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彭尊研究严志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94年在安阳刘家庄北地发掘一座殷墟四期的墓葬，出土一组青铜器，计有鼎2、簋1、甗1、觚2、爵2、瓿1、卣1、斝1、觚形尊1、觯1。

其中的一件觚形尊腹内壁有三行12字铭文，是近年新出铜尊铭文最长者。

其铭云：“辛丑，亚易（赐）彭吕（金），用作母丁彝。

未。

”1据文意，此尊作器者私名为“彭”，可称为彭尊。

此尊铭文己有典型的西周早期铭文风格。

商代晚期开始出现的这类新型长铭的记事铭文，这些记事铭文，以赏赐为其内容核心，附带的一些相关记事性内容则多是说明赏赐的因果。

彭尊中受赐者为“彭”，商末周初有彭母器群，计有鼎、簋、甗、觯卣诸器，铭载“彭母彝。

冉。

”为冉族之物，当与此尊无涉。

铭文中作为赏赐者出现的是“亚”，这在铜器铭文中是极为罕见的。

笔者统计商代晚期赏赐内容的铜器铭文约有51条，其中的赐者可分为四类：1、商王。

这是最常见的赏赐主体，共27例，占总数的53%。

还有一些赏赐也是出自商王的指示进行的，实际上这个比重还要高一些。

受到商王赏赐的受赐者官职有小臣（缶、、俞、邑）、作册（豊、般）、戍（嗣、甬）、寝（敄、魚、孳）、尹（光）、宰（甫、）、（亚唬）。

另外还有一些径称私名者，如：嶲、、馭、邲其、瓦、、、、。

其中有人地位较高，其中的可能就是同为殷墟四期器的王子鼎（近出259）中的“王子”。

而邲其还能赏赐作册，也是一地位显赫的人物。

2、子（大子）。

这是仅次于商王的赏赐主体，共9例，占总数的17%。

甲骨刻辞中的“子”大致有以下四个含义：王之子；大臣、诸侯等贵族之子；商同姓的子姓；爵称的子爵2。

甲、金文之单言“子”，则是对男性贵族所通用的尊称3。

小子省卣铭：“子赏小子省贝五朋，省揚君赏。

”小子省称子为君，两者之间的关系近于君、臣。

受到“子”赏赐的受赐者以小子多见，有小子、小子省、小子。

甲金文中常见“小子”一词，“小子”与“子”相对，子啓父辛尊（集成5965）中的“子啓”受到“子”的赏赐，也可能是“小子”。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系考古学专业汉唐考古方向朱岩石老师考博真题导师分数线内部资料一、专业的设置、招生人数及考试科目院系(招生人数)专业(招生人数)研究方向导师考试科目204考古系(5)060100考古学(5)03汉唐考古朱岩石①1001英语、1002日语、1003俄语、1004德语、1005法语选一②2075中国考古学通论③3142汉唐考古二、导师介绍朱岩石，考古系硕士生导师，1962年8月出生于北京市西城区。

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汉唐研究室主任、邺城考古队队长。

兼任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客座教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

研究方向：汉唐考古学、东亚历史考古学。

主要代表作：《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科学出版社，2003年。

《东魏北齐邺南城内城之研究》、《汉唐之间的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文物出版社2003年10月。

《邺城遗址赵彭城东魏北齐佛寺遗迹发掘与研究》，《历史与文化特集-东亚地区六至七世纪佛寺塔基考古学研究论集》(日文)，日本东北学院大学，2006年3月。

《论邺城皇家园林的功能及其意义》（日文），发表于《国学院大学大学院纪要》1997年第29辑等。

育明教育考博分校解析：考博如果能够提前联系导师的话，不论是在备考信息的获取，还是在复试的过程中，都会有极大的帮助，甚至是决定性的帮助。

育明教育考博分校经过这些年的积淀可以协助学员考生联系以上导师。

三、参考书目专业课信息应当包括一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关于参考书和资料的使用。

这一点考生可以咨询往届的博士学长，也可以和育明考博联系。

参考书是理论知识建立所需的载体，如何从参考书抓取核心书目，从核心书目中遴选出重点章节常考的考点，如何高效的研读参考书、建立参考书框架，如何灵活运用参考书中的知识内容来答题，是考生复习的第一阶段最需完成的任务。

另外，考博资料获取、复习经验可咨询叩叩：柒柒，贰陆柒捌，伍叁柒，专业知识的来源也不能局限于对参考书的研读，整个的备考当中考生还需要阅读大量的paper，读哪一些、怎么去读、读完之后应该怎么做，这些也会直接影响到考生的分数。

经天纬地 照临四方——中国文明起源的陶寺模式十人谈纪要山西省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22年7月20~22日，“经天纬地 照临四方——中国文明起源的陶寺模式”十人谈在山西太原召开，本次会议由山西省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承办。

来自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中国国家博物馆、南京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科研单位十名专家，围绕会议主题从考古、文献、天文、建筑等方面进行了阐释，凝练文明起源的陶寺模式，思辨文明论证的哲学逻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宫长为先生从历史长河角度对陶寺进行了高度总结，他认为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即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应以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和发展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时间上来讲，由夏商周三代上推到五帝时代，乃至三皇时代，下延至春秋战国时期，乃至秦汉王朝；从地域上来说，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向外扩展到不同的区域和范围。

这一阶段历史，与我们常说的中国早期国家阶段相当。

虽然期间产生了像红山、良渚、石家河、石峁等许多文明，而从中国历史看，中国主脉在陶寺，陶寺模式是中华主脉，这种模式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

首先，陶寺遗址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宝典遗址，它就是一部书、一部宝典，就是一个最好的版本。

现在不同时代的考古发现很多，但陶寺遗址是重要宝典版本。

1926年2月，时任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国学研究院人类学教师的李济先生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先生，到山西晋南考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尧都平阳的记载，根据这个线索，还到临汾查看了尧庙。

其次，陶寺文化就是这一版本里的核心内涵，即经典文化。

从1978年开启陶寺遗址发掘，至1985年陶寺遗址分期已丰富到早中晚三期，奠定了陶寺文化的基础；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预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包括社科院创新工程的推进，陶寺文化内涵又得到不断丰富发展，成为中国史前时期最为醒目和研究最为深入的考古学文化。

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向各位发来本年度考古界最振奋人心的消息：2016中国考古新发现六大入选项目公布啦!关于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之贵州贵安新区牛坡洞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坡洞遗址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马场镇(原属平坝县)平寨村龟山组东约0.2公里一座名叫牛坡的山丘上，东北距贵阳市约40公里，北距马场镇5公里，西距猫跳河支流马场河约0.8公里。

B洞第一期砍砸石器第一期石核2008年夏，平坝县文物管理所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首次发现该遗址。

2011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坝县文物管理所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复查，判断其为黔中地区发现的保存状况较好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洞穴遗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遂报请国家文物局对其进行正式发掘。

第二期墓葬Z6遗址由A洞、B洞和C洞三个地点组成。

2012~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遗址连续进行了5个年度的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

第二期骨铲持续的调查和发掘，明确了遗址三个地点的文化面貌和遗址范围。

A、B、C洞面积分别为500、420和120平方米，其中，大部分堆积分布在洞口外。

目前，已发掘面积约100平方米，以A洞文化堆积最为丰厚，也最具代表性，堆积厚约6.7米，时代约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历史时期。

第二期砍砸器第二期石锤第二期石核第二期细石叶遗址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发现10余处用火遗迹、2处活动面、7座墓葬等。

除此之外，还发现了大量地层关系明确的文化遗物，包括石器、骨器、陶器等生活用具、生产工具以及大量与加工打制石器有关的石料、断块、石核、石片、碎屑等，以及水、陆生动物遗骸和植物果核。

第三期墓葬第三期尖状器第三期磨制石斧第三期细石核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及出土遗物，可划分为五期。

中国考古研究院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考古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那么，你对考古研究院有了解吗?下面由店铺为大家整理的中国考古研究院介绍，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中国考古研究院介绍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考古研究所归属中国社会科学院。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田野考古为基础，应用包括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内的各种方法，并结合古代文献，揭示中国史前及各历史时期不同类型文化遗存的内涵、特征、性质及其相互关系，进而对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进行全方位的考古学研究，探讨古代社会发展演变的进程和规律。

同时，开展对古代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

目前下设业务机构史前考古研究室、夏商周考古研究室、汉唐考古研究室、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室、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科技考古中心、考古资料信息中心、考古杂志社。

另在西安设有研究室，在洛阳和安阳设有工作站。

主管的研究中心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公共考古中心，国外考古研究中心等，挂靠的学术团体有中国考古学会。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历史第一任所长由郑振铎担任，副所长为梁思永和夏鼐。

此后由尹达和夏鼐分别任所长。

自1982年以来历任所长为王仲殊(1982年始)、徐苹芳(1988年始)、任式楠(1992年始)、刘庆柱(1998年始)。

现任所长为王巍(2006年始)。

建所以来，先后在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及香港特别行政区，200多个市、县开展田野考古工作。

1977年以前，为开拓新中国的考古事业，建立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承担着全国各地的学术性考古发掘与研究任务。

先后发掘了陕西西安半坡、河南陕县庙底沟、湖北京山屈家岭、青海乐都柳湾、河南偃师二里头、河南安阳殷墟、陕西沣镐、洛阳东周城、西安汉长安城、河北满城汉墓、河南汉魏洛阳城、西安隋大兴唐长安城、河南隋唐洛阳城、北京元大都、明定陵等一大批重要遗址及陵墓。

1952年，与文化部共同支持北京大学历史系创办考古专业，又于1952～1955年与文化部、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4期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

北宋帝陵石像生研究孟　凡　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710)目 次一　北宋帝陵石像生组合承上启下二　北宋帝陵的石雕概况三　北宋帝陵石像生的艺术特色四　北宋帝陵石像生形制的类型五　北宋帝陵石像生分期及其意义 北宋帝陵神道石像生组合承上启下,影响深远,其雕镌技法高超,艺术形象精美,不仅在北宋石雕艺术中独占鳌头,在中国古代帝陵的石像生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北宋帝陵神道石像生是帝陵陵园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其形制演变序列是探讨研究北宋帝陵形制结构更深层次变化及其发展阶段的主要标尺之一。

因此,对北宋帝陵神道石像生的组合、雕镌技法、主要纹饰题材,以及石像生的形制和分期进行探讨和研究,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　北宋帝陵石像生组合承上启下(一)继承前代传统,以唐乾陵石像生组合模式为基础而变化唐乾陵最南端置对峙的二鹊台,其北约2350米在对峙的乳峰上筑双阙,后来称为乳台。

此后唐陵多置鹊台和乳台,基本成为定制。

以鹊台作为进入封域的标志,乳台双阙为陵园之门阙,其内为柏城。

乳台北至朱雀门长约650余米,称神道,两侧置石像生。

上述规制的宏观框架和乳台三出阙的结构,均为宋陵所承袭。

所谓神道,即陵园宫城正南门之南的大道。

神道的特点是置华表(石柱、望柱)和石像生。

华表初为木制,功能以“表识衢路”为主,或作界标(还有其他说法)。

战国时期燕昭王墓前已置华表,西汉亦有之,但此时并未形成神道。

东汉时用石柱作华表,墓前置华表始流行,同时墓前设—323—石阙,置石兽,至此墓前形成神道,并以华表作为神道之标志〔1〕。

在这之后经南北朝之延续和发展,到唐乾陵时华表(石柱)柱身八棱形,通体雕卷草纹饰,此后遂成为帝陵和少数太子、公主墓才能使用的神道标志〔2〕。

北宋承袭唐制,称望柱,其形制在唐代基础上又有发展和变化。

帝陵石刻出现较晚,西汉帝陵无石刻,东汉只光武帝陵前有少量石刻。

人臣墓葬,西汉时仅霍去病墓和张骞墓等出现石刻。

东汉人臣墓葬有石刻者逐渐增多。

袁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方文物2012·4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

中华文明５０００年的说法由来已久，由于其开始阶段远在甲骨文出现之前，尽管古代文献中记载了一些当时的历史，但是那些都为事过上千年以后的追述，其中不少还具有神话的色彩，不能作为信史。

那一大段没有文字的历史只有通过考古发掘，依据对出土的遗迹和遗物的研究结果来撰写。

因此，作为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被誉为是为中华民族修家谱的盛举。

多年来，通过对众多新石器时代及青铜时代早期的遗址进行发掘，出土了大量当时人使用的城墙、大型建筑基址、房址、墓葬、窖穴、生产工具、日用陶器及装饰品，以及可能属于当时贵族阶层使用的铜器等特殊器物。

我们的考古研究主要侧重于对这些人工遗迹和遗物的形状、内涵及意义进行探讨。

但是，不容讳言，我们对于涉及当时的技术和经济特征、发展演化脉络等问题一直很不清楚，一些相关领域的研究长期处于空白状态，留下大量未解之谜等待探索。

这种状况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不能认真地考虑研究的思路，没有很好地设计研究的方法，无法全面地组建研究的团队，因而也就不可能得出像样的研究成果。

我们应该认识到，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古代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演变对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历史进程起着重要的作用。

为了科学地复原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历史真貌，深刻地认识和充分地展示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对当时的技术与经济状况及发展演变规律展开系统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包括２００２年启动的“预研究”在内，“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迄今为止已经经历四个阶段的研究了。

除了在“预研究”中涉及技术与经济的探讨仅仅限于冶金术研究以外，在后来的三个阶段的研究中，对于技术与经济的探讨一直被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

本文依次回顾“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各个阶段中有关技术与经济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归纳和展望。

马文宽先生在考古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马文宽先生的大名近年来日益受到广泛关注,他在古代外销瓷、西夏瓷及中国与伊斯兰世界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均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

最近,宗教文化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新著《伊斯兰世界文物在中国的发现与研究》,对20世纪以来在中国出土和发现的7至15世纪从伊斯兰世界输入的大量伊斯兰玻璃器、伊斯兰陶器、伊斯兰钱币与金条、伊斯兰金属器等珍贵文物,逐一进行对比、考证、研究并加以介绍,从而为进一步研究伊斯兰世界文化及其与中国的关系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

2008年3月,笔者利用赴京出差的机会,专程慕名拜访了这位回族著名的考古学家、年过七旬的阿卜杜拉?马文宽先生。

一马先生身材高大,儒雅谦和,性格豁达,在他平淡祥和的笑容里看不到他曾经的坎坷和不幸。

现在,他和妻子住在潘家园附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家属楼里。

居室并不大,但素洁清雅。

马先生的高祖马从善自清朝咸丰年间由山东德州(或临清)迁至北京。

先辈们一直在北京和外地清真寺担任着阿洪,长房长子晚年则均回北京西单手帕胡同清真寺任世袭伊玛目。

传至第五代尚有当阿訇者,但已无世袭伊玛目了。

马文宽1936年8月出生在北京。

他的父亲马春光阿訇,曾任河北省河间府、保定于家府、密云石匣、北京东单苏州胡同等地清真寺阿訇,晚年回北京西单手帕胡同清真寺任伊玛目。

前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安士伟大阿訇就曾在手帕胡同清真寺追随马绍文阿訇学经,在他老人家告老还乡时,曾托付马春光伊玛目日后代为主持其高足安士伟的穿衣挂帐仪式。

经过经堂教育培养起来的安士伟阿洪,1948年在马春光伊玛目的推举下被聘为北京手帕胡同清真寺阿洪。

马春光先生回忆说,那时,仅北京旧城区及附近就有四五十个清真寺,前些年因城市拆迁手帕胡同清真寺已不复存在了。

阿訇世家传统的家庭教育,从小培养马文宽勤奋好学、踏实刻苦的良好习惯。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聪慧的马文宽跳班考入位于前门西顺城街的山东中学,成为了共和国培养的第一代中学生。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研究机构，致力于考古学的研究和教育。

成立于1953年，是中国最早建立的考古研究机构之一，具有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范围涵盖了中国境内所有历史时期和地区的考古学研究，从早期人类的起源、古代文明的形成，到近代历史遗存的考古发掘，都有相关的学术研究。

研究所拥有一支专业素质高、知识面广的研究团队，包括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文物保护专家等。

他们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精湛的研究方法，为中国和世界的考古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成果丰硕，涵盖了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和学术论文。

例如，在中国境内发现的原始人类化石和遗址、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轨迹和特点、历史遗址的保护与修复等都有相关研究成果。

这些成果为中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证资料，也丰富了世界考古学的学术资料库。

此外，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还开展了多项重要的考古实践项目。

他们积极参与文物保护工作，对重要历史遗址进行现场考古发掘和修复，帮助保护和传承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

研究所还组织了学术交流活动，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学术论坛，促进学科之间的合作和创新。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还注重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学术交流。

他们与国内外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举办短期培训班和学术交流项目，培养了一大批高水平的考古学人才。

同时，研究所还定期举办学术会议和学术报告会，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个交流学术成果和探讨学术问题的平台。

总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作为中国最早的考古学研究机构之一，具有丰富的学术积淀和实践经验。

他们通过深入的研究和考古实践，为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文明的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未来，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将继续努力，致力于推动考古学研究的发展，为保护和传承中国历史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近代考古五大新发现中国考古概述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很早就有学者注意到进行古代遗迹考察和古代遗物研究的重要价值。

产生于的北宋时期（公元960～1127年），具有一定学术系统的"金石学"，到清代（公元1644～1911年）更为发达，最终形成了中国考古学的前身。

以田野调查发掘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兴起较迟。

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派遣的探险家、考察队，曾潜入中国边疆地区进行活动。

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学术机关开始进行周口店、殷墟等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调查发掘遍及全国各个地区，逐步建立起完备的中国考古学体系。

近代考古学的传入：19世纪末，欧洲的考古学已经日渐兴盛。

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讲到19世纪中叶以来，欧洲考古学家将史前时期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三期，并将中国古史传说与此相比照。

1898年在河南省安阳小屯村首次发现了有字甲骨文；1900年在甘肃省敦煌石窟发现了储存有大量古代写本文书和其它文物的藏经洞，这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两项惊人发现，并成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前兆。

1926年由李济主持，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进行的发掘，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

1927年，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该团先后在新疆等地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工作。

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和初步发展：1928年董作宾前往河南安阳小屯进行调查试掘，准备大规模地展开工作，这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重要标志。

1929年，李济作为当时中国唯一具有近代考古学知识和发掘经验的学者，被聘任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

同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及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分别成立。

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考古研究学术机构。

1929年由裴文中主持，在周口店遗址发现了第一个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

随后出土的大批石制品和人类用火痕迹，使"北京人"文化遗存得以确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为世人所公认的五千年文明史，欲求源头，何以为证？浩瀚的史料固然重要，而考古文化和文物，恰恰是中国历史的真实记录和无可辩驳的见证。

中国近现代史的考古文化和文物的研究，以严谨治学著称，而另一方面，却是囿于少数人的活动。

现在，中国正当盛世，富起来的中国人，不但追求事业有成，而且，亟待提高自己的文化品位。

他们开始对祖宗创造的文化，对考古研究，文物收藏等逐渐投入热衷和羡慕的眼光。

这个研究的领域，逐渐油“冷门”转向“热门”。

在上海江宁路的富丽大厦里笔者目睹树起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考古系上海教学部”的校牌，精神为之一振。

这里地处闹市，且闹中取静。

院址正好处在上海的中心轴线上，繁华而又人气旺盛。

研究生院上海教学部有一流的校舍2000平方米，其中还有研究生活动中心600平方米，已初具规模。

笔者走进一间教室，现代化的教学设施一应俱全。

在四楼百余平方米的文物展示厅，陈列着从远古至清末历朝文物精品近千件，全国各地遗址中发掘出土的历朝瓷片近二千余片，其中不乏稀世珍品。

提供文物实物给研究生学员在学习中进行比较、分析、甄别，是教学部的一大优势和特色。

教师是教学部的关键。

笔者在教学部办公室翻阅了一下学院考古系教学部教授的名册。

名副其实，堪称一流。

在20余名名单中全部是研究员、教授、其中博士生导师6名，硕士生导师12名，全国屈指可数的考古学者和文物鉴定专家。

还有2位是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

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刘庆柱教授；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授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王巍教授、博士（双博士学位）；还特聘北京大学博士、博士生导师齐东方教授和秦大树教授；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博士赵力教授；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文物鉴定委员、国家文物局泰安培训中心李先登教授；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中国文物学会培训专家夏更起教授……单日，笔者有幸旁听李健民研究员的讲课，师生互动，气氛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