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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动物与植物的考古学研究一、古代动物与植物的考古学研究概述考古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历史与文化的学科，通过对人类活动遗迹的发掘与分析，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
然而，除了对人类活动的研究外，考古学也涉及到对古代动物与植物的研究。
通过对这些遗迹进行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不同历史时期地理环境、气候变化以及人类活动对当地生态系统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古代动物与植物在考古学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相关研究成果。
二、动物遗迹在考古学中的应用1. 动物骨骼化石在考古现场中，经常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动物骨骼化石。
这些化石记录了当地生态系统中各种不同类型动物生存和灭绝情况。
通过分析这些骨骼化石，我们可以推断出当时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并了解到该地区所存在过哪些具体类型和数量丰富程度较高的动物物种。
2. 动物遗址动物遗址是指古代人类与动物发生接触的地点，如狩猎场所、养殖场、屠宰场等。
通过对这些遗址的发掘，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
例如，通过发掘出大量狩猎工具和动物骨骼化石，我们可以推断出当时人类对于某些特定动物的捕捉和利用程度。
3. 动物骨骼分析通过对古代动物骨骼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地区所存在过哪些具体类型和数量丰富程度较高的动物。
此外，通过对这些骨骼进行年龄、性别等方面的分析，我们还可以推断出当时地区生态系统中各种不同类型动物生存和灭绝情况。
三、植物遗迹在考古学中的应用1. 植被化石植被化石是指保存在考古现场中与植被相关的各种化石。
这些化石包括树木木材、植根、花粉等。
通过对这些植被化石进行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地区的植被类型、植被覆盖程度以及植物物种的多样性。
这些信息对于研究当时地区的气候、环境以及人类活动的影响至关重要。
2. 植物遗址植物遗址是指古代人类与植物发生接触的地点，如农田、果园、草药园等。
通过对这些遗址的发掘，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人类对于不同类型植物的种植和利用情况。
例如，通过发掘出大量农具和种子残留，我们可以推断出当时人类对于某些特定作物的种植程度。
辽西地区史前时期植物考古学研究述论植物考古学是一门研究史前时期植物遗存的学科，通过对植物遗存的分析，可以揭示古人类在食物采集、农业起源和发展等方面的活动。
辽西地区是中国东北地区植物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区域之一，本文将探讨辽西地区史前时期植物考古学的研究现状，并对其意义和未来发展方向进行讨论。
辽西地区地理环境复杂多样，气候条件适宜农业发展。
辽西地区史前时期的植物遗存主要包括种子、果实和花粉等，这些遗存反映了古人类的食物来源、种植技术和农业发展水平。
辽西地区的植物考古学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
辽西地区的植物考古学研究揭示了古人类的食物采集活动。
通过对植物种子和果实的分析，研究者发现了大量的野生植物遗存，包括坚果类、野生谷物和野生蔬菜等。
这些发现表明，古人类依靠采集野生植物来满足自己的食物需求，同时也表明当时的气候条件适宜野生植物生长。
辽西地区的植物考古学研究还揭示了古人类对植物的利用方式和对环境的影响。
通过对植物遗存的分析，研究者发现了一些特殊的植物遗存，包括用于建筑材料、制作工具和服饰的植物遗存。
这些发现表明，古人类利用当地的植物资源进行了多样化的活动，并对当地的植被和生态环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辽西地区的史前时期植物考古学研究为了解古人类的生活方式、农业起源和环境变迁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未来的研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拓展。
对辽西地区其他地点的植物考古学研究需要加强。
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遗址，未来可以对其他地点的植物遗存进行系统的调查和分析，以全面了解辽西地区史前时期的植物利用方式和农业发展水平。
对辽西地区史前时期植物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需要加强。
辽西地区史前时期植物考古学的研究可以与古人类学、考古学和环境科学等学科进行交叉研究，以进一步提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中国文物报/2009年/12月/25日/第007版考古植物考古学简史赵志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一植物考古学是专门研究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特殊学科，因此，回顾植物考古学的发展史，应该从有关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报道谈起。
查询正式发表的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报道，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
例如，在埃及古墓出土的古王国时期的植物遗存，包括脱水的鲜果、谷物的籽粒和其他一些植物的种子等；再例如，在瑞士的一处湖边古代村落遗址出土的被水浸泡的各种植物遗存。
(Renfrew Jane.1973.Palaeoethnobotany.London，Methuen & Co.Ltd.)这些19世纪出土的植物遗存的被发现完全是一种偶然，主要是由于遗址的特殊埋藏环境为植物遗存提供了良好的保存条件。
例如，埃及古墓是位于沙漠边缘的山谷中，埋藏环境极端干燥，致使墓中随葬的包括植物遗存在内的各种有机物质完全脱水得以长期保存(在新疆塔里木地区发现的一些古墓，出土有保存完好的谷物以及其它有机物质，也是因为干燥脱水的保存条件)。
与之相反，瑞士湖边遗址的埋藏环境是因为被水浸泡，致使文化堆积中的植物遗存与氧隔离得以长期保存(在河姆渡遗址以及近期发掘的田螺山遗址相继出土了数量惊人的包括植物遗存在内的各种有机物质，其中有些木制品出土时鲜亮如新，原因也在与此)。
由于是偶然发现，当时的考古发掘者对这些不期而遇的出土植物遗存的学术价值并不了解，缺乏研究兴趣，所以将出土植物遗存打发给植物学家后就不闻不问。
然而，当时的植物学家对考古学一无所知，他们对出土植物遗存的研究是完全独立于考古学背景的，除了植物种属的鉴定之外，真正意义上的研究仅限于植物本身的进化特性等，基本上不涉及与人类文化相关的问题。
所以，19世纪发现的考古植物遗存以及相关报道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植物考古学研究。
20世纪初，“人文植物学”(Ethnobotany)这个植物学概念开始被应用到了对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研究中。
植物考古学（讲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xx志军第一部分植物考古学简史顾名思义，植物考古学是专门研究考古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的，有关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报道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例如，当时在干燥的埃及古墓中曾发现过脱水植物遗存，在瑞士古代湖边遗址中发现了长期被水浸泡的植物遗存，等等。
但是，这些植物遗存的出土完全是一种偶然，主要是由于特殊的埋藏环境为植物遗存的保存提供了条件。
另外，当时对这些植物遗存的研究完全是由植物学家独立进行的，其研究结果仅限于对植物种属的鉴定，基本上没有涉及与人类文化的关系，所以这些发现和研究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植物考古学。
20世纪40年代初，在植物学的研究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称作入文植物学”，专门探讨植物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一植物学的新概念立即引起了考古学界的关注，一些比较敏感的、思路开阔的考古学家开始意识到，如果能够通过考古发掘发现古代植物遗存，然后再探讨古代人类与古代植物的关系应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于是，一些考古学家就开始试图通过考古发掘主动地寻找古代植物，邀请植物学家参与考古项目，并与植物学家共同对出土的植物遗存进行的研究。
但是，当时还是没有找到一种通过考古发掘获取植物遗存的有效的方法，他们的发现依然是靠运气，比较系统的植物遗存资料主要还是来源于那些位于干燥地区的遗址或长期被水浸泡的遗址。
20世纪60年代，考古学界爆发了一场有关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大讨论。
一些年轻的考古学家开始意识到了考古学研究不应该仅局限于对所发现的古代文化遗存的描述和对古代文化时空框架的构建，而是应该进一步地运用所发现的考古资料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解释古代人类文化的发展与过程。
由于植物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就必然离不开对植物遗存的研究，因此，如何有目的地通过考古发掘系统地发现古代植物遗存就成为了当时亟待解决的一个新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浮选法应运而生了，当浮选法开始被应用到考古发掘中后，考古学家终于可以按照白己的意愿主动地在任何遗址或遗址中的任何区域寻找和发现古代植物遗存。
有关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的植物考古学研究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通过植物考古学的视角，深入探讨农业起源与文明起源之间的紧密关联。
我们将通过文献综述和实地考察，结合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农业起源的历史背景、主要特点和影响因素进行全面分析。
文章将重点关注植物在农业起源和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揭示植物种类、种植技术、农作物传播以及植物资源利用对早期文明形成的深远影响。
通过对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的植物考古学研究，我们期望为理解人类历史演进和文明发展提供更多维度的视角和证据。
二、农业起源的植物考古学研究农业起源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植物考古学在揭示这一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植物考古学通过对古代遗址中植物遗存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早期农业起源的宝贵线索。
在植物考古学的研究中，首先关注的是农作物的起源和驯化。
通过对古代遗址中出土的植物种子、果实和茎秆等遗存的鉴定，可以确定哪些植物种类在何时何地开始被人类所利用。
这些植物种类包括谷物、豆类、果树等，它们的驯化过程往往伴随着人类定居和农业技术的发展。
植物考古学还关注农作物的传播和扩散。
通过对不同地区遗址中植物遗存的分析，可以揭示农作物在不同地区之间的传播路径和扩散过程。
这种传播和扩散不仅促进了农业技术的交流和发展，也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形成和扩散。
除了农作物本身，植物考古学还关注农业生产工具、农业技术和农业组织等方面的问题。
通过对古代遗址中出土的石器、骨器、木器等农业生产工具的鉴定和研究，可以了解古代人类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和生产工具的发展变化。
通过对遗址中植物遗存的空间分布和数量变化等信息的分析，还可以揭示古代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和农业生产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植物考古学研究为我们揭示了农业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为我们理解人类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和依据。
未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植物考古学研究将在揭示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辽西地区史前时期植物考古学研究述论辽西地区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地区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
植物考古学是史前考古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它是通过研究古代文明社会种植和利用植物的方式，以及植物遗存的状态和数量来研究史前时期人类的生活方式。
在辽西地区，植物考古学的研究为我们了解史前时期辽西地区的人类生活方式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学者们通过对辽西各个历史时期的植物遗存进行系统的研究，探讨了辽西地区史前时期社会的发展演变和植物农业的发展历程。
据考察，辽西地区史前时期主要的农作物是粟、黍、稷等小型谷物。
此外，小田野菜如莴苣、芦笋、藤黄、莲藕等也是重要的植物资源。
辽西地区史前时期的植物农业主要围绕粟、黍和稷这三种小型谷物进行。
这三种谷物的栽培、收获、储存和食用方式各有不同。
粟属于早熟作物，收获期一般在8月份。
由于它的颗粒小而硬，不能轻易破碎，因此可以长期储存在谷仓里。
黍属于中熟作物，收获期一般在9月份。
黍的颗粒较粗大，比粟易碎，但由于黍的淀粉含量较高，故是一种较为常见的食物。
稷属于晚熟作物，收获期一般在10月份。
稷是一种高产难保的作物，但由于其谷粒具有好吃的香味，因此在民间很受欢迎。
此外，辽西地区的小田野菜也是史前时期人类的重要食品资源。
这些小田野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可以作为补充缺乏维生素的重要来源。
在同时期的社会中，由于生产水平和交通手段有限，小田野菜的种植、收获和储存也是一项重要的技术。
综上所述，辽西地区史前时期的植物农业以粟、黍、稷和小田野菜为主要农作物，较早期的农业活动以狩猎、采集为主，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人类已经开始实行稻作农业。
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深入了解辽西地区史前时期人类生活方式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系考古学专业植物考古方向考博真题导师分数线内部资料一、专业的设置、招生人数及考试科目院系(招生人数)专业(招生人数)研究方向导师考试科目204考古系(5)060100考古学(5)06植物考古赵志军①1001英语、1002日语、1003俄语、1004德语、1005法语选一②2075中国考古学通论③3145植物考古二、导师介绍赵志军，考古系博士生导师，现任考古所科技考古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99年回国后，致力于建立和完善中国植物考古学研究体系，系统介绍和宣传植物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大力推广和普及浮选法在中国考古学中的应用。
曾先后前往近百处考古发掘现场开展植物考古研究，浮选土样数千份，获得的各种古代植物种子以数百万粒计。
曾获得并主持过多项科研课题，其中包括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研究项目、中国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课题等；还参与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并担任其中的环境课题的主持人之一。
迄今为止，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各种学术论文70余篇。
研究专长：植物考古学、环境考古学。
育明教育考博分校解析：考博如果能够提前联系导师的话，不论是在备考信息的获取，还是在复试的过程中，都会有极大的帮助，甚至是决定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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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考古学（讲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xx志军第一部分植物考古学简史顾名思义，植物考古学是专门研究考古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的，有关考古出土植物遗存的报道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例如，当时在干燥的埃及古墓中曾发现过脱水植物遗存，在瑞士古代湖边遗址中发现了长期被水浸泡的植物遗存，等等。
但是，这些植物遗存的出土完全是一种偶然，主要是由于特殊的埋藏环境为植物遗存的保存提供了条件。
另外，当时对这些植物遗存的研究完全是由植物学家独立进行的，其研究结果仅限于对植物种属的鉴定，基本上没有涉及与人类文化的关系，所以这些发现和研究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植物考古学。
20世纪40年代初，在植物学的研究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称作“人文植物学”，专门探讨植物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一植物学的新概念立即引起了考古学界的关注，一些比较敏感的、思路开阔的考古学家开始意识到，如果能够通过考古发掘发现古代植物遗存，然后再探讨古代人类与古代植物的关系应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于是，一些考古学家就开始试图通过考古发掘主动地寻找古代植物，邀请植物学家参与考古项目，并与植物学家共同对出土的植物遗存进行的研究。
但是，当时还是没有找到一种通过考古发掘获取植物遗存的有效的方法，他们的发现依然是靠运气，比较系统的植物遗存资料主要还是来源于那些位于干燥地区的遗址或长期被水浸泡的遗址。
20世纪60年代，考古学界爆发了一场有关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大讨论。
一些年轻的考古学家开始意识到了考古学研究不应该仅局限于对所发现的古代文化遗存的描述和对古代文化时空框架的构建，而是应该进一步地运用所发现的考古资料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解释古代人类文化的发展与过程。
由于植物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就必然离不开对植物遗存的研究，因此，如何有目的地通过考古发掘系统地发现古代植物遗存就成为了当时亟待解决的一个新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浮选法应运而生了，当浮选法开始被应用到考古发掘中后，考古学家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主动地在任何遗址或遗址中的任何区域寻找和发现古代植物遗存。
浮选法的应用有效地解决了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如何发现和获取古代植物遗存这一难题，丰富了考古资料，极大地扩展了考古学研究的内容，继续由田野考古学家兼营植物考古学的研究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于是，一些考古学者在植物学家们的帮助和培训下，或者一些植物学者在考古学家的帮助和培训下，开始专门地从事研究古代植物遗存及其与古代人类文化的相互关系，并不断地创新和发展有关这一研究领域的理论和方法。
于是，植物考古学作为考古学中的一个新的研究分支逐步地建立和发展起来。
第二部分植物考古学定义植物考古学属于考古学的研究范畴，这主要是由其研究目的所决定的。
植物考古学的研究目的就在于通过考古发掘发现和分析古代植物遗存，以便认识和了解古代人类与植物的相互关系，进而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和解释人类文化的发展与过程。
植物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通过考古发现的与古代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古代植物遗存。
所谓与人类活动直接相关的是指那些根据人类的不同需求被人类利用的植物，如食物、燃料、建筑材料、工具及用具等，所谓与人类活动间接相关的是指那些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植物，如依附于人工生境的杂草、人类活动范围内的自然植被等。
既然植物考古学的独特之处在其研究对象上，那么，针对这些特殊的研究对象，植物考古学必须拥有着自己特有的一套田野工作手段、实验室操作程序和分析研究方法，例如样品的采集，植物遗存的提取，植物种属的鉴别，对结果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对遗存的文化内涵和社会背景的诠释，等等。
植物考古学是通过认识和了解古代人与植物的相互关系而达到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和解释人类文化的发展与过程这一最终研究目的的。
这种相互关系可以体现在许多方面，植物考古学的研究内容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考古学家们关心的许多重大问题都可以通过对植物遗存的研究得以解决。
植物考古学的研究内容涉及的范围很广，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两大方面的内容，即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和复原古代人文生态环境第三部分植物考古学的研究内容一、对古代人类食物结构的研究古代人类食物结构的研究说俗些就是研究古人吃什么。
决定人类食物结构的三大要素：1．基本营养成分的需求2．生态环境的制约3．文化观念的影响人类对食物的选择首先是为了满足其对基本营养成分的需求。
人类属食物选择范围很广的杂食类动物，但同所有的生物一样，人类的食物摄取应该具有一定的基本营养成分。
事实上，自然界中能够提供这些基本营养成分的可食性物质非常多，古代人类通过对其生态环境的长期认识和了解，能够十分科学地从当地生物环境中选择出适当的食物种类组合以平衡其对不同营养成分的需求。
除了基本营养成分这个决定因素外，特定的生态环境条件也制约着人类对食物的选择范围。
有关生态环境对人类食物选择范围的这种制约作用，在我们判断和分析考古遗址出土的一些敏感植物遗存时尤其应该引起注意。
人类食物结构的组成不仅仅局限于人类本性的需求和生态环境的制约，人类文化的作用，如传统观念、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禁忌、图腾等都有可能影响到人类对食物的选择范围。
二、对古代经济形态的研究1.采集与狩猎经济形态农耕经济出现之前，人类获取食物的方式主要是采集与狩猎。
有学者曾对近代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以采集狩猎经济为主体的部落群体的食物结构进行过分析比较，结果发现，在其调查的部落群体中大多数是以采集为主要获得食物的方法，古代采集狩猎经济群体的食物结构可能也大多是以植物类食物为主的。
因此，要想完整、科学、准确地对那些农耕经济出现之前的、尚处于采集狩猎经济阶段的早期考古学文化的经济形态进行探讨，就必须注意对植物遗存的研究。
与动物骨骼相比，植物遗存更不易保存，采集工具也不象狩猎工具那样复杂和专业，事实上很多采集活动仅靠空手即可完成，至多配备一些无需特殊加工的简单工具，这确实给我们研究古代采集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地认识到这一现实，在考古发掘中有意识、有目的地采用科学的植物考古学手段尽可能地发现和获取植物遗存，然后运用植物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对所发现的植物遗存加以系统地分析和研究，就有可能在有关考古报告中或研究论述中避免过分地强调狩猎活动的重要性，而低估甚至忽略采集经济在早期考古学文化中的地位。
2.xx经济形态栽培作物与驯化动物的出现不仅是人类获取食物方式的一个转变，也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场革命。
很显然，对栽培作物起源的研究离不开植物考古学。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学术界曾就栽培作物的起源以及农业的起源等问题在理论探讨上掀起过一个高潮，就与当时的植物考古学的发展，尤其是浮选法开始在田野考古发掘中广泛的应用，是密切相关的。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关稻作农业起源的问题在我国考古学界突然成为一个热门课题，与植硅石研究手段的引进和应用有一定的关联。
如果在今后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中能够再注意科学地、规范地采用植物考古学的另一个更为有效的手段，即以浮选法为基础的植物遗骸研究手段，对稻作农业起源的研究一定还会有新的突破。
相对稻作农业起源的研究，有关我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的讨论一直比较冷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植物考古学未能被普遍地、有效地应用到考古发掘和研究中。
与栽培稻的研究不同的是，利用植硅石鉴定粟和黍尚有些难度，浮选法是目前唯一可以用来解决粟类作物起源问题的植物考古学研究手段，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成功的经验。
例如前几年我们在内蒙赤峰兴隆沟遗址开展的大规模浮选工作，就发现了距今8000年前的炭化粟和黍。
3.农业与xx形成的关系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群体是依赖栽培作物特别是谷物为主要食物来源的，总体上讲，世界上以及中国境内不同地区的早期农耕经济所依赖的栽培作物种类已基本清楚，但这并不说明植物考古学就无用武之地了。
以华夏文明起源的研究为例，绝大多数的学者都会把农业的发展列入文明形成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但是，当时的农业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发展和变化，这些发展和变化又是如何影响到了文明的形成过程，就说不清楚了，原因很简单，缺乏充足的考古实物证据。
农业以种植业为主，种植的是植物，探讨古代农业经济的发展自然离不开植物考古学的参与。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就这一问题曾展开了系统的植物考古学研究。
通过对位于中原地区的一系列龙山时代和夏商西周时期的考古遗址开展浮选工作，我们获取了大量的炭化植物遗存。
经过对这些出土植物遗存的分析和研究发现，在华夏文明形成时期，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确实发生了很多显著的变化：（1)普遍发现有炭化稻谷遗存，（2）发现了小麦遗存，（3）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开始由相对单一的农作物种植制度向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转化。
由此可以看出植物考古学的重要性，文明初始阶段，文献记载有限，考古学是重建这一阶段历史的主要手段。
考古学是以物说话的，有关植物遗存方面的资料和信息需要通过植物考古学去发现与研究。
三、对古代社会结构的研究考古出土的遗迹遗物不仅仅是古代人类物质文化的具体表现，同时也体现着古代社会政治结构方面的内容，并包含着古代人类思想意识方面的内涵。
通过对具体的物质文化的分析，探讨古代社会政治结构的特点和发展，了解古代人类精神世界的活动，应该列入现代考古学的研究范畴。
作为考古发掘获得的古代文化遗物的一种，植物遗存也同样具有着这种向更深一步研究的潜力。
通过系统地植物考古学研究，考古出土的植物遗存不仅是我们探索古代社会经济基础方面的重要资料，同时也能为我们了解古代社会上层建筑方面的情况提供重要的线索。
四、对古代生态环境的研究复原古代生态环境是现今植物考古学的另一个主要研究方向。
生态环境作为一种系统，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改变必然会引起其它一系列因素的变化。
气候是形成自然环境的主导因素之一，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区域的植被类型、动物群组成、土壤性质、水域面积和水网分布等。
对古代气候变化规律的研究有多种途径，一般是从复原古代植被入手。
古代植被的复原主要依靠对连续的自然堆积中所包含的植物遗存的鉴定和分析，而对自然堆积中的植物遗存的鉴定和分析主要应用孢粉学的研究手段。
传统上，利用孢粉复原古代植被是被划归在地质学研究的范畴，但是，由于地质学与考古学的研究目的不同，纯地质学的古代植被复原往往不能满足考古学的要求。
例如，已历时一万余年的全新世在地质学的古代植被复原中常常是被当作几个甚至一个时间单位来分析的，但是考古学者希望了解的却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内植被与气候的千年之间甚至百年之间的变化规律。
因此，以考古学为研究目的的古代植被复原在可能的情况下最好由植物考古学者来承担。
如何将环境研究与考古学研究的目的紧密结合是环境考古学有别于其它环境研究学科的标志，因此，运用植物考古学进行古代生态环境复原应该以解决考古学的问题为研究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