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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创新教育的论文创新教育中创新能力的培养是数学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四有”新人，是素质教育的最终归宿。
下面是店铺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创新教育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关于创新教育的论文范文一：高校创新教育思考摘要：通过分析《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人文社会科学2011版)G4/G7教育类排名前十的学术期刊2012年全年所刊载的以“创新”为关键字的论文224篇，并把这些论文的研究内容分为十类，可得到以数量为序依次是：国家创新政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协同创新、教学创新、管理创新、创新的文化视角、党建创新、德育创新、创新与创业、创新行为和创新能力的本体研究以及国外高校创新经验。
基于此，可以总结出中国高校创新研究中亟待解决的三个问题：创新科学的本体研究不足;创新研究存在低水平重复现象;从事创新教育研究和实践的人员本人缺乏创新性。
关键词：创新;高校;教育1创新教育在我国的蓬勃发展我国的“十一五规划”中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更是明确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报告指出，未来十年人才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要更新人才培养观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突出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创造性思维和创新精神。
在这些有利政策的指导和支持下，我国的创新教育呈现了蓬勃发展的态势，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各大高校相继开设了相关课程。
中国矿业大学于1996年9月正式将创造学列入全校公共必修课，成为中国高校创新教育的先锋。
该校的庄寿强教授指导了中国第一个创造学硕士和创造学博士。
上海交通大学、广西大学、中国医科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东北大学、南通大学等几十所高校都先后开设了教授创新技法的课程。
第二，适合中国学生的教材层出不穷。
目前中国高校使用率较高的教材有中国矿业大学庄寿强的专著《普通创造学》，杨乃定主编的《创造学教程：创新教育系列教材》，甘自恒编写的《创造学原理和方法：广义创造学》，以及肖云龙编写的《创造学基础教程》等。
人文社会科学概论心得体会人文社会科学概论心得体会《人文社会科学概论》收获与体会当初选修这门课时，我认为它是一门很理论、很无趣的课，但几节课下来，我发现它是一门很有趣的课。
这个学期快结束了，我也学到了很多知识，例如：国际关系、旅游文化、岭南文化、市场营销、学习方法等，从一开始的一无所知到现在的了解。
这门课丰富了我的知识，开阔了我的视野。
所以很感谢佟老师这学期为我们带来了这么有趣的一门课。
我之前对国际关系不是很感兴趣的，但上了佟老师的课后，我对国际方面的事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国际关系这一章，我了解到了世界格局是在国际关系中，在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的基础上，以主权国家集团等战略力量角色及其组合形式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稳定的结构状态，世界格局分为单级格局，两极格局，多级格局和“一超多强”格局。
也了解到国际安全有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传统安全包括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安全，而非传统安全包括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等。
老师还分别介绍了几个大国的安全战略，而且每一个都说的很精彩，慢慢地我就对国际关系感兴趣了。
在国际关系这一章中，我学到了很多国际方面的知识，认识到了国际关系的重要性。
我们应该多些关心国际方面的时事，关心我们国家的利益与安全问题，做一个热爱祖国的好公民。
旅游这一章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我喜欢旅游，但我对旅游方面的知识不了解。
所以我很认真地听佟老师讲的课，每一节课都提前到教室里等着。
广州是海上丝路肇始地，近代革命策源地，岭南文化中心地，改革开放前沿地。
所以老师主要介绍了广州的旅游景点，如：白云山、莲花山、宝墨园、二沙岛等，有免费的有要收费的，有贵的有便宜的，还有哪个景点要带上什么，要注意什么等等，老师都说的详细很精彩。
我虽然在广州生活了几年，但我还没有游完广州的景点，听完旅游这章，我心里有了一个小小的决定了：大二游完广州所有的景点。
老师还介绍了一些外省的著名景点，给我们看了一些他拍回来的照片，那些景点都很吸引我，我真的很想现在就去把那些景点都游一遍。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李泽厚(1930- )，中国当代学者。
本文选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
有删节。
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相同的运动。
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爱国反帝运动。
众多论著常常笼统地歌颂它们，较少注意二者的复杂关系及由此而来的思想发展和历史后果。
本文试图对此作些初步探讨。
我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曾认为：“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中心的一环，都有这种为时代所规定的特色所在。
……在近代中国，这一环就是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燃眉之急的中国近代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把注意和力量大都集中投放在当前急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讨论和实践活动中……”(第475页)并指出从变法(维新运动)到革命(推翻清朝)，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知识群兴奋的焦点。
其他一切，包括启蒙和文化，很少有暇顾及。
例如邹容①《革命军》中的民主启蒙思想并没得到重视和普及，完全淹没在呼号革命的军事斗争中。
孙中山在辛亥后赠以“大将军”的美谥，倒正好是这样一个象征。
宋恕②《六斋卑议》中反宋明理学的突出的启蒙思想，更被挤到角落里面，几乎至今无人注意。
辛亥之后，尽管并没有多少真实的进步，但历史毕竟翻开了新页。
皇帝没有了，“学而优则仕”的旧封建路途不再那么正规，但政局一塌糊涂，思想异常混乱，控制相对放松，意识形态似乎成了空白。
一方面，旧的体制、规范、观念、风习、信仰、道路……都由于皇权崩溃，开始或毁坏或动摇或日益腐烂；另一方面，正因为此，强大的保守顽固势力便不断掀起尊孔读经、宣扬复辟的浪潮，想牵引局面恢复或倒退到“前清”时代去。
对知识者特别是年轻的知识一代来说，国家和个人的前景何在，路途何在，渺茫之外，别无可说。
上一代革命者的热忱衰退了。
除了一些仍围绕在孙中山的身旁做些力不从心效果不大的政治、军事斗争外，很大一批消沉下来。
范爱农、吕纬甫、魏连殳……连鲁迅本人也沉默几乎十年，以读佛经拓碑刻抄嵇康来排遣时日。
正是在这万马齐喑、闷得透不出气来的黑暗王国里，陈独秀率先喊出了民主与科学。
左拉与德雷福斯案件贝尔纳法国作家。
本文选自贝尔纳《左拉》，郭太初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标题为编者所加。
1894年，左拉在意大利为《罗马》一书收集资料。
后来又回到梅塘继续工作。
同年10月15日，德雷福斯上尉被捕；12月22日，他被判终生流放撒旦岛。
1894年，德雷福斯案件发生的时候，我正在罗马．12月15日前才回来。
我在罗马当然很少阅读法国报纸。
这就是我对这个案件长时间处于无知和冷漠状态的原因。
1897年，我从乡间回到了巴黎，有机会了解到了后来公之于世的事实和一些资料，我的信念变得坚定了，不可动摇了，这时候我才开始热衷于这个案件。
案发之初，谁也不怀疑德雷福斯有罪：甚至日后成了他的积极辩护人的那些人，如克列孟梭和饶勒斯，当时都激烈地攻击他。
后来有消息在巴黎慢慢传开，认为德雷福斯可能是无辜的。
一位军官，皮卡尔中校，于1896年告诉上司，他确信艾思特哈茨是真正的叛徒，是向德国提供清单的主谋。
但是有人强迫他保持沉默，派他到北非去出差。
国防部各办公室不打算推翻前审。
他们认为复核案件有损于军队的威望，有可能表明审理此案的方式有多么的武断。
如果左拉在巴黎生活的话，他或许会对当时在全城开始扩散的传闻十分敏感。
但是他住在梅塘，全神贯注地在写他的三部曲：他对德雷福斯案一无所知，或者至少可以说，他把这个案件看做是一般的通敌案，并未予以过多的注意。
然而不安的情绪在增长。
上议院副议长肖尔·凯斯特奈也产生了怀疑，他的正直是无可非议的，他是一个受人普遍尊敬的人。
要强制他像职业军官那样缄口不语就不那么容易了。
在这一场方兴未艾的斗争中，他投入了自己全部的道德信誉。
此外，德雷福斯给家里人写的信也开始为人了解，这些信言真情切，动人心弦。
他被关在撒旦岛的一间牢房里，有12个人日夜看守着，他不停地、顽强地鸣冤叫屈，使一些有良心的人深感不安。
最后，贝尔纳·拉扎尔也参加到激烈的斗争中来了，他公开地向舆论发出了危险的警报。
旗开得胜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鉴定结项审批书项目批准号 13FMZ002学科分类 民族问题研究项目名称 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理论、历史与现实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填表日期 2015 年 4 月 27 日旗开得胜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11年3月1声明本申请鉴定结项的研究成果不存在知识产权争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享有宣传介绍、推广应用本成果的权力，但保留作者的署名权。
特此声明。
项目负责人（签章）年月日填表说明一、本表仅适用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鉴定结项申请。
二、按照有关规定认真如实地填写表内栏目。
无内容填写的栏目可空白；所填栏目不够用时可加附页；凡选择性栏目请在选项上划圈或打“√”。
三、“主题词”栏需填写反映成果内容的4个以内关键词；“最终成果简介”的写法和要求见申请书内该栏目的“主要内容与要求提示”。
四、本《鉴定结项审批书》报送1份（A4纸型，于左侧装订），并附2套项目最终成果和2份最终成果简介。
以上材料经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审查后，报送所在省（区、市）社科规划办或在京委托管理机构审核。
五、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通讯地址：北京市西长安街5号，邮政编码：100806。
六、如有其他不明白的问题，请与所在省（区、市）社科规划办或在2京委托管理机构联系。
3一、数据表4二、总结报告56789三、修改说明1011121314注：本栏可加页。
四、课题组的主要阶段性成果15题组一般成员的顺序填写。
可加行、加页。
（2）主要阶段性成果的重要转摘、引用和应用情况可加页说明。
五、项目最终成果简介六、申请免于鉴定的理由16七、建议回避鉴定的专家名单八、经费决算表17181920九、所在单位审核意见十、省（区、市）社科规划办或在京委托管理机构审核意见21十一、成果通讯鉴定结果22十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审核意见十三、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审批意见232425。
2021.2全球海洋治理视角下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建构林昆勇（广西大学海洋学院科技创新研究中心，广西南宁530004）摘要：中国首次提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理念对全球海洋治理影响深远，彰显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大国在全球海洋治理领域向国际社会贡献的“中国方案”，使全球海洋治理秩序朝向更为合理、平等与有序的方向发展，从而实现了人类合理利用海洋与有效保护海洋的和谐共生。
构建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是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和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有机结合，为引领和推进全球海洋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
关键词：全球海洋治理；海洋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中图分类号：D820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91（2021）02-025-008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珊瑚礁在维护南海岛礁权益中的作用机制研究”（18BGJ05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林昆勇（1977-），男，广西陆川人，广西大学海洋学院党支部书记，副教授，科技史博士，主要从事海洋科技、珊瑚礁与海洋生态环境、南海问题研究。
海洋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空间，也是地球生态环境的调节器。
21世纪是海洋开发与利用的世纪，海洋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的战略地位尤为凸显。
全球海洋治理已成为推动世界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我们既需要关注海洋、开发与利用海洋，也有责任从全球海洋治理视角下研究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本质及发展规律。
人类能否正确认识和合理推进全球海洋治理，已经成为影响甚至决定21世纪人类社会和平发展的质量与方向的一个重大问题。
2019年4月，习近平主席会见应邀前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的外方代表团团长时，就全球海洋治理问题首次提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理念，指出人类“被海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1］。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并且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
其兴也勃潘旭澜(1932- )中国当代学者。
本文选自《太平杂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洪秀全三次应考，未能进学，即考不上秀才，精神上打击很大，心力交瘁，大病一场。
病中，落榜所产生的强烈心理反弹，实质性的精神病变，粱阿发编纂的传教书《劝世良言》诱发的想象，多种因素搅合在一起，产生了神游高天，上帝派他下凡作太平天子的幻觉。
再加上头脑基本清醒时的顺势思考，萌生了利用迷信造反的想法。
第四次应考又名落孙山，使得这个自视极高的老童生，从旧梦中寻求出路。
他以《劝世良言》为底本，加上随心所欲的发明创造，要创立挂羊头卖狗肉的宗教。
这个意图，首先得到好友（一说又是表弟）冯云山的充分赞同和热烈支持。
这个冯云山，同样是屡试不第的老童生，同样对科举考试十分不满。
而且认为洪秀全有王者气度，极力促成利用迷信造反。
于是，他们一同“出游天下”。
在比较开放、文明程度较高的广东，没有市场。
只好转到广西山区农村。
这个转移，使得他们的造反得到成功的可能。
洪秀全既极其自私又十分任性，没有做“地下工作”的耐心，遇到风险更是一走了之，逃回老家。
主要靠冯云山锲而不舍的努力，吸收了一批信徒，包括后来成为太平军第二号人物的杨秀清。
他们鼓动、吸收和组织百姓．尤其是无业游民和贫苦农民参加拜上帝会，逐步形成一套颇有特色而又相当严密的办法。
使造反能成气候，波及十几省，持续十来年。
准备造反之时，只有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七个人明白底细。
随后，有少数心腹亲信也晓得个大约略。
对于一般百姓，他们宣传独尊上帝，不拜邪神。
信上帝者无灾无难，不信上帝者“蛇虎咬人”。
上帝有无限权能，敬拜上帝则“享福无穷”。
“天堂路通”。
信了上帝再拜别的神道，就是有罪。
这样的宣传，比一下子就亮出造反的旗号，远远地易于为贫困、多灾多难、没有文化的百姓所接受。
不少人出于自身朴素的人生愿望，出于对频繁灾祸的恐惧，也就轻易地加入拜上帝会，将命运的缰绳交到洪秀全等人手里。
论中国的近代国家观念摘要：在近代动荡、复杂多变的世界格局和国内双重矛盾的影响中，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过程，经历了萌芽的初现阶段，民族资产阶级对西方近代国家观念的推进发展阶段，以及最终的形成确立阶段。
由于它的发展和形成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进行的，因此带着一定的时代背景特点，其最终的形成和确立，对中国社会的各方面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近代国家观念；形成过程；时代背景；影响近代的中国，是一个经历巨大考验与变化的国家，在清政府日渐腐朽时部分有识之士则在西方的文明与船坚利炮的冲击下，开始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思想的转变，对王朝与国家的相关概念也开始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并积极向社会传播他们所学到的新思想。
随着人们对西方近代国家文明的认识逐渐加深，旧的传统王朝“天下”观念开始逐渐被打破,国家和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并最终形成和确立了中国的近代化国家观念。
一、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过程从根深蒂固的古代王朝“天下”的国家观念，转换到以“民”为主的近代国家观念，是中国国家观念在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突变，其过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一）初现阶段，传统国家观念的打破“天下”的传统国家观念，自封建王朝时代以来就深深根植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国家就是以当朝帝王为中心，以边缘地带为附属国，地大物博，无所不有的天朝大国。
直到自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盲目态度，仍然固步自封的大清王朝被西方列强的船坚利炮进攻的时候，人们才被迫重新开启了对世界的认知。
虽然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打破了人们传统的“天下”的王朝国家观念，使人们看到了西方列强的强大，以及中国之外的世界。
然而，对于“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这些概念在条约签订时，并没有被清王朝所意识到，仅把条约视为“权衡之计”而无动于衷。
但是，面对列强的种种侵略，当时的部分有识之士开始受到冲击了，使得他们开始正视世界，将自己所学习到的西方知识和理念，著书立说，向人们展示真实的世界面貌。
如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给人们介绍了世界地图板块的基本构成，以及各大洲的基本情况，魏源则在《海国图志》中对世界主要国家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人文风俗等进行了描绘，这些著作的出现为当时的人们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中国所处的世界位置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发。
张艺谋历史电影中的“天下”与“国家”钱尊秋钱义广西大学文学院摘要：本文主要写著名导演张艺谋电影中的创作趋势，结合社会历史进行分析，导演如何看待天下与国家，采用一种独特的视角观看世界，对社会历史进行反思，以及给后世电影的发展带来的启发。
关键词：张艺谋；电影；国家；天下；历史；启发张艺谋是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代表性人物。
社会的发展为张艺谋电影发展提供了空间，而张艺谋也以他独到的电影空间适应着瞬息万变的社会发展，其电影不可避免地烙上了社会阶段性的特征。
1980年代，张艺谋主要把镜头对准家庭内部关系(夫权、女性)，针对的是传统意义上社会中的单个小家庭；1990年代，他开始抛弃对历史文化的反思与批判，镜头开始转向社会大众；进入21世纪，在社会商品化、国际化潮流的影响下，张艺谋的作品无论从制作上(国际化的投资与宣传)，还是电影主题的阐释来说都已向国际化迈进，“天下”与“国家”成为关注的焦点。
2002年的《英雄》把国际化的主题体现得淋漓尽致。
影片中各个小国之间的争斗正是导演对于目前国际社会政治、军事现状的一种折射。
片中刺杀秦王的事件同样是对世界目前恐怖主义的批判与反思，最后放弃刺杀的念头体现了张艺谋对现代国际社会恐怖组织的讽刺和希望天下安定的愿望。
在影片中导演刻意在“天下”的抽象环境中对“国家”重新塑造，“天下”是一个大“国家”。
天下安定国泰民安，天下大乱人民受苦，所以国家没有了界限，在国际化的大潮中我们需要转变观念去适应新的“国家”。
2004年的《十面埋伏》在影片的制作和发行上继承了《英雄》的风格，这是社会发展和导演创作风格的必然选择。
同样影片关注到了更大的影像思维空间，不只是社会更不只是单个家庭与个人，而是社会组织和政府问题，这也许就是导演面对国际化的大潮对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的质问。
影片给观众展示了更大更广更加抽象的思维空间，观众在这种视觉大潮中也开始了对社会组织和政府之间关系的讨论。
20O5的《千里走单骑》，张艺谋则把中国、日本两个国家作为了影片大的具象空间环境。
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张灏(1937- )，曾长期担任美国俄亥俄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
本文选自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引子今天在这个世纪交替之际，海峡两岸是一片改革的声音，我们很容易忘记这种声音是近20年才响亮起来的。
在这以前，改革的声音是很微弱的。
长时期笼罩中国的是革命的声音。
今天回顾20世纪的历史发展，谁也不能否认中国人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是花在“革命的道路”上。
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是如何走上这条革命的思想道路，而没有走上改革的道路?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在进入正题以前，我想先对革命这个现象作一个简单而基本的说明。
大约说来，近代世界的革命有两种：一种可称之为“小革命”或“政治革命”，它是指以暴力推翻或夺取现有政权，而达到转变现存的政治秩序为目的的革命，最显著的例子是1776年的美国革命，和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另一种是所谓的“大革命”或“社会革命”，它不但要以暴力改变现存政治秩序，而且要以政治的力量很迅速地改变现存的社会与文化秩序，最显著的例子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与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也属此类。
我今天要谈的“革命道路”主要是指这共产主义大革命的思想道路。
历史的回顾从今天回头看，这条革命的思想道路是极漫长的。
大致说来，它的起始点可以推到整整100年以前．1895年前后，也就是我所谓的转型时代初期(1895年至1920年初)。
在这以前，中国自从19世纪中对外开放以后，只有改革与保守的论争。
1895年以后，改革的阵营逐渐分化为改革和革命两股思潮，也因此展开了百年来革命与改革的论战。
在这场论争的过程中，革命派很快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在本世纪初年，中国思想界开始出现革命崇拜的现象，最好的例子就是邹容的《革命军》。
随着革命的声浪日渐扩大，革命崇拜日渐散布，中国思想界出现了激化的现象，到了“五四”后期，20年代初，这激化已经相当普遍，终而形成中国文化界、思想界在20年代至40年代间大规模的左转，而革命崇拜也逐渐激化成为一种革命宗教，像燎原的野火在当时吞卷着中国，几乎把改革的声音完全掩盖掉。
论国家及其未来地位哈维尔(1936- )捷克作家，现任捷克总统。
本文为作者在加拿大国会的演说，张钰译。
有删节。
译者的话：捷克共和国总统哈维尔先生1999年4月29日在渥太华对加拿大国会两院议员的演说已发表一周年了。
这篇演说对北约军事干涉行动的高度评价，至今仍有很大争议，但是它所陈述的新世纪价值观，被概括为「人权高于主权」，已成为当代世界人权运动最响亮的口号之一。
笔者将全文译出以资参考，也表纪念之意。
捷克不过是欧洲一小国，其前身──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的「天鹅绒革命」，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共和国的「文明离婚」，创造了当代文明的两项世界纪录；作为知识分子出身的人权民主运动领袖和前联邦总统，哈维尔先生在其中的影响和贡献之大举世周知。
更难能可贵的却是他能始终坚持「人的价值高于国家」的理念，这即使在「人权斗士」出身的国家领导人中也是凤毛麟角，比起那些一有权就变成「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伪君子，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捷克人民和哈维尔先生的榜样，应该使目前陷入「统独之争」尤其是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各方人士深刻反省。
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没有直接提及「人权高于（国家）主权」的命题，并非笔者的漏译或误译，因为最接近的提法本就只是「人（的）权（利）高于国（家）权（利）」（Human rights rank above the rights of states）和「（人的）自由（所构成的价值）高于（国家）主权」（Human liberties constitue a value higher than State sovereignty）；至于这些命题之间的是否有差异，读者可自作判断。
此外，「国家」一词在原文中基本都是state(s)，只有极个别的特殊部位原为nation或country（译文中将注明），有心者自可体会原作者的用意。
笔者中、英文功力有限，译文只能以「信」为主，力求通「达」，却很难兼顾其「雅」，因此恐怕无法再现原作的文采及风格，实在抱歉。
译文中的段落划分完全根据原文，但添加了小标题以示重点。
〔开场白从略〕借此机会，请允许我就国家及其未来地位的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个人重于国家种种迹象表明：民族国家的荣誉，作为每个民族的历史顶峰，作为世俗的最高价值──事实上唯一允许为之杀戮或值得为之捐躯的价值──已经过时了。
几代民主人士的启蒙努力，两次世界大战的可怕经历，《世界人权宣言》的由此采纳，以及我们文明的全面发展，看来正逐渐使人类认识到：个人比国家重要得多（A human be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a State）。
对国家主权的顶礼膜拜，必将不可避免地溶于一个人人相连的世界──超越国界，通过亿万种环节融合，从贸易、金融、财产直到信息，传递多种多样的普遍观念和文化模式。
而技术的极大进展，我们的命运已经融为一体；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我们是否愿意，大家对每件事的发生都负有责任。
很明显，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对自己国家的盲目热爱──一种认为爱国至高无上的热爱，一种为本国的任何行动找借口的热爱，一种拒绝任何异于本国事物的热爱，不可避免地变成危险的时代错误，变成酝酿冲突的温床，最终更成为难以估量的人类痛苦之源。
我相信，在即将到来的世纪，大多数国家将由迷信般崇拜和倾注激情的客体，转变为更文明而单纯的行政单位；它们将更少强制性，尤其更通情达理，不过是多层次复合的世俗社会自我组合的一个层级。
这种变化，加上其它的变化，会逐渐地废弃那种不干涉的观念──别国所发生的一切，对那里人权状况的衡量，都与己无关。
二◎国家职权：下放或上交谁将接替现在由国家执行的各种功能呢？先讲那些激情功能。
我认为，它们将开始更均等地分配给各种层次，这些层次构成人的特性，或者使人们从中体现自己的存在。
对此，我指的是那些我们理解为自己家园或自然界的各种层级──本家庭、本公司、本村镇、本地区、本专业、本教会或社团，以至本大洲和地球──我们居住的行星。
这一切都构成各种证实自我的环境。
如果至今对本国的过度依附势必削弱的话，那么就有利于这些其它环境而言，这种依附更是非削弱不可。
至于国家的实际职责和管辖权，它们只有两种去向：下放或上交。
国家目前执行的许多任务，可以逐渐下放到公民社会的各种机构，或上交给各种区域的、跨国的、全球的共同体或组织。
这类功能转交已经开始了，在一些区域走得很远，而在另一些区域则差些。
无论如何都很明显，出于各种原因，发展趋势必定是这条路。
如果现代民主国家通常由以下特徵所定义：尊重人权及自由、公民平等、法治和公民社会，那么人类由此及彼的存在方式，或者说人类为了自己生存利益而趋向的存在方式，将很可能基于以下特徵而存在：对人权的普遍即全球性尊重、全球公民平等、全球法治和全球公民社会。
三◎在多元文化和多极环境中重新定位伴随民族国家形成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国家的地理分界，即有关国界的划定。
不计其数的因素都在此起作用，包括种族、历史、文化的考量，地质的特点，强权的利益，以及总体的文明程度。
更大区域或跨国共同体的创立，将不时受到同样问题的困扰，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负担可能正是那些民族国家的遗传，随着它们加入共同体而来。
我们应该竭尽全力，确保这个自我定位的过程将不那么痛苦，不至于像民族国家建立时那样。
请允许我来向你们举一个例子。
加拿大与捷克现在是盟国，都是同一个防卫组织──北大西洋同盟的成员。
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进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扩展到中欧和东欧国家的结果。
这个进程的重要性基于一个事实，它是打破铁幕真正重大的、历史不可逆转的第一步，它是在实质上而非口头上废除被称作《雅尔塔协议》的第一步。
众所周知，北约扩展远非易事，在世界两极分化结束十年后才得以实现。
如此步履维艰越接近俄罗斯，却不把俄罗斯纳入怀抱。
如果暂时不考虑其它动机，这种态度揭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要素：不确定性──被称为俄罗斯或东方的世界无法确定：何处是起点，何处是终点。
当北约以夥伴关系向俄罗斯伸手致意时，它所基于的前提是两个对等大实体的存在：欧洲─大西洋世界和巨大的欧─亚强权。
这两个实体能够而且必须彼此携手与合作──这是全世界的利益所在。
不过，双方要做到这点，只有在他们清醒认识自身之时，换句话说，也就是当他们知道何处是各方的起点和终点之时。
俄罗斯在其整个历史上都难以清醒，而且明显地将这一难题带入当代世界，在这里，分界的问题已不再与民族国家相关，而与文化和文明圈或区域有关。
是的，俄罗斯与欧洲─大西洋世界即所谓「西方」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同样也有着千差万别的区分，正像拉丁美洲、非洲、远东以及当代世界的其它区域或大洲。
这些世界各部份彼此有差别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某些部份比其它部份更有价值。
各方都是平等的，只不过有某种差别而已。
可是，差别并非耻辱！另一方面，俄罗斯非常重视将它看作一个重要的实体，一个理应特殊对待的实体，即作为一个全球强权；可是，它又不安于被看作一个独立实体，一个很难成为另一实体之部份的实体。
俄罗斯正在习惯北约的扩展，终有一天它会完全适应。
让我们希望，这将不仅体现恩格斯的「认知的必然」，而且体现一种崭新的更深入的自知之明。
正如其它民族必须学会在新的多元文化和多极环境中重新定位一样，俄罗斯也同样必须学会这么做。
这不仅意味着，它不能永远用自大或自恋来代替正常的自信；而且还意味着，它必须意识到何处是起点和终点。
例如，幅员广大且自然资源丰富的西伯利亚，属于俄罗斯；但微小的爱沙尼亚，却不属于俄罗斯，且永将如此。
如果爱沙尼亚觉得，它属于北大西洋同盟或欧洲联盟所代表的世界，这种想法必须得到理解和尊重，而不应被看作一种敌意。
通过这个例子，我想说明以下的论点：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如果人类要抵御自己正在准备应付的所有危险──将是一个更为紧密合作的世界，这种基于平等的合作，将在更大的、多半是跨国的、甚至有时将包括整个大洲的实体间进行。
为了世界能够如此存在，各个实体、文化或文明圈必须清楚地认识他们自身，理解是什么东西使自己不同于其它，还要接受这样的事实：“其它”并非缺陷，而是对全球人类财富的独特贡献。
当然，那些相反惯于将自己的“其它”看作是自负理由的实体，也必须同样反省。
四◎联合国不应只是各国政府俱乐部有些最重要的组织，所有国家和主要跨国实体都平等参与讨论，并做出许多影响全世界的重大决定。
其中之一就是联合国。
如果到下个世纪，联合国想要成功地执行它所承担的任务，就必须进行重大的改革。
安全理事会作为联合国最重要的机构，不能再维持该组织最初建立时的那些条件。
相反，它必须合理地反映今天的这个多级世界。
我们必须思考，是否绝对有必要，允许一个国家──即使只是在理论上──有权否决世界所有其它国家。
我们必须考虑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许多强大的民族在这个机构里没有常任代表权。
我们必须提出非常任理事国的轮换模式，以及大量的其它问题。
我们必须改善联合国的整个庞大机构，使其减少官僚主义，提高办事效率。
最重要的是，应该使地球上的所有居民确信，联合国真正是自己的组织，而并非只是各国政府的俱乐部。
关键的问题是：联合国能够为这个星球上的人民做些什么，而不在于它能够为具体的国家做些什么。
因此，有关改变很可能还要涉及：资助该组织的程序，使用其文件资料以及审核的程序。
问题并不在于废除国家的权力，建立一个巨大的全球国家取而代之。
问题在于，每件事不应总是且永远只是由国家及其政府经手。
正是为了人类的利益──与人权、自由以至生命相关，需要不止一条渠道，使世界领导机构的决定流向公民，使公民的意愿传达给世界领导人。
更多的渠道意味着更平衡，以及更广泛的互相监督。
五◎人权高于国权，自由高于主权我希望显而易见的是，我不是在这里反对国家的规范。
如果是那样的话，未免太荒唐了：一个国家的元首，向另一个国家的代议机构呼吁，国家应该废弃。
我在谈另外的问题，谈这样的事实：有一个价值高于国家，这价值就是人。
众所周知，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相反。
如果一个人为其国家服务，此服务只应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有必要使国家更好地为它的所有公民服务。
人之权利高于国家权利（Human rights rank above the rights of states）。
人之自由所构成的价值高于国家主权（Human liberties constitue a value higher than State sovereignty）。
就国际法而言，保护个人的条款优先于保护国家的条款。
在今天的世界上，如果我们的命运已融为一体，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为所有人的未来负有责任，就不应容许任何人──哪怕是国家，来限制人民履行这个责任。
各国的外交政策应该逐渐终止某种划分，至今为此，这种划分最经常地构成外交政策的核心，也就是有关「利益」、「本民族利益」或「本国外交政策利益」的划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