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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影《沙丘》看好莱坞类型化华人形象》篇一一、引言电影《沙丘》改编自弗兰克·赫伯特的同名科幻小说，于近年上映后引发了全球的关注与讨论。
作为一部融合了科幻、冒险和动作元素的电影，其不仅仅呈现了复杂的故事情节和精良的制作，也涉及了对于不同文化背景角色的刻画。
在这部电影中，好莱坞对于华人形象的塑造成为了值得探讨的话题。
本文将深入分析电影《沙丘》中如何类型化地呈现华人形象，并探讨其背后的文化与商业考量。
二、电影《沙丘》中的华人形象塑造在《沙丘》中，华人角色虽然不是主角，但他们的形象塑造却具有鲜明的类型化特征。
这些角色往往被刻画为身怀异能的战士、智者或者被边缘化的角色。
他们拥有独特的文化背景和技能，但往往被放置在特定的社会地位和角色框架内。
1. 战士与智者形象在电影中，华人角色往往被赋予了超凡的战斗能力和智慧。
他们作为战斗的主力军，展现出了非凡的战斗技巧和意志力。
同时，他们也被描绘为掌握着先进知识和技能的智者，为故事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和支持。
2. 被边缘化的角色然而，在《沙丘》的设定中，华人角色也常常被边缘化。
他们往往处于社会等级的底层，或是被剥夺了权利和自由的群体。
这种类型的角色通常是为了突出电影的矛盾冲突和剧情张力。
三、好莱坞类型化华人形象的文化与商业考量好莱坞在电影制作中对于角色的塑造往往涉及到文化与商业的考量。
在《沙丘》中，类型化地呈现华人形象，一方面可以满足西方观众对于异域文化的想象和好奇，另一方面也可以为电影带来更多的商业价值。
1. 文化考量好莱坞通过类型化地呈现华人形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西方观众对于异域文化的想象和好奇。
这种呈现方式可以让观众更容易地理解和接受故事情节和角色设定。
同时，这也反映了好莱坞对于多元文化的尊重和包容。
2. 商业考量在商业上，类型化地呈现华人形象也可以为电影带来更多的价值。
通过将华人角色塑造成英勇、智慧或异能的形象，可以增加角色的吸引力，提高观众的观影体验。
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分析华人形象是指在美国电影中出现的中国人、华裔或与中国文化有关的角色形象。
在美国电影中，华人形象可以分为正面形象和负面形象两种。
这篇文章将会对这两种形象进行分析。
正面形象：在美国电影中，出现过许多正面的华人形象，这些形象总的来说比较积极向上，让人们对中国文化和华人社会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首先，有一些角色凸显了华人社会的勤劳和努力拼搏精神。
例如著名的电影《千与千寻》，主角千寻和父母都勤劳节俭，她们开了一家小饭馆，生意虽然不是特别好，但是大家都很用心地经营着。
这种形象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华人社会中人或多或少都有这种勤劳和努力拼搏的精神。
其次，一些电影人物展现了华人社会的智慧和才华，例如电影《慕尼黑》，戈登·伍德、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等人所扮演的角色不仅精明能干，而且懂得应对危机，充满智慧。
他们的出现使得观众对华人社会的智慧和才华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另一方面，在美国电影中也出现了大量负面的华人形象，这些形象往往被刻画成“怪异”、“危险”、“陌生”等。
首先，有一些角色被刻画成了狡诈和阴险。
例如电影《金钱风暴》，大部分华人人物都被刻画成了狡猾、奸诈、无情和具有毁灭性的力量，这种形象让人们对华人社会产生了偏见和误解。
其次，一些角色被刻画成了低俗、肮脏和恶劣。
例如电影《金钱帝国》，有一些华人人物在电影中形象猥琐、肮脏和野蛮，这种形象使得观众对华人的印象更加恶劣。
总结：在美国电影中，虽然出现了许多正面的华人形象，但也存在大量的负面形象。
这些负面形象不仅给人们带来了误解和偏见，而且也挫伤了华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因此，我们需要在电影中塑造更加客观真实的华人形象，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尊重华人文化。
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分析自20世纪初开始流行的电影，华人形象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出现。
在先前，华人形象被表现为古老和神秘的，科技上领先的，然而现在的电影将华人形象呈现为更加灵活多变和现代化的。
在一些电影，华人被描绘成神秘和狡猾的人物，但在其他电影中，他们则是勇敢和正义的代表。
因此，在电影中存在不同的华人形象，本文将对这些不同的形象进行分析。
首先，华人在电影中被描绘为外来者，经常被呈现为异国情调的人物。
例如，电影《红番区》中的角色将华人描绘成自大的国家和宗派势力的代表，而《窃听风暴》则通过描绘不同的文化中断和障碍，暗示华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是不同寻常和较为孤立的。
这些电影刻画华人形象时，凸显了他们与美国主流社会之间的差异和隔阂，华人被描绘成既神秘又固执、难以接近和理解的人物。
其次，在一些电影中，华人形象被呈现为技术领域的专家和领袖，如电影《寻龙诀》中的科技巨头龙三少。
这种华人形象是美国社会和商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角色代表了新现代社会中的先进技术和知识分子。
同时，电影《一出好戏》展现了华人商人在国际商业竞争中所处的困境和挑战，让人们认识到，华人在商业场景中所表现出的聪明和能力，但也揭示了他们的脆弱和可悲。
除此之外，在一些电影中，中国丰富的文化，包括武术和哲学思想，被整合到电影中，形成了独特的华人形象。
例如，《功夫》中的主人公小兔乔俊(Jackie Chan)利用自己的武术技能保护家人和社区，华人形象在这些电影中常常是正义和英雄的代表。
这些角色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展示着自己的文化，同时带着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和哲学。
总的来说，在电影中存在许多不同的华人形象，它们在不同的背景和情景下被塑造。
一些角色被描绘为神秘、不可预测和难以理解的人物，而另一些则是智慧、勇敢和正义的代表，这些人物都代表着美国的华人社区和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
通过这些不同的角色形象,观众可以更好地了解华人社区和中国文化，同时也能够更好地认识到美国的多元种族和文化背景。
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分析随着全球化的进程，美国电影一直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电影产业之一，而在美国电影中华人形象的表现一直备受关注。
华人在美国电影中的形象，一直被认为是有争议的，在一些作品中他们被描绘成勤劳、聪明，但也有作品中呈现出刻板印象和种族歧视，这些形象的表现方式对观众对于华人的认知和理解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对于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进行深入分析是非常有必要的。
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在历史上曾经是受到严重刻板印象的影响，早期的好莱坞电影中经常将华人塑造成充满了种族歧视和刻板印象的形象，他们往往被描绘成为会说道歉英语、卑微、懦弱的形象。
在1937年上映的《笑傲江湖》中，华人形象经常被描绘成是外貌丑陋、无能、软弱，这种刻板形象在当时迅速传播，并影响了大众对于华人的认知和印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对于种族歧视的反思，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也慢慢地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近年来的一些作品中，一些电影制作人开始尝试打破刻板印象，塑造更加丰富和多元的华人形象。
2018年上映的《绿皮书》中，片中的华裔角色并不是被描绘成刻板形象，而是一个有着自己的独特个性和生活经历的形象，这种呈现方式对于华人形象的塑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除了在电影中以人物角色的形式进行表现外，一些电影也尝试从更深层次地去探讨华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和生活状态。
《再见，我的爱人》这部电影在讲述华裔移民在美国的生活和困扰，表现了一种全新的华人形象。
这种形象的呈现不仅丰富了华人形象，也增加了观众对于华人生活和社会地位的认知。
在美国电影中，华人形象也经常出现在动作片和科幻片中。
虽然在这类影片中，华人形象通常被描绘成勇敢、智慧、技艺高超的形象，但与此也会出现一些刻板的形象。
一些动作片中的华人角色经常被描绘成武功高强、语言障碍，这种表现方式也给人留下了不够深入和单一的印象。
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经历了从刻板印象到多元化的变化，但仍然面临着一些挑战。
在表现华人形象时，电影制作人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华人的生活和文化，通过多角度、多层次地去呈现华人形象，使之更加真实和立体。
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分析华人形象在美国电影中的呈现多种多样。
从历史上看，华人形象在美国电影中的刻画经历了不同阶段的转变。
尽管在一些早期的电影中，华人形象给人以负面的印象，但近年来的电影作品中，华人形象开始多样化和积极向上。
20世纪初的美国电影中华人形象主要表现为“鬼魂人物”。
《Ghosts》(1915)就是一部典型的例子。
这些形象常常被戴上面具，并在剧中扮演一些神秘和恐怖的角色。
这样的刻画给人一种恐惧和陌生感，暗示华人是可怕的“异类”。
在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电影中，华人形象开始呈现为“虎妞”(China doll)。
这些角色通常是典型的亚洲女性，被塑造得柔弱、温顺、需要被保护。
她们是白人男性主角的情人或配角。
这样的描写使人们将华人视为“外国异族的女性”，给人一种依附和性化的形象。
到了50年代和60年代的电影中，华人形象开始随着华人社区的日益增长而多样化。
在《金瓶梅》(The World of Suzie Wong)等电影中，华人形象展现了一些现实生活中的面貌，如妓女、艺术家、移民工人等。
这些角色的刻画虽然较为真实，但仍受到种族和性别刻板印象的限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华人形象在美国电影中逐渐呈现多元化和积极向上的趋势。
《黑豹》(Black Panther)中的亚瑟王、《功夫梦》(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中的李梅亭等角色都是积极向上的形象，他们坚强、智慧、勇敢，并且不再被局限于传统的刻板形象。
虽然华人形象在美国电影中的呈现已经逐渐多元化，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一些电影中的华人角色仍然被定义为“亚洲人”的代表，缺乏个性化和独立性。
华人形象在电影中的描绘仍然会受到一些刻板印象和偏见的影响，如华人是商人、算命师、功夫高手等。
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正逐渐多样化和积极向上发展。
这反映了美国社会对多元文化的认可和接纳。
未来，随着华人导演和演员们在电影界的继续努力，我们有望看到更多具有积极意义和丰富内涵的华人形象出现在银幕上。
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分析华人在美国电影中的形象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和争议的话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华人角色在电影中的形象逐渐发生了变化。
本文将对华人在美国电影中的形象进行分析。
早期的美国电影中，华人角色几乎都是以洋务派、劳工或恶棍的形象出现。
这是由于早期美国社会对华人的歧视和排斥。
这种形象给观众留下了华人劣势和可怜的印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电影开始呈现出更多多样化和积极的华人形象。
由李小龙主演的《猛龙过江》等功夫电影展现了华人的武术和身体素质。
这种形象让华人在电影中显得强悍和英勇，打破了早期的刻板印象。
近年来，华人在美国电影中的形象越来越多元化和正面化。
一些华人导演和演员在电影界取得了重大突破，不仅成功地挑战了传统的华人形象，还在全球范围内树立了积极的华人形象。
由李安执导的《卧虎藏龙》等华人导演的电影，展现了华人的智慧和深情。
一些华人演员在好莱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且被广大观众接受和喜爱。
成龙、张艺谋、周迅等华人演员都在好莱坞电影中有过出色的表现，并赢得了许多奖项和认可。
这些成功的华人演员将正面形象传递给了观众，打破了以往的刻板印象，并且展现了华人在全球电影市场的影响力和实力。
尽管有一些积极和多元化的华人形象在美国电影中出现，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些电影中的华人形象仍然囿于刻板印象，如华裔科学家、医生、高材生等等。
这种形象没有展现出华人的多样性和个性，也缺乏对华人文化和价值观的理解和尊重。
华人在美国电影中的形象逐渐从早期的劣势和负面形象转变为多元化和正面化的形象。
华人导演和演员的成功使得华人形象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认可。
华人在美国电影中的形象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更多的努力和理解来展示华人的真实形象和价值观。
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分析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中国观众对电影的日益增长的需求，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的描绘也逐渐得到了重视。
长期以来，美国电影中华人形象的描绘多存在刻板化、片面化和消极化的问题。
本文将从角色设定、刻画方式和影片题材三个方面对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进行分析和探讨，旨在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电影中华人角色的设定通常被限制在某些特定角色类型中，如餐馆老板、唐人街黑帮头目、功夫高手等。
这种设定不仅缺乏新意，也容易让观众对华人角色产生刻板印象。
在《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中，华人角色通常是以餐馆老板或清洁工的身份出现，这种设定使得华人形象变得可笑和轻视。
美国电影中对华人角色的刻画方式往往以浓重的种族特征、口音和行为习惯为主，这样的刻画方式往往会强调华人与主流社会的差异和异化。
在老片《李卜克内西号》中，华人角色被刻画为办事效率低下、笑点滑稽和固执的形象，这种刻画方式将华人形象降低为纯粹的喜剧化的代表。
这种以各种刻板化的方式来描绘华人的习惯和人格特征，既显得没有创造性，也容易产生歧视和偏见。
美国电影中华人形象呈现消极化倾向的现象也不容忽视。
对于华人形象的消极化展示，往往会同化为对华人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地位的无视。
在《龙纹身的女孩》中的华人角色李华给人感觉冷漠、阴险和残忍，这种消极化的刻画方式暗示了对华人的嫌恶和歧视。
在一些动作片中，华人角色往往被塑造为残忍和邪恶的角色，这种刻画方式容易让观众在无形中形成对华人的负面印象。
也有一些美国电影中对华人形象的描绘给予了一定的尊重和平衡。
在《功夫之王》中，华人角色杰克·邓尼建立了一个和谐、友善和多元化的社区，展示了华人在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和力量。
在《卧虎藏龙》中，女主角李慧芳和黄药师展示了华人在武术领域的超凡能力和智慧。
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和争议。
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些问题，并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到对华人形象的改善和重塑中去。
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分析华人形象在美国电影中的呈现可以说是充满了多样性和复杂性。
过去几十年来，美国电影对于华人形象的处理一直存在一些刻板印象和偏见，但也有一些电影尝试着去展现更加真实和多维的华人形象。
本文将从几个方面对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进行分析。
过去的美国电影对于华人形象的处理常常把他们描绘成为“异类”或“他者”。
早期的中国人角色通常是成为背景或配角，他们被赋予了一些经典的华人特征，比如黑色辫子、穿着中国传统服饰和使用中国传统的礼仪。
这些形象经常被用来增加电影的娱乐性和情节的吸引力，但同时也巩固了刻板印象和偏见。
在电影《终极夺命追捕》中，华人角色经常被描绘成为冷酷而残忍的黑帮分子，这种形象与现实生活中的华人完全不符。
近年来，一些电影开始尝试打破这种固有的华人形象。
电影《胡桃夹子和四个王国》中的华人角色点燃了华人角色在电影中的形象变革。
该角色具有复杂的人性和情感，不再被简单地刻画成为一个特定的“异类”。
一些电影还试图展现华人社群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在电影《敦刻尔克》中，华人角色被刻画成为一名英勇的士兵，他在战争中表现出了英雄主义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这种形象的出现使观众看到了华人在不同领域的多样性，并打破了以往华人形象的单一性。
一些电影还试图展现华人作为主角的故事。
电影《寻龙诀》讲述了一个华人学者在寻找神秘宝藏的冒险之旅。
这种电影可以说是在美国电影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因为它不仅打破了以往华人角色只是配角的刻板印象，还为华人角色赋予了主动性和复杂性。
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经历了从刻板印象到多样性的变革。
过去的华人形象往往被赋予了一些特定的华人特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电影开始尝试展示华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这种变革使得观众能够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华人社群，并从中获得更多的启示和认同感。
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分析美国电影一直以来都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电影产业之一，而在这些大银幕上，华人形象也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从早期的刻板印象到现在更加多样和深入的角色，华人形象在美国电影中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对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进行分析，探讨其发展变化及其影响。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美国电影中早期的华人形象。
在早期的美国电影中，华人形象通常被刻画成为“异族”、“陌生”和“不可信任”的角色。
这种刻板印象主要体现在一些经典的好莱坞电影中，比如《魔女宅急便》中的老板、《泰坦尼克号》中的船上工人等等。
这类角色通常会被描绘成口音浓重、滑稽可笑、甚至是邪恶的形象，给人以不真实和片面的印象。
这种刻板印象的存在，不仅损害了华人形象的形象，也对华人社区造成了负面影响。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一是出现了更多立体、个性化的角色。
随着跨文化交流的增加，以及社会对多元文化的认可，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也呈现出了更加多样和深入的面貌。
传记片《张瑞芳》中的主人公是一个从小追求自己梦想的华人女孩，她坚定地摆脱了传统的束缚，追求了自己的音乐梦想。
《花木兰》中的木兰则是一个心智坚韧、顽强勇敢的女性形象，她为了家国大义，冲破重重障碍，最终成为英勇的战士。
这些角色不再被局限于传统的刻板印象，而是展现出了更加真实、立体和多元化的一面，这也更加丰富了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
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也逐渐体现了现实生活中的华人社区。
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全球化的发展，美国多元文化社会中的各种族裔形象也开始呈现出更加真实和多元的一面。
在《功夫瑜伽》中，成龙携手迪士尼一众明星，除了让美国观众领略到了中国功夫的魅力，更让他们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形象。
这种多元化的形象不仅让美国观众更加了解华人社区的生活状态和文化习俗，也为华人在美国的融合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本文原发表在《东方丛刊》，2002年，第二期。
早期美国华裔文学写作与‘华人形象’之间的互文关系卫景宜[摘要] 美国华裔写作在客观上与美国文化网络所营造的“华人形象”形成了一种对立、持续的互文关系。
早期美国华裔写作受制于当时的政治文化氛围及受众现实，作者表达的余地有限。
本文通过分析早期华裔英语文学代表性作品：“水仙花”笔下的华人故事; 黄玉雪的《五闺女》; 林语堂的《唐人街》和朱路易的《饮碗茶》, 说明身处不同历史时期的四位作家在表述华人和中国文化时采取各自不同的方式，但他们的写作都在主流霸权话语控制的英语世界展示了关于华人的“另种”言说，在不同的层面和程度上为华人进行“辩白”。
事实上，华裔作家用英语表述中国文化及华人生活其本身就是一种“反话语”行为；如何应对主流霸权话语是华裔严肃写作无法回避的现实。
[关键词] 美国华裔早期写作“华人形象”的另种言说反话语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的导言中对东方主义话语的生成做了精辟的描述：作为西方统治东方权力符号的东方主义是被西方人创造出来的一整套理论和实践，它经过人们的世代投资而成为一个关于东方的知识体系和文化网络并由此进入西方人的意识之中。
[1]同样，被美国主流霸权文化历经百年建构并通过美国文化网络所传播和演绎的“华人形象”（stereotypes）构成了美国公众对华人的主要认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华人族群成员看待自己及本族文化的态度。
美国主流文化借助权力和机构优势掌握了“表述华人”的话语权，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美国亚裔/华裔民权运动的发展带动了华裔文学的兴起，美国文化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成批参与主流对话的华裔文本，“表述华人”的话语权才开始发生转移。
事实上，美国华裔英语表述的困境不只限于话语权的长期“失却”，而且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华裔写作在客观上与美国文化网络所营造的“华人形象”形成了一种对立，持续性的互文关系。
华裔作家不得不面对来自两个方面的牵掣：读者市场与族群意识，他们的写作往往在良知，诱惑和困扰的抗衡中进行，华裔作家即便完全讲述个人的故事也无法摆脱表现华人族群的象征意义。
在此，詹姆逊关于第三世界文本都应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的著名断言用来概括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的特性倒是十分贴切。
[2]如何应对主流霸权话语实质上构成华裔写作的内在驱动力。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中兴起的当代美国华裔英语文学体现了族裔意识的觉醒，直面华人所受的种族压抑，抨击美国主流文化塑造的“华人形象”，重新书写华人的历史与文化。
然而，早期的美国华裔英语文学是个什么状态？它是怎样应对主流霸权话语的？本文将对此提出笔者的看法。
美国华裔文学界对华裔早期文本的研究开始于八、九十年代。
与当时欧美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提倡重新挖掘早期女性作家及作品相呼应，美国华裔文学界对早期华裔女作家及作品做了追溯性的研究，林英敏在她的专著《两个世界之间—华裔女作家研究》（Between Worlds—Women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1990）首次较为全面地评介了汤亭亭之前的美国华裔女作家，美国学者怀特-帕克斯（Annette White-Parks）对“水仙花”（Sui Sin Far/Edith Eaton）作了专门的研究：《水仙花/E.M.伊顿：文学传记》（Sui Sin Far/Edith Maude Eaton：A Literary Biography，1995）。
为数不多的早期华裔男性作家的作品也受到关注，其中朱路易（Louis Chu）的小说《饮碗茶》（Eat a Bowl of Tea，1961）成为批评界广泛讨论的经典作品。
但在早期华裔作家中，只有上述两名作家获得批评界一致性的肯定和推崇，其他作家及文本则成为争议的对象，例如，美国华裔学者兼作家陈耀光、赵健秀、徐忠雄（和另一名日裔学者）为《三种美国文学》（Three American Literatures，1980）一书撰写的“华裔与日裔美国文学简介”中将容闳的自传《西学东渐记》看作是“早期黄种人鼓吹白人优越论的杰出样板”；[3]林语堂和黎锦扬是“美国化的中国作家”，他们站在白人的立场，其作品只是“对华人情感的矫饰而非表达”；[4]黄玉雪和刘裔昌的自传描写“同化，适应和文化互渗的成功”实际上是“自我鄙视和自我毁灭”的表现,[5]“是对华人固定形象的强化。
”[6]美国华裔女性学者的虽然态度较为和缓，但基本上也持否定态度。
[7]笔者认为，早期华裔文本所处的时代不同，华裔写作受制于当时的政治文化氛围；受制于出版商及读者接受的现实，作者能够自由表达的余地有限，不应对他们的写作过分苛求。
事实上，面对美国主流文化庞大的霸权话语，美国华裔作家用英语表述中国文化及华人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反话语”的写作。
以下我将通过具体分析美国早期华裔英语代表作家及其文本来说明这一观点。
早期华裔英语文学大致可划分为三大板块：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始发阶段（两本最早的自传及华裔混血女作家“水仙花”的短篇小说）；二战时期对华人生活和中国的描写（两本华人移民后代自传的发表及林语堂等一批“贵族”背景的移民作家对中国文化与战时中国的描写；五、六十年代大批描写美国华人生活的小说的出现。
[8]我从上述各阶段选取“水仙花”笔下的华人故事，黄玉雪的《五闺女》，林语堂的《唐人街》和朱路易的《饮碗茶》作为分析的文本。
“水仙花”（1865-1914，即Edith Maude Eaton的中国笔名）是北美最早发表英语虚构文学作品的华裔作家（White-Parks，1）。
这位中西混血作家出生在英国，父亲在法国学过美术，后经手家族的丝绸生意；母亲是广州人，从小接受教会教育并在英国读书；父母在上海相识结婚返回英国，后因生意破败，全家移民北美，定居加拿大蒙特利尔贫民区。
“水仙花”是家中众多孩子里的老大，家境贫困及母亲是中国人等缘故使她从小对自己的出身敏感并对华人所受的歧视深感同情和不平。
[9]她最初的工作是报社的速记员，后来开始在一些美国报纸上发表“幽默文章”和短篇小说及杂文，1896年她以“水仙花”的笔名发表了她最早的华人故事并公开了自己的中国血统，她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作家，这也许与她对唐人街的同情态度有关。
她的写作包括报刊杂文，一本自传（1909）和一本短篇小说集《春香夫人》（Mrs. Spring Fragrance，1912），[10]这个集子收录了她十多年来发表在美国主要杂志上的华人故事，主要描写华人的“婚姻，家庭和两代人的冲突”，[11]与当时其他西部作家的华人故事相比，她的写作具有“感性的人物刻画，反讽的技巧以及关注政治主题”的特点，[12]她对华人移民的理解显然是“在行”的，这不仅表现在她对唐人街六大公司及华人生活的客观描述，还体现在她中对中国古典文学故事套路，例如“大团圆”[13]和中国风俗细节的了解。
[14]她常用白人读者所熟悉的“主流话语题材”讲述另一种不同的故事，[15]例如《中国人的械斗》（A Chinese Feud，1896）这个题目听起来像是属于丑化唐人街的故事，但却讲述了一个唐人街的“罗密欧与朱莉叶”，因父辈分属“三邑”和“四邑”两个结有宿怨的宗族派系，热恋的男女主人公被无情拆散。
这个故事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它将当时有关唐人街邪恶与犯罪的话语“隐秘”地转换成了早已被莎士比亚探讨过的一个人类共性的问题。
她的另一个短篇小说《在自由的土地上》（In the Land of the Free，1909）讲述华人夫妇与美国移民官员争夺孩子的故事，[16]华人商人的妻子回中国生小孩，返回美国时被移民官扣押，因为小孩没有允许入境的证明，孩子被移民官送到教会育婴院呆了十个月，华人夫妇为夺回自己的孩子变卖了财产和首饰。
在这里，歌颂美国的标题与不人道的内容形成鲜明的反讽。
在“水仙花”的故事里，华人是富有正常情感的主人公，而白人则变成“外人”和“他者”；[17]主流社会所标榜的“原则”与真实之间的距离被她巧妙地加以映照；[18]面对丑化华人的主流话语，她是当时“唯一书写真实而非偏见的作家”；[19]她对华人的人性化描写为美国读者提供了另一种华人的形象。
尽管她的写作试图挑战主流话语，但她拥有的读者十分有限（《春香夫人》出版时只印了2，500本，[20]客观上并未能与主流话语“分庭抗礼”。
作为作家的“水仙花”远没有她在实际生活中那样旗帜鲜明，锋芒毕露，她甚至不惜影响自己的婚姻而认同自己的华人身份（当时美国法律规定华人不能与白人结婚。
她曾为不愿隐瞒身份而多次拒绝一名白人求婚者）。
她在自传中写道“我的生命起始在父亲那边，但可能终止在母亲这边”。
[21]她去世的前一年还写文章为华人鸣不平，[22]她对华人的帮助与支持赢得了北美华人的尊敬，在她的墓前有一块华人为她立的墓碑，上面写着“义不忘华”四个汉字。
二战时期，中国成为美国的盟国，珍珠港事件使美国华人一夜之间从倍受歧视的“吃老鼠的异教徒”变成了具有“平静”、“和善”、“开朗”、和“自如”性格的“朋友”。
[23]“美国民众热衷区分日本敌人和中国盟友的需求形成有利于美国华人写作的政治气候，整个四十年代出现了一大批名副其实的华裔作品”。
[24]事实上，美国土生华人的写作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黄玉雪发表于1945年的自传《五闺女》应该是第一位在美国出生的中国移民后代的英语作品。
[25]这本书在当时虽然比较成功，但今天的美国华裔文学界对它的评价并不看好，普遍认为它是按照通行的自传模式进行写作，以局内人的身份描写唐人街和华人的日常生活以迎合白人的猎奇心态，[26]讲述了华人版的“美国梦”。
[27]总之这本书似乎缺乏华裔作家的族裔立场，没有写出华人的困境与反抗。
美国华裔学者李磊伟（David Leiwei Li）1992年在一篇论华裔文学之形成的文章中指出，该书的原稿在出版时被删节多达三分之二及作者本人对此默许的事实说明美国主流社会的文化出版业对少数族写作的操纵以及少数族作者对霸权文化标准的接受。
[28]李磊伟在此点出了早期美国华裔写作的两大被动因素。
但若考虑作者所处的年代以及她写书时年仅24岁的人生阅历，我们似乎不应过分指责。
实质上，书中除了在数处对白人朋友的帮助及主流文化价值的特意强调；对唐人街及华人生活细节的展示性渲染之外，读者也同时感受到作者笔下华人社区人际关系的和谐；[29]华人的诚实；[30]勤劳，节俭；[31]好客；[32]重视教育；[33]互助的美德。
[34]作者告诉人们“六大公司”是负责掌管华人生意和个人纠纷宗族会组织，玉雪的父亲义务担任其中一个会的组织工作，经常到加州各地分会收集募款用以互助；[35]并且描述了华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尊重：父亲教玉雪写毛笔字；[36]外祖母给玉雪讲中国故事，[37]引导她成为自立与成功的人；[38]母亲耐心地教小弟中国传统歌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