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游侠列传》与司马迁的游侠思想
黄晓星
【摘要】《史记·游侠列传》是中国正史中第一篇为游侠所作的传记.文中的游侠具有高尚的秉性、光明磊落的人格,靠血肉之躯践行诺言、行侠仗义,却没有得到应有
的评价,司马迁对此深感痛惜.司马迁借《游侠列传》不仅表达了对游侠精神的认识
和赞许,而且寄寓了个人品格和道德理想,以及对黑暗的社会现实的反抗精神.
【期刊名称】《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年(卷),期】2017(034)003
【总页数】4页(P97-100)
【关键词】《史记》;司马迁;游侠
【作者】黄晓星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100089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2
游侠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特殊群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游侠曾对社会产生过不同的作用。西汉时期，游侠之风兴盛，司马迁的《史记》载有《游侠列传》，用以记载游侠的事迹，是中国正史中第一篇专为游侠而作的传记。由于种种原因，自《史记》《汉书》之后，正史不再为游侠作传。这篇可以称得上空前绝后的《游侠列传》不仅叙述了汉代游侠的事迹，反映了司马迁对游侠精神的认识和赞许，而且体现了司马迁的个人品格和理想追求。
《史记》不仅记录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三千多年的历史，还熔入了司马迁对历史的思考、对社会与人生的认识。在《史记》各篇中，《游侠列传》一向被认为是司马迁的别有寄托之作。
除了创作《游侠列传》之外，司马迁还专门为《游侠列传》作了一篇序——《游
侠列传序》。在这篇序中，司马迁吐露了真实的心声——“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1]844。司马迁为何选择《游侠列传》表达自己的“恨”？为何司马迁隐藏于《游侠列传》的思想感情异于其他人物的列传？其原因在于游侠身上的独特品格为司马迁所推重，即“侠客之义”。司马迁这样形容“侠客之义”的重要性：
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1]843
司马迁认为“乡曲之侠”与季次、原宪相比虽“不可同日而论”，但“侠客之义，曷可少哉”！司马迁将“侠客之义”总结为：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1]843
在侠客品格中，司马迁特别强调“信”对侠客的重要意义，可以说，他笔下的游侠是以“信”为主要行为特征、人格特征的一类人。司马迁笔下入传的游侠都是“布衣之侠”，无特权可以凭借，其为人处世全凭自身的天然秉性、光明磊落的人格和血肉之躯。侠客的人格魅力不在于为他人提供武力、钱财等方面的援助，而在于他们信守承诺，能给他人带来精神的慰藉和道义的拯救。在缺乏信任和安全感的社会中，这些能给人们带来一线希望和力量。游侠的“言必信，行必果”成为了后世衡量信义的重要标准，司马迁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信”是对内心的忠实，能给人以温暖和感动，而这正是司马迁所渴求的。司马迁在《太史公自
序》中谈写作《游侠列传》的意旨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1]885“仁”“义”是当时社会
主流的、核心的道德观念，司马迁没有选择儒士作为“仁”“义”“信”的代言人，却选择了处于社会边缘的游侠作为仁义的代表，显然是别有深意的。司马迁认为，儒者、学士可以见称于世，侠者却多隐没不见记载，世人因为普遍没有认识到“游侠之义”，而将游侠与“侵凌孤弱”的“豪暴之徒”混为一谈，这让司马迁深感痛惜。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已经有了游侠。在不同历史时期，游侠的社会地位、角色功能有很大差异，所以司马迁对列传中的侠客范围作了限定。
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1]844
司马迁将“游侠”活动的时间范围限定在“汉兴”之后，《游侠列传》中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五位侠士，生活在汉初到汉景帝、汉武帝时期。虽然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但是他们身上具有很多相似的道德品质与人格特点。虽然他们也会触碰当时的王法，甚至可以说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合法的，但是他们廉洁谦让的德行值得称颂。司马迁非常看重游侠的品行与人格，并没有以世俗的眼光与标准看待、评价游侠这个群体。游侠是一个经常触犯王法的、为统治者所不容的群体，司马迁却将其写进史传，反映了司马迁不是单纯的历史事件的记录者，而是一个敢于为普通人发声的“叛逆者”和先驱。在游侠身上，司马迁寄寓了自己的是非观念和人格理想。《史记》历来被视为“半官史、半私史”，笔者认为，《史记》被称为“公私并举”，但绝非公与私“二分天下”，从游侠身上寄托的司马迁个人的精神追求和价值观念看，《游侠列传》属于“私”的成分更多一些。
《游侠列传》中主人公的身份、地位不尽相同，我们很难依据社会阶级或职业给“游侠”下一个定义。司马迁主要根据传主的行为、品格、性格等对“游侠”作出
界定，他所说的“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於世者，谓之游侠”[1]844
强调的是游侠的行为特点，与他们所属的阶级或阶层无关。《游侠列传》中的游侠不是不事生产的寄生者，也不是社会最底层的手工业者、无产者。他们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不需要依赖权贵的施恩而生存。以汉代以前的侠客或刺客除了武力或生命外一无所有，浮游无食，而汉代游侠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和固定的住所，不再寄身于他人门下[2]145。独立的经济地位使游侠的行侠仗义远离了政治斗争，远离了当
政权贵，保证了他们的行为完全出于个人意愿。他们心甘情愿地救助、收留落难之人，如朱家就“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1]845。
因此，在《游侠列传》中，游侠不是一种职业，而是道德的楷模。司马迁笔下的侠客都注重品格与德行的修为。例如，朱家“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既阴脱季布将军之厄，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1]845。朱家的高尚品行体现在在对方身处
困境时伸以援手，而在对方富贵时不愿沾光，不再提起救助对方之事。施恩不图报，这是比有恩必报更高的道德标准。再如，郭解面对他人的轻慢无礼，首先检讨自己“德之不修”，然后以德报怨，免去对方的差役。游侠在救人困厄之时常常冒着生命的危险，这种不畏牺牲的精神，已接近“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的道德境界。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3]111可以说，游侠身上具有的品质与社会中某些人
的虚伪、凉薄、势利形成了鲜明对比。虽然游侠没有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没有荆轲刺秦王般的惊世骇俗之举，但读者仍然能从司马迁热情洋溢的文字中感受到游侠舍己救人、信守承诺的人格魅力。
《游侠列传》不仅记载了游侠的行状，而且表达了司马迁对游侠的评价。司马迁将游侠与当时深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的儒生相比较。例如：将游侠或与古代贤者季次、原宪“比权量力”；将侠客救人于困境的品德与昔日虞舜、伊尹、傅说、吕尚、管仲、百里奚、孔子等身处困境的遭遇相对比。这种写法不仅提高了游侠的地位，而
