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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学派战国时期，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稷门（西边南首门）附近，设有中国古代最早的学术活动和政治咨询中心——稷下学宫。
有学者认为它创建于齐桓公（前374年一前357年在位）时，也有学者认为创建于齐威王（前356 年一前320年在位）时；复盛于齐宣王（前319年一前301年在位）时。
齐宣王扩置学宫，招致天下贤士近千人，任其“不治而议论”，其中七十六人被尊为“上大夫”。
著名的有彭蒙、田骈、慎到、宋妍、尹文、兒说、邹衍等。
楚国的屈原在齐宣王九年（前311年）曾出使齐国，当时，楚国学者环渊正在稷下，齐赐之为“上大夫”。
屈原是否与环渊有过接触尚不得而知，而屈原作品深受稷下思孟学派思想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
邹国的孟轲和赵国的荀况，先后均曾到稷下学宫游学。
孟子在齐威王和齐宣王时两度游齐；荀子在齐襄王时游学稷下，并多次出任学宫主持人——祭酒。
稷下学宫汇集了道、法、儒、名、兵、农、阴阳等百家之学，成为当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历时约一百四、五十年。
并逐渐形成一个具有一定倾向的学派，后人称为“稷下学”。
各家在稷下自由讲学、辩论，各S著书，言治乱之事，向君主提建议，促进了百家争鸣的开展和学术文化的繁荣。
稷下众多著名的学者、学派和博大精深的著作，构成了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环节。
慎到（约前395—前315)是赵国人。
早年学黄老道德之术，把道家学说向法家理论方面发展。
曾在齐国的稷下讲学，受上大夫之禄，负有盛名。
他受《老子》影响，认为“道”的本质是万物相等，对后来庄周的“齐物”思想有所启迪。
他是法家中主“势”的一派。
“势”指政权、权位，他提出了集权的主张，在政治上把权势放到了第一位。
有了权位，还要有“法”。
“法”是治国的标准,他从道家“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的观点出发，提出“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的思想。
君主是“法”的制定者，依法“无为而治”，“民一于君，事断于法”，“官不私亲，法不遗爱”，这样就“上下无事”了。
稷下学派与战国时期的思想变革在中国古代，战国时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在这段时间里，诸多思想家不断地进行思想上的研究和变革。
其中，稷下学派就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哲学思想流派。
而战国时期的思想变革则是在人们的生存环境不断变化的背景下繁荣起来的。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对它们的思想与变革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稷下学派稷下学派是公元前4世纪，齐国的一派学派，其代表人物是齐国的孟轲。
孟轲是一位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学派的主要思想是“天人合一”和“仁爱为道”。
这些思想都与儒家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
稷下学派的深入研究，使得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思想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繁荣。
颇有一些孟轲门下的弟子成为齐国和各国的官员，这些人的影响力也随之扩散到了整个社会。
在其主张的“仁爱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思想发展也向着人性化、社会进步、积极向上的方向发展。
二、战国时期的思想变革战国时期思想变革的主要原因是战乱频繁和社会混乱。
战争使得一个国家内部的人民和不同国家的人民之间失去了互相信任的基础，加上各国之间长期处于相互压制和对抗的状态，进一步导致了混乱。
在这种混乱的背景下，一些人开始反思传统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同时也开始寻找适合自身或社会需求的新思想。
面对这种思想的变革，儒道两派也开始了自己的查找和寻找，以此来帮助人们摆脱困境和难题。
三、稷下学派与战国时期思想变革的关系稷下学派，无疑是在战国时期哲学思想发展的繁荣时期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尤其是在孟轲的代表下，稷下学派对儒家思想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正是因为稷下学派的存在，才使得儒家思想得到更为广泛的发展和普及。
稷下学派与战国时期思想变革，是相互依存、相互交织的关系。
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战国时期的思想变革需要一些先驱者和引领者来带领人们从传统的思想中解脱出来。
而另一方面，稷下学派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诞生的，正是稷下学派的“仁爱”思想，深深地与人民并肩前行，在他们抗争和战斗的过程中，它承担了一个巨大的精神支持的任务。
稷下学风与百家争鸣摘要：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的文化中心和百家争鸣的舞台，当时著名的诸子学派如黄老学派、阴阳五行学派、墨家学派、纵横家学派、儒家学派等大都曾经在这个舞台上一展风采。
这些学派在学术争鸣与交流中修正，发展了各自的学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优良学风——稷下学风。
关键词：稷下学风百家争鸣稷下学宫是战国百家争鸣的中心与缩影，也是当时教育上的重要创造，除了齐国政府优厚的政治、经济礼遇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自由论辩、百家争鸣的稷下学风。
正是这种良好的学风，使得诸子各派的论争纷呈，演奏出了一首智慧的欢歌。
一、稷下学风的特色第一，各家并立，平等共存。
凡是儒、道、墨、法、阴阳、纵横、名、农等各家各派，都曾活跃在稷下学宫上。
在这里，人们可以提出各种观点，政治上没有什么限制与框架。
各家学派尽管主张不同、思想学说各异，齐统治者却不以好恶而褒贬，这就保证了各家各派平等共存、自由发展。
第二，百家争鸣。
在各家并立的格局中，各家为求得自身的存在和发展，相互间展开了激烈的学术争论，使稷下学宫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
稷下的“百家争鸣”，有同辈学者间的理论探讨，也有前辈学者与后生的对话，也有相互尊重、平等对待、悉心求正的学术研讨，也有各抒己见、据理力争、互不相让、咄咄逼人的思想交锋。
第三，融合发展。
激烈的学术论争，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知识，提高了人们的思维能力。
在论辩中，各家各派显示了各自的理论优势，也暴露了各自的理论缺陷。
在稷下学宫中，学派与学派之间是可以自由流动的。
孟子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
归，斯受之而已矣。
”这种学术上的自由作风，反映了稷下学宫中浓厚的民主空气。
在这一学风的影响下，使稷下产生了一大批“集大成“的思想家，如邹衍和孟子。
稷下著名的学者如鲁仲连、尹文、环渊等人的思想也都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很难说是纯属于哪一派。
二、百家争鸣的稷下学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稷下学宫是田齐政权的“智囊团”，田齐政权创办稷下学宫的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天下贤士的聪明才智，为巩固自己统治进而实现统一服务的。
稷下学概说周立升一、稷下学宫概况战国时期，齐国在其都城临淄的稷门附近建起了一所著名的学宫，这就是在中国教育史、文化史和思想史上享有盛名的稷下学宫。
学宫之所以冠以“稷下”之名，其本意盖因它在稷门之下，而稷门则是因临稷山并且是通往稷山的门户而得名。
司马贞在《史记索引》中引《齐地记》曰：“齐城西门侧，系水左右有讲室，趾往往存焉。
”(《田完世家索引》)所谓讲室即指稷下学宫。
（一）学宫的创立及其发展与消亡稷下学宫，历史悠久。
早在齐桓公午时就设立了。
汉末徐干曾追述说：“齐桓公立稷下之官(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
”(《中论·亡国》)齐桓公即田午，自公元前375年至前357年在位。
这就是说，稷下学宫的创立约于公元前四世纪的六十年代，与柏拉图在雅典创立的“逍遥学院”，时间不相上下。
后来，齐威王继承父业，其时齐国国力依然赢弱，而威王又沈湎不治，委政于卿大夫，稷下先生淳于髡便以“国中有大鸟”的“隐语”谏威王，促使其大胆革新，励精图治，兴办稷下学宫。
因此威王时，稷下学宫已有相当的规模了。
到齐宣王时，谈说之士云集于稷下达到了最高峰。
史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大，不治而议论。
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以后又历经闵王、襄王和齐王建三代。
齐闵王末年，因连年举兵不休和临淄失陷，造成学士分散，学宫冷落。
襄王时，一些学士再度回归稷下，学宫才又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生机。
其时，荀卿还曾在学宫讲学，“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不过在襄王时，由于齐国元气大伤，已无力恢复其强国的地位，因此稷下学宫也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到齐王建时，学宫尚存在了一段时间，但因其国势日衰，学宫也无力“复胜”，随着齐国的灭亡学宫终于消亡了。
稷下学宫的存在约有一百五十余年，经历了战国的中期和后期两个阶段。
尹文子与稷下学关系述略《尹文子与稷下学关系述略》一尹文子1、尹文子是春秋末期伟大思想家、司马迁之先生，也是稷下学派创始者、思想大家派创始人之一。
他非常重视稷下学说，在他的著作中充分体现了稷下学说的思想。
2、尹文子还是一位著名的地理学家，他把泰山、楚、越、秦、齐、晋诸侯之间的界线在甲骨文中明确表示出来，引起了历史学家们的极大关注。
3、尹文子有若干著名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有《原篇》和《尹文子》，前者记述春秋各家的故事，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历史史实的传承，十分重要；后者更加集中地反映了尹文子的思想理念，对后世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稷下学1、稷下学是古代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大家和政治家尹文子及其弟子创立的学说。
主张以德、礼、义、智作为国家管理的基础，同时指出智者可以运用学术来促进政治的进步和秩序的维持。
2、稷下学强调以德礼义智作为国家的基础，重视智者的作用。
同时，它也强调对贤政的执行。
它认为，唯有以贤能者治理政事，才能建立良好的政治格局，才能促进社会繁荣进步。
三尹文子与稷下学的关系1、尹文子是稷下学派的创始人，他提出了“以德礼义智作为国家的基础”的思想，将大众礼仪和智者之德教育统一起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政治理论体系。
2、尹文子在实践中又重新阐释了稷下学，实行独特的“和合政策”，融合各家政治力量，促进了健康的社会繁荣与秩序的维持。
同时，他阐述了一套科学的、合理的的国家管理方针，为后世的政治思想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四结语通过以上介绍，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尹文子是稷下学派创始者，他主张以德礼义智为国家的基础，推行“和合政策”，实行有效地政治管理，并以此为模式，为后代传承了一套政治思想。
稷下学宫——中国古代思想轴心时代的源泉展开全文1.稷“稷”是齐都临淄城内的一个地名，最早见于《左传·昭公十年》：“五月庚辰，战于稷，栾、高败，又败诸庄。
国人追之，又败诸鹿门。
”这段记载的意思是，公元前532年五月庚辰日，齐都临淄城内发生了动乱。
齐国两家大夫陈氏（陈无宇）、鲍氏，与另两家大夫高氏（高强）、栾氏（栾施）打起来了。
双方先在稷这个地方交战，高氏（高强）、栾氏（栾施）被击败；又在临淄城内最繁华的商业街——庄道的附近交战，高氏（高强）、栾氏（栾施）又输一场。
临淄百姓支持陈氏（陈无宇）、鲍氏，一起将高氏（高强）、栾氏（栾施）撵到鹿门附近，又把他们打了个落花流水。
《左传》为春秋末年鲁国左丘明所著。
左丘明，约前502年生人，约前422年去世。
以此推算，《左传》约写于公元前450年前后。
2.稷门“稷门”作为齐都临淄城内的一个城门名，最早见于《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莒子如齐莅盟，盟子稷门之外。
”这段记载的意思是，公元前520年春季，齐景公讨伐莒国。
莒国国君（爵位是子爵，故又称莒子）来齐都临淄求和。
齐景公与莒国国君在临淄城的稷门外订立盟约。
3.稷下“稷下”一词，最早见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兒说，宋人，善辩者也，持“白马非马也”，服齐稷下之辩者。
”意思是宋国人兒说（读“泥月”），能言善辩，持“白马非马”观点，曾经在辩论中战胜了齐国临淄稷下学宫的学者。
《韩非子》一书，为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法家学派代表人物、荀子弟子韩非所著。
《韩非子》约创作完成于公元前247年前后。
与《韩非子》创作年代差不多同时的《鲁连子》（又名《鲁仲连子》，反映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先生鲁仲连思想、言行的一部书），也记载了“稷下”之名：“齐辩士田巴，服狙丘，议稷下，毁五帝，罪三王，服五伯，离坚白……”4.稷下先生稷下先生，即战国时期齐都临淄稷下学宫的学者们。
此词最早见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司马迁（前145—前90），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
申不害稷下学宫，又称稷下之学，战国时期田齐的官办高等学府，始各位读友大家好，此文档由网络收集而来，欢迎您下载，谢谢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
又称稷下之学。
战国时期田齐的官办高等学府。
始建于齐桓公田午。
位于齐国国都临淄稷门附近。
“稷”是齐国国都临淄城一处城门的名称。
“稷下”即齐都临淄城的稷门附近。
齐国君主在此设立学宫。
故因学宫地处稷门附近而得名为“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
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
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这场不可多见。
蔚为壮观的“百家争鸣”。
是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中心的。
官学为黄老之学。
它作为当时百家学术争鸣的中心园地。
有力地促成了天下学术争鸣局面的形成。
在此期间。
学术著作相继问世。
有《宋子》。
《田子》。
《蜗子》。
《捷子》等。
今巳亡怯。
另《管子》。
《晏子春秋》。
《司马法》。
《周官》等书之编撰。
亦有稷下之士的参与。
由于不少人是善于把学术和政治结合趁来游说当权者的能手。
故在宣王时受上大夫称号之稷下士多达七十六人。
稷下学宫的存在。
曾为当时百家争鸣开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促进了先秦时期学术文化的繁荣。
中文名,稷下学宫。
属性,官办高等学府。
存在时间,大约150年。
创建者,齐桓公。
功能,教育。
学术。
询议。
位置,齐国国都临淄稷门。
开放时间,全天。
建议游玩时长,全年皆可。
适宜游玩季节,全年皆可。
门票价格,0。
概述。
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
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几乎各个学派。
其中主要的如道。
儒。
法。
名。
兵。
农。
阴阳。
轻重诸家。
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
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
其中著名的学者如孟子。
淳于髡。
邹子。
田骈。
慎子。
申子。
接子。
季真。
涓子。
彭蒙。
尹文子。
田巴。
儿说。
鲁连子。
驺子。
荀子等。
尤其是荀子。
曾经三次担任过学宫的“祭酒”。
当时。
凡到稷下学宫的文人学者。
无论其学术派别。
思想观点。
政治倾向。
以及国别。
年龄。
资历等如何。
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
从而使稷下学宫成为当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
60试探稷下学宫的特点和性质山东赵志坚 陈晓明一、稷下学宫今安在？稷下，本意为稷门之下。
稷门，是齐国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的城门之一。
《史记集解》注引刘向《别录》说：“齐有稷门，城门也。
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
”明确了稷下与稷门的关系。
稷门为何城门呢？《太平寰宇记》卷十八“益都”下注引《别录》说：“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
”《史记索引》注引《齐地记》说：“齐城西门侧，系水左右有讲室，趾（址）往往存焉。
”《艺文类聚》卷六十三《居处部三·堂》记载：“临淄城西门外，古有讲堂，基柱犹存，齐宣王修文学处也。
”《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七《郡国志》也说：“齐桓公宫城西门外有讲堂。
齐宣王立此学也，故称为稷下学。
”由这些记载可知，稷门就是临淄城西城门，而“讲室”“讲堂”就是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就建筑在稷门之下、系水之侧。
稷门是齐国都城郭城（大城）的一座著名的门道。
该门道是联系城内外的一条交通干道，依城傍水，景色宜人。
稷下学宫就设在这里，是知识分子聚集的理想场所。
大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淄水》中也这样认为：“系水傍城北流，迳阳门西，水次有故封处，所谓齐之稷下也。
”考古发现和文物普查证明，在当年的稷门附近、系水旁边，即今天的邵家圈村西南隅有一处规模相当可观的战国时期的建筑遗址。
考察遗址可以看出，当年这里的建筑群规模宏大，很符合关于稷下学宫“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等文献记载。
这一带建筑遗址就是稷下学宫所在地。
稷下学宫创建于齐桓公田午时期，发展于齐威王时期，兴盛于齐宣王时期，中衰于齐闵王时期，中兴于齐襄王时期，衰亡于齐王建、秦灭齐时期。
稷下学宫的创建与兴衰历史，基本上与田齐政权相始终，并随着田齐国势的强弱而兴衰。
田齐政权以稷下学宫为基地，招揽天下文学游说之士数百千人，其中有淳于髡、孟轲、邹衍、彭蒙、宋钘、慎到、田骈、儿说、王斗、环渊、接子、季真、尹文、田巴、邹奭、荀况、鲁仲连等著名学者，人称“稷下先生”。
稷下学派战国时期，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稷门（西边南首门）附近，设有中国古代最早的学术活动和政治咨询中心——稷下学宫。
有学者认为它创建于齐桓公（前374年一前357年在位）时，也有学者认为创建于齐威王（前356 年一前320年在位）时；复盛于齐宣王（前319年一前301年在位）时。
齐宣王扩置学宫，招致天下贤士近千人，任其“不治而议论”，其中七十六人被尊为“上大夫”。
著名的有彭蒙、田骈、慎到、宋妍、尹文、兒说、邹衍等。
楚国的屈原在齐宣王九年（前311年）曾出使齐国，当时，楚国学者环渊正在稷下，齐赐之为“上大夫”。
屈原是否与环渊有过接触尚不得而知，而屈原作品深受稷下思孟学派思想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
邹国的孟轲和赵国的荀况，先后均曾到稷下学宫游学。
孟子在齐威王和齐宣王时两度游齐；荀子在齐襄王时游学稷下，并多次出任学宫主持人——祭酒。
稷下学宫汇集了道、法、儒、名、兵、农、阴阳等百家之学，成为当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历时约一百四、五十年。
并逐渐形成一个具有一定倾向的学派，后人称为“稷下学”。
各家在稷下自由讲学、辩论，各S著书，言治乱之事，向君主提建议，促进了百家争鸣的开展和学术文化的繁荣。
稷下众多著名的学者、学派和博大精深的著作，构成了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环节。
慎到（约前395—前315)是赵国人。
早年学黄老道德之术，把道家学说向法家理论方面发展。
曾在齐国的稷下讲学，受上大夫之禄，负有盛名。
他受《老子》影响，认为“道”的本质是万物相等，对后来庄周的“齐物”思想有所启迪。
他是法家中主“势”的一派。
“势”指政权、权位，他提出了集权的主张，在政治上把权势放到了第一位。
有了权位，还要有“法”。
“法”是治国的标准,他从道家“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的观点出发，提出“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的思想。
君主是“法”的制定者，依法“无为而治”，“民一于君，事断于法”，“官不私亲，法不遗爱”，这样就“上下无事”了。
他把君主的权势看作行法的力量，认为有了权、有了法，一个平凡的君主就可以“抱法处势”，“无为而治天下”；贤能和智慧并不足以服众，权势地位则能够使贤者屈服。
“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守法而不变则衰”。
慎到尊君，但并不主张独裁，这和申不害不一样。
他反对治理国家的关键全在于君主一人，认为“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
所以，国家兴亡的责任亦非属个人，“亡国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
他强调遵循“天道”，指出“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之者，因人之情也”，这带有较浓的道家色彩。
《慎子》一书，《汉书•艺文志》“法家”著录四十二篇，现仅存残本五篇。
清钱熙祚辑本以《群书治要》所节录的七篇，参校残本五篇，较为完善。
彭蒙、田骈都是齐国人。
他们的学说都有道家倾向，可以说对于庄周思想的形成有明显影响。
彭蒙是田骈的老师，后二人均在稷下讲学。
田骈号“天口骈”，大概擅长演说。
《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都把慎到和他们列为一派，可能因为慎到虽属法家，也带有明显道家倾向的缘故。
他们主张“齐万物以为首”、“贵齐”，强调事物的齐一、均齐。
认为对万物应取“莫之是，莫之非”的态度，“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
主张因循自然，不置可否，齐一万物，这显然是庄周“齐物”思想的先声。
他们还提出行不教之教，认为“选则不遍，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者矣”。
这也是和庄周思想相合的。
《吕氏春秋•执一》中载有田骈的话，云“变化应来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当”，同样具有顺应自然、因性任物的道家思想特点。
宋妍（约前382—前300)是宋国人；尹文（约前360~前280)是齐国人。
齐宣王、湣王时，他们和彭蒙、田骈、慎到等同在稷下学宫游学。
宋妍、尹文的思想受到道家和墨家的影响，后人称其为“宋尹学派”。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著录《宋子》十八篇，“名家”著录《尹文子》一篇，二书皆已亡佚。
今存《尹文子》，一般认为系后人伪托。
宋尹学派的思想资料，散见于《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
宋尹学派主张以“宽”、“恕”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原则，“设不斗争,取不随仇”，“见侮不辱，救民之斗”。
他们主张在国与国之间“禁攻寝兵，救世之战”，禁止攻伐，息止兵事，反对诸侯间的兼并战争。
据《孟子》记载，秦楚构兵，宋徑（即宋妍）曾要往秦楚二国“说而罢之”。
他们“救民之斗”、“救世之战”的目的，是“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
为了达到利天下的目的，在内心修养方面，他们提倡“以情欲寡浅为内”，认为人类的本性就是欲寡而不欲多，“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五升之饭足矣”。
因此，荀子批评他们是“有见于少，无见于多”。
又说“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即只知人欲寡，不知满足人的合理欲求。
宋尹学派提出“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认为只有破除了见侮为辱、以情为欲多等偏见，才能认识事物的真相。
他们力图从主观上清除荣辱、誉非、美恶的界限，要求做到“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
荣辱等等是属于外在的东西，不应以之妨害内心的平静，即使身陷牢狱之中，也不以为羞耻。
庄子认为宋荣子（即宋妍）“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
普天下人赞誉，他并不因此更受鼓励；普天下人非议，他也不因此更加沮丧。
他们认为，如能做到人人“见侮不辱”，虽然被侮，但不以为耻辱，这样就不会互相争斗，能够“救民之斗”，便可以使天下安宁了。
宋尹学派“以情欲寡为内”，当受到儒家安贫乐道和墨家刻苦精神的影响；而其“以禁攻寝兵为外”，则明显是对墨家“非攻”的继承。
宋尹学派思想确实带有不少墨家特点，以致于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将墨翟和宋妍并列。
《管子》中的《心术》上下、《白心》、《内业》四篇，刘节、郭沫若等认为是宋尹学派的遗著，今暂保留此说。
这几篇反映了道、法、儒合一趋势，同时兼有各学派的思想特点，为战国中期稷下学士的著作，大致不会有误。
《曾子•天圆》和《易传》中提出的“精气”说，在《内业》中得到了发展。
《内业》指出，“精气”是生命、智慧之源，能使万物产生。
把“天”看成“自然”，“精”与“形”有二元论倾向。
精也是气，是气的精粹部分。
形也是气，即形气。
“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
”最精细的气，不但构成人，也是构成任何东西的不可缺少的材料。
地上的五谷，天上的列星，都是精气产生的。
精气流行在天地之间，就有了鬼神；精气深藏在人的胸中，就成为圣人。
这里用鬼神形容精气的流行变化，鬼神已不是灵魂不死的宗教迷信含义了。
事物时常在变，但总离不开“气”，气本身就能变化出各种各样的东西。
精气无所不在，充满一切。
人只能得到它而“成德”，产生智慧, 而不能使它消灭。
有了精气才有生命，有生命然后才有人类的思想和智慧。
人类的精神活动是由精气派生出来的。
《内业》中的精气说，在中国思想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
当同样出自稷下学士之手的《管子》中的《水地》篇，认为“水”、“地”是“万物之本原”，提出了与精气说相对立的观点。
《水地》认为：“地者，万物之本原。
……水者，地之血气, 如筋脉之通流者也。
”又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
”虽然此文中以“水”、“地”为本原的理论尚未成熟，却可谓是提出了百家争鸣中的又一说。
此说在郭店竹书《大一生水》中作了进一步发展。
《心术》、《内业》中将老子的“少私寡欲”、“致虚极，守静笃”等观点加以发展，进一步论证了“心”在认识中的作用，避免了老子带有神秘色彩的直观认识方法的缺点。
“心术”指关于认识方法的学说，认为认识事物首先要去掉妨碍认识的主观好恶，做到“心”能够“虚”、“静”、“一”。
心中有欲望杂念，就不能感觉外在事物，因此必须去“欲”；反对主观成见，主张客观，这就是“虚”。
不耍在没有认识事物规律的时候轻举妄动，反对急躁盲动，主张冷静观察，这就是“静”。
以冷静态度对待事物，就能集中注意力，聚精会神，心志专一，这就是“一”。
这是要在认识事物时抛弃主观上的障碍，以达到客观地认识事物的目的。
这种认识方法被荀况充分吸收和发展。
强调在认识客观事物时去除主观偏见，保持心志专一，这是合理的；但过分夸大心的虚静在认识中的作用，使心处于一种消极无为的被动地位，便易导致忽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毛病了。
《心术》、《白心》、《内业》中继承发展了管仲和法家的思想，提出了法、礼并重，先德后刑，因道生法的法治理论。
不仅讲“法”，而且也讲“礼”，从“道”出发，引申出一套“法”和“礼”关系的理论，把“法”与“礼”结合起来。
把“礼”、“义”归结为“法”，“法”也是“道”的表现，而且从根本上体现着“道”的作用。
所以，主张除了君主以外，人们在“法”面前应是一样看待，这就叫“公”。
又吸收老子的“无为”，并加以改造，提出了“君静臣动”的主张。
耍求君只操赏罚大权，臣下积极管理事务。
认为君道应该和天道一样虚静无为，“动”应该是臣下的事。
君主“动则失位”，“静乃自得”。
“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这就是“圣人之治”。
“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思想后来被庄子后学、《吕氏春秋》和韩非加以发展。
兒说是宋国人，约与惠施同时而稍前于公孙龙。
他曾持“白马非马”说折服齐国稷下的辩者。
“白马非马”说后来被公孙龙所继承。
他又用“以弗解解之”的辩术为宋王解闭结，有名于当时。
其事迹见于《韩非子》、《淮南子》。
邹衍（约前305—前240)是齐国人，曾到稷下学宫讲学，号“谈天衍”。
他历游魏、赵、燕等国，皆受到尊重和礼遇，并曾为燕昭王师。
他的“五德终始”说和“大九洲”说，适应当时的大一统趋势。
其著作百馀篇，十馀万言。
《汉书•艺文志》“阴阳家”著录《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皆失传。
清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辑有他的部分遗说。
邹衍“五德终始”、循环相胜的学说认为，“天地剖判以来”的历史，按照“五德转移”的顺序，经过了黄帝（土德）、夏（木德）、商（金德）、周(火德）的更替过程，并预见以后的发展是“代火者必将水”。
他认为历史是一个胜负转化的发展过程，按照土、木、金、火、水依次相胜而具有阶段性，又按照始丁•土、终丁•水、徙于土的循环往复而具有周期性。
“阴阳消息”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五德转移”，又决定着当世盛衰。
“递兴废，胜者用事”，各个朝代按照既定的周期轮换，当运的兴盛者才能行使统治权。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王朝的兴起必有天意符瑞作为象征预示。
这种带有天人感应色彩的历史循环论五行学说，为建立封建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
“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他这套神秘主义的学说在当时还颇受欢迎。
其学说对西汉董仲舒的“五行相生”观点影响很大，并成为两汉谶纬学说的主要来源之一。
邹衍还提出所谓“大九洲”说，试图将宇宙各部分联贯为一个整体。
他认为“赤县神州”中国内有九洲；而九个中国这样的洲组成“大九洲”，外有小海环绕；九个“大九洲”外有大海环绕，再往外便是天地的边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