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彭尊研究严志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94年在安阳刘家庄北地发掘一座殷墟四期的墓葬，出土一组青铜器，计有鼎2、簋1、甗1、觚2、爵2、瓿1、卣1、斝1、觚形尊1、觯1。

其中的一件觚形尊腹内壁有三行12字铭文，是近年新出铜尊铭文最长者。

其铭云：“辛丑，亚易（赐）彭吕（金），用作母丁彝。

未。

”1据文意，此尊作器者私名为“彭”，可称为彭尊。

此尊铭文己有典型的西周早期铭文风格。

商代晚期开始出现的这类新型长铭的记事铭文，这些记事铭文，以赏赐为其内容核心，附带的一些相关记事性内容则多是说明赏赐的因果。

彭尊中受赐者为“彭”，商末周初有彭母器群，计有鼎、簋、甗、觯卣诸器，铭载“彭母彝。

冉。

”为冉族之物，当与此尊无涉。

铭文中作为赏赐者出现的是“亚”，这在铜器铭文中是极为罕见的。

笔者统计商代晚期赏赐内容的铜器铭文约有51条，其中的赐者可分为四类：1、商王。

这是最常见的赏赐主体，共27例，占总数的53%。

还有一些赏赐也是出自商王的指示进行的，实际上这个比重还要高一些。

受到商王赏赐的受赐者官职有小臣（缶、、俞、邑）、作册（豊、般）、戍（嗣、甬）、寝（敄、魚、孳）、尹（光）、宰（甫、）、（亚唬）。

另外还有一些径称私名者，如：嶲、、馭、邲其、瓦、、、、。

其中有人地位较高，其中的可能就是同为殷墟四期器的王子鼎（近出259）中的“王子”。

而邲其还能赏赐作册，也是一地位显赫的人物。

2、子（大子）。

这是仅次于商王的赏赐主体，共9例，占总数的17%。

甲骨刻辞中的“子”大致有以下四个含义：王之子；大臣、诸侯等贵族之子；商同姓的子姓；爵称的子爵2。

甲、金文之单言“子”，则是对男性贵族所通用的尊称3。

小子省卣铭：“子赏小子省贝五朋，省揚君赏。

”小子省称子为君，两者之间的关系近于君、臣。

受到“子”赏赐的受赐者以小子多见，有小子、小子省、小子。

甲金文中常见“小子”一词，“小子”与“子”相对，子啓父辛尊（集成5965）中的“子啓”受到“子”的赏赐，也可能是“小子”。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系考古学专业汉唐考古方向朱岩石老师考博真题导师分数线内部资料一、专业的设置、招生人数及考试科目院系(招生人数)专业(招生人数)研究方向导师考试科目204考古系(5)060100考古学(5)03汉唐考古朱岩石①1001英语、1002日语、1003俄语、1004德语、1005法语选一②2075中国考古学通论③3142汉唐考古二、导师介绍朱岩石，考古系硕士生导师，1962年8月出生于北京市西城区。

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汉唐研究室主任、邺城考古队队长。

兼任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客座教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

研究方向：汉唐考古学、东亚历史考古学。

主要代表作：《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科学出版社，2003年。

《东魏北齐邺南城内城之研究》、《汉唐之间的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文物出版社2003年10月。

《邺城遗址赵彭城东魏北齐佛寺遗迹发掘与研究》，《历史与文化特集-东亚地区六至七世纪佛寺塔基考古学研究论集》(日文)，日本东北学院大学，2006年3月。

《论邺城皇家园林的功能及其意义》（日文），发表于《国学院大学大学院纪要》1997年第29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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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天纬地 照临四方——中国文明起源的陶寺模式十人谈纪要山西省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22年7月20~22日，“经天纬地 照临四方——中国文明起源的陶寺模式”十人谈在山西太原召开，本次会议由山西省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承办。

来自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中国国家博物馆、南京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科研单位十名专家，围绕会议主题从考古、文献、天文、建筑等方面进行了阐释，凝练文明起源的陶寺模式，思辨文明论证的哲学逻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宫长为先生从历史长河角度对陶寺进行了高度总结，他认为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即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应以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和发展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时间上来讲，由夏商周三代上推到五帝时代，乃至三皇时代，下延至春秋战国时期，乃至秦汉王朝；从地域上来说，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向外扩展到不同的区域和范围。

这一阶段历史，与我们常说的中国早期国家阶段相当。

虽然期间产生了像红山、良渚、石家河、石峁等许多文明，而从中国历史看，中国主脉在陶寺，陶寺模式是中华主脉，这种模式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

首先，陶寺遗址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宝典遗址，它就是一部书、一部宝典，就是一个最好的版本。

现在不同时代的考古发现很多，但陶寺遗址是重要宝典版本。

1926年2月，时任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国学研究院人类学教师的李济先生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先生，到山西晋南考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尧都平阳的记载，根据这个线索，还到临汾查看了尧庙。

其次，陶寺文化就是这一版本里的核心内涵，即经典文化。

从1978年开启陶寺遗址发掘，至1985年陶寺遗址分期已丰富到早中晚三期，奠定了陶寺文化的基础；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预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包括社科院创新工程的推进，陶寺文化内涵又得到不断丰富发展，成为中国史前时期最为醒目和研究最为深入的考古学文化。

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向各位发来本年度考古界最振奋人心的消息：2016中国考古新发现六大入选项目公布啦!关于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之贵州贵安新区牛坡洞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坡洞遗址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马场镇(原属平坝县)平寨村龟山组东约0.2公里一座名叫牛坡的山丘上，东北距贵阳市约40公里，北距马场镇5公里，西距猫跳河支流马场河约0.8公里。

B洞第一期砍砸石器第一期石核2008年夏，平坝县文物管理所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首次发现该遗址。

2011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坝县文物管理所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复查，判断其为黔中地区发现的保存状况较好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洞穴遗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遂报请国家文物局对其进行正式发掘。

第二期墓葬Z6遗址由A洞、B洞和C洞三个地点组成。

2012~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遗址连续进行了5个年度的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

第二期骨铲持续的调查和发掘，明确了遗址三个地点的文化面貌和遗址范围。

A、B、C洞面积分别为500、420和120平方米，其中，大部分堆积分布在洞口外。

目前，已发掘面积约100平方米，以A洞文化堆积最为丰厚，也最具代表性，堆积厚约6.7米，时代约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历史时期。

第二期砍砸器第二期石锤第二期石核第二期细石叶遗址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发现10余处用火遗迹、2处活动面、7座墓葬等。

除此之外，还发现了大量地层关系明确的文化遗物，包括石器、骨器、陶器等生活用具、生产工具以及大量与加工打制石器有关的石料、断块、石核、石片、碎屑等，以及水、陆生动物遗骸和植物果核。

第三期墓葬第三期尖状器第三期磨制石斧第三期细石核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及出土遗物，可划分为五期。

中国考古研究院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考古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那么，你对考古研究院有了解吗?下面由店铺为大家整理的中国考古研究院介绍，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中国考古研究院介绍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考古研究所归属中国社会科学院。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田野考古为基础，应用包括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内的各种方法，并结合古代文献，揭示中国史前及各历史时期不同类型文化遗存的内涵、特征、性质及其相互关系，进而对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进行全方位的考古学研究，探讨古代社会发展演变的进程和规律。

同时，开展对古代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

目前下设业务机构史前考古研究室、夏商周考古研究室、汉唐考古研究室、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室、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科技考古中心、考古资料信息中心、考古杂志社。

另在西安设有研究室，在洛阳和安阳设有工作站。

主管的研究中心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公共考古中心，国外考古研究中心等，挂靠的学术团体有中国考古学会。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历史第一任所长由郑振铎担任，副所长为梁思永和夏鼐。

此后由尹达和夏鼐分别任所长。

自1982年以来历任所长为王仲殊(1982年始)、徐苹芳(1988年始)、任式楠(1992年始)、刘庆柱(1998年始)。

现任所长为王巍(2006年始)。

建所以来，先后在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及香港特别行政区，200多个市、县开展田野考古工作。

1977年以前，为开拓新中国的考古事业，建立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承担着全国各地的学术性考古发掘与研究任务。

先后发掘了陕西西安半坡、河南陕县庙底沟、湖北京山屈家岭、青海乐都柳湾、河南偃师二里头、河南安阳殷墟、陕西沣镐、洛阳东周城、西安汉长安城、河北满城汉墓、河南汉魏洛阳城、西安隋大兴唐长安城、河南隋唐洛阳城、北京元大都、明定陵等一大批重要遗址及陵墓。

1952年，与文化部共同支持北京大学历史系创办考古专业，又于1952～1955年与文化部、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4期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

北宋帝陵石像生研究孟　凡　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710)目 次一　北宋帝陵石像生组合承上启下二　北宋帝陵的石雕概况三　北宋帝陵石像生的艺术特色四　北宋帝陵石像生形制的类型五　北宋帝陵石像生分期及其意义 北宋帝陵神道石像生组合承上启下,影响深远,其雕镌技法高超,艺术形象精美,不仅在北宋石雕艺术中独占鳌头,在中国古代帝陵的石像生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北宋帝陵神道石像生是帝陵陵园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其形制演变序列是探讨研究北宋帝陵形制结构更深层次变化及其发展阶段的主要标尺之一。

因此,对北宋帝陵神道石像生的组合、雕镌技法、主要纹饰题材,以及石像生的形制和分期进行探讨和研究,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　北宋帝陵石像生组合承上启下(一)继承前代传统,以唐乾陵石像生组合模式为基础而变化唐乾陵最南端置对峙的二鹊台,其北约2350米在对峙的乳峰上筑双阙,后来称为乳台。

此后唐陵多置鹊台和乳台,基本成为定制。

以鹊台作为进入封域的标志,乳台双阙为陵园之门阙,其内为柏城。

乳台北至朱雀门长约650余米,称神道,两侧置石像生。

上述规制的宏观框架和乳台三出阙的结构,均为宋陵所承袭。

所谓神道,即陵园宫城正南门之南的大道。

神道的特点是置华表(石柱、望柱)和石像生。

华表初为木制,功能以“表识衢路”为主,或作界标(还有其他说法)。

战国时期燕昭王墓前已置华表,西汉亦有之,但此时并未形成神道。

东汉时用石柱作华表,墓前置华表始流行,同时墓前设—323—石阙,置石兽,至此墓前形成神道,并以华表作为神道之标志〔1〕。

在这之后经南北朝之延续和发展,到唐乾陵时华表(石柱)柱身八棱形,通体雕卷草纹饰,此后遂成为帝陵和少数太子、公主墓才能使用的神道标志〔2〕。

北宋承袭唐制,称望柱,其形制在唐代基础上又有发展和变化。

帝陵石刻出现较晚,西汉帝陵无石刻,东汉只光武帝陵前有少量石刻。

人臣墓葬,西汉时仅霍去病墓和张骞墓等出现石刻。

东汉人臣墓葬有石刻者逐渐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