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选择法团主义_发展中国公民社会

萧功秦：中国近代以来的六次政治选择人们常说，每一个时代的人们，总是要重新地审视和解读以往的历史。

因为每个时代的人们有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总是希望从自己关切的角度、从历史当中来获得对自己的启示。

我们正处在一个现代化的时代，我们当然会非常有兴趣的想了解我们过去的前人，他们是怎么经历现代化的挑战的？他们在经历现代化的挑战过程当中有什么教训？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挫折？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从一个政治选择这个角度来看待我们一百多年所经历的这段历史。

那么从近代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的传统国家，在西方挑战的压力下面开始了现代化的过程，而这种现代化实际上应该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

因为中国在西方的压力下面，它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感受到数千年所未有的强敌。

那么针对这种强敌和大变局，他们当然就有一种想摆脱这种危机的愿望，而要摆脱这种危机只有模仿西方的文明，在模仿西方文明的过程当中，中国就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

现代化的过程需要一种新的载体，一种政治载体，那么什么样的政治载体适合于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呢？实际上这是一个全民族的一个试错过程，一个全民族的集体的试错过程。

实际上以往的时代，人们在不同的社会的客观的条件制约下面，根据人们自己对什么是富强的理解，同时也根据他们所能够获得的政治资源，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政治选择，我们这里所说的政治选择，就是指特定的政治体制，与现代化的战略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政治模式。

人们是用这个模式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的，这种前后相继的政治模式形成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我们一百四十年来的中国的现代化的历史。

大体上说，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六次政治选择，因为他们所作出的政治选择，他们所代表的政治选择，实际上就影响了中国人的命运。

那么首先我要谈的是第一种政治模式，我们把它称为叫做晚清的开明专制化模式。

它实际上经历了三个阶段，那就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

所谓的开明专制化，用一个简单的说法就是旧瓶装新酒。

选择法团主义，发展中国公民社会萧功秦摘要：社会利益摩擦变大，群体性事件频发，根本原因是缺乏社会中间组织的沟通和协商，此为官民关系“非常态”。

要建立和谐的“新官民”关系，可结合历史路径，借鉴东亚邻国，将现有国家控制的工会等社会团体通过法团主义的路径，向自主性的公民社团转型，让国人从中获得民主的学习机会，最终走向公民社会。

问：如何看待近来频发的“群体性”事件？答：近年来，官民关系摩擦变大，其基本原因是，我国处在转型时期，利益日益多元化，社会矛盾严重，不同社会群体诉求缺乏与政府进行沟通的渠道，政府处理事态的机制又缺乏弹性，导致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这是非常态的官民关系。

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缺乏强有力的社会中间组织，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

更具体地说，在当今强势政府控制的社会建制中，并没有有效地形成一套整合30年改革开放衍生来的利益多元个体的制度机制，当政府不得不面对没有组织的无数游离态的个体时，连对话或谈判的对象都找不到，一盘散沙式的个人在社会上如果没有组织来予以整合，就会成为由游离态的个人聚合而成的“乌合之众”，极易造成冲突频繁发生。

缺乏中间组织的社会里，社会矛盾将无法通过政府与中间组织之间的协商来解决，政府管不过来，又不许民间组织来管，就一定会出大问题。

这种情况下，国家与无数个人之间缺乏协商机制，社会的稳定成本就会大为提高。

问：如何解决官民关系的矛盾呢？答：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一些欧洲大陆国家与东亚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法团主义发展模式，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启示。

这些国家的社会中间团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体，如工会、农会、商会以及其他民间利益团体，在历史上，曾经直接隶属于国家，或受政府严密监管与控制。

随着社会自组织化要求的提高，这些功能性团体越来越多地演变为代表这些利益团体与政府对话的功能，从而有效地在政府与大众之间扮演协商与对话的积极角色。

其发展结果就是，一方面，中间团体演变为自主性的公民社会组织；另一方面，它们又受到政府或国家比较有效的控制与约束。

萧功秦：远离虚骄民族主义“强国家-弱社会”模式须反思中国模式的两种用法问：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模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首先想请你谈一下，你是否认同有一个中国模式？如果有，你怎么描述这个模式？答：中国模式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用法。

一种是意识形态层面的用语，人们用其来证明中国发展道路的优越性，以起到鼓舞人心与宣传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作用。

一些西方学者在反思西方经济与社会困境时，往往把中国加以浪漫美化，以此作为参照物，来反思西方的毛病，这种西方的非主流思潮往往又与中国模式优势论来呼应，形成当下“中国模式观“的主流。

另一种用法是中性的社会结构分类学用法，即从体制内部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角度，对这种由特殊历史路径发展起来的国家与社会结构予以客观的学术定位，实事求是地考察其优势、弱点、内在矛盾与发展前景。

这种发展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模式，有助于我们深入地从学理层面来反思，深化对现行体制的认识，也有助于对国际学术领域中的发展政治学本身作出贡献。

我在两年前出版的《中国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改革》一书中，曾对发展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模式，提出自己的分析意见。

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体制，三十年来已经具有了相对稳定性，从分类学角度看，其基本特点是一种特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即国家继承了全能主义时代的历史政治遗产，在保持强势国家行政力量对社会的控制的基础上，让社会成员与企业获得相当的经济自主性。

一方面，在市场竞争机制下，企业、地方为自身利益竞争，活力得以释放，与此同时，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流动性增加，社会与文化领域获得一定的自主空间；另一方面，国家又作为大家长，对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领域发挥着强势的调控与引导作用。

这样，社会活力的释放与国家的有效调控之间，就有可能达到一种新的均衡状态。

更具体地说，一方面，由于中国采取了执政党主导的维新路径而不是革命路径，是从全能主义体制中蜕变过来的，因此它保留着强势国家行政能力的优势，而经济多元性与社会竞争力又提升了国家吸纳财富的能力，国家对社会的动员能力就有了前所未有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历史路径的制约，自主性的公民社会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社会在国家大家长的呵护下，自身能力始终没有得到发育，甚至产生对国家的依赖，这反过来又不得不通过强化国家功能来解决社会自身功能不足，这种因果关联进而又影响了社会自身的发展，这样的体制也可以称之为“强国家—弱社会”结构。

萧功秦我们生活在空前自由的状态，但是……凯迪网络：已故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曾说过，未来中国的成功转型，需要一个开放而自由的思想市场。

新权威主义也强调对多元文化的包容。

但在2014年，尤其是下半年，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现实的变化。

您怎么看这些微妙的变化？萧功秦：我充分理解我们现在的执政中心，它现在采取的加强意识形态的管理权、话语权和领导权，它在功能上的意义：是要防止现在政治参与的爆炸和井喷，而这种爆炸和井喷的概率是极高的。

是因为社会有大量的问题，维稳其实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这些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有一种宽松的预期，伴随这种宽松预期，一定会出现特别强烈的社会政治参与的诉求。

这个诉求会连成一片，提出现阶段体制、经济发展难以满足的超前要求，这时候如果不满足的话那就产生爆炸的后果。

在谈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我就注意到这一点：传统极权体制的国家进入现代化就会出现一个薄壳效应。

地壳最薄的地方最容易出现火山爆发。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它有它的合理性，有它功能上的意义。

作为新权威主义，我完全理解政府的做法。

另一方面，我们也考虑到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不能牺牲社会的多元，单方面地实现政府的强控制方式。

这种情况是要加以注意的，因为社会的多元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

经济的多元、文化的多元、社会的多元，这些东西实际是社会创新力的存在。

可以说，人类历史进步的常态现象就是社会多元。

历史上的一元，在政治上、文化上、经济上的完全一元化，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和我们在“文革”时期出现的那种特殊情况，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小的阶段。

多元性本身具有两重性，社会组织当中有一部分对现存时期不满的人可以利用其来挑战现在的政府权威，对社会造成一种不稳定，甚至产生连锁反应，这是必须要防止的。

但是，不能够因为这一点我们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去了，把所有的社会组织、文化多元当作洪水猛兽。

这个也是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

在总体上来说，现在看我们社会进步到现在这状态，社会多元和那个文化多元、经济多元对我们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政治生态起到非常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
萧公权（1887-1962）是一位著名的中国政治思想家、学者、历史学家。

萧公权生于晚清，见证了近代中国的重大历史变迁。

萧公权以其出色的学识及其独特的政治观点，坚定地主张中国应以现代的文明进步为核心，实现中华民族的起死回生。

萧公权在学界享有较高知名度，被称为“以文明变革推动新中国”的思想家，而他独特的思想又为近代中国文明改革
提供了深远的影响。

萧公权主张在完善宪法的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增进当代政治制度的创新，促进民族文明构建及正义正确的历史发展,他还提出保留古代文明精髓,倡导新旧文明宽恕与融合,力推中国
文明的强大发展。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萧公权的一些重要思想在近现代中
国的政治思想史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其中尤以“萧克解放思想”最为著名。

这一思想旨在
引导中国传统和现代文明打破传统的社会隔阂，通过文明改革实现中国的民族复兴。

以上就是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简介。

萧公权的思想不仅深刻地影响着新中国进步的政
治思想，而且对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他的思想既具有时代性又具有
普适性，仍有重要的社会及科学意义。

萧功秦：新权威主义如何走向民主(2)新权威主义本身就是问题倒逼的产物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进入了新权威主义体制下实现成熟市场经济的黄金时代。

许多人关心的是，新权威主义下走向民主是否可能，以及如何走向民主的问题。

新权威主义体制与改革开放以前的传统集权体制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顺应环境挑战过程的历史产物。

习近平总书记自己也说了，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

只要我们把握了新权威主义体制本身在问题倒逼的压力下可以不断自我更新的特点，那么，在民主化的社会条件逐渐成熟时，新权威主义走向民主也将是大势所趋。

事实上，我们可以从30年来中国的新权威主义为什么会两次出现，看到“形势比人强”的因素始终发挥着强大作用。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精英就必须要在成本、利益和风险各方面的综合评估中，务实地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

而这一办法，必须同时满足两方面条件，一是只能通过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来解决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问题，改革产生的问题，只能通过改革来解决，舍此没有其他出路；二是必须保持政治与社会稳定，只有这种稳定的政治环境，才能避免左右极端主义思潮冲击下的政治参与爆炸，使深化市场经济的改革得以顺利推进。

而这两个条件合起来，就是新权威主义了。

即使执政精英本人未必想到自己所做的就是新权威主义路径，但是要解决问题，要实现中国富强，也只有按这样的办法做，改革本身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与边界条件，就决定了“倒逼改革”的方向。

可见，新权威主义并不是偶然的，中国走新权威主义道路来解决中国现代化当下的问题，其间有着适应环境挑战的必然性、合理性与必要性。

真正有意义的民主是多元利益之间的社会整合的内在需要如果政治精英们按“问题倒逼改革，改革在解决问题中深化”的路子走下去，不是按先验的教条去考虑问题，那么，未来总会有一天，中国民主化的问题就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这是因为，当市场经济比较完善后，经济多元化、社会利益多元化，以及多元利益之间的相互协调与整合，需要民主制度，当民主制度成为社会整合与协商的必要治理工具，当民主不仅仅是一种美好价值，而且是社会整合与利益协调所必须，这时，如果不搞民主，社会问题就难以解决。

浅论多元主义下法团主义的理论价值摘要：法团主义试图在传统的极权主义和多元主义框架之外寻求对利益整合的解释，它抛开了体制内外的分野，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国家——社会”分化的视角。

它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常规互动与相互认可。

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对民主多元主义固化不平等，歪曲公民意识，破坏公共议程并让渡公民团体对公共机构的最终控制等缺陷的有效弥补，但是社会团体本身所具有的自组织特性和法团化政府的形成却给了法团主义理论当头一棒。

进而本文希望通过对多元主义的解读论述法团主义其理论价值缺失。

关键词：多元主义法团主义自组织原子化多元平衡一、多元主义民主价值观及其与社会利益团体之间的关系多元主义是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研究领域最为常见的术语之一，在学理上对其定位是极其复杂的。

但是通过分析总结我们不难发现，关于权力配置状态以及作为经验民主理论，是多元主义较为核心的研究重点。

1、多元主义是一种对权力配置方式的研究的理论多元主义中的“元”既不是传统自由主义中所说的公民个人，也不是保守主义的精英理论对于大众群体的简单理解，其实质应该是作为个人与团体之间中介的利益团体。

基于对利益团体的认识我们不难看出多元主义的基本命题：①．有关利益集团广泛性的命题。

多元主义将各种利益团体视为政治权利分散的社会基础。

②．利益集团的终结性命题。

在多元主义的范畴内，利益集团有时被称为“中介组织”，因为它们恰好处于人民和政府之间。

③．利益集团的动员性命题。

在多元主义看来并非所有的利益集团都从事政治活动。

④．利益集团的私人性命题。

多元主义认为，利益集团的组织必须是自愿的，其基础在于共同的利益和关心。

⑤．利益集团的定向性命题。

多元主义认为，利益集团充斥于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但对于具体的利益团体来说它们的活动天地不是漫无节制的，而是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的。

⑥．利益集团的竞争性命题。

现代社会被分解为无数的具有不同利益和资源的集团，它们运用资源区接近和影响政府，并与其他的利益团体相互竞争。

学者萧功秦从大历史角度看当代中国大转型2清王朝应对现代化挑战的失败南方都市报：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并不是一个有意识的自觉选择，而是在中西方文明发生冲撞失败后，这个帝国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在对现代化本身的认识上，也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层面的复杂认知过程。

回到时间序列上，清帝国的第一次正面应对挑战是洋务运动。

当时帝国的精英阶层最先的反应是震惊，湘军的著名领袖胡林翼看到江上急速飞驰的英国战舰，震惊得从马上摔下来。

但最后还是行动起来了。

萧功秦：对。

中国的近代化实际上是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的，而不是从鸦片战争开始。

当时少数的洋务派政治精英，开始从天朝“天下中心”的梦境中醒过来，开始追求富强的现代化过程。

从洋务运动到今天大概150年的时间内，中国进行现代化应对大概经历了6个阶段，我把它总结为六次政治选择。

一是清帝国的开明专制化运动，这一运动经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爆发标明这一专制化运动的失败。

二是从1911—1913年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早期议会制模式。

第三次是1914年到1928年以袁世凯和北洋军事强人为代表的军事强人型的新权威主义模式。

第四次是1928—1949年的国民党的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模式，它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新权威主义。

第五次是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的全能主义的计划经济现代化模式。

第六次就是改革开放的维新模式，我把它称之为后全能主义的技术专家型的新权威主义。

要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要评价中国改革开放这30年，我们就需要先剖析这六种政治选择过程。

南方都市报：好，我们一个一个来分析。

萧功秦：清帝国在受到西方列强的挑战后，最早的选择只能是一种开明专制化运动，因为当时的精英只能在给定的条件下，运用当时的社会政治组织来解决面临的问题。

德国的威廉二世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都是如此。

李鸿章把西方列强的挑战看作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于是通过效仿洋人来增强自己的自卫能力就成了洋务派的基本选择。

萧功秦：中国近代以来的六次政治选择2010年07月29日13:07凤凰网萧功秦我要评论(2)字号：T|T中国近代以来的六次政治选择（上）人们常说，每一个时代的人们，总是要重新地审视和解读以往的历史。

因为每个时代的人们有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总是希望从自己关切的角度、从历史当中来获得对自己的启示。

我们正处在一个现代化的时代，我们当然会非常有兴趣的想了解我们过去的前人，他们是怎么经历现代化的挑战的？他们在经历现代化的挑战过程当中有什么教训？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挫折？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从一个政治选择这个角度来看待我们一百多年所经历的这段历史。

那么从近代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的传统国家，在西方挑战的压力下面开始了现代化的过程，而这种现代化实际上应该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

因为中国在西方的压力下面，它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感受到数千年所未有的强敌。

那么针对这种强敌和大变局，他们当然就有一种想摆脱这种危机的愿望，而要摆脱这种危机只有模仿西方的文明，在模仿西方文明的过程当中，中国就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

现代化的过程需要一种新的载体，一种政治载体，那么什么样的政治载体适合于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呢？实际上这是一个全民族的一个试错过程，一个全民族的集体的试错过程。

实际上以往的时代，人们在不同的社会的客观的条件制约下面，根据人们自己对什么是富强的理解，同时也根据他们所能够获得的政治资源，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政治选择，我们这里所说的政治选择，就是指特定的政治体制，与现代化的战略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政治模式。

人们是用这个模式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的，这种前后相继的政治模式形成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我们一百四十年来的中国的现代化的历史。

大体上说，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六次政治选择，因为他们所作出的政治选择，他们所代表的政治选择，实际上就影响了中国人的命运。

那么首先我要谈的是第一种政治模式，我们把它称为叫做晚清的开明专制化模式。

法团主义、公民社会以及中国民主转型作者：刘依平来源：《行政与法》2013年第01期摘要：在分析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诸多路径中，公民社会以多元主义假设为基础，强调社会之于国家的独立性并以此作为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法团主义则关注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以及二者之间制度化通道的建立。

较之公民社会，法团主义的路径选择从民主发生学、制度基础以及体制改革等方面与中国民主转型更为契合，因此更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公民社会；法团主义；民主转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探讨就从未停止过。

特别是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利益的多元分化调整和重塑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对民主转型的路径研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为客观描述中国改革开放后国家与社会关系出现的新特点，学界提出了诸多新的解释框架，公民社会与法团主义是其中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模型。

研究中国政治问题需从现实逻辑出发。

作为有不同学术假设前提的理论模型，法团主义和公民社会哪一个更接近现实，哪一个对分析中国民主转型更可行，即是本文的关注所在。

一、法团主义的立场法团主义（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也有学者将其译为合作主义、组合主义或统合主义）理论被认为是发端于近代欧洲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权威主义政体。

而作为制度结构的称谓，学界通常认为，法团主义思想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经由施密特系统概括，代表着不同于多元主义的另一种体制说明。

［１］（ｐ２２）法团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结构。

它最普遍的现代意义就是凸显国家与社会之间利益组织的协调作用。

它认为国家是影响利益的决定性力量，应当在利益团体和国家之间寻求建立制度化的联系通道。

为避免团体利益的斗争危及秩序，国家需要将它们吸纳到体制中，让他们在制定公共决策时发挥作用，同时接受国家的统一管理。

根据施密特的观点，关于法团主义的结构特征，主要包含以下几点：［２］（ｐ２４－２６）⑴国家具有重要地位，社会参与则以行业划分的功能团体形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