国家管理之下的自然设施。
二、我国目前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的现状及弊端在我国《国家赔偿法》中并没有出现国家赔偿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身影。
实践中主要是依据两个法律条文来处理归责和赔偿问题:一是《民法通则》第126条规定:“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员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②”,这里把赔偿责任归于公有公共设施的所有人和管理人,但由于双方在法律地位上的差异而较难适用民事法律;二是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规定:“下列情形适用《民法通则》第126条的规定,由所有人或者管理者承担赔偿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一)道路、桥梁、隧道等人工建造的建筑物因维护、管理欠缺致人损害的;(二)堆放物品滚落、滑落或者堆放物倒塌致人损害的;(三)树木倾倒、折断或者果实坠落致人损害的。
前款第(一)项情形,因设计、施工缺陷造成损害的,由所有人、管理人与设计、施工者承担连带责任③。
”法院往往按照以上所列民事法律以民事赔偿,但这样做是有很大的弊端的:(一)不利于有效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公共设施的所有者、设置者和管理者可能会互相推诿,不利于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如果行政机关没有履行告知义务或严格设置的责任,而让使用人受到损害,那么国家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二)受害者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最大化的保护。
第一,公有公共设施的设置者、管理者与利用者之间的法律地位不平等,所以直接适用民事法律的做法不恰当。
论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赔偿论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赔偿内容摘要: 关于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赔偿问题,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将其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
我国2010年《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却仍未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纳入国家赔偿范围,相关赔偿问题仍接受民法的调整。
但从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行为性质来看,单纯适用民事赔偿,而排除在国家赔偿的范围之外存在诸多缺陷。
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应当定性为国家赔偿。
将其纳入国家赔偿范围,可以弥补民法适用上的局限性,适应公共服务理论的需要,利于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在我国也具有可行性。
属于国家赔偿范围的公有公共设施应当采取广义理解。
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赔偿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其应具有下述三个构成要件:公有公共设施设置或者管理存在瑕疵;有实际损害事实存在;公有公共设施设置或者管理瑕疵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关键词: 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国家赔偿一、问题的缘起2013年3月22日长沙暴雨,21岁女孩杨丽君路过天心区凃家冲赤黄路时,不幸坠入一个没有井盖的深井,随即被从下水道中冲走。
5月19日,她的尸体在岳阳市湘江湘阴段被发现。
其后,杨丽君的父母获得天心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人道主义救助金72万元。
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在对死者及家属表达同情的同时,这72万元的人道主义救助金却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质疑。
通常来说,人道主义援助,又被称为人道主义救援,主要是国家或公益组织,根据人道主义原则向受助者提供物资等方面的支援,其目的是为了拯救受助者的生命,缓解其不幸状况,以及维护人类尊严。
政府发放人道主义救助金对于高效快速解决突发事件、安抚行政相对人起着重要作用,表现了政府的人道主义关怀。
但是政府给付这类人道主义救助金的行为难免会让人产生疑惑:人道主义救助金发放的标准和程序是什么?如果政府不存在责任,如此高额人道主义救助金的发放似乎有政府随意处分纳税人的钱来承担一种道德义务之嫌。
与发放人道主义救助金行为相关的行政行为类型主要是行政给付。
论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赔偿(4) 论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赔偿(一)纳入国家赔偿的公有公共设施的理解1.“公有”的含义对于“公有”,有学者认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一种观点认为,公有公共设施应从狭义上理解,即以国家所有为限,凡“所有权属国家、地方自治团体或者其他公法人所有”的公共设施都应属于国家赔偿范围。
[14]这种观点以所有权归属为准,适用上虽然较为明确,但是对于“公有” 不能仅仅从所有权的角度来理解。
如果占有权和所有权发生了分离时该如何认定?例如,某设施为私人所有但经国家或公共团体租用或借用,或者某设施虽为国家所有但已交由私人管理,这时能否认定其为公有公共设施呢?另一种观点认为,公有公共设施的应从广义上理解,不必以国家所有为限,只要是国家在事实上处于管理的状态即可。
[15]例如,对于国家事实上管理的其他主体所有的房屋,如果因年久失修或者原来建造时就存在的欠缺,致人死伤或者财产受损,被害人即可向国家请求赔偿,这样才有利于更好的保障公民的权益。
公民在使用的时候,也不必考虑该设施为何人所有。
而对于在国家管理时因管理前或原来建造时存在的瑕疵致人损害的,可以在国家赔偿之后再对于所有主体或相关责任人进行追偿。
所以,不论权属如何,凡供公共目的使用的设施,均可适用国家赔偿,相较之下这种观点较为合理。
依广义“公有”的观点,因瑕疵造成公民损害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公有公共设施有以下三类:一类是国家、地方自治团体等公法人设置并由它们管理的公共设施;一类是国家、地方自治团体等公法人设置的,由其委托或授权私人管理的公共设施;一类是私人设置的,但因为执行公务或实现公众利益所需供公众使用的,由国家、地方自治团体等公法人管理的公共设施。
[16]对于第一类公有公共设施致害当然应当纳入国家赔偿范围。
对于第二类公有公共设施,最终责任归属应当是国家。
但是根据我国现有赔偿制度们可以考虑借鉴法国的补充赔偿责任的规定,[17]通过民法填补适用来解决。
浅析我国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赔偿责任[摘要] 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案例在实践中并不少见,我国现行的国家赔偿法没有对此的相关规定,实践中通常混淆了法律关系而按照民事赔偿来处理,故存在严重弊端。
本文试通过阐释公有公共设施的概念,举例说明公共设施致害在实践当中的存在情形,而后进一步分析其纳入国家赔偿的理由,最后对公共设施致害国家赔偿责任体系进行了初步构想。
[关键词] 公有公共设施国家赔偿2005年11月5日国家赔偿法修改建议稿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举办的“中日国家赔偿法修改研讨会”上亮相。
该建议稿在许多方面对现行法进行了修改,取得了六个方面的重大突破,其中之一就是公共设施伤人要赔偿。
修改稿的第7条规定了公共设施致损的国家赔偿责任,在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上这完全是个空白。
其具体内容是:“国有并由行政机关管理的公共设施,因设置或者管理缺陷致人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今年年初南京闹市煤气管断裂引发爆燃事故,所造成的各类公众损失由市政府出面和70多户“受灾”居民签订了相关赔偿协议,这是南京首度在此类规模较大的公共设施发生致害后启动“政府名义”的赔偿。
1995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并未把公有设施导致的损害纳入国家赔偿范围之内。
而企业化或事业化之后,公有设施运营中出现的问题,就被认为应该是由相关企业或事业单位承担民事责任,不用国家承担赔偿。
南京市有关部门对上述事件的快速理赔,开创了政府赔偿机制,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公共设施致害、政府部门担当赔偿责任的管理认错行为。
如果能以此为先例,开创一个公共设施致害的政府赔偿责任制,无疑会推动将“公共设施致害”尽早纳入《国家赔偿法》的范围。
一、公有公共设施的概念对公有公共设施概念,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见解,台湾的施茂林先生认为,公有公共设施,系指行政主体基于公众共同之利益与需要,为增进人民福利,而提供与公众使用之各类有体物或物之设备,如道路、公园、广场、航空站、车站、停车场、学校、市场、港埠、体育休憩游乐设备、消防、医疗卫生设施及邮政、电信、自来水等公共设施。
[1]而另一位台湾学者叶百修先生认为,公有公共设施是指国家因公行政目的,提供予公众或公务使用,而属其所有或管有之一切有体物或物之设备。
[2]马怀德教授则认为,公有公共设施指由行政机关或其特许的公务法人设置或管理,供公众使用的设施,包括公路、铁路、桥梁、港埠码头、堤防、下水道、车站、机场、自来水厂、煤气供应站等。
[3]还有学者认为,公有公共设施又称公共营造物,指道路、河川、港埠、自来水、下水道、机关办公处所、公共场所等。
[4] 综合以上观点,笔者认为,公有公共设施概念可分广义与狭义两种。
从广义上讲,指因公共利益的目的,被行政机关设置管理的所有人工物、自然物及曾施以人工的自然加工物。
包括道路、河川、桥梁、港埠、公园、广场、学校、公用电话亭、广告牌、车站、加油站……等。
从狭义上讲,指行政机关为公益目的而专门设置并管理的设施,仅包括自来水、道路、排水系统、电力设备、广场、停车场、电信设备等。
“设施”一词,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人为的工作物、设置物、有体物。
所以狭义的公有公共设施就不包括自然物。
然而法律是以保护权利为目的的,从这一价值取向来看,笔者认为广义的公有公共设施概念较为恰当,有利于保护公民的权利。
二、我国目前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的现状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我国国家赔偿的范围不包括公有公共设施致害。
在现实生活中,凡是因公有公共设施的设置或管理不善造成公民人身或财产受损的情况,如某自来水塔因长期缺乏维修,致使其突然倒塌,周围邻居被砸伤,家具物品乃至居住房屋也被砸坏的,此类损害的赔偿责任,在《民法通则》中有相关规定。
如《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在公共场所、道旁或者通道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没有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施工人应承担民事责任。
”该法第一百二十六条亦规定:“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损害的,他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显然,根据法律条文的规定,应由“施工人”、“所有人”、“管理人”,而不是国家独立承担赔偿责任。
当时立法机关的考虑是,公有公共设施因设置、管理欠缺发生的赔偿问题不属违反行使职权的问题,不纳入国家赔偿范围,受害人可以依照民法通则有关规定,向负责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请求赔偿。
[5]同时,有学者认为,从我国的经济制度来分析,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国有经济则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
在我国,几乎一切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中型工矿企业、铁路、邮电、桥梁、堤坝、水电站等设施,都属国家所有。
如果把这一类设施的致人损害责任也列入国家赔偿范畴,将会使国家赔偿的范围扩展至整个国有经济领域,这既非国库财力所及,也违背了国家赔偿法最初的立法旨意。
[1]所以,应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纳入民事赔偿范畴,适用民事诉讼程序解决。
三、我国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纳入国家赔偿法的必要性及理由(一)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纳入国家赔偿法的必要性案例:王烈风诉千阳县公路管理段损害赔偿案1988年7月15日下午 6时许,原告王烈风之夫马学智下班后骑自行车回家,行至千阳县电力局门前公路时,遇大风吹断公路旁的护路树,马躲闪不及,被断树砸中头部,当即倒地昏迷,由同行人送入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
经千阳县法院一审查明,发生事故的公路及路旁树木归属千阳县公路管理段管辖。
路旁树木因受害虫黄斑垦天牛危害,部分树木枯死已三年之久,上级已下达了采伐路旁虫害护路树的批准文件。
由于被告千阳县公路管理段对采伐枯树一事未采取任何积极措施,以致酿成上述事故。
一审法院认为:“公路两旁的护路树属公路设施。
千阳县公路管理段对这段公路及路旁护路村负有管理及保护的责任。
护路树被虫害蛀朽已三年之久,直接威胁公路上的车辆行人的安全,在上级批文决定采伐更新的一年多时间内,千阳县公路管理段不履行自己的职责,导致危害结果发生,是有过错的。
”据此,该法院依民法通则第126条及第119条,判决被告千阳县公路管理段向原告王烈风支付损害赔偿金。
被告不服一审判决,以下述理由提出上诉:(1)因收益分配等问题与附近村镇意见不一致而无法采伐更新虫害护路树,要求有关单位分担责任;(2)当地气象部门已预报下午有大风,受害人仍冒风行进以致被断树砸死,死者也有过错。
第二审宝鸡市中级法院认为,上诉人千阳县公路管理段对该段公路护路树负有直接的管理责任。
在上级批文决定采伐更新虫害蛀朽的护路树一年有余的时间内,不采取积极措施,致使危害结果发生,主观上的过错不能推脱。
有关村镇与上诉人有关收益分配上的争议,是另一起民事权益争议,不能成为分担责担的理由;受害人冒风行进,主观上没有过错,与被断树的砸死不存在因果关系,不应承担责任。
因此,做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述案件为典型的公共设施因管理之瑕疵而致人损害的案件。
此类案件具备以下几个特征:首先,公共设施系由行政主体设置或管理;其次,直接造成损害的原因并非行为,而是作为公共设施的物所存在的安全方面的瑕疵;再次,公共设施不具备客观方面的安全性与行政主体在设置或管理上的欠缺具有关联性。
关于此类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在理论及实务界均争议颇大。
梁慧星先生在对前案的分析中认为,道路管理瑕疵的赔偿责任,属于国家赔偿的范畴。
至于法院的两个判决,则显然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仍按照民事赔偿方式予以解决纠纷,前案适用了《民法通则》中关于一般侵权行为的原则。
尽管存在定性的争议,但上述案例表明:公共设施致害的赔偿案件在我国并非一概不受法律保护,而是已进入司法领域,并在现有法律框架之下,依民事赔偿方式予以救济,下文将论证公共设施致害国家赔偿立法的理由。
(二)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纳入国家赔偿法的理由综上我们可以发现,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纳入国家赔偿的范畴是各国赔偿法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笔者以为,我国当初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排除在国家赔偿之外,的确有其当时的理由,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这些理由已经逐渐与我国的基本国情不相符合。
基于以下理由,笔者以为,在今天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纳入国家赔偿更有利于保护公民权利。
1、权力行政向服务行政的转变。
现代行政逐渐从权力行政转向服务行政,国家赔偿也就不应仅限于权力行为,也应包括非权力行为,不应仅指作为违法,也应涵盖不作为违法。
在现代社会,公民仅靠自力无法生存,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靠国家、社会和行政机关提供基本生存之需要。
国家为保障人民福祉,有义务提供公共服务,公民有权利用公有公共设施以及从政府得到福利给付,其理论基础为福斯多夫首倡的生存照顾理论。
如果行政机关怠于履行这种义务或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即构成不作为违法,由此给利用者造成的损害,国家应承担赔偿责任。
而且“违法”也不应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违反法规,而应包括行为客观上缺乏正当性,即违反职务上的义务,滥用行政权,违反信赖保护,消极不作为等。
所以国家不仅要对违法行使公权力造成的损害负责赔偿,也要对公有公共设施设置、管理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而造成的损害负责赔偿。
2、公有公共设施的设置、管理者与利用者之间的关系属行政法律关系。
利用者与设置、管理者之间是公有公共设施利用关系,属于行政法律关系,不是平等的民事合同关系,不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而应当确立无过错责任或危险责任原则。
例如我国公路法规定了公路管理机构可以由交通主管部门决定行使公路行政管理职责,对出现损坏、污染路面,影响管理畅通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进行管理,有权检查、制止各种侵占、损坏公路、公路用地、公路附属设施及其他违反公路法的行为。
可见,公路管理机构是法律授权的组织,是行使行政管理职责的行政主体,在行使公路管理和养护职责时,与利用者之间形成的只能是行政法律关系,而不是民事法律关系。
我国《民法通则》第126条规定:“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此条是以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作为法定免责事由的过错责任原则。
如果将公物致害纳入国家赔偿范围并确立无过错责任或危险责任原则,那么被告不能主张无过错而免除赔偿责任,只要存在违法侵权事实,就必须承担责任,这对公物致害的受害者获赔极为有利。
3、国家赔偿能更好的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得到充分的救济将公物致害纳入国家赔偿还有利于原告获得实际的赔偿,如果适用民法通则,向设置管理者索赔,很可能因设置管理者财力有限而使赔偿判决成为一纸空文,但国家赔偿的经费由国库列支,这一强大的后盾使公民的损害赔偿权落到实处。
四、我国公有公共设施国家赔偿的理论构想(一)公有公共设施致害国家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1、须为公物,即直接供公众使用的有体物营造物是指为达成行政目的而设置的供公共利用的人的手段和物的手段的综合体,与之不同,公物为单纯的物,常见的有道路、桥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